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把王靖国等训斥了一通：“你们懂个甚！现在我们还能拉上共产党，将来想拉都拉不上了。蒋介石周围不也有共产党吗，他能用，我们为什么不能用？”

1908年，薄一波出生于山西省定襄 蒋村一个贫穷的纸坊小老板家庭，父亲靠日夜交替、全力以赴的劳作，才勉强维持一家的生计。在薄一波四岁时，家中因为欠债累累，以至于连刚刚出世的弟弟都无力养活，生活条件可见一斑。

童年时的薄一波调皮、顽强、爱管闲事，这或许是来自于父母亲的言传身教。母亲反应敏捷、临危不惧，对人总是一副热心肠。父亲忠厚忍让，但拿定主意就不肯改变。这种黄土地上农民的淳朴性格和实干精神，对薄一波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有一年，他的父亲辛苦攒下40吊钱，一个远方的亲戚，是个无赖，拿着把刀就跑到他家里，说不借给他40吊钱就要死在他家里。父亲实在没办法，40吊钱就这样让人给讹走了。父亲坐在床上唉声叹气，却突然冒出一句话来，说：“咱们被人家讹了总比我们去讹人家好。”这个对当时的薄一波影响挺大。

倚仗天生的聪慧和后天的努力，15岁的少年薄一波决心走出山沟，见见世面，在老师和乡绅的建议下，他报考了阎锡山创办的不收学费饭费讲义费的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

少年薄一波曾希望通过读书来了解社会，寻求治国方略，但孔孟之道终究解答不了现实生活的问题，对知识的渴求使他终于有机会接触到马列主义书籍。1925年薄一波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党支部书记。大革命失败后，阎锡山两次悬赏通缉薄一波，薄四次被捕，两次入狱，屡经挫折。

我于1936年9月回到太原。到后第二天，阎锡山就派梁化之（阎锡山的表侄和最主要的幕僚，阎把他作为政治继承人培养）来约见。我要求推迟见面，得到他们同意后，便开始访问和调查工作。当时我党在山西的地下组织虽遭严重破坏，但仍有少数党员在秘密进行工作，几个有联系的党员向我提供了一些重要情况。此外，我又找到几个同学，并通过有关人士介绍，接触了一个同阎历史渊源很深的叫傅存怀的老军阀和几个常在阎锡山身旁的人，包括阎锡山的一个儿子，从他们那里了解了一些内幕。

我了解到，阎锡山之所以邀我回山西工作，除了当时政治形势的影响这个主要因素之外，他的亲信赵戴文（曾任南京国民政府监察院长）、赵丕廉（曾任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长）和梁化之的推荐也起了重要作用。二赵丕廉是我在山西国民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前后任校长，梁化之是我的同乡和高我两年级的高小同学。阎锡山的封建意识颇浓，素重乡土、师生等关系。赵戴文、赵丕廉、梁化之也是这样。所以，他们一再建议邀我回来“帮助阎先生做点事”，其中梁化之最为积极。

经过一个月左右的了解情况，我认为在山西可以有所作为，于是向梁化之提出，我有些事情还需要同远方的朋友们商量一下。随后他告诉我，阎先生说这是应有的一着。我回到北平，向北方局做了汇报。我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全国尚未形成的时候，山西出现的变化十分重要。它有利于我们发动群众和培养干部，在山西开展抗日救亡运动。通过我们的工作，可以把山西当局的有限抗战发展为真正抗战。

我还提出回山西后的工作方针，主要是：一、首先争取站稳脚跟。不搞“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不提阎锡山根本不能接受的口号，不做山西当局根本不允许做的事情。二、踏踏实实做上层统一战线工作，不怕到山西当局上层机关去活动，不怕戴“官办团体”的帽子。但要注意不图虚名，不做“清客”，不“抬轿子”。三、踏踏实实地做群众工作，积聚力量。四、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在领导权向题上决不含糊。

薄一波这次回太原，还有一个特殊的任务，临行前，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同志让徐冰转告他：“给你加一个任务，我们得到情报，说王若飞同志现在关押在太原某一监狱，你到太原后，首先要设法把他营救出来。”

薄一波问了一句：“若飞同志被捕后用的是真名还是假名，如系假名，叫什么？现在关押在太原哪个监狱？”

徐冰表示一概不知。薄一波感到有些为难了，自己和若飞同志不认识，这个任务到底该怎样完成呢？

到太原不久，他就开始打听王若飞的下落。胡熙庵告诉他，王若飞同志现在用的名字叫黄敬斋，但不知关在哪所监狱。

薄一波只好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去察访每所监狱。查到陆军监狱时，终于见到黄敬斋的名字。薄一波仔细地翻阅着关于他的案情原委及历次审讯的详细记录，知道若飞同志在被捕五六年来，一直表现得英勇顽强，使敌人很伤脑筋。

于是，薄一波就立即叫上梁化之一起，去同阎锡山谈判。

薄一波说：“我们山西处于抗日最前线，抗日救亡运动也已初步搞起来了，目前正是用得着抗日爱国人士的时候，还把大批政治犯关在牢房里，这和当前形势很不相称。阎先生既以抗日救亡相号召，并发动了驰誉全国的百灵庙守土抗战，理应乘机造成更大声势，释放全部政治犯，在全国做个表率！”

阎锡山面有难色地看了看梁化之说：“蒋先生狱里关了那么多政治犯，都还没放，咱山西也不能……”

薄一波说：“山西现在的做法，跟蒋先生已经不完全一样了。你不是经常跟我说要和共产党合作抗日吗？那么，既要和共产党合作，山西就应该做得漂亮一点，就应当立即无条件地释放政治犯。太原监狱中有个王若飞，是有名的共产党员。我提议，也是向你提出要求，首先把他放出来！”

“王若飞？”阎锡山又看看梁化之，说道：“有这个人吗？”

薄一波看他想把问题滑过去，只好单刀直入地说：“关在陆军监狱里的黄敬斋就是王若飞！”

“啊，黄敬斋，好像有这么个人……怎么，你认识他？”

薄一波说：“我不认识他，是我回太原时，‘远方的朋友’请我设法营救他出狱，算是个间接朋友。”

阎锡山忽然间变得很亲切地说：“你的朋友也就是我的朋友，就让化之陪你一起去看看。”

薄一波与梁化之乘汽车来到陆军监狱。梁化之简单说明来意，典狱长急忙毕恭毕敬地把他们引到王若飞的囚室。

看见迎面站着的是一个白净面孔的中年人，薄一波想：这大约就是王若飞同志了。

梁化之介绍说：“黄先生，今天给你介绍个人，他是你的老同志，老战友，老共产党……”

王若飞事先毫无思想准备，只是直愣愣地望着薄一波，嘴里不置可否地“哦，哦，嗯，嗯”的，作为回答。

为了不让王若飞蒙在鼓里，薄一波赶忙说明来意：“我叫薄一波。梁先生说得很对。现在来看你，是受‘远方朋友’之托，要营救你出去。我和梁先生是同乡又是老同学。我现在是在阎先生下面，只做抗日救亡工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我们联结在一起了。正因为这样，放不放你，关键在梁先生，而不在我。关于这一点，梁先生一定能够回答你。”

梁化之听了薄一波的话，觉得有些尴尬，但又很高兴，忙插嘴说：“一波，一波，你把话说到哪里去了。我对黄先生这样的人才一向还是很优待的。黄先生，你说，你现在住的是不是优待室？”

王若飞鼻孔里“哼”了一声，冷冷地说：“对，叫优待室。”

薄一波环视了一下这间牢房，抑制不住心头的气愤，对梁化之说：“这也可以叫优待室？分明是间独居监房。我在北平、天津坐过六七年牢，早都领教过这种优待室了。”

1937年春天，在薄一波的一再力陈下，阎锡山和梁化之商谈出释放政治犯的两个条件：一、他们必须放弃共产党的“狭隘”立场；二、必须保证留在山西做事。商议好后，梁化之衔命找薄一波来谈。薄一波回答说：“这样做，恐怕不行。对政治犯还是无条件释放的好。”

梁化之表示，他不能做主。薄一波们又和梁一同去找阎锡山。几经磋商，阎锡山提出了折中办法：“可以不提条件，先把王若飞先生转移到山西训导院去，做个过渡。因为陆军监狱属中央管，我们不好释放，而训导院是属于山西的，政治犯们只要过去了，随时可以释放。对王若飞先生，我承诺以礼相待，放出来不附加任何条件。”

薄一波问：“过渡多少时候？”

阎锡山说：“个把月可以了。”

薄一波说：“那我的朋友黄敬斋的问题就算解决了……”

阎锡山说：“好，好，黄敬斋可以立即准备释放。”

薄一波又问：“其他政治犯呢？”

阎锡山说：“黄敬斋出来后，其他政治犯也可陆续分批转移到训导院，过渡释放。”

接着，薄一波又去探望王若飞。

但王若飞的疑团似乎还没有消除。

薄一波开门见山地说：“黄敬斋，或者说是王若飞同志，你怀疑我是对的。老实说，我原来也没有完全相信你。当我执行党交给我营救你出狱的任务时，我也从多方面对你进行过调查，知道你坚持了共产党员的立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党对你完全信任，因此，才决心营救你出狱。我已查清了你的一切。你能用什么办法查清我的身份呢？”

王若飞沉思了片刻，摇摇头，说：“我没有办法调查你的身份。”

“那怎么办呢？”薄一波也有些为难了，“你不相信我薄一波，而我又一定要营救你，我们的行动怎么才能统一起来呢？”

王若飞在室里来回走了几步，忽然对薄一波说：“你能不能给我带些党的文件来看看呢？”

“可以，完全可以。”

过了几天，薄一波再去看王若飞时，告诉他：“若飞同志，你现在可以出去了。”

“政治犯全部释放吗？”

“不，现在还只有你一个。其余的将分批获释。”

“我一个？”王若飞略有迟疑，“无条件释放吗？”

“无条件。”薄一波肯定地说，“不过，只希望你答应我一条：出去后，先到我安排好的地方，小住几天，让我略尽朋友之道。我在这里搞统战工作，和阎锡山天天打交道，有些事不能做得太绝。那样，可能会影响整体工作。你住些时候，就可以回延安了。你觉得如何？”

王若飞稍加思索后，对薄一波说了真心话：“一波同志，开始，我的确怀疑过你。看过党的文件，交换政治上和工作上的意见，又听狱中一些同志不断提起你，现在又争取到无条件释放，我完全相信你是个好同志，是党派你来营救我的。可是，一波同志，我在狱里住了五六年，很希望党对我的一切进行全面的审查，得出结论。你能不能找个我认识的人，到这里来证实一下，以免将来有别的什么问题发生。”

王若飞的这番话含意很深刻。他希望对他进行组织审查和证明，这可怎么办呢？

沉默了一会，薄一波想起北方局一个负责人，人们把他叫做“柯（庆施）大鼻子”，薄一波问他认识不认识柯庆施。

“啊，认得。”王若飞忙问，“他能来吗？”

薄一波说：“可以试一试。”

不久，“柯大鼻子”从“远方”赶到太原来，到监狱里和王若飞见了面。

一个月后，薄一波就接到王若飞到给他安置好的四合院住起来休养，接着，王若飞的爱人李培之也从上海来陪他。

此后，被关在四个监狱里的二三百名政治犯，也都分批放了出来。

这期间，梁化之接连来过两次，说阎先生很想和“王先生”见见面。

一天，薄一波陪王若飞去见阎锡山。阎锡山颇有点“礼贤下士”的样子，表示非常仰慕王若飞的才能，敬重王若飞的骨气，希望留在山西帮助他工作。王若飞看对方已一步一步逼了上来，赶紧先发制人，堵住阎锡山的嘴巴：“阎先生，你在举国扰攘的时候，接受了我党统一战线的主张，你成立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在绥远发动了百灵庙守土抗战，在山西释放了全体政治犯，这一系列举动，我们非常赞成。我一定把这种情况带到延安去，带到我党中央去，我想，我们党也会表示欢迎的。”

王若飞的话刚一停顿，阎锡山连忙插了上去：“不谈这些，不谈这些了。”

几天以后，在阎锡山那儿，薄一波又遇见了梁化之。

梁化之愤愤地说：“王若飞这个人太绝情了。一出牢门，就要回延安，太不够朋友，我不能放他走！”

薄一波不便和他搞僵，就用山西的谚语笑着说道：“宋丑儿哭他小姨子——没想头啦！敦厚兄，该撒手时就撒手吧！”

“不行。”梁化之执拗地说，“我不能放他走！”

老于世故的阎锡山，对梁化之的固执颇不以为然，他说：“眼光要放远些。既然释放了，就要给人自由。留就留，走就走，交个共产党朋友也好嘛。”

此后聂荣臻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薄一波也帮了大忙。

为这件极其重要的事，聂荣臻专门从阜平骑马赶到五台县政府，拜会时在阎锡山手下任五台县长的宋劭文。

聂荣臻对宋说：“劭文同志，昨天夜里，我接到毛主席的来电，特地送过来请你看看。”

毛泽东在电文里指示：“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尤其荣臻所在之晋东北地区，事同一律，不应立异，一切须取得阎之同意。”

宋劭文看完电报后问道，“聂司令员的意思是……”

聂荣臻说：“接到主席的电报后，我考虑了一夜。出于抗战大局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考虑，我们即将成立的晋察冀边区临时政府必须得打阎锡山这块牌子。有了这块牌子，我们的政府才具备合法性，今后的工作也才便于开展。而这件事由我们出面去和阎锡山谈，一旦谈崩，就没有了回旋余地。我知道你在阎锡山面前说得上话，你和他打交道一直是比较顺利的。”

宋劭文一口答应下来：“好，我马上给阎锡山打电报。”

聂荣臻说：“还有件事，我得提前给你打个预防针。”

“很严重吗？”

“你的真实身份，目前整个边区只有我和舒同、唐延杰三人知道，其他的同志肯定会把你当阎锡山的人看待，今后在工作中不可避免地可能会产生一些磕磕碰碰，让你心里不痛快。而我呢？又不便把话挑明……”

宋劭文手一摆：“小事一桩，对于我们做秘密工作的同志来说，承受自己同志的误会是必须练就的基本功。你放心，我一定会安之若素的。”

没过几天，盂县县长，与薄一波同为定襄蒋村老乡的胡仁奎过门造访。

宋劭文对他说：“老胡，这可是大事，急事啊，聂司令员一接到毛主席的电报，就赶着给我送来，不就是希望事情能批得快一点嘛。可不知啥地方出鬼了，我两天之内连着给临汾打了7份电报，阎锡山就是不理不睬。你帮着分析分析，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胡仁奎沉吟了一下：“以你在阎锡山面前的分量，应当不会这样啊……你给他的电文是怎么写的？”

宋劭文起身去办公桌前拉开抽屉，拿出电文草稿给胡仁奎看。

胡仁奎看罢忍俊不禁：“老宋，你这么精明的人，怎么也犯糊涂了。你看你，通篇都是讲成立边区临时政府对抗战有利的大道理。这样写阎自然不会批，应该写明这样做对阎有利才行。他关心的是扩大他的实力，不是什么抗战不抗战的问题。”

宋劭文以掌击额：“糊涂，糊涂！”

胡仁奎说：“趁热打铁，你这儿把电报发出去，我赶着去临汾找薄一波，让他去阎锡山面前再帮着说说。”

薄一波得知此事，立即赶去刚刚从太原转移到临汾的第二战区长官司令部行营见阎锡山。

薄一波挟着公文包匆匆进得书房，看见阎锡山正在提笔写一副对联。

上联是：

裘带偶登临，

看黄河澎湃，

直下龙门，

走石扬波，

淘不尽千古英雄人物；

省长赵戴文捻着胡须赞道：“睥睨六合，气雄万古，百川气魄之大，乃我等凡夫俗子不可企及矣！”

薄一波招呼道：“主任。哦，赵省长也在。”

阎锡山抬头斜了一眼：“看见一波这样的青年才俊，才想起我真是老了。”

赵戴文：“一波总是如此精神抖擞，干练有为，有他独当一面，你可省事多了。”

阎锡山继续书写下联：

风云莽辽阔，

正胡马纵横，

欲窥壶口，

抽刀断水，

誓收复万里破碎山河。

横批：北天一柱

薄一波吟哦出声，赞道：“唯心胸巨阔者，方能写下如此大气磅礴之旷世伟联啊！”

赵戴文也恭维道：“百川气度文采，即便苏、辛在世，我看也自叹弗如。”

阎锡山谦虚道：“涂鸦之作，岂能与苏、辛比肩，见笑，见笑。一波，神色匆匆的，有什么要紧事吗？”

薄一波先捡一些能让阎锡山高兴的话说：“主任关于创办民族革命大学，并亲自出任校长的倡议公布后，得到了众多文化界著名人士的热烈响应和大力支持。如李公朴、罗隆基、施复亮、侯外庐、周巍峙、徐懋庸等，都自告奋勇到民大任教。学生更是如过江之鲫，仅第一期就招收了5000余人，他们来自全国18个省，还有几十个归国参加抗战的南洋华侨。”

阎锡山果然心花怒放：“盛事，这是山西一大盛事，也是全国一大盛事啊！日军可以夺去太原，有共产党鼎力协助，有全国民众热忱支援，我有信心让临汾成为第二个武汉！”

薄一波这才抓住机会将来意说出：“主任，还有一件事向你报告。听说宋劭文为成立晋察冀边区临时政府一事，两天内来过7次电报，请求批准……”

阎锡山说：“劭文真不懂事，兵荒马乱之际，我连自家的老窝子也丢了，怎么还能去管河北、察哈尔？”

薄一波说：“主任管出了山西，这是件大好事呀！我看此事一点也拖不得，应该马上批。正如你所说，现在兵荒马乱，正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时候。据我所知，在这个9人组成的委员会中，有7个委员是我带到五台山地区，准备在那里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人，宋劭文、胡文奎他们都是我们牺盟会的骨干。你批准了，我们的势力就可以趁机扩充到河北、察哈尔。”

阎锡山背着手来回踱起步来。

赵戴文缓缓地点着头说：“百川，我觉得一波的话有道理，批准实乃上策，此事宜决断。”

阎锡山拿定了主意：“好吧，让秘书处以长官司令部的名义，电告重庆，向行政院备个案就是了。”

胡仁奎与宋劭文一样，也是个秘密共产党员。

薄一波一开始主持牺盟会的工作，便对它进行了彻底的改组和改造，针对那些顽固反共分子借牺盟会名义到处招摇撞骗，薄一波等采取了一些办法，提倡多做实事，反对空谈，不断开辟新的工作阵地，成立了牺盟会太原市委员会；村政协助员下乡，争取民训团、军政训练班等领导权；尽可能多地引进共产党员、左派人士和一切愿意抗日的人来参加牺盟会工作；团结左派，中立中间派，打击右派，把右派逐渐地排斥出去。

牺盟会改组不久，阎锡山召开了一次高干会议。他在会上出了一个题目：“假如日本人打进山西来，我们该怎么办？”让大家讨论。

会议开了几天，许多人发了言，阎锡山一直不表态。

薄一波反复考虑，分析了阎锡山的意图后，决定让董天知发言试探一下。

董天知在会上说：“诸位，日军步步进逼，晋绥首当其冲，不早做准备，将来必吃大亏。不成立一支以保卫桑梓为宗旨的强大部队，就不足以抵抗日本入侵。因此，发展30万国民兵是当务之急。”

董天知的这一番话正中阎锡山下怀，阎锡山听了虽然没有说话，却掩饰不住高兴的神色。他在回去后对赵戴文和梁化之说：“共产党里就是有人才，董天知那么年轻，就能提出那么好的意见，了不起！”会后，阎锡山就把负责培养军政干部的军政训练委员会交给牺盟会领导，委托薄一波等成立各种组织，如训练团、训练班、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军士训练团等。这样，牺盟会就掌握了主持抗日民众组织的大权。

1936年12月，当时正值绥东百灵庙战役胜利，接着又发生了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预示着抗日战争新时期的到来。百灵庙大捷，又极大地鼓舞了山西和全国人民。在这种形势下，三晋大地立即掀起了强大的抗日救亡热潮。经过牺盟会三个月的工作，山西各地牺盟会员发展到60万人，薄一波等从中挑选了两万名国民兵军官教导团的学员。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学员招来后，从1937年4月开始，分别集合在忻州、祁县、太谷、寿阳、平遥等处，组成10个团进行训练。各团政治部主任都是由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担任，团以下的政治工作人员亦由薄一波等选派。教导团的建立，为后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的成立打下了基础，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就是在这10个团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国民兵军官教导团成立后，干部问题虽然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但绥东百灵庙战役后，中共北方局没有给山西方面再派干部来，因而干部仍觉不够。国民兵军官教导团需要大批工作人员，以后建立新的抗日部队需要大批政治、军事兼优的干部，加强民运工作也需要增加一批民运工作干部。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薄一波等人接办了军政训练班，并成立了民训干部团。军政训练班和民训干部团招收了4500多名学员，这些学员大多是来自北平、天津、上海、河南、湖北等22个省市的青年，其中有不少是流亡到山西的青年学生。军政训练班和民训干部团的开办，不仅为10个国民兵军官教导团提供了政治干部和牺盟会县以上组织的大部分干部，而且为后来建立山西新军准备了干部。

在薄一波等人领导下，牺盟会成为在特殊形式统一战线下由我党领导的有政权、有武装、有群众的组织，这是与阎锡山的初衷完全相反的。

薄一波等人的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从一开始就是在与各种顽固势力的斗争中曲折前进。

山西的顽固分子以19军军长王靖国为首，不断向阎锡山告状请愿。一次，王靖国带领80多名高级将领，齐刷刷跪在阎锡山面前哀求：“薄一波是共产党，让薄一波这些人搞下去，山西就完了，我们这些人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张厉生也向阎锡山施加压力，说阎锡山用的都是共产党。各县的地主豪绅也纷纷给阎锡山发电报、写信，说牺盟会都是共产党的人，不能用。

但阎锡山自有他的如意打算，他是想利用薄一波这些共产党人，给他组织群众，组织军队，扩大抗战的政治影响，这样既扩大了自己的实力，又搞好了与共产党的关系。

阎锡山把王靖国等训斥了一通：“你们懂个甚！现在我们还能拉上共产党，将来想拉都拉不上了。蒋介石周围不也有共产党吗，他能用，我们为什么不能用？”

这样一来，王靖国他们只好忍气吞声。有了阎锡山这堵挡风的墙，薄一波他们便可以更加大胆地干，用薄一波的话说，就是：“借阎锡山的口袋，装我们自己的面”。阎锡山没有料到，他所寄予厚望的牺盟会以及牺盟会后来组建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最后竟然被薄一波等人带着投向了他的死对头共产党，成了“阎氏王国”的掘墓人！

1937年7月7日，日军借口一名士兵在“演习”中失踪，向北平西南宛平县卢沟桥的中国驻军发动进攻，中国守军第29军在卢沟桥上奋起抗击，全国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日军开始大举入侵山西。山西形势发生急剧变化，此时阎锡山清楚地看到，他的旧军除少数进行了较顽强的抵抗外，大部分是一触即溃，闻风而逃。当时有首民谣说：“十月山西人人忙，富人忙搬家，穷人心惶惶。军官扔部属，小兵扔大枪。”如何应付这溃败的混乱局面，阎锡山拿不出办法，此时他又想到了薄一波。

一天，他连早餐也顾不上吃，便吩咐副官找来薄一波，说：“一波，战争开了头还没有兵，你看怎么办？”阎锡山从来就不愿在部属面前说自己不行。

薄一波当然知道阎锡山的用意，于是斩钉截铁地说：“会长，必须组织新军，改革旧军！”

阎锡山一听，正中自己下怀，他早有武装30万国民兵的打算，先前就动了心，只是对旧军仍存有希望，怕新派羽翼丰满后不听招呼，故一压再压，未付诸实施。眼下大敌当前，山西难保，起用新派，组织新军，正是时候。于是，阎锡山对薄一波说：“旧军积重难返，是不好改的啦，你先组织一个新军团试试吧！”

薄一波见自己的意图即将达到，便进一步顺水推舟说：“既要组织新军，就得实行新制。这一点，我事先就向阎先生说明。先生也说过，要政治武装，因此新军中应该实行政治委员制。”

“只要能打胜仗，能与日本人抗衡，咱要人给人，要枪给枪。总之，由你认真去做就是了！”阎锡山高兴地说。

“新军团名称叫‘抗日青年先锋队’如何？”薄一波征询阎锡山的意见。

阎锡山沉思了一会儿，说：“还是沿用‘抗敌’的称呼为好，改成‘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吧。凡参加的人都要有誓死的决心，怕死的不要加入。”

于是组建新军这事就定下来了。

薄一波当即报告北方局，晚年他回忆道：“刘少奇同志说：‘好，赶快去！要抓枪杆子，不要说一个团，就是一个营，一个连，也要坚决搞！’”

牺盟会组建新军的决定一公布，立即在山西掀起了报名的热潮，最后由薄一波等主办的军政训练班、民训干部教练团、国民兵军官教导团第8团、第9团组成山西青年抗敌决死总队第一个团。1937年8月1日，在太原军政训练班所在地山西国民师范学校礼堂举行了成立大会，宣布8月1日为新军诞生日，薄一波任总队政治委员，徐绩章任总队长，牛佩琮任政治主任。全队共辖3个大队，每个大队辖4个连，共2000多人。大队的指导员以及中队、分队政治指导员几乎全部是牺盟会委派的共产党员。对此，阎锡山心照不宣，不过军权是要抓的，就委派其旧军官担任总队长、大队长以及中队、分队长。山西青年抗敌决死总队成立后，经过50多天的紧张训练和准备，于9月21日由薄一波率领，从太原开赴五台山地区，准备建立抗日根据地，后来转赴晋东南上党地区，建立太行、太岳根据地。

1937年10月初，阎锡山着手筹划忻口会战。继雁北、大同失陷后，阎锡山的内长城防线又被日军攻陷。山西旧军节节失利，使阎锡山本人处在不打一仗不能向山西民众交代，而打一仗又毫无把握的矛盾之中。他看到旧军连遭重创，士气不振，要求国民党增援吧，又恐遗留后患，于是把更多的希望寄托在扩大新军上。八路军3个师的主力相继东渡黄河，挺进山西敌后，平型关一仗首战告捷，接着又在晋西北、晋东北点燃了抗日游击战争的烽火，更促成了阎锡山扩大新军的决心。

薄一波抓住这一时机，又向阎锡山建议，以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军政训练班等为基础，组建5至10个旅的新军。阎锡山同意先组建5个旅，并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名义发布命令，由薄一波全权负责，从速组建。

1937年10月1日至11月3日，归第二战区节制的中国军队在山西太原以北的忻口一带与日军进行会战，歼敌两万余人，创华北战场歼敌之纪录。忻口会战是抗战初期国共两党合作抗战的成功典范，其中也包括八路军115师取得的平型关大捷和129师夜袭阳明堡机场的胜利，使时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阎锡山一下子成为轰动全国的民族大英雄，他也从中尝到了“联共抗日”的甜头。

从1937年底至1938年初，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扩充到4个纵队，各纵队政治委员由薄一波提名，纵队长由阎锡山从晋绥军中选任。为加强决死队的干部力量，八路军总部在干部奇缺的情况下，为决死队先后输送了400余名干部。1937年12月下旬，决死一纵队开始在平遥、祁县进行游击战争，战斗11次，一度收复了平遥县城。1938年2月，日军突破东阳关，攻陷长治，直奔临汾。一纵队参战阻击敌军，连续作战6天。这些战斗规模虽不很大，但初战的胜利鼓舞了士气，锻炼了部队，也扩大了决死队的政治影响。胜利以后，阎锡山曾通电嘉奖。

1938年4月，决死队一、三两个纵队和一部分国民党军队配合八路军129师及115五师一个旅，歼敌4000余人，收复县城18座，彻底粉碎了日军的9路进攻。从1938年底开始，决死队进行了“西林整军”，在八路军总部的帮助下，在沁县的西林办了3期军政训练班，训练排、连以上干部和优秀的政工人员。八路军总部负责人朱德、彭德怀、左权亲自给训练班讲课。训练结束后，决死队换掉了一批旧军官，代之以新军官，部队的军政素质显著提高。1939年上半年，决死队发展到50个团，约7万人，占阎锡山150个团的三分之一，决死队成为一支驰骋晋绥的抗日劲旅。

1937年深秋，我带领决死队第一纵队，在从五台往孟县的路上，遇到朱德总司令。他是率领部队到晋东北五台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的。突然的相逢，使我喜出望外。我汇报了准备在五台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打算，朱总司令说：五台地区是战略要地，北上可以威胁北平，南下可以直趋太原，八路军准备在这个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你们不要在这里了，要设法得到阎锡山的许可，把决死队开到晋东南的上党地区去。他还告诉我们，离开延安时，毛主席谈论过，我们打的是持久战，军队要插到敌后去，和下围棋一样，先做几个活眼，准备在华北同敌人长期周旋，首先要占据晋察冀、晋西北、晋东南这3个战略要地。

……我去见阎锡山，说我想去晋东南。他问我为什么要去那里？我说晋东南的地理形势好，在那里可以建立一个抗战的落脚点。他附庸风雅地谈了一番历史，说自古都说山西是形胜之地、表里山河，其实上党古郡才是表里山河的表里山河呢。历代都把那里看作兵家必争之地。因为得了上党，跨过黄河就是洛阳，就可以得天下。最后，他同意我带决死队一纵队去，并委任我为山西第三行政区政治主任。这正是旧军溃败，阎锡山走投无路，进步倾向最为明显，把希望主要寄托在新军身上的时候。于是，已经开到五台地区的决死队一纵队，转而南下到晋东南沁县地区。

巍巍太行，耸立在晋冀之间，与黄河互为表里，确实是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好地方。遵照朱总司令的命令，我们在主力大军未到之前，把这个地区合法占领了。

在向朱总司令汇报的时候，我曾要求派一些八路军的军事干部到决死队来，以便把军事指挥权切实掌握在我党的手中。朱总司令爽快地答应要多少给多少。后来陆续给新军派来近千名红军军事干部和其他各类千部，他们发挥了骨干作用。这是八路军对山西新军的重大支援。

1938年2月28日临汾沦陷后，阎锡山率幕僚转进到了吉县。这时旧军仍节节败退，溃不成军，而新军却挺进敌后，迅猛发展，搞得如火如荼。新旧力量之间此消彼长的巨大变化，使阎锡山又深感不安，于是对决死队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他曾对旧军将领发誓：“不要使最后胜利的战场中，没有了自己！”要求旧军赶快准备，保存和扩充实力。到1938年六七月间，阎锡山在政治上就开始走下坡路，开始采取“扶旧抑新”的政策。

1938年7月和9月，阎锡山在吉县古贤村召开了两次高级军官和文职干部会议，会上虽没有正面反对，却费尽心机挑拨、鼓励旧军军官来反对新军。吉县会议后，阎锡山实施了一系列投降、反共、倒退的措施。

针对阎锡山的所作所为，薄一波等决死队领导人根据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方针，制定了新的策略，对广大官兵深入教育，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做好准备。与此同时，进一步整顿决死队内部，对反动的旧军官，凡不服从改造者，坚决撤换清理，并对县区政权进一步改造，还加强了敌占区的工作，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对敌斗争，防止和打击阎锡山的敌工团、突击队的破坏活动。

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阎锡山密切注视着这些变化，伺机行动。同年1月末，阎锡山率部西渡黄河，迁到陕西宜川县的秋林镇。3月25日至4月22日，阎锡山在秋林镇召开师长及独立旅长以上军官、各区专员及保安司令以上行政区干部、公道团主要领导干部、牺盟会各中心区及部分县特派员等参加的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即“秋林会议”。这次会议是阎锡山投降、反共、倒退的一个重要步骤。会上，阎锡山公开散布“中日不议而和，国共不宣而战”的谬论，并借口中央有军令，文官不得兼任军官，要解除薄一波、戎子和、张文昂、雷任民等纵队政治委员的职务，提出取消新军纵队的编制，改为旅和团，与旧军一样。

针对阎锡山企图夺取山西新军大权的阴谋，薄一波等人在会上与阎锡山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会后，薄一波首先向中共北方局汇报了秋林会议的情况和决死队领导人研究的对策，北方局表示完全同意。1939年8月6日，北方局专门发出《制止阎锡山之动摇，与巩固山西统战的指示》。9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山西开展反逆流斗争的指示》。薄一波等根据这些指示，采取了相应的行动。二纵队的旧军官能换掉的都换掉了，能争取的则予以争取。四纵队也做了积极的工作。一纵队则早已对反动的旧军官做过清理，尚余的100多人，其中不少是进步的或比较进步的。

1939年12月，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阎锡山充当了反共的急先锋。是年12月，他派王靖国和陈长捷率19军、61军进攻正在抗击日军“冬季攻势”的决死二纵队。二纵队一边抵抗日军，一边进行自卫，在八路军协助下，给王、陈二部以沉重打击，后苦战突围，转入晋西北。阎锡山又命第7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做进攻晋西北决死队和八路军的准备和部署。在晋东南，阎锡山派孙楚勾结日伪军和国民党军进攻决死三纵队。由于纵队内部反动军官的叛变，使三纵队和五专区各县抗日政权遭到重大损失，3个主力团都被拉走了，许多优秀干部惨遭杀害，这便是史称的“十二月事变”。

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反共高潮是有准备的，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山西军民奋起反抗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晋西北的八路军于1940年1月发起反攻，2月底肃清了该地区的国民党军队。晋东南的新军决定：除三纵队被拉走的部分外，其余部队编入八路军129师和120师。这样，决死队开始加入八路军的系列，这是阎锡山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太南和太岳区的八路军给阎锡山以沉重打击，收复了部分失地。此外，晋察冀部队消灭了进犯雁北的阎军一个师，将另一个师赶出该区。阎锡山经过将近一年准备而发动的“十二月事变”，基本上被山西新军在八路军的帮助下粉碎了。阎锡山的如意算盘落了空，他原想通过事变重整旧军，但是在新军、八路军的反击下，旧军也遭到重创；他原想通过事变消灭新军、牺盟会和一切进步力量，但是事变后决死队公开和八路军站到了一起，而且更加壮大了。

阎锡山的倒行逆施，不但遭到进步势力的反对，也遭到旧派内一些还主张团结抗日的元老如赵戴文、杨爱源等人的反对，连他自己的儿子也反对他这种做法。阎锡山更不愿看到的是，蒋介石已经乘机把手伸向山西。此刻的阎锡山有一种“鸡飞蛋打”的感觉，他一怒之下把第7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第33军军长郭宗汾予以撤职留任，骑兵军军长白濡青和33军的6个师旅长一律撤职。

“十二月事变”后，中共中央提出了调停的建议。中央指示薄一波等人，在痛斥王靖国、陈长捷、孙楚、赵承绶4人进攻新军、破坏牺盟会、残杀抗日人员的罪行以后，表示愿意和平解决山西内部问题，并仍愿意在阎锡山领导下继续团结抗日，以免被敌人利用。1940年1月27日，中共中央以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主任萧劲光的名义致电阎锡山，表示愿意调解新旧军冲突，使山西恢复团结抗战的局面。

2月11日，毛泽东起草了致阎锡山电。

2月25日，中共中央派萧劲光、王若飞持毛泽东给阎锡山的亲笔信到秋林见阎锡山。根据中央关于解决山西“十二月事变”的指示精神，以及毛泽东、王稼祥2月11日来电精神，薄一波、宋劭文、戎子和、牛荫冠、雷任民等人以牺盟会、新军负责人的身份致电阎锡山，表示牺盟会、决死队不咎既往，大敌当前，一切应从民族利益出发，一切应谋合理解决，愿继续在阎锡山领导下，坚持进步，团结抗战到底。此时阎锡山已别无他路，只好被迫接受八路军提出的通过谈判来解决新旧军之间冲突的主张。经过谈判，双方达成停战协议，以汾（阳）离（石）公路为界，公路南的晋西南为国民党的活动区域，公路以北的晋西北为新军及八路军的活动区域。这样，“十二月事变”以后，阎锡山在山西能控制的地区，只剩下晋西南的数十个县了。

粉碎“十二月事变”以后，决死二纵队、四纵队、202旅等加入120师战斗序列。从1939年12月下旬到次年2月，在晋西南的决死二纵队及209旅各一部、212旅、213旅及一部分自卫队、地方干部，根据北方局及晋西南区党委的指示，先后转移到太岳区与一纵队会师。会师以后，经过整编，决死一纵队归八路军总部直接领导。

薄一波为共产党立下的这一旷世奇功，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肯定：

1943年11月，薄一波到达延安参加七大预备会，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和他一见面就说：“你就是薄一波同志？”然后又自言自语地反复说：“如履薄冰，如履薄冰！”

薄一波在《领袖元帅与战友》一书中这样回顾他与毛泽东的初次见面：

“1943年春，我到延安，第二天，毛泽东同我进行了8小时谈话，其中谈到草岚子监狱的对敌斗争，毛主席肯定我们‘做得完全对’，他还肯定我们的学习‘把监狱变成了学习马列主义的学校’。就学习话题，他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共产党要领导几千万几万万人的革命，没有学问是不成的’。”

谈到牺盟会与山西新军的工作，毛泽东高度评价薄一波：“你们以少数人团结了多数人，取得了胜利，这是我们党统一战线政策的成功例证。”

当薄一波谈到草岚子胡同反省院里的共产党员履行手续出狱的经过时，毛泽东当即明确地表态说：“这件事我们知道，中央完全负责。”

薄一波太看重他与毛泽东的这次长谈了，他甚至多了个心眼，“别有用心”地把他与毛的谈话记录整理出来，并且送去请毛泽东过目审订，他想得很单纯，只要有这个东西在手，假自首出狱这么大的一件事，想必今生再也不会有什么波澜了。

毛泽东不仅认真看了他与薄一波的谈话记录，并且提笔在记录上批道：“个人的进步和党的进步是一致的。毛泽东。”

第二天，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也与薄一波谈了话。在谈到出狱一事时，任弼时说：“中央完全知道，是刘少奇和北方局建议，中央做了讨论后让你们出来的。”

薄一波提出，应把他们1936年出狱的问题向七大作出报告，把过程讲清，作结论。在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讨论时，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任弼时正式说明了这件事。委员会对薄一波等人的出狱问题，作出明确结论，认为适合代表资格，并提交七大代表一致通过。

薄一波还是七大选出的44名中央正式委员之一，刘子久、刘澜涛被选入33名候补中央委员。

当时，康生也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他还曾当面对薄一波赞扬说：北方局的一大功劳就是营救草岚子监狱的一批干部出狱。

后来，安子文等几位同志也与毛泽东谈了话。关于出狱这件事，毛泽东做了同样的表示。

从草岚子监狱出来的共产党员，很快被党组织分配到山西、北平、天津、河北、山东等地，重新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去，大大加强了北方党的力量。薄一波和杨献珍、董天知、韩钧、周仲英等被北方局派到山西，同阎锡山建立了特殊的统战关系。薄一波担任公开的山西工委书记，张友清为秘密的山西工委书记。共产党通过牺盟会，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并且组建了由共产党领导的山西新军。到1939年冬，山西新军发展到9个师（旅）级单位，46个正规团又4个游击支队。在山西新军中担任领导职务的，还有同为草岚子胡同反省院出来的唐方雷、李力果、廖鲁言、王鹤峰、傅雨田等。

1937年七七事变后，从草岚子监狱出来分配到各地的共产党员，在发动各地抗日武装起义，组建抗日武装，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马辉之、胡锡奎、李楚离等领导了冀东人民抗日武装起义。李楚离曾任冀东区党委书记，马辉之曾任冀热察区党委书记，领导开辟冀热察抗日根据地；刘子久先后任河南省委书记，豫皖苏区党委、苏皖区党委书记，先后领导创建豫皖苏和苏皖、豫西抗日根据地；安子文先后任太岳特委、地委和区党委书记，参与领导创建太岳抗日根据地；赵明新参与领导山东黑铁山抗日武装起义，组建山东抗日救国军第5军；赵镈、朱则民、冯乐进、贺致平参与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1941年赵镈被国民党顽固派杀害；马玉堂在河北藁城组织起一支百余人的抗日武装，以后发展成为晋察冀抗日义勇军第5支队和第5军，1940年与日伪军作战时牺牲；董天知参与组建山西新军，任决死队第三纵队政治委员，1940年率部参加百团大战，牺牲于晋东南；张友清曾任八路军前方总部秘书长，在太行山区反扫荡中被俘，壮烈牺牲于太原集中营。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牺牲的，还有夏富海、冼维勋、殷明道、张曼萍、王振林等。

新中国成立时，从草岚子集体出来的这批同志仍健在的有30多人，都担任了中央机关和各地区的领导职务。薄一波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刘澜涛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西北局第一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安子文历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纪委副书记、人事部部长、中央组织部部长；刘锡五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杨献珍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廖鲁言任农业部部长；李楚离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张玺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周仲英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兼国家机关党委书记；徐子荣任公安部副部长；李力果任一机部副部长；刘有光任七机部副部长；马辉之、彭德任交通部副部长；胡锡奎任西北局书记处书记；王德任中南局候补书记；赵林任吉林省委书记；王其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王鹤峰任黑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傅雨田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高仰云任河北省政协副主席。这些领导干部，都是知识分子出身，文化水平比较高，而且经过敌人监狱的考验和革命战争的锻炼，在各个工作岗位上表现都很出色。 qLL07fC5EiSFIRGO3qdr1Tmo+FFY8XUKQTtR7i+i3uaDmgKfRjP7AhwYaUgghX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