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齐梁年间，继刘勰《文心雕龙》之后，钟嵘《诗品》应时出世，宛若盘古开天，而为吾华夏古国现存最早之一部经典诗评专著。清章学诚谓：“《诗品》之于论诗，视《文心雕龙》之于论文，皆专门名家，勒为成书之初祖也。”（《文史通义·诗话》）

钟嵘（468？—518？），字仲伟，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齐永明中，入国子学，因好学而有思理，精通《周易》，颇为国子监祭酒王俭赏接，荐为本州秀才。齐时，初为南康王萧子琳侍郎，历任抚军行参军、安国令、司徒行参军等职。入梁，为中军临川王萧宏行参军、衡阳王萧元简宁朔记室、晋安王萧纲记室等职。卒于官，世称钟记室。《梁书》卷四十九、《南史》卷七十二，均以文学为其立传。

《诗品》当为钟嵘晚年写定。《梁书·钟嵘传》称为《诗评》，《隋书·经籍志》云：“《诗评》三卷，钟嵘撰。或曰《诗品》。”大抵是，在唐以前此书已有二名，后来只以《诗品》一名行世。旧本《诗品》分上、中、下三卷，每卷前各有小序。清何文焕始将三篇小序合为一文，置于全书之首。

无论是分而为三抑或合而为一，《诗品序》都殊具全书总论性质。或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对六朝时期新的美学原则崛起的总结提升与诗学辨体的一篇宣言书。以评述五言诗为核心，从诗歌的“吟咏情性”的基本观念出发，《诗品序》对诗之诸多理论问题发表了独特的看法：

其一，在传统的“物感”说的基础上，丰富发展了诗情发生的理论命题。钟嵘所言之“物感”，不但包含了自《礼记·乐记》以来的传统自然之气和四季节候变化的感荡，而且还扩展到社会人生的不幸遭遇的激发迫厄，而使人“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大抵是被“物”所感，情动于中，不得不发之于诗了。对此，钟嵘这样描述道：

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或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又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

钱锺书说“嘉会”以下云云，“这一节差不多是钟嵘同时人江淹那两篇名文——《别赋》和《恨赋》——的提纲。钟嵘不讲‘兴’和‘观’，虽讲起‘群’，而所举压倒多数的事例是‘怨’，只有‘嘉会’和‘入宠’两者无可争辩地属于愉快或欢乐的范围。也许‘无可争辩’四个字用得过分了。‘扬蛾入宠’很可能有苦恼或‘怨’的一面……钟嵘说‘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强调了作品在作者生时起的功用，能使他和艰辛冷落的生涯妥协相安；换句话说，一个人潦倒愁闷，全靠‘诗可以怨’，获得了排遣、慰藉或补偿”（《诗可以怨》）。钟嵘重视诗之怨情的美学原则，主要是针对人际感荡与个体生命情感本身状况而言，而与汉儒的怨刺时政有本质区别。

其二，三义说的诠释与新的诗歌审美尺度的建立。《毛诗·大序》云：“《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六义”说源于《周礼·春官》的“六诗”说；毛公独标兴体，虽含有对《诗经》艺术特征的认识，但其所发挥的大抵是美刺政教的政治伦理意义。而钟嵘把赋、比、兴从“六义”中剥离出来，调整了三者的次序而赋予其新的内涵：“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这里将“兴”提到首位，以“文已尽而意有余”释之，是就其情感表现的整体美感效果而言。而比的“因物喻志”、赋的“寓言写物”，都是从诗之艺术表现的形象美质着眼。“三义”又与其“感物”说相联系，而构成其纯粹的诗情表现论。所以他进而说：

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

由“三义”的应交错推衍运用，而提出了“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的诗美理想。钟氏认为，以风力为骨干，用文采来润饰，这样的诗始能获致余味无尽感动人心的艺术效果，亦为诗之至境。

其三，在与四言诗的比较中，确立五言诗的崇高地位，建立其以“滋味”为核心的美感鉴赏论。随着汉魏以来文人五言诗的兴起、成熟和发展，钟嵘对这一诗体独特的审美价值作出了最为深切的体认和阐发：

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

这是钟嵘关于“四言”与“五言”之优劣高下的美学辨体宣言。在钟嵘看来，四言诗固然“文约意广”，即谓从单句而言辞简意深；但以整篇而论，又未免“文繁而意少”，即句子繁冗而内容相对贫乏。虽然为诗体正宗，四言却越来越为世所罕习。与之相较，五言的优异在于，其文辞多寡在众体中最为适当，有美感滋味，而合于时尚为人喜爱；其功能是“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这几句实是对五言诗艺术表现力的精切概括。萧望卿《陶渊明批评》一书对这两种诗体作过很好的分析：“四言诗里每句恰是两个音节，整整齐齐，声调易流于平板、凝重、单调；每句刚容纳两个辞，形式难有变化，也不容易表现优婉、比较多的意思。诗发展到五言，才达到完美的形式，虽然只多了一个字，声调就容易委婉变化，可以接受高一点的音乐意境；（闻一多先生《论诗与音乐》说得很好：四言诗大部分是鼓的音节，五言诗就渐渐由鼓发展到丝竹，由节奏渐渐发展到旋律。）虽然只多了一个字，句的形式就可以生出许多不同的姿态，意义包含比较多，也容易曲折婉转。”如此，在魏晋六朝所谓渐次声色大开的历史背景下，五言诗的盛行就不难理解。而在理论和美学方面首先对之深入总结定位的，则是钟嵘。

其四，高扬“直寻”“自然英旨”的诗美创作原则，痛切针砭诗坛流弊。钟嵘重视诗歌的言情质素，而反对诗之崇尚用典风习。他认为诗歌与那些经国治世的文书、辩驳启奏一类文体不同，不宜看重用典，所谓“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并举出“思君如流水”“高台多悲风”等句，作为书写即目所见的例子；又列举了“清晨登陇首”“明月照积雪”等，作为亦非用典的佳句，以揭明“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的为诗之道。对于抄书以为诗及以用典争奇斗胜的不良风气，他斥之为“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进而提出了“自然英旨”的创作主张。所谓“自然英旨”，即天然美好之意。大抵是从这一主张出发，他亦反对以沈约为代表的讲究声病之说，而倡导自然声律论。钟嵘以曹操、曹丕、曹叡所谓“三祖”的诗作为例，认为其“文或不工，而韵入歌唱”，不必如当今某些人一样严守声病；沈约等人过于拘执其说，而流风所及，成为时尚，“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

与刘勰《文心雕龙》的“常倾向于归纳的和推理的批评”（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不同，钟嵘《诗品》则“较偏于赏鉴的批评”（同上引）。他有鉴于世之批评家的“皆就谈文体，而不显优劣”，与选家的“并义在文，曾无品第”的缺陷，单刀直入，而要“辨彰清浊，掎摭病利”，专就五言诗，对一百二十多位诗人以“三品升降”评定其艺术高下。如此，便开启了其独特的诗美之旅。

英雄榜谱式的诗派构拟。自汉末始，品评人物之风兴起。汤用彤论及刘劭《人物志》时说：“创大业则尚英雄。英雄者，汉魏间月旦人物所有名目之一也。天下大乱，拨乱反正则需英雄。”（《读〈人物志〉》）这一品目为文学批评所吸纳，而钟嵘尤善以此种方式评诗。《诗品序》说：“故知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幹、仲宣为辅；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或以“圣”代之，如《诗品序》称“昔曹（植）、刘（桢）殆文章之圣，陆（机）、谢（灵运）为体贰之才”。而等而下之者，或以“驳圣”称之。如评及何晏、孙楚、王赞、张翰、潘尼时，说其“并得虬龙片甲，凤凰一毛。事同驳圣，宜居中品”。而名列上品的曹植，则是落实这一方式的典型评鉴：

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嗟乎！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尔怀铅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余晖以自烛。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

自“其源”至“卓尔不群”一段，陈说了所以将曹植置于上品、悬为最高典范的依据，与《诗品序》“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的说法可以互参，此不具论。而后面一大段譬喻文字，又实是对“陈思为建安之杰”的具体描述。龚鹏程认为，这种评论方法，形成了一种传统。唐张为《诗人主客图》、宋吕本中《江西诗社宗派图》、清舒位《乾嘉诗坛点将录》、近人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等，都是仿此而作。由《诗品》始，“建立了一个风格论批评式的作者观，并构拟了作家间的威权关系”（《中国文学史》上册）。这种方式或显或隐地贯穿在《诗品》当中，具有分疏诗派的潜在意义。

溯源辨体式的历史追索。从大的方面说，钟嵘对五言诗的体源分为《国风》《楚辞》《小雅》三系。而在这三系之下，又有某人源于某某，或颇似、祖袭、宪章某某等指称，虽其间或略有分别，但大抵是溯源辨体式的批评，而又可统归于三系之某一系列。如《古诗》和曹植诗源于《国风》，阮籍诗源于《小雅》，李陵诗源于《楚辞》等。《诗品》中明确标示源流关系的凡三十七人（包括《古诗》一家），但在此之外的某些诗人，亦可据其诗歌风格取向，大致判定其归属。一般而言，“从起源中理解事物，就是从本质上理解事物”（杜勒鲁奇语）。故这种批评能极其深刻地揭示某位诗人诗作的主体诗歌风貌。如李陵诗源于《楚辞》，是就其“文多凄怆”与屈骚精神的关联立说。钱谦益《复遵王书》云：“古人论诗，研究体源。钟记室谓李陵出于《楚辞》，陈王出于《国风》，刘桢出于《古诗》，王粲出于李陵，莫不应若宫商，辨如苍素。”以历史的眼光，作风格追索，于某一点上考其渊源所自，确实大多能“应若宫商，辨如苍素”，明了其间的传承与联系，使人准确领悟和把握诗人诗作的特色，有高屋建瓴之感。这也大抵符合诗歌创作取法创变的实际，是一种较为客观的批评方法。

比较评鉴式的体悟辨识。如果说《诗品序》的诗歌理论中包含着一个对四言诗与五言诗的大的比较辨析，那么在《诗品》中，钟嵘于纵向溯源辨体的同时，又有许多对诗人诗艺相似者的横向比较评鉴。前者是大方面的究“同”，后者则是对个体性创作的析“异”。诸如王粲的“方陈思不足，比魏文有余”，陆机的“气少于公幹，文劣于仲宣”，等等。这些比较评鉴，表现了钟嵘深细化的艺术体悟，在辨识中凸显诗人诗作个体艺术风格的独异之处。从源流角度来看，《国风》《小雅》《楚辞》的诗风三系归属是大本大源的探求，而具体的比较评鉴，则是众派争流的万千景观的美的呈现。异中求同固然重要，而同中之异的辨识，则尤需敏锐的艺术洞悟力。

意象喻示式的美感品鉴。钟嵘在具体批评实践中，主要以自然景物为喻，对诗人诗艺加以品题，令人于美感体验中领悟批评对象的美质神髓，可称之为意象喻示式的美感品鉴。如评陆机、潘岳云：“余常言：‘陆才如海，潘才如江。’”以“海”“江”为喻，意谓陆诗如浩瀚的大海一样富赡深广，潘诗似江水一样明净悠长；既揭示了陆诗之深与潘诗之浅，又暗指陆机之才华大于潘岳。又如对范云、丘迟二人评云：“范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丘诗点缀映媚，似落花依草。”前者来自曹植《洛神赋》“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喻指其诗清朗闲美，宛转多姿。后者以“落花依草”喻指丘迟诗点缀映衬，媚趣动人；此或由丘迟《与陈伯之书》中“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而来。孙德谦《六朝丽指》即认为“暮春”四语“借景生情，用眼前花草作点缀。吾恐钟记室品诗，即从此处悟出其诗境耳”。无论假借触发或自我经营，这种意象喻示式的品鉴都靠“悟”来实现，迁想妙得而摄取品鉴对象之神，以美感意象来传达美感体验，两相契合之中隐含理性判断。与纯理论的分析不同，它“具有审美经验完整性的特点”，“因为将生动丰富的艺术作品抽象出来，加以归纳和概括，往往失之简单片面（抽象本身就意味着筛选或遗漏），更深刻的东西往往会被抽象的逻辑所掩蔽”（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或者可以说，诗亦如禅，一说便错；以美感的指头，因指见月，似更能赏会神合天心月圆之真，使灵明浚发，而蓦然有得。

钟嵘的诗歌理论及其美感品鉴的方式方法，当然与魏晋六朝时期的文学自觉与文化生态关系密切。具体说来，诗缘情观念的发展、诗歌技艺的新变与理论总结，及自然山水之美的发现、人物品藻、言意之辩与艺术批评形式的多样等，都是《诗品》所以产生的文学文化背景。但其在传统四言诗之外，对五言诗之美的析说与高扬，及一些相关的诗歌基本问题的看法，在整体上殊具回归诗歌本体，摆落儒家政教工具论说诗的独特意义。而正是在这一高度之上，他的“三品升降”论诗及颇具规模的形式架构，亦是其独张审美之维的一种簇新文本。至于对诸如曹操、陶渊明等诗人的品第措置或有不当，恐怕应从钟嵘的诗美观与其所处时代求解，秉持历史的态度似较妥当；过于诟病，实是凿空责求之论。或许可以说，对钟嵘《诗品》的全部得失，均应作如是观。

钟嵘《诗品》的版本在流传过程中多达五十余种，且字句问题多多。曹旭《诗品集注》（增订本）以元延祐七年（1320）圆沙书院刊宋章如愚《山堂先生群书考索》本为底本，取校众本，对之校勘、注释，集其自身研究成果与古今中外研究者的成果于一帙，堪称《诗品》研究的集成之作。用曹旭先生的话来说：“因为它已不是原来流传五十多种版本中的一种，而是集注者在大量不同系统版本和宋代类书、笔记、诗话校勘基础上产生的钟嵘《诗品》‘新本’。‘新本’力图恢复《诗品》原来文字的面貌。”（增订本《诗品集注·再版后记》）故本书在《诗品》原文上，多采自曹旭先生的校勘成果；同时，参考了陈延杰《诗品注》、古直《钟记室诗品笺》、许文雨《钟嵘诗品讲疏》、王叔岷《钟嵘诗品笺证稿》、吕德申《钟嵘诗品校释》、向长清《诗品注释》、周振甫《诗品译注》、杨明《文赋诗品译注》、萧华荣《诗品注译》、陈元胜《诗品辨读》等书，甄别裁定。为避繁琐，对此一般不作说明。《诗品序》的分合问题亦较为复杂，姑按清人何文焕编《历代诗话》本，仍总列全书之首。

注书之难，古今同叹。好在《诗品》注释成果已然很多，足资采择。但异说时见，又殊难定夺。大略言之，对诗人生平仕履的注释，除参考上举诸书外，还翻检了徐公持、曹道衡等先生的相关成果，而据以简要介绍。字词句的注释，亦参酌众家，采取字词注解与句意串释兼行的办法，力求准确、简明。另外，适当吸纳学界新说。如钟嵘评江淹“筋力于王微，成就于谢朓”两句，素来索解为难，则取穆克宏先生的卓见，于注中出之。诸如此类，不过融会新知，补订旧案。

钟嵘以颖悟殊才，月眼镜心，评骘诗人诗作，构建了一座美不胜收的文字楼台，依稀灯火撩人。直面钟氏文本的微妙，聊作评析。每一则评析，基于钟嵘文本的品语和指涉范围，结合诗人行事、性情等，多援引重要诗作，探求其意旨，赏鉴其诗艺，以与钟嵘漱玉喷珠的精语妙谛印证互发。或有诗人诗作与钟氏评鉴不合者，亦略作析疑，明其究竟。至于学界对《诗品》具体问题的争议聚讼，则不作过多牵扯纠缠。

腹少根柢却妄欲著书，绝鲜解会而乔作娱赏，自不免于通人之讥。但差堪自慰的是，无论《诗品》的文字、注释抑或评析，参酌诸家而不敢自必，有所折衷去取或略作修正均谨慎从事。讨米千家，且煮成一锅，羞言知味；兔园称儒，实老生变相，殊乏真解。而素心固执，以为对包括《诗品》在内的一切传统经典，今人应少几分怒目少年式的轻狂，而多一些穆然相向的敬意与欣然莫逆的温情。因为旧邦必待阐扬，文化方能续命。浅学衷怀，如是而已。

李子广
2015年5月于竹园小区谁与斋 guH71eea7jF1bYhvxdIM9v4MZYx38zup4095rbbyP9mpDA/0DJHmIh8psLTcg8C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