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
第三节
|
我国现存最早的脉学专著《脉经》一书，首创寸口脉诊五脏六腑分部，以“若在尺中，肾以下病”，为尺脉候肾之由来；《两手六脉所主五脏六腑阴阳逆顺》结合命门之说，以“肾与命门，俱出尺部”，将肾与命门相提并论。
在《脉经·辨三部九候脉证》中提出“肾间动气，脉之根本”论，为中医诊断学“胃、神、根”脉诊理论奠定基础。《难经·十四难》有论：“人之有尺，譬如树之有根，枝叶虽枯槁，根本将自生，脉有根本，人有元气，故知不死。”将尺脉作为脉之根本。《脉经·辨三部九候脉证》进一步发挥和完善：“何也？然：诸十二经脉者，皆系于生气之原。所谓生气之原者，三焦之原，非谓十二经之根本也，谓肾间动气也。”在《脉经·肾膀胱部》中专论与肾相关的脉证，以肾之平脉、病脉、死脉为核心，论及肾之因、机、证、脉，尤其对于肾藏精理论及其脉象、治法有一定创见。
关于肾与相关疾病的机制研究，隋代巢元方所著《诸病源候论》有《五脏六腑病诸候》专篇阐述，尤重于肾。肾病诸候可归纳为肾精亏虚候、肾气不足候、肾燥候和肾经经气不足候4类，涉及临床各科病证，见于虚劳病诸候、消渴病诸候、水肿病诸候、小便病诸候、淋病诸候、四肢病诸候、耳病诸候、心痛病诸候、小儿杂病诸候等。如《诸病源候论·虚劳病诸候》：“肾伤，少精，腰背痛，厥逆下冷。”《诸病源候论·消渴病诸候》：“少服五石诸丸散，积经年岁，石势结于肾中，使人下焦虚热。及至年衰，血气减少，不复能制于石。石势独盛，则肾为之燥，故引水而不小便也。”《诸病源候论·水肿病诸候》：“肾者阴气，主于水而又主腰脚。肾虚则腰脚血气不足，水之流溢，先从虚而入，故腰脚先肿也。”等等，对于肾病的病因病机、证候特点详加论述，对于研究肾藏精藏象理论和指导临床实践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东汉张仲景采用“从肾论治”的方法，将中医理论肾藏精与临床实践相结合，创造经典名方。如《伤寒论》所载回阳救逆之四逆汤、温阳利水之真武汤、育阴清热之黄连阿胶汤；《金匮要略》所载“肾气丸”即金匮肾气丸（又名八味肾气丸）等，皆为“从肾论治”的著名经方。
《中藏经》提出“论肾藏虚实寒热生死逆顺脉证之法”，论曰：“肾者，精神之舍，性命之根，外通于耳，男以闭精，女以包血，与膀胱为表里，足少阴、太阳是其经也。”《中藏经》还传承《黄帝内经》之论，集中对肾病之脉象，虚、实、寒、热之证候表现，生死逆顺之征象、时日等，进行详尽论述，对后世“与肾相关”病证的辨析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针灸甲乙经》提出“从肾之虚实进行针灸辨证论治之法”，如《针灸甲乙经·精神五脏论》云：“肾藏精，精舍志；在气为欠，在液为唾。肾气虚则厥，实则胀，五脏不安。必审察五脏之病形，以知其气之虚实而谨调之。”对于补肾益精之针刺腧穴，《针灸甲乙经·动作失度内外伤发崩中瘀血呕血唾血》云：“丈夫失精，中极主之。男子精溢，阴上缩，大赫主之。男子精不足，太冲主之。”
唐代王焘在《外台秘要》中论述了肾气不足、肾劳、肾劳实热、肾劳热、肾热、肾劳虚寒、骨极、骨极实证、骨极虚证、精极、虚劳失精、虚劳尿精、虚劳梦泄精等证，专论肾病的病因病机以及处方用药。如对肾气虚损不能藏精，引用了“深师方”的补肾方、人参丸、韭子丸等予以治疗。对于与肾相关病证，如肾消、肾着、腰痛、水肿、遗尿、淋证、痹证、痿证、咳喘等，综述医理在前，记载数方于后，很有参考价值。
北宋钱乙在《小儿药证直诀》中根据“肾为先天之本”以及肾脏自身生理、病理的独特性，提出“肾主虚，无实”，加之小儿肾气未充，一旦罹病，尤以精气的亏损不足作为疾病的主要矛盾，故肾无泻法，若有邪实，当泻膀胱之腑。《小儿药证直诀》开五脏虚实补泻之先河。
宋代许叔微《普济本事方》描述，肾是一身之根柢，脾胃乃生死之所系，二者之中又当以肾为主，补脾“常须暖补肾气”。如《普济本事方·补脾并补肾论证》论述二神丸治疗脾肾虚弱全不进食的机理：“有人全不进食，服补脾药皆不验……盖因肾气怯弱，真元衰劣，自是不能消化饮食。譬如鼎釜之中，置诸米谷，下无火力，虽终日米不熟，其何能化？”并且，主张虚证宜补者，以补脾补肾为主。在五脏病证中，该著作仅于脾、肾两脏列出了补益方剂。对于补肾，提倡柔剂温养，反对滥用刚燥，推崇肾沥汤、香茸丸等。故后世有“许学士（曾任翰林学士）以为补脾不如补肾”之说。
南宋陈无择《三因极一病证方论》有《肾膀胱经虚实寒热证治》专篇，立论治疗肾实热的清源汤、治膀胱实热的泻脬汤、治肾虚寒的温肾散、治膀胱虚冷的补脬汤；《五劳证治》中有治疗肾劳实热的栀子汤、肾劳虚寒的五加皮汤。
金元时期张元素《脏腑标本寒热虚实用药式》分列“命门”，提出命门本病（因其无经络所属，故不言标病）、命门寒热虚实用药治法及其用药。命门之病，张元素以水火对待言之，明确命门火强，实则肾水不足，火乃有余；命门火弱，实则真阳衰败；阳不能固，而成精脱。张元素提出肾（命门）为“先天之本”，实则早于明代李中梓，提出“火居水内，即坎中一画之阳，先天之本是也”，论命门火弱，即“肾中元阳不足”，较之明代温补诸家在前。并且，固精之法，医家多从肾论治，而张元素指出“阳不能固则精不能藏，故固精属之右肾”，归属命门病证，亦有独创。
唐代王冰诠释《素问·至真要大论》“诸寒之而热者取之阴，热之而寒者取之阳”，而确立“壮水之主，以制阳光”“益火之源，以消阴翳”的著名治法，但原文解析“壮水之主”乃“强肾之阴，热之犹可”，“益火之源”乃“益心之阳，寒益通行”。张元素修正此说，以滋阴即以泻火，“所谓壮水之主，以制阳光”；以补益元阳，“所谓益火之源，以消阴翳”。
明代孙一奎在临床辨证论治上尤重肾与命门理论。如“肾消”即三消病中之下消，是因下元不足，元气升腾于上，故渴而多饮多尿，治法忌用滋阴降火，而主用肾气丸加鹿角胶、五味子、益智仁等，大补下元，温补之中重视精以化气，使精气充盛，蒸腾于上；又与命门原气根于两肾阴精、精不足则气失资化的理论相合。
明代张介宾在临床上从肾论治，有“补气生精、精以益气”“阴中求阳、阳中求阴”之治法。见于《景岳全书·新方八阵·补略》：“其有气因精而虚者，自当补精以化气；精因气而虚者，自当补气以生精……故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善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则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竭。”创立大补元煎以为“回天赞化，救本培元第一要方”、左归饮以为“壮水之剂”、右归饮以为“益火之剂”，又以阴阳互济之左、右归丸培补肾中阴阳，为后世补肾之宗。
明代李中梓在《医宗必读》中明确“肾为先天本，脾为后天本”之论，临床上多从脾肾入手，重视先、后天的调理。取方于六味丸、八味丸、枳术丸、补中益气丸等诸方之间，效果显著。又有“气血俱要，补气在补血之先；阴阳并需，而养阳在滋阴之上”之说，临证重视保养阳气，用药偏于温补。如《医宗必读·泄泻》云：“肾主二便，封藏之本，况肾属水，真阳寓焉！少火生气，火为土母，此火一衰，何以运行三焦，熟腐五谷乎？故积虚者必挟寒，脾虚者必补母。”久泻责之下元无火，常宜温肾助阳，寓有“益火补土”“寒则温之”之义。
民国时期，张山雷在治疗中风病时指出：“肝阳亢逆为标而肾阴亏虚为本，又常夹痰，故治肝阳者，养水滋肾一法，必不可少；但须注意，肝阳暴动，责之肾虚，是为研究病本之原因，并非治疗见症之急务；何况痰塞喉间，气填中州，滋肾黏腻之药，能够透过这些关隘，直补下焦？因此，必须分清主次缓急，惟在潜降摄纳之后，气火既平，痰浊不塞，乃可徐图滋养，固护其本。方如六味、四物等可斟酌用之。”
《神农本草经》所载与肾相关的药物，至今70%以上仍在临床实践中广泛使用。《神农本草经》记载与“肾”相关的药物有164种，其中上品药110种，所占比例最大；草部药最多，达78种，占47.6%；木部药24种，占14.6%；虫兽部药24种，占14.6%；玉石部药21种，占12.8%；果菜部药14种，占8.5%；米谷部药3种，占1.8%。
《肘后备急方·治卒患腰胁痛诸方》提出治肾气虚衰，腰脊疼痛，或当风卧湿，为冷所中，不速治，流入腿膝，为偏枯冷痹缓弱，宜速治之方：“独活四分，附子一枚大者（炮），杜仲、茯苓、桂心各八分，牛膝、秦艽、防风、芎、芍药六分，细辛五分，干地黄十分，切，水九升，煮取三升，空腹分三服”。以及治诸腰痛，或肾虚冷，腰疼痛阴萎方、肾虚腰脚无力、肾虚耳聋方等。
《小品方·治梦泄诸失精众方》提出龙骨汤、薰草汤、韭子汤、龙骨散等良方。
南朝梁代陶弘景所撰写的《本草经集注》在继承《神农本草经》的基础上提出具有益精作用的中药有鹿茸、玄参、五味子、黑芝、栗子、磁石、黑石脂等46种。
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载录枸杞根方，主养性、遐龄；曲囊丸明目益精，长志倍力，久服长生耐老；石硫黄散主房劳，补虚损；麻黄根粉、竹叶黄芩汤、棘刺丸、枣仁汤等具有填精补肾作用；同时提到虎骨酒、黄芪建中汤、乐令建中汤、黄芪汤、大建中汤、肾沥汤、肾沥散、寒食钟乳散、无比薯蓣丸、八味肾气丸、肾气丸、苁蓉丸、干地黄丸、鹿角丸方等治疗肾气不足的虚劳方剂，至今为后世医家临证诊治所宗。
《悬解录》一书源于《道藏》，记载有张果（即后世传说的张果老）在733年献给唐玄宗的五子守仙丸，其组成有余甘子、覆盆子、菟丝子、五味子、车前子、枸杞嫩叶汁、莲子草汁、杏仁、生地黄汁、鹿角胶等补肾益精之品，形成五子衍宗丸的雏形。又有阿胶黄精丸，称西施丸，主要组成有阿胶、黄精、白芷、百合、木瓜、荷叶、枸杞、茯苓、益智仁等，后见于明代《食疗本草集经注》，是中医药学史上较早的女性美容保养良方。
《太平圣惠方》是宋代官修编纂的第一部大型方书，《治一切风通用浸酒药诸方》中治风、益精气、明耳目的天雄浸酒方，《治五劳六极七伤通用诸方》中补暖益精、明目驻颜的牛膝丸方，《治虚损补益诸方》中强肾气、补不足的黄芪散方等，长期受到后世医家的广泛应用。
元代朱震亨认为相火妄动则损伤阴精，导致衰老和疾病；创立“阳常有余而阴不足”说，主张从清心寡欲、节食茹淡、寒凉补肾等方面，颐养个体的“本然之真”，专门创制了“大补阴丸”“虎潜丸”等滋阴降火、益气生津的方剂，尤其善用知母、黄柏等药。《丹溪心法·补损》记载的八味丸、《丹溪心法·劳瘵》记载的治虚劳盗汗遗精之莲心散、《丹溪心法·腰痛》记载的益精助阳之青娥丸等，均是补肾益精的良方。
明代李时珍重视命门学说，在用药时也运用这一理论，如以胡桃“为命门三焦之药”。如《本草纲目·果部》：“胡桃通命门，利三焦，益气养血，与破故纸同为补下焦肾命之药。夫命门气与肾通，藏精血而恶燥，若命门不燥，精气内充，则饮食自健，肌肤光泽，肠腑润而血脉通，此胡桃佐补药，有令人肥健能食，润肌黑发、固精，治燥调血之功也。命门既通则三焦利，故上通于肺而虚寒喘嗽者宜之，下通于肾而腰脚虚痛者宜之。”
清代叶桂治疗虚损时，用药常顾及肾脏，通过培养下焦，可“温养有情，栽培生气”（《临证指南医案·虚损》），主张取质重、味厚、填补滋养的血肉有情之品以栽培体内精血，治疗下损，指出“血肉有情，皆充养身中形质，即治病法程也”，而避免用刚烈的桂、附及苦寒的知、柏，此为其理虚大法中一个特点，益精滋肾善用鳖甲胶、龟甲胶、淡菜、海参等。反对单纯投草木无情之药，“以草木无情之物为补益，声气必不相应”（《临证指南医案·虚劳》）。
当代，“肾藏精”藏象理论研究以实证研究为主，以临床应用研究为重点。20世纪50年代，上海医科大学藏象研究组以姜春华教授、沈自尹教授为带头人，开始了肾阳虚以及肾本质的中西医结合研究，为临床肾虚证的诊治提供客观、科学、合理的实验数据和研究结果，加速中医药现代化的进程。最近20年，“肾藏精”藏象理论研究更是向纵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