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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世朝鲜使节的相关文献

(一)朝鲜王朝前期——室町时代的朝鲜与日本关系

朝鲜王朝之所以要积极地开展对日本的外交,其最大的目的是为了镇压14世纪后半叶在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肆虐的倭寇(日本研究者称之为前期倭寇),并使其不再发生。为此,朝鲜王朝与有能力抑制倭寇的室町幕府和明朝保持了交涉,相互之间都有使节往来。

因为日本派往朝鲜的使节被允许在朝鲜进行贸易,所以除了室町幕府,博多的九州探题(今川了俊与涉川氏)、山口的大内氏(在博多也有其势力基础)和对马的宗氏等也频繁地向朝鲜遣使。田中健夫对此的评价是,日朝关系是多元化的通交关系,有异于存在于明朝皇帝与日本国王之间的一元化的日明关系。(田中1975)

朝鲜承认对马的宗贞盛有向对马岛及对马岛以外派遣至朝鲜的人员发放文引的权力。这是朝鲜王朝对来自日本的通交人员的规制措施。1443年,对马与朝鲜之间缔结了“癸亥约条”,规定每年派遣贸易船(称作岁遣船)50艘。岁遣船有由宗氏直接经营的直营型和其他类型,同时也被其家臣所利用,但是会受到限制。在最大的贸易港口博多有众多的商船入港,不仅日本和中国,朝鲜、琉球和东南亚的宝货都云集于此。实际从事这些贸易的博多商人和宗氏等,经常会派出名不副实的伪使去朝鲜。

在商人和原是倭寇的人中,来朝鲜进行贸易的人很多。其中也有“归化”朝鲜王朝的人,在朝鲜被称为向化倭人。在向化倭人中,还有得到朝鲜王朝赐给官职的受职人。日本船(朝鲜称“倭船”)被允许进入乃而浦(今荠浦)、富山浦(今釜山)和盐浦(今蔚山)三浦,在这些地方出现了长期居住本地的恒居倭。此外,以对马岛民为主的日本渔民在三浦的周边海域和孤草岛(被比定为全罗道巨文岛)等渔场捕鱼。宗贞盛在1441年和朝鲜缔结了“孤草岛钓鱼禁约”,对对马渔民的捕鱼活动进行管理。还有兴利倭船(乘员叫兴利倭人)运载鱼盐前往朝鲜交换大米。(长2002)

(二)朝鲜使节

为了和室町幕府交涉而造访京都的朝鲜王朝使节,从1397年的朴惇之到1443年的“日本通信使”朴孝文,一共有14次。1397年,被派往大内义弘处的“回礼使”(又称“日本通信官”)朴惇之来到京都与将军足利义满进行了交涉,这是朝鲜王朝和室町幕府之间最初的交涉。此后,朝鲜王朝便一直以“通信官”、“回礼使”和“通信使”等名义向日本派遣使节。

再往后,1459年派遣的“日本国通信使”宋处俭等人在海上遇难,1479年派遣的“日本国通信使”李亨元刚到对马岛就染病,在归国途中逝于巨济岛。通信使再次造访京都已经是在1590年的事了,通信使黄允吉和副使金诚一在聚乐第谒见了丰臣秀吉。

与多元化的通交关系相对应,朝鲜不仅向室町幕府派出过使节,而且也向大内氏、宗氏和壹岐的志佐氏等派遣过使节。但其中以与对马宗氏的交涉为目的的使节为多。这些使节在从朝鲜国内被派出时,大多会被授予临时性的文官职“敬差官”之职。

(三)私人著作

有关朝鲜王朝前期朝鲜使节的文献未必能说有很多。日本的史料,如《满济准后日记》、《看闻日记》和《建内记》等公家日记中,能够看到对他们在京都的行动的记述,但是,不存在有体系的记录。

朝鲜使节在日本的见闻记录留存在了朝鲜,可以在私人著作和正史《朝鲜王朝实录》当中看到。关于朝鲜使节留下的著作,笔者将对宋希璟所撰的《老松堂日本行录》以及申叔舟所著的《海东诸国纪》进行说明。

首先想来讲一下宋希璟和他的《老松堂日本行录》。

作者宋希璟讳希璟,字正夫,号老松堂,在高丽朝末年的1376年生于忠清道连山县竹安坊筠亭里。父亲玄德,本贯在新平(忠清道洪州牧的属县)。妻子郑氏是东莱郑氏郑允孝的女儿。

1402年,他在27岁那年科举及第,此后历任司谏院、艺文馆等处的职务。1411年36岁时,他作为圣节使书状官被派往明朝,此后又在1417年被派往明朝,并从北京返回。1415年,担任忠清道知锦山郡事的宋希璟在40岁时,为向国王太宗奉献丁香和干肉而行猎。他在狩猎时杀了两名企图私吞猎物的郡吏,而被处以杖责一百的刑罚。翌年,他以郡吏乃是病死为由进行申辩,但未被采纳。他的职牒被没收,以赎其一百杖责之刑。晚年的宋希璟隐居在全罗道的潭阳,于1446年71岁时去世。此后,他的子孙就在当地定居下来。

1419年,倭寇袭击了朝鲜半岛西海岸(随后又侵犯了明朝),朝鲜王朝遵照前任国王太宗的命令,为了打击这些倭寇的根据地,对对马发动了进攻。这在日本被叫做“应永外寇”,在韩国被称为“己亥东征”。为了打探朝鲜的真实意图,室町幕府假托求取《大藏经》的名义,将无涯亮倪等人派到了朝鲜。第二年,朝鲜在赐予《大藏经》的同时,又派文臣宋希璟为回礼使与回国的无涯等人同行。希璟闰正月十五日从汉城出发,在四月二十一日抵达京都。六月十六日,他在谒见将军(室町殿)足利义持之后,于同月二十七日从京都起身,于十月二十五日回到汉城。他用五言、七言汉诗和散文序的形式将其在九个多月使行过程中的活动与见闻记录了下来。复命之后,他将这些记录整理成册,便有了《老松堂日本行录》这本书。

《老松堂日本行录》除了流传在日本的抄写于1556年之前的古抄本(井上周一郎藏,重要文化财)之外,还有朝鲜在1800年刊刻的古活字本(藏于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谷村文库)。其中的古活字本由小川寿一以《校注老松堂日本行录》为题出版发行(太洋社,1933年。由续群书类丛完成会在1968年重版)。《日本庶民生活资料集成》第27卷和《三国交流志》(三一书房,1981年)上刊登了由进藤晋一所做的古活字本的日语转读。

中村荣孝在《朝鲜学报》第45辑(1967年)和46辑(1968年)上刊载了井上本的影印照片。接着,村井章介对井上本的文本加以校注的活字本《老松堂日本行录:朝鲜使节所见之中世日本》亦付梓刊行[岩波书店(岩波文库),1987年]。

本报告就是在岩波文库本(第3次印刷,2000年)的基础上展开探讨。岩波文库本将由题、序、诗构成的一段称为节,本报告在引用时会先标明是在哪一节,再介绍材料具体的位置。

接着要介绍的是申叔舟和《海东诸国纪》。

作者申叔舟(1417—1475)讳叔舟,字泛翁,号希贤堂,亦称保闲斋。历仕世宗、文宗、端宗、世祖、睿宗和成宗六朝,遍历京官和外官之要职。

1443年,他与通信正使卞孝文和副使尹仁辅一道,作为书状官前往日本的京都。在对马岛,他还参与了和宗贞盛缔结癸亥约条的交涉。

1452年,他作为书状官随同谢恩使首阳大君(后来的世祖)出使中国。1455年,驱逐端宗、实行反正的首阳大君刚即位(是为世祖),即派叔舟为奏闻使再赴北京请求承认。如此,叔舟乃受世祖知遇,因其襄赞反正之功而被授予功臣之号。他的官职从都承旨经艺文馆大提学,在1458年升任右议政,受封高灵府院君。1460年为江原、咸吉道都体察使,对毛怜卫女真(满洲的女真人,译者按:明代属建州女真)进行了讨伐战。1462年升至最高官位的领议政。1468年世祖去世之后,他从睿宗朝到成宗初年作为院相的一员,在国政中尽到了元老的职责。1475年六月二十一日,申叔舟在59岁时去世。

《海东诸国纪》是申叔舟遵照朝鲜成宗国王的命令编纂的,成书于1471年。对朝鲜王朝而言,此书不仅是关于日本和琉球等“海东诸国”的研究著作,还起到外交实用书的作用。这部书由地图和正文构成。地图方面,书内收录了与日本、琉球相关的“海东诸国总图”、“日本本国之图”、“日本国西海道九州之图”、“日本国壹岐岛之图”、“日本国对马岛之图”和“琉球国之图”,以及“熊川荠浦之图”、“东莱富山浦之图”和“蔚山盐浦之图”这些倭人停泊的三浦的地图。

顺便提一下此书的刊行情况。该书木活字本的影印本由国书刊行会在1975年出版。而田中健夫的译注版是在1991年由岩波书店(岩波文库)出版的。

(四)《朝鲜王朝实录》中可见的来自于通信使的日本情报

《朝鲜王朝实录》(《李朝实录》)是记载朝鲜王朝历代国王史事的编年体史书的总称。从太祖到纯宗的二十七朝(1392—1910年)共编纂了三十一种、一千九百四十六卷。从1409年编纂《太祖实录》开始,在每代国王驾崩后进行编纂。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1935年,《纯宗实录》的编纂完成宣告了《李朝实录》修纂的终结。

从《太祖实录》到《仁祖实录》负责编纂工作的是春秋馆,从《孝宗实录》到《宪宗实录》负责编纂的是实录厅,最后的《高宗实录》和《纯宗实录》的编纂是在日本吞并朝鲜之后,由李王职(日本殖民时期设立的管理李氏王族的家政机构)承担的。编纂所用的基本史料是史官记录的《史草》(家史)和撰集自官厅重要文书的《时政记》。

面对实录的保存问题,朝鲜王朝采取了制作副本、分别存放的方针。自1473年以降,手抄本1部与印刷本3部被分别存放到了中央的春秋馆史库和忠州、全州和星州三个地方史库。然而,由于丰臣秀吉对朝鲜的侵略(“唐入”),全州以外三史库的实录损失殆尽。战后,以全州史库实录为底本,重新印刷了三部。这三部和校正印刷本加上原本(旧全州史库本),总共五部实录被分别存放在春秋馆、妙香山(后在赤裳山)、太白山、五台山和江华五个史库中。

日本吞并朝鲜之后,五台山史库本(校正印刷本)被赠送给了东京帝国大学,但在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中大半被烧毁。当时,只有被史料编纂所借出的《成宗实录》的一部分逃脱了厄运,被收藏在了东京大学附属图书馆中。2006年7月,东京大学将这部分实录以赠送形式移交给了首尔大学。而赤裳山、太白山和江华史库本在当时则被集中保存在了京城(汉城,今首尔)。

在1929—1932年间,位于殖民地朝鲜京城(首尔)的京城大学以太白山史库本(部分为江华史库本)为底本,出版了从《太祖实录》到《哲宗实录》的所有实录的写真缩印本,包括总目在内一共有889册。这套实录一共重印了30部,被发给了日朝两地的官立和公立大学的图书馆。这套实录被进一步缩印之后,从1953年开始,在日本由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出版,成为56册《李朝实录》。

在韩国,从1955年起,国史编纂委员会出版了全49册(含索引1册)《朝鲜王朝实录》,《高宗实录》和《纯宗实录》则另以全3册《高宗纯宗实录》的形式刊行。韩国和朝鲜都完成了《朝鲜王朝实录》的谚译。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更对实录全文进行了电子信息化处理,在互联网上公开了实录的原文、谚译和影印照片(http://sillok.history.go.kr/main/main.jsp),还可以进行检索。

在日本,从《朝鲜王朝实录》中辑出的有关日本和琉球关系的记载,汇编而成12卷的《中国、朝鲜史籍中的日本史料集成》(《李朝实录》之部),收录范围到宣祖二十九年(1596)十二月为止,由国书刊行会(1976-2007)陆续出版。

那么,《朝鲜王朝实录》是如何记述通信使的见闻的呢?

朝鲜使节包括正使、副使、书状官和从事官等。笔者认为,从事官负责记录沿途的所见所闻(这一点在1439年高得宗在出发前向国王提出的事项中,承诺让从事官逐日记录途中见闻,回国后向国王汇报这件事情上得到了反映。见《世宗实录》卷86,世宗二十一年七月己酉条)。而使节在返回朝鲜之后,会在从事官日记的基础上作成记述交涉经过和日本情况的复命书,提交给国王。

《朝鲜王朝实录》中收录了包括原封不动引用复命书在内的,各式各样的“归朝报告”。“归朝报告”有以下三种类型。

(a)使节从日本归国后,报告交涉经过和日本情报的文书——复命书。

(b)刚刚归国,或者归国后不多久,在与朝鲜国王的召对中所报告的日本情报。

(c)归国后经过相当长的岁月,回忆叙述曾经渡行日本的经历(不以与国王召对的形式)。

如果严格地从“归朝报告”的定义来考虑的话,只有(a)的复命书是符合的,但是(b)和(c)这两类中也有许多包含丰富信息的例子,所以应该和(a)放在一起来加以考察。 T9fMJs75YFhQf/HWCV1OkzoD1nIjcSjvRNwY0voSvHyB6WK+aZKDCiOeg1HWIg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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