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朴瑞生字汝祥，号栗亭，1407年在科举考试中合格，历任兵曹佐郎、集贤院副提学、工曹参议和判安东府事等职，世宗十年（1428）十二月，被任命为日本通信使，与副使李艺一同来日。他们此行的目的是要吊问在1428年逝世的室町殿足利义持并庆贺新任将军足利义教即位。世宗十一年（1429）六月，瑞生在京都晋见义教之后，于十二月归国。这次，足利义教向瑞生传达了请求朝鲜代为转奏日本希望遣使入贡大明的愿望，但朝鲜方面并没有这么做。
瑞生在归国后向世宗提交了一份有15条的长篇复命书（《世宗实录》卷46，十一年十二月乙亥条）。这里面不仅详细地记载了朴瑞生所观察到的日本社会，还包含了朴瑞生基于滞日体验向世宗提出的建议。秋山谦藏曾经注意过这份复命书，并对其做过介绍。（秋山1935）笔者想对这份复命书的部分内容做一介绍。
朴瑞生对钱在日本的普及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例如，他介绍说，在日本从国都（京都）到沿海地带，钱的流通胜于米、布，纵使行千里之路，若带缗钱（さしぜに）则无携粮之需，路边客栈竞相招揽过客。他还指出：“至于土田舟车之税无不用钱，故使钱之术广而人（旅客）无负重（米、布）致远之劳矣。”
申叔舟在《海东诸国纪》的日本“国俗”之项也提到，在路边茶铺花一文钱便能喝一碗茶及市、店之事。他还记录了“故行者不赍粮”，即“旅行之人无须携粮，只须有钱便可”这样钱在当时的普及情况。
日本中世使用的主要货币是从中国来的渡来钱。中央开有四方形的钱孔，其周围刻有四字钱铭的圆形铜钱，1枚钱是1文。渡来钱中最多的是北宋钱。
钱货在原则上以缗（さし、钱串）的状态使用。用绳子从钱洞穿过，大概以每100枚（100文）为标准串成一串使用。但以97文当100文使用的所谓省百在当时属一般情况。一文价值大概和当今的一枚一百日元硬币相当。
另一方面，随着钱货流通的扩大，日本对中国钱的需求增加，钱的绝对数量变得不足。为此，日本用输入的中国钱翻成钱模，开始使用模铸钱。在14世纪前半叶之后，模铸钱在全国范围流通起来，其中也有没有文字的无文钱。这些模铸钱会和精钱中国钱串在一串使用。
瑞生关心日本钱的流通情况的背景是，1423年朝鲜王朝开始铸造取代楮货（纸币）的朝鲜通宝。但实际上，朝鲜通宝并没有流通过，朝鲜仍然和以前一样用布匹作为基准货币。（须川2001）因此，瑞生在观察了钱在日本的流通进展情况之后，向世宗提出了以下这些使钱流通起来的施政意见。
在与钱的普及相关的事物当中，朴瑞生注意到了“关梁”也就是桥。
“关梁则大江设舟桥，溪涧设楼桥。其傍居者掌其桥之税，今（经）过客人纳钱十文或五文，酌其桥之大小而纳之，以为后日修补之资。”
所谓舟桥是用多艘舟船浮在水面，在横梁（桁）上铺上桥板架成的桥。对于舟桥的架法，瑞生作了以下的解说：“以竹为大索系于两岸，削全木为舟镫于竹索下，于舟上立柱，架梁排板成桥。”
他还记载了“津吏”从过桥的人那里征收“过涉之税”，充作将来桥梁损坏时候的修补之用。
在日本中世，朝廷和幕府等公权力对桥梁的整修是不完全的。为此，僧侣常进行劝进，从许多人那里募捐，用这笔资金来整修桥梁。从瑞生上面的记述可以看到，虽然公权力的参入并不明确，但却存在以征集桥梁修筑费用的名目向过桥的人征税的机制。瑞生指出的“桥税”可能就是在《大乘院寺社杂事记》中记载的“狛桥赁”和“宇治桥赁”[文明十七年（1485）七月十一日条，后者见于明应六年（1497）正月二十八日条]这样的“桥赁”。（相田1943）
根据日本的这些情况，瑞生向世宗提议在朝鲜的汉江和临津江上像日本一样架桥征税，作为桥梁损坏时的修理费用，从而使钱的流通活性化。这里，朝鲜王朝的意图是把桥梁的整修和征税的事情掌握在国家的手中。在以国家主导为意图这一点上与日本的情况形成对照。
接着，来看一看瑞生关于市场的记录。“日本街市之制，市人各于檐下用板设层楼，置物其上。非惟尘不及污，人得易观而买之市中。食物无贵贱，皆买食之。我国之市，则干湿鱼肉等食物皆置尘土，或坐或践。”
瑞生提出了仿日本之例，在汉城的街市上构檐置棚，把商品置于其上等建议。由此可见瑞生积极地想要把日本市场的优点引进朝鲜的态度。可有的使节虽同样观察过日本的市场，却作出了和朴瑞生迥异的评价。
加入1443年通信使卞孝文一行来日的李仁畦在1479年接受国王成宗关于日本社会风俗的询问时候，对市场和交易作了如下的说明：“市肆颇类我国，然土瘠民贫，所贸之物不过海错。其妇女被发为饰，涂以冬柏油，昼聚为市，夜则淫奔，以资生业。”
值得注意的是，李仁畦把在市场贩卖海产品当成日本贫穷的表征，还注意到了聚集在市场中的游女。
对于成宗“有水牛乎”的提问，仁畦的回答是：“无之。其国无物产，凡物多贸于南蛮而用之。只有黄金，其直与我国无异也。”（《成宗实录》卷101，十年二月丙申条）
如此，虽然李仁畦和朴瑞生一样看到了日本的市场，可是强调的都是其不好的方面，完全感觉不到有什么想要学习日本的态度。各使节由于关心不同，观察的内容和评价便大异其趣。
朴瑞生还注意到了日本的水车。“日本农人，有设水车斡水灌田者。使学生金慎审其造车之法。其车为水所乘，自能回转，挹而注之，与我国昔年所造之车因人力而注之者异矣。但可置于急水，不可置于漫水也。水砧亦然。臣窃料之，虽漫水，使人踏而升之，则亦可灌注矣。今略造其形以献，乞于各官可置之处，依此造作，以助灌溉之利。”
朴瑞生所见到的日本水车是自转扬水车（后引朝鲜史中作“自斡之车”），利用水流使水车旋转，将水汲上，导入装在水车上部的水管（樋）中的设施。可以认为，这和《徒然草》第51段中的引取龟山殿池水的水车，以及《石山寺缘起绘卷》中描绘的水车是同一种装置（宝月1943、今谷1992）。恐怕金慎是在日本绘成水车图，然后带回朝鲜的。
对于瑞生条陈的建议，世宗国王命令礼曹让议政府和各曹进行讨论。他们认为，应在各道尝试造置水车（《世宗实录》卷46，十一年十二月乙亥条）。
朝鲜虽有用人力驱动的水车，但却没有像日本那样用水流驱动的水车。因此，世宗想将其引进朝鲜，但没有取得想象中的进展。世宗认为“上自中国，下至倭邦，皆受水车之利，岂于我国独不能行”，于是下令选任担当官员，派往各道进行调查（《世宗实录》卷52，十三年五月庚辰条）。
此后，成为工曹参议的瑞生再次就水车的问题提出建言。其要点有：①日本的“自斡之车”既优于中国的水车，也优于朝鲜的“踏升之车”；②虽然令工人制造了“自斡之车”，但因为工人无法完全理解学生金慎的话，所造之水车不能用；③向世宗说明了“自斡之车”的造法；④于是，世宗下达了上述内容的谕旨，又给金慎下令，希望他改进水车的造法。世宗命令瑞生和金慎，令工曹匠人造作水车，进行试验（《世宗实录》卷52，十三年六月乙未条）。
由于朴瑞生的上述建言，在各地都造出了倭水车，但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1433年，左承旨金宗瑞对此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本国土性粗疏，泉水污下。虽百倍其功，一日所灌，不过一亩，而功辍则渗漏。”在实际的调查中，使80余人整日操作水车，其所灌溉的田地还不到一亩，而且水全都渗漏进了地下。于是，世宗召还了各道的敬差官，废止了所有的人力水车，只保留了“自激水车”。结果，朴瑞生提议引进的日本水车（倭水车）在朝鲜未能得到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