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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人格障碍的讨论中形成的人格障碍理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些观点来自精神分析学、神经生物学、行为学、认知学、现象学和文化宗教等。这些理论从不同角度展示了对人格障碍的认识，为我们更好地分析和治疗人格障碍提供了基础。
在Freud的概念体系里，精神被分为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在人生的每个发展阶段，如果个体的心理性欲发展没有得到实现，就会在人格中打上烙印。不同发展阶段的创伤性经历，可能会引起该阶段的“固着”，同时形成某些人格特征。而冲突的根源在于心灵内部的本我、自我与超我之间。例如，强迫症会因为苛刻的超我而痛苦；而当超我发展不完全时，有过失也不会内疚，可能会导致反社会人格障碍。本章案例中李某常心怀嫉恨，经常为了开脱责任而撒谎，表现出反社会型人格，可能由于其童年受父亲家暴导致其超我发展不完全。
行为主义创始人Watson强调早期环境和教养对人格的形成和发展有重要作用，如果婴幼儿或少年时期的习惯系统被带到成年时期，就会妨碍健康人格的形成和发展。Millon提出了一种进化模型，通过三项生物学规则——每种有机体都要生存、它必须适应所处的环境、它需要繁衍——推导出三种倾向：①为了生存，个体会扩大愉悦、减轻痛苦，而对两者的重视程度会影响人格，如回避；②为了适应，个体或者被动地顺应环境，或者积极地改变环境，可以解释被动的人格特征；③繁衍过程中，个体或者选择投资后代，或者繁衍众多后代然后不管不问，这个维度转化侧重于自我还是其他，对自恋型或反社会型人格等特征有意义。本章案例中李某回避和自我的倾向较为明显，可能与其童年曾遭父亲家暴的经历有关。
认知理论非常流行，几乎所有临床症状都涉及认知因素。从过程角度看，人格自然被理解为相互关联的认知框架。Beck及其同事十分全面地阐述了人格异常的认知模型。认知理论假设人格是一系列核心观念的产物，并假定个体形成一种图式或认知框架，它们指引并塑造着所有人格功能与适应。当这些核心观念或图式在思维过程中表现出各种各样的认知歪曲或错误时，就会引发行为的失常和对环境刺激、人际互动的异常情绪反应。例如在本章案例中，依赖型人格障碍的患者会对失去爱和帮助的可能性过度敏感，并会迅速通过种种迹象表达自己将要失去它们，以此证明其真实性；而其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认知框架不发达，从而不会对自己违反了道德的行为产生罪恶感。
虽然基因在常态人格发展及稳定中扮演的角色已经得到证实，但基因在有关人格障碍病因方面所起的作用依然比较模糊。部分有关人格障碍生物学基础的最有力证据，来自对人格障碍的神经药理学研究。通过药物治疗，一些边缘型人格障碍患者的症状得到了改善，这说明，至少部分人格障碍的特征可以通过神经化学过程调节，而不单纯是环境因素的产物。当代理论认为，可以用不同的神经递质和激素系统去理解不同人格类型，这些神经递质与激素系统影响个体的行为。研究表明，边缘型人格障碍患者所表现的多种认知功能失常和症状可能是由N-甲基-D-天（门）冬氨酸（NMDA）神经传递调节障碍引起。这种损伤是由NMDA神经传递介导的生物脆弱性和环境影响结合而成的。Cloninger的“一元化的生物社会人格理论”根植于神经生化模型，假设三个行为脑（behavioral-brain）系统与神经递质及其活动有关，即：追求刺激与高水平的多巴胺有关；伤害回避与5-羟色胺有关；趋利与去甲肾上腺素系统有关。实际上，这些系统为人格的形成设置了条件，同时共同作用形成了这些人格倾向。它们形成了个体在人格方面的差异，同时可以解释人格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