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
第三节
|
中医学认为“肾藏精，生髓，通于脑”“脑为髓海”。脑的结构和功能基础在于“脑髓”，“脑髓”的产生赖于肾中精气的不断充养；“脑为元神之府”，脑主持思维、发生感情、产生智慧、控制行为、支配感觉、统帅周身的作用有赖于“肾藏精”功能的正常发挥。中医脑的生成、生理功能的发挥和病理状态的呈现都与中医肾脏功能状态息息相关。
肾在下为脑提供物质基础，脑在上为肾之调节枢机。肾-脑作为一个相对完整的功能系统，共同完成对人体脏腑功能、意志精神情志、认知功能、官窍感觉和肢体运动的支配调控作用，而在临床实践中从肾论治脑病的重要性日渐受到业界的重视，因此结合中医肾藏象和脑藏象理论认识，构建中医“肾-脑系统”，对于阐述肾、脑的内在联系，进而深入探讨中医“肾脑相关”的学术内涵，不仅有利于更好地把握和运用“肾脑相关”理论，为治疗脑部疾病提供更加精确的辨治思路，也为推动中医藏象理论研究和创新提供了一个新的尝试。
中医古代医家未提出过“肾-脑系统”的概念，但对于肾和脑之间的关系早有认识。中医藏象学说中有关“肾藏象”理论内涵的认识早在秦汉时期已基本成形，而对于“脑”的认识始于先秦时期，在秦汉以后不断充实和发展；中医“脑”的功能更多依存于“肾藏精”的功能。因此，可以说历代有关中医“脑”的认识正是中医“肾藏象”内涵的延续和扩展，而梳理历代医家有关“脑”内涵的认识是准确把握和发掘中医“肾-脑系统”的重要前提。
认识中医“肾-脑系统”有以下几点值得引起重视：
其一，中医“肾-脑系统”建立在历代医家对“肾脑相关”认识的基础上，只有充分理解和继承各家理论才能更好地把握“肾-脑系统”的学术内涵。
其二，中医藏象学说中有关肾藏象的认识在较早的秦汉时期已基本成形，而对脑的认识是在秦汉以后不断充实和发展的。构建中医“肾-脑系统”正是对“肾藏精”理论内涵中肾与脑相关的物质、功能、信息的整理和衔接。
其三，中医“肾-脑系统”是在整理中医藏象理论中“肾脑相关”基础上，为临床脑病辨证施治的实际需要而构建的理论模型，其理论内涵不是中医藏象理论内容中肾和脑结构与功能的叠加。
其四，中医“肾-脑系统”是在中医基础理论指导下建立的“肾脑相关”理论见解，在理解和运用其内涵时，务必与现代医学肾脏和脑解剖、生理和病理相关知识进行区分。
《灵枢·海论》载：“脑为髓之海，其输上在于其盖，下在风府。”《灵枢·骨度》云：“头之大骨围二尺六寸……发所复者，颅至项尺二寸，发以下至颐长一尺。”这些说明虽然当时古人对脑的形态认识不太精细，但已经认识到脑的位置在颅内，上至头盖骨，下至风府，并有大致尺度的记录。
中医藏象学说中脑与髓、骨、脉、胆归属于奇恒之腑，同时也有把其归属于脏的记载。《素问·五脏别论》云：“黄帝问曰，余闻方士，或以脑髓为脏……不知其道，愿闻其说。”《素问·禁刺论》云：“脏有要害，不可不察……刺中心，一日死……刺头中脑户，入脑立死。”显然，《黄帝内经》已经把脑与五脏并列，并且认识到刺头中脑户会导致即刻死亡，比刺中脏更为凶险，由此可以看到古人已意识到脑对人体生命存在的重要性，当时能把脑列属为奇恒之腑和与五脏相类似的脏，充分说明了古人对脑的独特性和重要性均有一定的认识。
此时期，中医学中肾的概念起始于古代解剖方面的知识，认为肾是位于腰部、腹腔之内、脊柱两旁、左右各一的器官。如《素问·脉要精微论》记载：“腰者，肾之府。”
在肾的诸多功能中，藏精功能起着决定性作用。“肾藏精”的概念，出自《灵枢·本神》——“肾藏精，精舍志”。《素问·六节藏象论》进一步发挥：“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藏有隐藏、藏匿，或收藏、储藏之意，说明肾为藏精之处，封藏精气，平时潜隐不外露，在人体需要时发挥其生理功能。
此时期为中医肾、脑藏象理论的奠基阶段。此时期的医家已经对肾藏象、脑藏象的解剖、生理功能、经络关系和重要性有了一定认识，更为重要的是阐明了脑结构的形成和功能的正常发挥取决于肾中精气的作用，为中医“肾-脑系统”中肾与脑的关系奠定了基础。
此时期已认识到髓是构成脑的重要物质基础，脑的功能是在髓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如《素问·五脏生成》云：“诸髓者皆属于脑。”脑髓和脊髓由肾精化生而来，两者彼此沟通，相辅相成，共同维持着人体的生命活动。此时对人体的产生过程已经有了明确认识，即“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灵枢·经脉》），指出人的产生是由受精卵而逐渐生长发育而来，其后再形成脑髓。脑髓在胚胎时期已经形成，标志着新生命的开始，但它的生长发育及功能的正常发挥还需依赖后天水谷之精的濡养。如《灵枢·五癃津液别》云：“五谷之津液，和合而为膏者，内渗入于骨空，补益脑髓。”先天禀赋充足，后天脾胃运化有权，水谷精微物质上输于脑，髓海得充，则思维敏捷，智能健全。这些记载体现了古代朴素的脑髓生理观，强调了肾精是脑髓形成的先决条件，从中可以看出肾所藏之精是作为“脑”的物质基础。
此时期对脑的功能认识为“头者，精明之府，头倾视深，精神将夺矣”（《素问·脉要精微论》）。此时已能粗略指出脑作为精明之府，具有视觉、知觉功能以及认识、辨别事物的作用，即脑是精神智慧产生之渊薮。并首次提到泥丸宫，如《素问·本病论》曰：“神失守位，即神游上丹田，在……泥丸宫。”已经认识到脑与神关系密切，能总管人的各种精神活动，为最高统帅。同时也认识到肾与人体的行动能力有关。“肾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素问·灵兰秘典论》）推其渊源，乃由肾中精气充盈，髓海得养，则精力充沛，反应快捷，故而伎巧多出。把认识、辨别事物的抽象思维和逻辑推理等作用归纳于脑和肾的功能之下。从体用一源的角度来看，肾之为体，脑之为用，体用之源在于肾所藏之精。肾之伎巧、起亟、主外等诸多与智能相关的功能的正常发挥依赖于肾藏精功能的正常，而脑是执行和展现伎巧、起亟、主外等功能的主体。
这一时期对肾与脑经络联系的认识是构成肾脑藏象相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素问·骨空论》曰：“督脉者，起于少腹以下……贯脊属肾，与太阳起于目内眦，上额交巅上，入络脑，还出别下项。”《灵枢·经脉》曰：“膀胱足少阳之脉，出于目内眦，上额交巅；其支者，从巅至耳上角；其直者，从巅入络脑，还出别下项。”以上可见，在经络上肾与脑是通过督脉和足太阳膀胱经彼此相连，相互维系的。
此时期是中医对脑藏象认识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中医学得到了迅猛发展，取得了显著的医学成就。这一时期时间跨度大，不仅产生了《伤寒杂病论》《诸病源候论》《备急千金要方》等医学名著，同时也涌现出“金元四大家”等医学名家。
（1）汉末至唐宋时期：
这一时期，中医脑藏象认识相关理论的发展体现在人们对中医脑的认识不断加深，脑主神明观点的提出和对脑的功能形成的新认识，丰富和发展了中医脑藏象相关理论内涵。
汉代张仲景在《金匮玉函经》中指出：“头者，身之元首，人神所注。”提出脑主神明的观点。
唐代孙思邈也强调了脑与神的紧密关系及在人体的重要地位。《备急千金要方》云：“头者，身之元首，人神之所法，气口精明，三百六十五络，皆上归于头。头者，诸阳之会也。”
这一时期的医学家和道家经典都尝试说明被称为“泥丸”的脑主神志的功能。如《颅囟经·原序》有：“太乙元真在头曰泥丸，总众神也，得诸百灵，以御邪气，陶甄万物，以静为源。”由此可知，古人已认识到脑主神志活动，通过其调节作用，既保持机体内外环境平衡，以抗外邪入侵而维护健康，又能对外界万事万物进行综合分析，并作出反应以适应外界环境的变化。
晋代道家经典《黄庭经》有“泥丸”“九宫”“百节”等相关描述，提出“泥丸百节皆有神”“脑神精根字泥丸”“一面之神宗泥丸，泥丸九真皆有房；方圆一寸处此中，内服紫衣飞罗裳；但思一部寿无穷，非各别住俱脑中”。
道家把脑分为九宫，其最为重要者称为泥丸。泥丸为元神所居之宫。道家的这种脑主元神说，丰富了中医脑的认识和内涵。
南宋陈无择《三因极一病证方论》曰：“头者，诸阳之会，上丹产于泥丸宫，百神所集。”明确论述了脑与神密切相关。
（2）金元时期：
这一时期，中医脑藏象相关理论的发展一方面体现在明确提出脑主神明的功能，另一方面指出了人体官窍中视觉、听觉、嗅觉与脑的相关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识到人的视觉、听觉、精神、情志状态同样可以影响到脑的功能状态，且保持好肾所藏之精对于养脑护脑意义重大。
刘完素提出一些如何用脑和养脑的方法，并强调了保持情志稳定和固敛肾精以达到护脑目的的重要性。如《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原道论》记载有：“忍怒以全阴，抑喜以全阳，泥丸欲多栉，天鼓欲常鸣，形欲常鉴，津欲常咽，体欲常运，食欲常少。眼者身之鉴也，常居欲频修；耳者体之牖也，城廓欲频治；面者神之庭也，神不欲复；发者脑之华也，脑不欲减；体者精之元也，精不欲竭；明者身之宝也，明不欲耗。补泻六腑，淘炼五精，可以固形，可以全生，此皆修真之要也。”由此可知，肾脏的藏精功能不仅对脑的形成具有决定作用，同时对维持和保护脑的功能同样意义重大。
李东垣在《脾胃论》中谓：“视听明而清凉，香臭辨而温暖，此受天之气而外利九窍者也。”说明了视觉、听觉、嗅觉均与脑相关。又曰：“气乃神之祖，精乃气之子，气者精神之根蒂也。”指出了脑主导的精神与元气、精相关，脑的功能依赖于元气的充盛。《兰室秘藏·诸脉者皆属于目论》曰：“《阴阳应象论》云：诸脉者皆属于目，目得血而能事视，五脏六腑精气，皆上注于目而为之精。精之窠为眼，骨之精为瞳子，筋之精为黑眼，血之精为络，其窠气之精为白眼，肌肉之精则为约束，理撷筋骨血气之精，而与脉并为系，上属于脑，后出于项中。故邪中于项，因逢其身之虚，其入深则即随眼系入于脑，则脑转，脑转则引目系急，目系急则目眩以转矣……”揭示了目与肾脑相关、肾所藏五脏六腑之精气上注于目，对于维持目的功能具有重要作用。
此时期为中医“脑藏象”认识的成熟阶段。明清时期在中医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一时期从理论到实践都有突破性进展，许多新知识、新经验不断提出，对脑的相关认识更加深入和具体，走向综合和全面。此时期认识到脑具有主导感知活动、记忆思维、主肢体运动等功能，为中医脑髓学说和“肾脑相关”理论的成熟作出了贡献。
这一时期，提出了“脑为元神之府”的学术观点。明代朱
等编著的《普济方》云：“头者，诸阳之会；上丹产于泥丸宫，百神所集。”指出了脑总统众神，至高无上。李时珍在《本草纲目·辛夷》中指出：“脑为元神之府，而鼻为命门之窍。人之中气不足，清阳不升，则头为之倾，九窍为之不利。”这些脑与神志关系的鲜明论点，对科学认识脑作出了重要贡献。
医家对脑对人体之主宰作用作了进一步论述。喻嘉言《寓意草》云：“头为一身之元首，穹然居上……其所主之脏，则以头之外壳包藏脑髓。脑为髓之海，主统一身骨中之精髓。以故老人髓减，即头倾视深也。《内经》原有九脏之说，五脏加脑、髓、骨、脉、胆、女子胞，神脏五，形脏四，共和为九。岂非脑之自为一脏之主耶？……身中万神集会之所，泥丸一宫，所谓上八景也。”强调了大脑不仅属脏，而且与其他五脏之间乃是主与奉的关系。在《黄帝内经》之后，喻嘉言首次将脑的地位提升于五脏之上，较李时珍“脑为元神之府”的学术论断显然是一种进步。清代张璐《张氏医通》曰：“头者，天之象，阳之分也。六腑清阳之气，五脏精华之血，皆朝会于高巅。”脑居头颅之内，至高之巅，赖阳气通达，才能“若天与日”，使脑转运疏泄，以敷布周身，故脑为纯阳之脏，主宰一切。
明代医家已经开始重视脑髓学说的研究，如王肯堂强调脑髓对人体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证治准绳·幼科》称：“人之无脑髓，如木无根。”清代王学权明确指出记忆认知功能的强弱与脑髓的充足与否密切相关。他在《重庆堂随笔》中曰：“盖脑为髓海，又名元神之府，水足髓充，则元神清湛而强记不忘矣。”清代吴谦在《医宗金鉴》中云：“头位诸阳之首，位居至高，内涵脑髓，脑为元神之府，以统全身者也。”此时可见对脑主导神明的作用已成定论。又如清代程杏轩《医述·医学溯源》认为：“脑为诸体之会，即海也，肾主之。”《医述·杂病汇参》称：“髓本精生，下通督脉，命火温养则髓益充……精不足者，补之以味，皆上行于脑，以为生化之源。”再次阐述了肾对脑的决定性作用，进一步强调了肾精、脑髓之间的关系，对中医“肾-脑系统”的内在相关性作了铺垫，在治法治则上则高屋建瓴地提出补精即是补脑。
明清医家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述脑与五官诸窍的关系。清代王宏翰《医学原始》称：“五官居身上，为知觉之具。耳、目、口、鼻之所导入，最近于脑，必以脑先受其象而觉之、而寄之、而存之也。”“脑颅居百体之首，为五官四司所赖，以摄百肢，为运动知觉之德。”阐明了五官的知觉、四肢的运动取决于脑的观点。清代王清任对脑与听觉、视觉、嗅觉、记忆、意识思维等一系列神志活动的密切关系作了进一步阐述和论证，形成了著名的中医脑髓学说。在其医著《医林改错》中列有《脑髓说》专篇，明确指出：“灵机记性在脑者，因饮食生气血、长肌肉，精汁之清者，化而为髓，由脊骨上行入脑，名曰脑髓。盛脑髓者，名曰髓海。”说明脑为髓海，主导人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并进一步阐明：“两耳通脑，所听之声归于脑……两目系如线，长于脑，所见之物归于脑……鼻通于脑，所闻之香臭归于脑。”以上可知，耳、目、鼻等感觉器官都有通道与脑直接相连，将外界刺激传入脑，由脑产生相应的感觉，故谓所听之声、所见之物、所闻之香臭均归之于脑。
脑既是传入接受之器，更是传出指挥之官。五官九窍的生理功能，是脑神生理功能的外在表现。王清任还描述了味觉的产生和语言的支配皆因于脑。为说明肾藏精生髓对于脑的发育生长以及五官功能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王清任以婴儿脑髓生长与感受、语言发育为例，如“小儿出生时，脑未全，囟门软，目不灵动，耳不知听，鼻不知闻，舌不言。至周岁，脑渐生，囟门渐长，耳稍知听，目稍有灵动，鼻微知香臭，舌能言一二字。至三四岁，脑髓渐满，囟门长全，耳能听，目有灵动，鼻知香臭，言语成句”，论证了人脑具有产生感觉、主管言语、主持思维的功能，而且还说明了脑的发育生长与人的智力发展的关系。“小儿无记性者，脑髓未满；高年无记性者，脑髓渐空。”不仅说明了脑具有主记忆的功能，而且说明脑髓充足与否决定着记忆力功能的强弱，髓海充足则记忆牢固，不足则反之。
纵观人的一生，肾中精气充足与否决定了人的生、长、壮、老、已的过程，揭示了肾精化生的脑髓与记忆能力关系的动态变化，表现出随年龄增长由无到有、自弱到强，而后又逐渐衰退的自然变化现象。
这个时期是对中医脑藏象认识相对成熟的阶段。这一时期，人们不仅确定脑对人体的主宰作用，同时提出了脑髓学说。脑髓学说的兴起使肾、髓、脑之间的关系得到进一步阐明，明确了脑与听觉、视觉、嗅觉、记忆等意识思维一系列神志活动的密切关系，提出了通过补益肾精以补脑是维持和改善诸多功能的重要治疗原则。
晚清医家唐宗海在其《中西汇通医经精义》中指出：“肾藏精，精生髓，故骨者肾之合也，髓者精之所生也，精足则髓足，髓在骨内，髓足则骨强。”肾藏精能力的盛衰直接影响骨、髓、脑的化生，从而决定其功能的强健与否。又曰：“盖肾主骨，肾系贯脊，通于脊髓。肾精足则入脊化髓上循入脑而为脑髓，是髓者精气之所会也。髓足则精气能供五脏六腑之驱使，故知觉运动，无不爽健。非髓能使各脏，实各脏能使髓也。”“髓之生由于肾，欲补髓者，即从肾治。”此论不仅强调了脑髓的重要作用以及肾、脑、髓之间的密切关系，还着重指出了肾精充足对于维持脑主宰的知觉运动的重要意义，并从肾生髓的角度强调了从肾治疗是补髓补脑的根本途径。
这一时期不仅对以往脑藏象相关理论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同时从解剖结构、生理功能到辨因施治都有了较为完善的认识；实现了脑藏象相关理论认识与治疗实践的有力衔接，是“肾脑相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且逐渐走向成熟的过程。
中医“肾-脑系统”理论的初步构建。新中国成立以后，诸多医家继承了历代各家对中医“肾-脑系统”相关理论的认识，在临床实践中运用填精补脑、补肾健脑、培元益脑等治法治则治疗相关脑病取得了较好的疗效。这些方法的应用是对“肾脑相关”理论指导临床的有力证明，同时也从临床需求角度佐证了构建中医“肾-脑系统”理论的现实意义。
中医学中的“脑”作为奇恒之腑从属于五脏六腑，临床辨证论治脑部疾病沿袭以脏腑辨证为核心。在理论方面可知中医藏象学说中的“肾”在脑的结构形成和生理功能的发挥中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本研究团队在多年临床实践中运用补肾法治疗中医脑病亦取得较好临床疗效。基于此，我们将肾藏象相关理论和历代医家对中医“脑”的认识相融合，在中医整体观念指导下初步构建中医“肾-脑系统”，以此探讨肾与脑的内在联系，丰富和发展中医“肾”与“脑”的科学内涵及外延。这既有利于更好地把握和运用“肾脑相关”理论解决临证实际问题，同时为脑部疾病的临床治疗提供更加精确的辨治思路，从而为中医藏象理论研究深入和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中医“肾-脑系统”的结构主要包括肾、髓、脑3个组成部分以及相关的经络联属。三者从化生角度来看是肾藏精，精生髓，髓聚为脑，可见作为中医“肾-脑系统”的始发点在于肾所藏之精，中间环节在于精化生为髓，最后髓汇聚成脑。肾、髓、脑不仅通过人体经络系统彼此联接，相互维系，在功能上肾与脑相互影响，一方面肾藏精功能决定脑的化生，脑的功能状态保持依赖于肾所藏之精的不断供养和填充；另一方面脑的功能状态影响到肾的功能状态。它们通过肾精、脑髓正常功能的发挥在不同的层面主宰或管理着人的脏腑系统和诸多重要功能（图2-4）。
图2-4 “肾-脑系统”生理联系示意图
中医“肾-脑系统”应从化生角度来理解此系统中肾的含义，其更多的是指肾中精气（肾精）与脑相关的功能。肾精是化生髓的物质基础，髓是分布于人体骨腔内的一种膏样物质，据髓所藏位置不同而名称各异，有脑髓、脊髓、骨髓之分。在中医“肾-脑系统”中所言之髓主要指的是脑髓。脑髓的产生和发育过程，清代以前古人描述较少。至清代王清任在《医林改错·脑髓说》中才具体论述了脑髓从出生到长成的大体发展过程，这种认识基本上和现代医学对脑髓发育的描述相吻合。
肾精的组成包括先天之精和后天之精。先天之精是生命的本原物质，受之父母，先身而生，起着形成胚胎、繁衍后代的作用，即《灵枢·决气》所载“两神相搏，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谓精”；后天之精是指出生之后，从外界摄取经脏腑气化而生成的精微物质，包括水谷之精和脏腑之精。水谷之精来源于饮食，是具有维持生命活动的精微物质；脏腑之精是指五脏六腑之精，是指除肾精之外的五脏六腑不断积累和充养的脏腑精气，是各脏腑生理活动的物质基础。肾精来源于先天，充养于后天，是化生脑髓的物质条件；脑髓依赖精气而化生。
脑髓的具体来源可归结为3个组成部分。
一是源于肾中先天之精气，指禀受于父母的先天之精，是脑髓产生的原始物质，也是化生元神的物质基础，同时元神又依附于脑这个形体而存在，所以李时珍说“脑为元神之府”。先天之精的盛衰，直接影响着脑的发育和神明的功用。肾精充足，先天之精气充盈，则肾主骨生髓化生有源。清末民国时期著名医家张锡纯在《医学衷中参西录》中明确提出：“脑为髓海，乃聚髓之处，非生髓之处，究其本源，实由肾中真阴真阳之气，酝酿化合而成，缘督脉上升而贯注于脑。”
二是水谷之精充养脑髓。先天之精化生脑髓形成之后，脑髓还需不断得到水谷精微的营养才能逐步长成。其充养来自于后天脾胃将水谷精微转化为气血，并借助脾的升清与胃的降浊，将水谷精微之气上承脑髓。《灵枢·五癃津液别》说：“五谷之津液，和合而为膏者，内渗于骨空，补益脑髓。”《灵枢·决气》也说：“谷入气满，淖泽注于骨，骨属屈伸，泄泽补益脑髓。”《医林改错·脑髓说》认为：“灵机记性在脑者，因饮食生气血、长肌肉，精汁之清者，化而为髓，由脊骨上行入脑，名曰脑髓。”
三是脏腑之精化髓充脑。脑髓除受以上两部分精气充养之外，五脏六腑精气的上充对脑髓濡养也十分重要。肾主骨生髓、脾气散精濡养脑髓、肺吸入自然界之清气也是后天精气的组成部分，也可上充脑髓，心主血脉，运血入脑，肝主疏泄并藏血以养脑髓。脑髓之功能正常乃是五脏精气充养、协调作用的结果。自然界中五气五味化生濡养五脏六腑精气，五脏六腑精气津液相辅相成，化生脑髓，脑髓有成，神乃自生。
中医“肾-脑系统”的结构关系中，除化生联属关系外，还有经络联属关系。脑位于颅内，以颅骨为围、由髓汇聚而成。在结构上可知脑与髓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
脑是髓的上行汇聚部分，而脊髓是脑髓结构的下行延伸。《素问·五脏生成》云：“诸髓者，皆属于脑。”从经络结构上看，脑属奇恒之腑，没有自己所属的经脉。但头为诸阳之会，手足六阳经和督脉等经脉均上达于头部。肾通过足太阳膀胱经和督脉上联于脑。《素问·骨空论》曰：“督脉者，起于少腹以下……贯脊属肾，与太阳起于目内眦，上额交巅上，入络脑，还出别下项。”可见督脉的循行路线与脑、肾密切联系，督脉在下焦反复与肾交接，在上焦入络脑。督脉之别络与足少阴肾经并行而贯脊属肾，继之上头络脑，下项后挟脊复络于肾。肾与膀胱相表里。《灵枢·经脉》曰：“膀胱足少阳之脉，出于目内眦，上额交巅；其支者，从巅至耳上角；其直者，从巅入络脑，还出别下项。”足太阳膀胱经循行将脑与肾经脉相连。可见，脑与肾在结构上是通过脊髓、经络紧密相连的。在这种关系中，主要是督脉在起作用。
脑和肾在结构上通过脊髓相连，通过督脉等经络相互络属，通过骨空渗灌发生联系。
“肾-脑系统”中脑-肾-髓在功能上相互为用。肾与脑的关系相当于树根与树冠的关系，树冠的枝繁叶茂需要树根从土壤中汲取养分，同样脑的正常运转需要肾精的充足和濡养；肾在下为脑提供物质基础，脑在上为肾之调节枢机。
脑在上为肾之调节枢机。《石室秘录》曰：“脑为髓海，原通于肾……肾之化精，必得脑中之气相化”“肾气上通于脑，而脑气下达于肾”。肾精之化生与排泄、肾藏精纳气与气化功能，皆由脑调节。脑能统髓，肾精的生化与排泄需要脑调节作用的参与。脑的功能对人体是整体性的，对于外界是统一的。脑是生命的枢机，可以主宰人体的生命活动，对各脏腑组织器官的功能都有一定的影响。在人生长壮老已的生命过程中，肾精接受脑的调控，不断进行着生化和排泄的交替，经历由未盛到逐渐充盛，由充盛又到逐渐衰少继而耗竭的演变过程，这一生理活动过程与脑在人体生命活动中的作用密不可分。
肾在下为脑提供物质基础。《灵枢·决气》云：“谷入气满，淖泽注于骨，骨属屈伸，泄泽补益脑髓，皮肤润泽，是谓液。”可见“液”直接参与形成髓。髓为五液之一，由肾精所化。肾藏精，精生髓，由脊髓上循入脑，而为脑髓。肾精是脑功能正常发挥的物质基础。肾精充盈，脑的发育健全，则精力充沛，身轻有力；髓海得养，则精神饱满，意识清楚，思维灵敏，动作灵巧，记忆力强，语言清晰，情志活动等正常。
“脑-肾-髓”之间的关系是由其各自的功能特点所决定的。脑位于人体至高点，为“髓海”，是“诸阳之会”；肾位于下焦，为先天之本，主骨生髓，这就使得肾、脑的升降互济关系有其独特之处。一方面，脑由髓海汇聚而成，主认知，为神明之府，髓的生成依靠肾中精气的滋养，肾中精气旺盛，则髓海充盈，生成活跃，神识清明；另一方面，肾中水液的气化与代谢也靠脑的升提和固摄作用，脑髓充足，神明意识轻灵，则升提作用强，水液代谢正常。
中医“肾-脑系统”的生理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其一，中医“肾-脑系统”对人体五脏六腑的全面协调作用，体现了其对人体诸多系统的宏观调控功能；其二，中医“肾-脑系统”对人的意志精神情志和认知功能的整体调节作用；其三，中医“肾-脑系统”对人体官窍和肢体运动的中枢指挥、总体支配作用。
中医学认为，五脏之中，肾寓水火，为各脏腑功能活动的动力之源，五脏之阴非此不能滋，五脏之阳非此不能发。肾之所以能作为脏腑活动动力之源，在于其藏精作用。肾脏所藏精气决定着人的生、长、壮、老的过程在《素问·上古天真论》中有系统描述。肾中精气的作用属性可进一步划分为肾阴、肾阳两个方面：肾阴，又称元阴、真阴、命门之水，对各脏腑具有滋润、成形、抑制作用；肾阳，又称元阳、真阳、命门之火，对各脏腑具有推动、温煦、兴奋作用。肾阴、肾阳之平衡调控着人体的新陈代谢，为各脏腑功能的根本。
中医学认为脑为髓海，由精气所化生，为元神之府，下连脊髓，通过经络、脑气筋等与全身密切相联，具有统帅全身的作用，因而脑是人体生命活动的根本所在，是人体至为重要的脏器。如《备急千金要方·灸法门》载有：“头者，人神所注，气血精明三百六十五络上归头。头者，诸阳之会也。”脑为全身气血之所注，为全身阳气汇聚的地方，作为元神之府管理人体的五脏六腑。
五脏六腑的功能活动动力之源来自中医“肾-脑系统”中肾所藏精气的转化和运用，是肾控制了人体五脏六腑功能活动的物质基础。脑虽为肾精所化生，却能对五脏六腑的功能活动起着统帅作用。由此可见，由肾和脑组成的中医“肾-脑系统”对人体五脏六腑功能的正常发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中医学将人们的情感、意志等精神活动归为五脏精气之所使，正所谓“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情志活动的物质基础是五脏之精气血功能的正常运转。《素问·宣明五气》说：“精气并于心则喜，并于肺则悲，并于肝则忧，并于脾则畏，并于肾则恐”“五脏所藏，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志”。认为人的情感变化和五脏的功能密切相关，并称之为“在志”和“五志”。人的精神意识情感活动虽然为五脏所主，但实际上都是脑的功能，因为脑作为元神之府具有协调五脏六腑的功能，脑主神明。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灸法门》云：“头者，人神所注。”清代张锡纯在《医学衷中参西录》中提出：“神明之体藏于脑。”基于此，中医“肾-脑系统”对精神意识情感活动的调节作用体现在脑为元神之府和主神明的功能，而肾脏所藏之精正是这种作用的物质基础。
一般而言，认知由多个认知域组成，包括记忆、计算、时空间定向、结构能力、执行能力、语言理解和表达及应用等方面。中医“肾-脑系统”对人体认知功能的形成和维持起着基础性调节作用，这种作用体现在“脑为精明之府”和“肾为伎巧之官”这两方面。
脑为精明之府，人的认知功能活动依赖于脑的功能。人之所以能够思维、计算、具有记忆、识别和创造等高级智能活动，区别于其他生物，其典型特征是有一个发达的大脑。脑具有支配各种智能活动的功能。
明代方以智《物理小识》卷三谓：“人之智愚系脑之清浊。”清代汪昂在《本草备要》中说：“人之才也均出于脑，而脑髓实肾主之。肾生精，精生髓，髓生骨。”这里的“才”是指人的思维记忆和创造活动等相关的认知功能活动的综合表现，明确提出调控人的认知活动是“肾脑相关”系统的基本功能。
清末医家邵同珍的《医易一理·论人身脑气血脉根源藏象论》云：“脑精气，居脑顶之上，前齐眉，后齐颈，左右齐耳。中系六瓣，中二瓣名曰大脑，前曰前脑，后曰后脑。背行较多，分九对脑气筋，入五官脏腑，以司视听言动……人身之能知觉运动及能记忆古今，应对万事者，无非脑之权也。”描述了人的语言、记忆和应变能力是由脑所主。
“肾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素问·灵兰秘典论》）是古人采用取类比象的方法引入当时社会官职模式来阐释脏器在人体生理活动中的功能特点。其含义为肾中精气充盈，髓海得养，则精力充沛，反应快捷；反之，肾中精气亏虚，则反应迟钝，高级思维活动能力退化或障碍。从另一侧面证实肾中精气对于人类认知功能起到决定性作用。《素问·生气通天论》说：“阴者藏精而起亟也，阳者卫外而为固也。”汪机注曰：“起者，起而应也。”起亟即起而应付紧急情况的功能。肾藏精激发元气以应变，方能主外。《灵枢·五癃津液别》说：“肾为之主外。”肾藏精于里而主应变于外，以此调节机体适应外界的变化，是人在外界信息影响下利用抽象思维和逻辑推理能力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倘若肾藏精功能下降和退化，肾中所藏精气日渐亏损，最后导致神机失用，整体认知功能和应变能力下降，出现肾无“伎巧”可出，应变无能的病理结果。
总之，人的认知功能的形成是脑为精明之府作用的结果，而脑的形成及功能的正常发挥依赖肾中精气的化生与不断充养。肾之所以能作为“伎巧之官”也是基于肾精的充足与否及脑功能的状态，因此中医“肾-脑系统”的提出使肾与脑在人的认知功能中不同层面所发挥的作用更加清晰。
“肾-脑系统”通过“脑气筋”联属五官九窍与四肢百骸，散布脑气到达五脏六腑，共同协调五脏六腑的运动与感觉。从脑髓发出的“脑气筋”共12对，连属于目、耳、鼻、口、舌等，或组成目系、舌本，或直接连接官窍，主司这些器官的运动与感觉。从髓发出的脑气筋共31对，分布到手足、躯干，并连属脏腑，是脑髓协调其他脏腑功能的分支，是背俞穴和募穴功能作用的物质基础（图2-5）。
图2-5 中医“肾-脑系统”的生理关联与作用模式图
《存存斋医话稿》将这种结构描述为：“脑散动觉之气，厥用在筋，第脑距身远，不及引筋以达百肢，复行颈节膂髓，连脑为一，因偏及也……筋自脑出者，六偶，独一偶逾颈至脑下，垂胃口之前，余悉在顶内，导气于五官，或令之动，或令之觉。又从膂髓出筋三十藕，各有细脉傍分，无肤不及……以肤为始，缘以引气入肤，充满周身，无不达矣。”其中“从膂髓出筋三十藕”与脊神经的分布特点和功能相似。
《医易一理·论人身脑气血脉根源藏象论·脑脏论》中说：“脑精气……分九对脑气筋，人五官脏腑，以司视听言动……脊髓者，由脑直下，为脑之余，承脑驱使，分派众脑气筋之本也。脊柱二十四节，凑叠连贯，互相勘合而成，共成脑气筋三十一对，由筋分线，由线分丝，愈分愈细，有绕如网者，有结如球者，以布手足周身，皮肉筋骨，无微不到。”指出由脑发出的9对“脑气筋”入五官脏腑，司视听言动；由髓发出的31对“脑气筋”布满全身，无微不至，散布脑气。
人的官窍功能包括耳之听觉、目之视觉、鼻之嗅觉、舌之味觉。中医学早在秦汉时期即认识到肾和脑与上述官窍功能的密切联系。如《灵枢·海论》曰：“髓海有余，则轻劲多力，自过其度；髓海不足，则脑转耳鸣，胫酸眩冒，目无所见，懈怠安卧。”明确指出了由肾精化生的髓海有余和不足对耳窍之听觉、目窍之视觉的影响。脑为髓海，脑髓充足则清窍得养，从而眼、耳、鼻功能正常，反之则出现视物模糊、耳聋、不闻香臭等症状。由此可见，中医“肾-脑系统”中肾精所化生的脑对官窍的功能起着决定性作用。
人体的听觉、视觉、嗅觉、味觉等感知功能，是由大脑对外在环境的反应而产生的，是大脑对自然感知进行存储和记忆的结果。正如清代王宏翰《医学原始·记心辨》说：“耳、目、口、鼻之所导入，最近于脑，必以脑先受其象而觉之、而寄之、而存之。”说明人体官窍受大脑的支配，通过经络、官窍之间的联属关系指挥协调而实现。各种感觉是大脑功能的外在表现，是中医“肾-脑系统”功能作用的重要组成部分。
脑为元神之府，散动觉之气于筋而达百节，为周身连接之要领，而令之运动。脑统领肢体，与肢体运动紧密相关。头为诸阳之会，督脉总督诸阳，为阳脉之海，汇集诸阳经经气，贯脊入脑，形体得阳气之温煦，而腰脊能俯仰，四肢能屈伸。脑为真气之所聚，元阴元阳化合而成。《医学衷中参西录》曰：“究其本源，实由肾中真阴真阳之气化合而成。”肾中真阴真阳充足，筋、骨、肉关节得精血濡养，则肢体活动灵活。
肾藏精，精生髓，髓充于脑，脑为髓海。肾中之精构成脑的关键物质基础。髓由精化，“在下为肾，在上为脑，虚则皆虚”（《医碥》卷四），故肾精充盛则脑髓充盈，肾精亏虚则髓海不足。“脑为髓海，髓本精生，下通督脉，命门温养，则髓益之”，“精不足者，补之以味，皆上行至脑，以为生化之源”。所以补肾填精益髓是治疗脑病的重要方法。因此，肾中之精是“肾-脑系统”病理变化的关键所在。
“肾-脑系统”的主要病理是肾不藏精，肾精失于封藏，精气日渐亏损导致脑髓功能失常，由此大脑对脏腑功能、精神情感、认知思维及肢体官窍感觉运动的调控功能下降和丧失。概括地讲，其常见病理状态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其一，“肾-脑系统”调控脏腑功能异常；其二，“肾-脑系统”对精神情志和认知功能调节的异常；其三，“肾-脑系统”对人体感觉和运动功能的支配异常。（表2-12）
表2-12 “肾-脑系统”的生理功能与病理表现
续表
有关中医“肾-脑系统”相关病理的现代研究主要包括肾虚状态下造成脑内物质和功能的病理改变及补肾相关理、法、方、药在脑病治疗中的基础研究。
肾中所藏之精包含禀赋父母的先天之精与后天之精。先后天之精不足会引起肾精不足，进而引起脑髓不充，脑的物质和功能随之发生相应改变。目前，相关病理研究主要体现在脑垂体-靶腺轴、下丘脑、脑内雄激素、脑血流、脑诱发电位以及脑影像学变化等方面，相关研究简述如下。
肾阳虚证在下丘脑-垂体-靶腺轴（肾上腺皮质、甲状腺、性腺）有不同环节、不同程度的功能紊乱。沈自尹从脏腑辨证思路着手，对“证”的研究通过“形见于外”探求“藏居于内”的本质，设定统一的辨证标准，选择符合“形见于外”肾阳虚证而无其他证夹杂的典型患者，发现肾阳虚患者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轴上有不同程度、不同环节的功能紊乱。
王建红等动态观察肾阳虚动物垂体-甲状腺轴功能，采用大剂量可的松使实验动物出现“耗竭”的现象造模。发现不同时期垂体-甲状腺轴功能下降程度不一致。在模型早期动物身上并没有完全出现垂体甲状腺轴功能的明显下降，而在模型中期动物身上则可以完全看到垂体-甲状腺功能明显下降，晚期出现加剧下降的趋势。
王米渠等采用猫吓孕鼠“恐伤肾”造模，获得子一代肾虚初生鼠，研究其下丘脑、肾上腺病理改变。发现先天肾虚鼠下丘脑神经元数量减少，并出现空泡、水肿、裸核等病理改变，可以理解“肾”不能“充”盈于脑，“肾”不“通”达于脑，信息传递功能受到了影响，从而降低了下丘脑对垂体、肾上腺以及整体神经内分泌调节作用的影响。
金培志等以激怒法制造大鼠肝肾阴虚证模型，研究下丘脑单胺类神经递质的变化。发现大鼠下丘脑去甲肾上腺素（NA）、多巴胺（DA）及其代谢产物二油酰基卵磷脂（DOPC）、高香草酸（HVA）含量升高，5-羟色胺（5-HT）及其代谢产物5-羟吲哚乙酸（5-HIAA）含量下降，5-HT/NA、5-HT/DA比值明显降低，下丘脑NA、DA神经元功能偏高，5-HT神经元功能下降。
于佳音等研究发现肾虚骨质疏松大鼠下丘脑去甲肾上腺素（NE）、DA含量明显下降，使5-HT/NE、5-HT/DA的比值明显升高，造成了下丘脑5-HT神经元功能相对的偏高，这样必然影响下丘脑神经内分泌细胞的功能，提示肾虚证的病理机制与神经内分泌网络具有密切相关性。
郑里翔等对肾阳虚大鼠脑内某些递质进行了观察，发现大鼠下丘脑内单胺类递质及大脑皮质内兴奋性花生四烯酸（AA）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变，除5-HT无明显的差异外，NE、DA及乙酰胆碱酯酶（AChE）均有显著性差异。导致大鼠无欲、少动的原因可能是5-HT的增高；导致大鼠嗜睡的原因可能是NE的降低。而5-HT、DA、NE的变化，打破了大鼠的体温调节平衡，导致大鼠出现形寒肢冷等症状。胆碱酯酶活性的升高使乙酰胆碱水解量增加，最终使记忆减弱。
杨秋美等采用运动疲劳和去势造成肾虚大鼠模型，研究肾虚与脑中雄激素受体（AR）的关系。发现去势组大脑皮质部位AR含量下降，虚劳组脑内AR有下降趋势，经服补肾药后AR有升高趋势。说明肾虚引起雄激素水平下降可导致脑内AR含量减少，补肾中药对此有改善作用。
钱汝红等将SD雄性大鼠分为对照组、去势组、虚劳组、补肾组，研究肾虚对脑内雄激素受体（AR）及其基因表达的影响，发现肾虚模型动物血浆凝血酶时间（TT）下降，同时脑内AR含量和AR mRNA水平下降，而某些部位脑组织5-HT含量升高，推断外周雄性激素的下降，引起脑内雄性激素含量下降，从而使脑内AR含量下调，影响到与之相关的基因的表达，还可能影响到一些细胞膜受体的功能，再进一步调节5-HT等神经递质的含量而影响到脑功能乃至整个机体的功能变化。
张大宁等对随机抽样的150例老年肾虚患者（肾阴虚、肾阳虚和肾阴阳俱虚）进行了补肾治疗前后的脑血流描记，发现伴随衰老而肾虚者其脑血流有不同程度的改变，其中肾阳虚者脑血流波幅较低，多呈现三角波、转折波、正弦波；肾阴虚者波幅较同年龄组的肾阳虚者，高三角、转折、三峰波多明显。
在脑诱发电位研究方面，朱世明检测和观察了肾虚病人的体感诱发电位（SEP）和听觉诱发电位（AEP）。发现肾虚证病人体感诱发电位P 3 波和N 3 波峰潜伏期比非肾虚组明显延迟，说明肾虚证病人大脑皮质神经元及其神经传导通路存在不同程度的功能障碍。
衰老与肾虚在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紊乱方面极为相似。其中衰老与HPA轴的虚性亢进状态关系密切，糖皮质激素（GC）是联系海马等边缘系统和HPA轴的关键性调节剂，而补肾则可改善这种病理性变化。龚张斌等以中医衰老肾虚及阴阳平衡理论为指导，以自然衰老大鼠为肾虚证动物模型，从组织形态学上观察HPA轴所属组织的增龄性变化，以及补肾方药（左、右归丸）的延缓作用。实验结果发现，与青年大鼠比较，老年大鼠下丘脑甲细胞增多，乙细胞减少，进而垂体内嗜碱性细胞增多，嗜碱性细胞可分泌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以致老年大鼠垂体ACTH分泌功能异常旺盛。老年大鼠肾上腺皮质球状带多处变薄，束状带增厚，结构紊乱。同时，老年大鼠脑垂体、肾上腺皮质出现细胞核固缩，脂褐素沉积等衰老性形态学改变。补肾方药左归丸、右归丸能不同程度改善老年大鼠垂体、下丘脑、肾上腺皮质的组织结构，延缓老年大鼠HPA轴器官的退化，调整老年大鼠神经内分泌活动，改善边缘系统功能，进而调节HPA轴的作用，以改善老年大鼠HPA轴的异常亢进，延缓机体衰老。唐璐等研究地黄饮子加减方对大脑中动脉线栓（MCAO）模型大鼠血浆HPA轴含量及其脑组织热休克蛋白（HSP）70表达的干预效应，表明MCAO模型大鼠经地黄饮子灌胃后，纠正了HPA轴的紊乱状态，降低了血浆内皮质醇（COR）的含量，提高了大鼠脑组织HSP70表达，通过多途径作用于机体发挥着缺血急性期的脑保护作用。
痴呆发生时海马区神经元会出现大量的细胞凋亡。
陈江瑛等研究补肾化痰祛瘀方对血管性痴呆（VD）大鼠认知功能的改善作用，在缺糖缺氧培养条件下，观察补肾化痰祛瘀方血清对体外培养的海马神经元的保护作用，发现体外培养海马神经元出现大量的细胞凋亡，而预先加入补肾化痰祛瘀方的血清进行处理后，细胞凋亡率明显下降。补肾化痰祛瘀方灌胃治疗的VD大鼠，与未予治疗的VD大鼠组相比，治疗组大鼠找到平台的潜伏期缩短，穿越平台次数增多；与痴呆组相比，补肾化痰祛瘀方治疗组大鼠脑组织海马区凋亡细胞数明显减少，抗凋亡基因Bcl-2蛋白表达显著增加，凋亡基因Bax蛋白表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明补肾化痰祛瘀方对大鼠体外培养和脑组织内海马神经元具有神经保护作用，补肾化痰祛瘀方治疗可以明显改善VD大鼠的认知功能。
张琳琳等观察齐墩果酸对快速老化小鼠（SAMP8）海马组织神经元及淀粉样前体蛋白（APP）基因、早老素（PS）1基因表达的影响，发现齐墩果酸对SAMP8海马DG区神经元有保护作用，而且齐墩果酸可下调SAMP8海马组织内APP及PS1基因的表达。因此，推测补肾中药女贞子可通过下调海马组织APP及PS1基因的表达，抑制β-淀粉样蛋白（Aβ）形成，保护神经元，进而起到防治阿尔茨海默病（AD）的作用。
缺血性中风时脑组织自由基含量增加、清除力障碍。肾与脂质过氧化有密切关系，过氧化脂质（LEO）水平变化已作为肾精充足与否的主要物质基础。肾虚证的辨证指标之一是自由基含量升高，很多补肾方药具有较强的清除体内过剩自由基、抗脂质过氧化、提高超氧化物歧化酶（SOD）等酶活力的功能，它们具有的抗衰老、抗肿瘤、增强免疫等作用与其抗氧化作用有直接关系。
自由基的毒性作用已被认为是脑缺血损害导致VD的关键性病理环节之一。VD与氧自由基损伤和氧化应激、线粒体失能有密切的关系。过氧化氢（H 2 O 2 ）能产生大量氧自由基引起氧化应激反应，常用于诱导细胞氧化应激。它可导致细胞膜的脂质过氧化，降低细胞膜的流动性，改变胞内蛋白质成分和活力，最终导致细胞的损伤。
神经营养因子（NTF）是由多种细胞分泌的一类对中枢和外周神经系统发挥营养作用的非常规营养物质，可调节神经系统的代谢和功能活动，对神经系统损伤后的再生修复发挥着重要作用。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bFGF）和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为NTF家族重要成员，广泛分布于中枢神经系统内，具有保护神经元，促进神经生长，活化胶质细胞、修复血管内皮，促进新毛细血管形成等多种生物学活性。脑缺血发生后，BDNF不仅能够支持多种神经元的存活、发育、分化和损伤后修复，还可以通过调节组织突触可塑性，诱发和维持组织和皮质长时程增强效应而参与学习记忆过程，改善受损的学习记忆能力。
与非认知障碍脑梗死患者相比，血管性认知障碍患者血清BDNF水平明显增高，证明BDNF参与了从脑梗死进展为认知障碍的病理生理过程。
阿尔茨海默病（AD）神经病理学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脑组织中出现大量老年斑（SP），而β-淀粉样蛋白是老年斑的主要成分。熊平等腹腔注射D-半乳糖合并脑内双侧Meynert基底核注射鹅膏蕈氨酸（ibotenic acid，IBO）建立AD大鼠模型，用放射免疫技术测定脑内β-淀粉样蛋白含量，研究结果显示补肾活血化痰中药大剂量组可通过降低海马β-淀粉样蛋白含量，改善AD大鼠记忆能力。
富宏等研究证明补肾益精方加味五子衍宗方可有效拮抗Aβ毒性，显著改善Aβ所致AD模型鼠的空间学习记忆能力，改善轻度认知障碍（MCI）患者血清β-淀粉样蛋白的代谢功能。β-淀粉样蛋白来自跨膜糖前体蛋白——β-淀粉样前体蛋白（β-APP）。β-APP的过度产生、积聚可能是β-淀粉样蛋白沉积形成及AD发病的主要致病机制之一，因此抑制和减少β-APP的过度产生是治疗AD的重要环节。
Tau蛋白的异常过度磷酸化被认为是AD致病的关键因素。
陈玉静等研究证明，具有补肾益气、活血化痰作用的中药提取物金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AD大鼠的智能障碍，改善AD大鼠的空间学习记忆能力，而其作用机制之一就是金思维可维护AD大鼠脑中微管的正常结构，保持海马神经元Tau蛋白的正常磷酸化程度。在几种Tau蛋白激酶中，钙/钙调素依赖的蛋白激酶Ⅱ（CaMKⅡ）-α与AD关系密切，在Tau蛋白过度磷酸化中起着重要作用。
胡慧等观察补肾化痰法对AD模型大鼠CaMKⅡ-α活性的影响并探讨其可能机制。发现模型组大鼠海马组织CaMKⅡ-α表达较正常组明显增加，补肾化痰法干预后，CaMKⅡ-α的表达均较模型组有所减少，其中尤以高量组的表达减少较为明显，中、低量组则依次次之，提示补肾化痰法在一定剂量范围内也可通过调节CaMKⅡ-α的表达减少AD模型大鼠Tau蛋白异常磷酸化水平。
学习记忆与中枢胆碱能神经系统关系极为密切。中枢胆碱能通路是构成学习记忆的重要通路，而乙酰胆碱（ACh）是其中重要的神经递质，乙酰胆碱酯酶（AChE）是ACh的水解酶，直接参与大脑思维、记忆等重要功能。研究表明，在AD的发病过程中，大脑组织中神经递质明显减少，AD患者脑组织中胆碱乙酰化酶活性明显降低，胆碱酯酶活性显著升高，造成ACh含量不足，导致中枢神经系统功能障碍，出现学习记忆及认知功能下降，甚至智力丧失。
腺苷A2A受体拮抗剂作为非多巴胺靶点已发展成为治疗帕金森病的热点。纹状体中传出神经元至少受γ-氨基丁酸和乙酰胆碱两种神经递质控制，这些神经递质同时又受A2A受体的调节。A2A受体可以刺激纹状体神经元中乙酰胆碱的释放。阻断腺苷A2A受体，可使多巴胺D 2 受体活性增加，调节纹状体内γ-氨基丁酸能神经元、抑制乙酰胆碱和兴奋性氨基酸。
郭云霞等研究补肾活血颗粒治疗帕金森病的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治疗组大鼠旋转行为较对照组改善，治疗组大鼠脑纹状体A2A受体表达较对照组明显减弱，模型组比正常组表达显著增强。3组大鼠黑质中A2A受体均无表达。表明补肾活血颗粒能改善帕金森大鼠旋转行为，抑制大鼠纹状体腺苷A2A受体表达，对帕金森病治疗起到较好疗效。
一些研究证实脂质代谢障碍可能参与AD的发病机制，载脂蛋白E（ApoE）在脂质代谢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可参与维护胆固醇、磷脂的动态平衡，调节神经膜重塑时胆固醇与磷脂的动员与再分布，维护和修复神经元。近年来，ApoE基因成为AD的重要危险因素。
姜洋等研究补肾祛瘀化痰法对载脂蛋白E（ApoE）基因敲除小鼠认知功能的影响，发现老年ApoE基因敲除小鼠存在认知功能损害；补肾祛瘀化痰法干预老年ApoE基因敲除小鼠后可改善行为学表现，进而改善认知功能。
炎症反应是缺血性脑组织损伤的主要病理机制，脑缺血损伤炎症反应中早期出现的细胞因子是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和白细胞介素-1β（IL-1β）。抑制炎症是治疗脑血管疾病的主要策略。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具有促内皮细胞分裂的作用，促进血管的生长和侧支循环的建立。VEGF作为脑缺血性损伤血管修复因子在脑缺血性疾病中的脑保护作用已被证实。
随着时代发展，中医对肾、脑藏象内涵及其相关性的认识和治疗不断进步，历代医家无论是从生理还是病理上，都已认识到肾与脑有着密切的关系。
现代实验和临床研究亦进一步证实了肾虚状态与脑的物质和功能密切关系，补肾相关疗法具有调整神经内分泌活动、保护神经元、修复损伤的神经系统、清除自由基、改善微循环、提高中枢胆碱能神经系统、纠正脂质代谢紊乱、抑制炎性反应等作用，从而改善脑病的病理状态。
中医“肾-脑系统”是在中医基础理论指导下，充分继承中医肾藏精理论内涵的基础上，针对临床上脑部常见病、多发病、疑难病和重大疾病建立的“肾脑相关”的系统化认识。中医“肾-脑系统”的功能和作用是对“肾脑相关”功能的总结和概括，是把握“肾脑相关”理论内涵和拓展临床脑病治疗的思维与方法。
中医“肾-脑系统”的提出强调脑的物质和功能基础与“肾藏精”理论的内在联系，为认识和把握中医肾与脑的藏象理论内涵提供了便利，从而为临床辨治与肾相关、从肾论治脑病提供直接理论指导。
中医“肾-脑系统”的构建是基于中医藏象理论中“肾脑相关”功能的总结和概括，其理论内涵的初步构建和阐释将有助于临床脑病治疗方面辨证论治思路的拓展。
在中医基础理论指导下，正确把握中医“肾脑相关”的系统理论，可为临床从肾论治脑病提供直接理论指导；实践证明，进一步认识和明确肾与脑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必要、迫切的；利用现代生物学前沿技术和研究方法开展肾-脑系统相关研究，可以推动中医藏象学说理论内涵的研究不断深入和创新发展，不断提高临床疗效，把古老的中医藏象理论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