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以前读到一篇文章，讲俞平伯在北大讲授唐宋词，将一首名作抄在黑板上，转过身来诵读一遍，对学生说：“这词真好，真是好！”然后转身再抄录一首，说：“我们看下一首，好词，真是好词啊！”就这样抄抄说说，发个感慨便不愿意多说下去。有学生问先生：好词究竟好在哪里？俞先生的回答大体相似，总不外自己读、好好想之类。

这被俞先生的学生当作文人逸事写在追忆文章中，很可能是渲染俞先生个性风雅的意思。我完全能够想象俞先生读词时摇着身子、兴会淋漓的神情。当一个人读词而心有戚戚甚至心潮澎湃之时，无意破坏心中刹那的感觉，一心要让直觉长长地停留在心中，这其实是很能理解的。徐文长说：“读词如冷水浇背，陡然一惊。”这一惊之下，自然难以用言语来表达。但读者诸君若以为俞先生讲词都是如此，就可能被一种偶然的场景、一个夸大的传说而误导，因为俞先生分明撰有《读词偶得》《唐宋词选释》等解析词的著作。

何以理解俞平伯有时“以不言言之”的讲词风格呢？我想这与词的体性多少有些关系。前人论词大体以婉约为宗，甚至将这种婉约形容为“骄马弄衔而欲行，粲女窥帘而未出”，认为这种欲行而未行、欲出而未出的境界便是词之佳境。对于俞先生而言，可能认为读起来很唯美、听起来很沉醉的词，说出来则会流失了原词的神采。有些感受确实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

但是，能够用心直贯古人的人毕竟是少数，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一种既合乎情理又不失精妙的解说，其实是必不可少的。更何况因教学之需，教师有引导学生赏析诗词的责任和义务。而如果从传承经典的角度来说，精准地演绎经典的内涵，才能使经典不断衍生出新的生命力。

阐释经典是每个时代无法绕行的工作。无论是面对柔情曼声的小令，还是沉雄悲壮的长调，词的解析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况周颐提到的填词口诀，除了“自然从追琢中出”之外，便是“事外远致”和“烟水迷离之致”。又说：“此等佳处，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难以言语形容者也。”其词学导师王鹏运更因词“烟水迷离之致”的特性，而认为“填词固以可解不可解，所谓烟水迷离之致，为无上乘耶”。在词学家的描述中，词体确实带着相当神秘的色彩，这为俞平伯等的“不可解”说提供了学理支持。但“可解”的一面便也敷衍成诸多词话的主要内容。毕竟“骄马弄衔”“粲女窥帘”带着明显的情感指向，赏鉴家需要的也就是对“骄马”“粲女”多一些沉潜含玩、细心观察的功夫而已。

当然，越是经典的作品，对赏鉴家的挑战便也越多。那些广为流传的好词往往家玑人璧，评者纷如，后来者要能稽古证今，独出机杼，谈何容易。如同一《花间》，誉之者称为绮丽中不乏清雅，如古锦纹理，自有黯然异色；毁之者则以六朝绮靡拟之，认为可见一时萎靡之情形。同一长调，有的主张须叠有波澜而一气流贯；有的则主张字面涩留而潜气内转。故裁断之难，真有令人却步之感。

我的这部解说宋代词人经典作品的小书，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的。虽然在撰写过程中时不免于战战兢兢，但完稿之后回看过往的文字，对于自己坚持的解析策略与路径，仍是感到欣慰的。

词兴起于唐，极盛于宋，王国维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词经历了几百年的涵泳之后，终于在宋代大放异彩，成为其代表性的文学样式。甚而至于还有人认为：“宋人不知诗而强作诗。其为诗也，言理而不言情，故终宋之世无诗焉。然宋人亦不可免于有情也。故凡其欢愉愁怨之致，动于中而不能抑者，类发于诗余，故其所造独工，非后世可及。”（陈子龙《王介人诗余序》）“诗余”即词之别称，陈子龙说“终宋之世无诗”固然可以见仁见智，但他毕竟揭示了宋词的两大要素：一为言情，此乃宋词之主要职能，“宋人亦不可免于有情”，宋诗言志言理，宋词则承担了宋人情绪的宣泄，尤其是个人情意的千回百转，终于在长短句之词中得以尽情释放；一为其工，“所造独工，非后世可及”，词在宋代的发展已臻极诣，成为后代词坛追步的典范。

我在这本书中亦基本遵循这两个标准选录词人：一是其形成了个性独具的抒情风格，在“明星”词人灿若星河的宋代词坛上仍然具有相当高的辨识度；二是在词史上有特殊贡献，即便不能转移一时之风气，也需对当时词风具有一定的引领意义。于是李煜、柳永、晏殊、张先、欧阳修、晏几道、苏轼、秦观、周邦彦、李清照、辛弃疾、姜夔这十二位词人便进入我的视野。

李煜虽是南唐后主，但其入宋之后的作品在词史上的地位一贯很高，王国维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亦主要是针对其后期作品而言。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词之应歌而作的娱乐功能，一变而为士大夫文人的身世感怀，李煜实居功至伟。

在李煜之后，晏殊、欧阳修主盟的北宋初期词坛，主要师法南唐二主及冯延巳词，以小令创作为主，洋溢着雍容闲雅、豁达超迈的贵族气韵；与之相对的则是柳永大力发展了长调慢词，在传统闺情之外，更以羁旅行役、城市风光等题材拓展词境，成为最受欢迎的流行音乐制作人；而张先词则被视为“古今一大转移”，其“以诗为词”的作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词坛后起之秀苏轼，词逐渐成为文人交游明志的重要载体。

周邦彦有“词中老杜”之誉，其在词之创调与格律等方面的贡献可拟之于杜甫对律诗的贡献，被认为是宋词之集大成者；南宋的姜夔则可视为周邦彦格律派在南宋的嗣响。

苏轼、辛弃疾分别成为北宋、南宋豪放派的领袖人物，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婉约“二宗”：北宋之秦观与北、南宋之交的李清照。但其实，宋代词坛的丰富性并不能简单以“豪放”“婉约”两端概括之，即便同一词人，其风格也往往呈现出多样性，因此相对于词人取舍的斟酌，作品的择录其实更为费心。本书名为《宋词应该这样读》，则其重点应为经典词作的选择及其鉴赏的基本路径。故而本书解析的词作需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其一具有经典的品格；其二代表词人的风格。其中代表词人的风格方面，可能有更大的灵活性，盖词风既有变化，而同一词风，驰名的作品也往往较多，如何取舍其实是一件煞费苦心的事。而我在前述两个条件之外，其实还有一个避熟的想法。因为虽同在经典之列，但被关注的程度仍有差异，适当选择那些意蕴丰富而相对不那么耳熟能详的作品，或许有其独特的意义。

所以，在这十二讲中，若李煜《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晏殊《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欧阳修《生查子·元夕》（去年元夜时）、晏几道《临江仙》（梦后楼台高锁）、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秦观《踏莎行》（雾失楼台）、周邦彦《西河·金陵怀古》（佳丽地）等作品，知名度非常高，既符合经典的品格，也没有刻意避熟。

而柳永《定风波》（自春来）、苏轼《定风波》（常羡人间琢玉郎）、李清照《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辛弃疾《沁园春》（三径初成）、姜夔《长亭怨慢》（渐吹尽枝头香絮）等词，其经典地位固然毋庸置疑，但相对各人最为驰名的作品而言，仍不免生冷一点，此书将这些作品选入，就是因为他们在彰显词人风格上具有不可忽略的意义。

如关于柳永，自来多有关注的便是《雨霖铃》（寒蝉凄切）、《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类的作品，这些作品也确实如苏轼所说，堪称“不减唐人高处”。但这是由选家的立场来决定的，大体代表了一种士大夫的审美眼光。然而，这种立场是否能契合柳永本人的立场，是否对柳永具有“同情之了解”呢？这就很可能是个问题了。本书选择柳永的《定风波》（自春来）作为解说的对象，演绎柳永词“骫骳（wěibèi）从俗”的特点，无论是就柳永当年的性情而言，还是境遇和审美而言，都是最契合柳永本来面目，体现柳永词最为本色的地方。

苏轼的情况也与此类似。苏轼词被关注的焦点往往是他那些带着飞扬意趣和旷达情怀的词，这些词因为突破了传统婉约词的风格藩篱，带着“异端”的色彩，不仅在苏轼当世成为热点话题，而且在后世也极为高频地出现在各种选本之中，以致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苏轼词其他的光彩。但我一直认为，苏轼融合儒释道而形成的人生锐识才是其文学作品中最具魅力之处，这种魅力与风格的豪放、婉约无关，也与其在文坛的领袖地位无关，而是与宋代理学的发展密切关联。或者说，只有在理趣的视野中来考量苏轼的词，才能将最本色的苏轼呈现出来。如此，苏轼的《定风波》（常羡人间琢玉郎）就进入了本书选择的视野。这首词既带着传统小词“玉郎”“酥娘”的清艳，也带着苏轼“万里归来”的沧桑，更带着“此心安处是吾乡”的人生观，洋溢着苏轼随缘自适的性格光辉，积淀着深沉的人生感慨。词学史上经常用“雅人深致”来评价苏轼，而所谓的“雅”和“深致”只有深入到苏轼的本质本色层面，才能有真切的领悟。

再如李清照，其《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一词当然也曾经受到过关注，但因为易安词珠玉琳琅，佳作纷纭，这首《渔家傲》被选录的情况并不多见。况周颐曾言：“评闺秀词，无庸以骨干为言，大都嚼蕊吹香，搓酥滴粉云尔。”但李清照在词学史上既被视为“闺阁中之苏、辛”，其词“倜傥有丈夫气”，而能与这种声誉相对应的自然应是这首《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了。李清照深明词的体例在声律、在婉雅、在富贵态、在妙语迭出、在结构浑成，所以她的词便在“别是一家”方面下足功夫。这种体制的限定使得她将自己的本色退隐在体制的背后，像《渔家傲》这样的词绝对是李清照在词体中偶尔露峥嵘了。唯此偶尔透露的端倪，才更为接近李清照的内心深处。其实只要读读其《夏日绝句》诗：“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以及“南渡衣冠少王导，北来消息欠刘琨”“千古风流八咏楼，江山留与后人愁”等诗句，就能明白李清照的深衷所在。而在词里面，能够与这种情怀彼此呼应的除了这首《渔家傲》，还能有哪一首呢？

关于辛弃疾词，本书重点解读了《沁园春》（三径初成）一首，这首写带湖新居的词不仅写出了词人意欲归隐的心态，更以弛张有度的笔墨生动描摹了带湖新居的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的地理位置、错落有致的庭园结构、缤纷炫目的林木之胜。本书从园林史的角度来切入对此词的解读，在昭示辛弃疾此词的“园林”特色的同时，也将辛弃疾“此身忘世浑容易，使世相忘却自难”的人生纠葛与无奈阐释出来。正如书中所说：“人与自然如此默契无间，人与人事之间却是如此悲凉，英雄慷慨如辛弃疾也无回天之力。在失望乃至绝望的洞察世事之后，试图从纷纭的‘蜗角争斗’中解脱出来，把自己的生活纳入‘庭院深深’的园林，回归自己的内心，回归自然，成了稼轩后半生最寂寞、最痛苦的挣扎。”写园林之佳胜，却包含着人生走向的挣扎，这样的视角必须建立在对辛弃疾的平生经历与志向有着全局性总览的基础之上。

解说是此书的重点。我的想法是与其被沉重的前人文献压制住，不如褪去繁华，从最直接的文本入手，以最直觉的感悟反观作品，寻绎其中的艺术图景和情感线索；此外，在现有文献能够提供足够证据的情况下，再将作品置于词人的生平经历之中进行更为深层的观照，因为即便是同一个词人，在不同处境与心境下亦会产生不同的创作动机、灵感，催生出风格迥异的作品。于是，欧阳修貌似洒脱豪迈的《朝中措》（平山栏槛倚晴空），在我读来竟满是半百“衰翁”的生命焦虑；李清照的《点绛唇》（蹴罢秋千）塑造了一个天真烂漫又不乏娇羞可爱的少女形象，但其实这首词未必能视作李清照真实生活经历的再现，它很可能只是对晚唐诗人韩偓《偶见》诗意的化用，而宋词对唐诗的栝（yǐnkuò）实在也是极为普遍的现象，李清照更是其中作手，等等。

繁华落尽见真淳，那种既合乎情理又不失精妙的解说源自我们对原典的把握。当我们真真切切地了解了作者，了解了他们不同生命阶段的体验时，我们也最能理解其作品。本书的出发点是引导大家学会赏析宋词。无需用华丽的词汇去藻饰，也无需绞尽脑汁去揣摩作者的创作意图，在读完一个个故事，品完一首首宋词后，我们心中都会有自己独一无二的词人及其作品。宋词应该这样读、这样品吧。

杨　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