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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生”一词，语出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后多为历代采用，言通过授徒、游幕、行医、问卜、业农、经商等手段谋生。“江南”的概念和区域范围，古今论者众说纷纭，拙著所论及的“江南”限于江浙地区、上海和徽州地区；“文士”的概念虽起源于古时的“士”，但与后者又有所不同，今人论述颇多，恕不赘述。本书所论及的“文士”不仅包括通常意义上的文士，还包括曾习儒业后因各种原因从事治生或经商者一类。
文士从事治生活动，可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如子贡、范蠡、白圭等人都是文士治生的典型代表；又如战国四君子赵国平原君赵胜、齐国孟尝君田文、魏国信陵君魏无忌、楚国春申君黄歇广收门客，许多身怀一技之长的文士慕名投奔其门下，成为他们的食客或贵宾。许多文士游食于江湖。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在出山辅佐刘备之前，就曾“躬耕于南亩”；另外三国时期的许多名士如徐庶、庞统、荀彧、荀攸、贾诩、郭嘉等，都是依附于乱世豪杰的杰出谋士。其后历朝历代都不乏治生之文士，不过宋代之前的文士治生状况，文献记载较少，这可能与宋代之前对文士治生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有关系。延至宋代，文士治生开始逐渐增多起来，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有宋一代，朝廷实行崇文政策，优礼文士，扩大科举录取规模，提高文士的待遇，自上而下，形成了尊师重道、重文轻武的风气，即使是贵为皇帝、王公大臣亦多不免如此。文士的地位空前提高，尤以北宋为最，如宋太宗曾以感慨的口气对其近臣言：“学士之职，清切贵重，非他官可比，朕常恨不得为之。”
中央的重要职位多由馆阁文士担任：
自祖宗以来，所用两府大臣多矣，其间名臣贤相出于馆阁者，十常八九也。……其余不至辅相而为一时之名臣者，亦不可胜数。
社会上对士人亦是刮目相看，就连富甲一方的商人也以能攀附士人为荣，如朱彧在其《萍洲可谈》卷1“买妾价贵捉婿费多”条中云：“近岁富商庸俗与厚藏者嫁女，亦于榜下捉婿，厚捉钱以饵士人，使之俯就，一婿至千余缗。”
诸如此类记载颇多。尽管如此，还有许多宋代文士出于各种原因，汲汲于治生或从事商业活动，其中既有功成名就的文士，又有落第士子和落魄文士，但以后者为多。
宋代名士包括踏入仕途的文士去从事治生或商业活动，并不是因为自身经济困难，而主要是出于当时社会上崇尚酬请名士作文或撰写墓志铭的世风的影响，宋代的经济发展及文学艺术商品化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名士治生主要是通过为他人撰文或撰写墓志铭来获取报酬，有时具有商品化的特点。这种现象在唐代就已盛行，如南宋时的洪迈曾云：“作文受谢，自晋宋以来有之，至唐始盛。”
卖碑文及墓志铭者更是大有人在，如韩愈、李邕、王缙均为一时之能手，并获得了巨额酬金，时人讥之曰“谀墓金”
。宋代文士为他人撰文或撰写碑铭以获酬金的现象更比前代为重，宋人洪迈曾为此感叹道：“本朝此风犹存，唯苏坡公于天下未尝铭墓。”
不过，这种为他人做谀文并收润笔物的现象自元丰以后始趋严重，如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3“谢肉牒”条云：“盖改牒为状，自元丰始，日趋于谀矣。且前辈交际，其馈止于如此，未尝过于丰侈也。”
在宋人的一些笔记小说中也多有记载，如文莹《玉壶清话》卷10中云“韩熙载才名远闻，四方载金帛求为文章碑表，如李邕焉。俸入赏赉，倍于他等”
。王明清《挥麈录·后录》卷11“孙仲益作墓碑”条云：“孙仲益每为人作墓碑，得润笔甚富，所以家益丰。”岳珂《桯史》卷6“鸿庆铭墓”条中云“孙仲益（觌）《鸿庆集》，太半铭志，一时文名猎猎起，四方争辇金帛请，日至不暇给。今集中多云云，盖谀墓之常，不足咤”。这种作文者与主家之间的买卖风气愈演愈烈，即使是与宋朝敌对的金朝也曾重金购买宋人之作，如罗大经《鹤林玉露》甲编卷6“斩桧书”条中云：“胡澹庵上书乞斩秦桧，金虏闻之，以千金求其书。”不过这多是出于政治目的。
唐代文士多坐等所求之人奉送酬谢，而宋代文士除此以外，尚有许多为他人撰文者直接向主家索取报酬，即使对自己的亲朋好友亦不例外；另外，对酬谢物的种类及奉送的形式也有一定的要求。今人李向民先生的《中国艺术经济史》也曾论述这个问题，认为这是由于卖文者商业意识的加强
。时人对此多有记载，如欧阳修《归田录》卷1曾云：
王元之在翰林，尝草夏州李继迁制，继迁送润笔物数倍于常，然用启头书送，拒而不纳。盖惜事体也。近时舍人院草制，有送润笔物稍后时者，必遣院子诣门催索，而当送者往往不送。相承日久，今索者、送者皆恬然不以为怪也。
中国古代文士耻于言利的观念荡然无存，作文者公然向主家索要润笔报酬，若主家送报酬不及时，为人作文者就派人去催要，主家有时拖欠不付，有的作文者还比较注重奉送润笔物的形式，如上文所提到的王元之不接受主家“用启头书送”，这种现象在宋代已是司空见惯。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2《明臣》中又云王元之不接受主家李继迁所送的润笔物——五十匹马
，这说明宋代已出现作文者对润笔物种类的要求。叶梦得《石林燕语》卷10中亦云：“王禹玉作《庞颍公神道碑》，其家送润笔金帛外，参以古书名画三十种，杜荀鹤及第时试卷亦是一种。”
就连欧阳修这样的名家也有这样的遭遇，如欧阳修的《归田录》卷2曾云其老友——书法名家蔡襄因为其《集古录目序》刻石，收取其润笔物事：
蔡君谟既为余书《集古录目序》刻石……余以鼠须栗尾笔、铜绿笔格、大小龙茶、惠山泉等物为润笔，君谟大笑，以为太清而不俗。后月余，有人遗余以清泉香饼一箧者，君谟闻之叹曰：“香饼来迟，使我润笔独无此一种佳物。”兹又可笑也。
文莹《玉壶清话》卷2中又记载宰相和凝的门生李翰向其索要润笔报酬一事：
会凝作相，翰为承旨，适当批诏，次日于玉堂，辄开和相旧阁，悉取图书器玩，留一诗于榻，携之尽去，云：“座主登庸附凤阁，门生批诏立鳌头。玉堂旧阁多珍玩，可作西斋润笔不？”
竟然趁其座主不在时，取己所爱，作为自己的润笔之酬。
卖文者不仅以为以文取酬理所当然，而且有的还为此争长论短，如王明清的《挥麈录·后录》卷11“孙仲益作墓碑”条载孙仲益作墓碑事：
有为晋陵主簿者，父死，欲仲益作志铭，先遣人达意于孙云：“文成，缣帛良粟，各当以千濡毫也。”仲益欣然落笔，且溢美之。既刻成，遂寒前盟，以纸笔、龙涎、建茗代其数，且作启以谢之。仲益极不堪，即以骈俪之词报之，略云：“米五斗而作传，绢千匹以成碑，古或有之，今未见也。立道旁碣，虽无愧词；谀墓中人，遂成虚语。”
甚至有些文士以文还“债”，不过这些名士卖文还“债”不是因生活贫困等经济原因所致，而主要是以之作为高兴之余所偿还的“人情债”。如吴臣《能改斋漫录》卷9“文贵自然”条中云王禹玉曾“以钱二万，酒十壶饷吕梦得，梦得作启谢之”。苏轼曾有以所写诗来抵黎子云秀才的款待事：“东坡自儋耳北归，临行以诗留别黎子云秀才云：‘我本儋州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上，譬如事远游。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知见不再见，欲去且少留。’后批曰：‘新酿佳甚，求一具理，临行写此，以折菜钱。’”
一般而言，宋代名士或有官职的文士生活比较优越，无衣食之忧，况且还能通过给他人作文或碑铭赚取丰厚的酬谢。但也有少数有官职的文士或世家子弟，生活亦十分艰苦，甚至到了贫困已极的地步。如徐度《却扫编》卷上中云：“李才元大临仕仁宗朝为馆职，家贫甚，僮仆不具，多躬执践役。一日自秣马，会例赐御书，使者及门适见之，嗟叹而去。”后有人作诗述其贫苦：“待诏先生穷巷居，箪瓢屡空方晏如。自操井臼秣羸马，却整衣冠迎赐书。王人驻车久叹息，天子闻之动颜色。”
周密《癸辛杂识》别集上“二章清贫”条又云：
章文庄参政与其兄宗卿，虽世家五马，而清贫自若。少依乡校，沈丞相该之家学相连，章日过其门。沈氏少年与客坐于厅事，时方严冬，二章衣不掩胫，沈哂之曰：“此人会著及时衣。”
处于下层社会的文士，特别是家境贫寒或仕途未达的士子，他们不像功成名就或家境富裕的文士那样潇洒，他们常常处于为生计而犯愁的境地，如《冷斋夜话》卷2“雷轰荐福碑”条云范仲淹救助一贫寒书生事：“书生自言天下之至寒饿者，无在某右。时盛行欧阳率更书，《荐福寺碑》墨本直千钱。文正为具纸墨，打千本，使售于京师。”可惜范仲淹救助书生未成，当其为书生准备好纸墨后，不幸碑被雷击碎。又如宋代永嘉学派的著名人物叶适和陈亮的早年生活就十分穷苦。叶适出身于“贫匮三世”之家。在叶适17岁时，叶家遭水灾，“自是连困厄，无常居，随就辄迁，凡二十一所。所至或出门无路，或栋宇不完”，虽靠其父教书维持家用，然“多不继”
。陈亮亦很贫苦，如其曾自言：“会亮涉历家难，穷愁困顿，零丁孤苦，皆世人耳目之所未尝见者。”
甚至穷到父死无钱安葬，只好向人借贷的地步：“葬不克自力，乃从人贷钱以葬。坟墓未干，顽然欲以教人自名，求钱以偿其负，因得窃衣食以苟旦暮之活。”
为此许多下层文士在科举未第后或仕途未达前，不得不从事治生，如叶适的父亲就靠教书维持家用，陈亮在未出仕之前就曾以躬耕垄亩和教书为治生手段，在其著述（《陈亮集》）中多次提到他早年的治生情况，今略举一二，如卷27“与韩无咎尚书”条云“今但与妻孥并力耕桑以图温饱，虽书册亦已一切弃去”；同卷“又戊戌冬书与吕伯恭”条云“亮入冬无一事，遂与田里相忘矣”；卷29“复黄伯起”条又云“亮方学为老农老圃者也，足下肯访之于畦垄之间，使亮放锄释瓮”。周密《癸辛杂识》别集上“李梦庚”条中曾云襄阳人李梦庚“善文，不偶，归而治生”；龚明之《中吴纪闻》卷6“朱氏盛衰”条曾云“朱冲微时，以常卖为业，后其家稍温，易为药肆”。这样的事例尚多，兹不赘述。他们常常为养家糊口而奔走，正如吴自牧《梦粱录》中所言的那样，他们不得不依靠各种手段来维持自己或家庭的生计：
姑以今时府第宅舍言之，食客者：有训导蒙童子弟者，谓之“馆客”。又有讲古论今、吟诗和曲、围棋抚琴、投壶打马、撇竹写兰，名曰“食客”，此谓之闲人也。更有一等不著业艺，食于人家者，此是无成子弟，能文、知书、写字、善音乐，今则百艺不通，专精陪涉富豪子弟郎君，游宴执役，甘为下流，及相伴外方官员财主，到都营干。又有猥下之徒，与妓馆家书写柬贴取送之类。更专以参随役之生……大抵此辈，若顾之则贪婪不已，不顾之则强颜取奉，必满其意而后已。
由此可以看出，身处下层社会的文士治生途径是多样的：或为“馆客”，取得束脩；或投靠豪家大族，成为豪家大族的“食客”或家臣，来养家糊口。有的甚至沦落到不顾廉耻、热衷谋利、强颜取奉的地步。
教书或做“馆客”，是宋代下层文士治生的一种重要手段。时人笔记小说中也多有记载或描述，其中以落第或尚未发达的士子为多。他们虽以教书或做“馆客”为生，但其中有许多文士仍是十分清贫，只不过勉强度日而已。如刘斧《青琐高议·补遗》“李生白银”条云：“李秀才者，亮州人。家贫，置小学教童蒙，日止十人，朝夕供给不足。”马永卿《懒真子录》卷5中云：“洛中士人张起宗字起宗，以教小童为生，居于会节园侧，年四十余。”
王得臣《麈史》卷中《诗话》中云：“张颂公美，颍昌人，举进士不第，尝馆于吾家义方斋。”
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7中云：“张文定公齐贤，河南人。少为举子，贫甚，客河南尹张全义门下，饮啖兼数人。自言平时未尝饱，遇村人作愿斋方饱。”
同书卷8云：“薛简肃公知成都，范蜀公方为举子，一见爱之，馆于府第，俾与子弟讲学。”同书卷13又云：“章惇者，郇公之疏族，举进士，在京师馆于郇公之第。”有的下层文士家贫为人做工，在余闲时以授业的方式来补贴家用，如刘斧《青琐高议》后集卷3《程说》中云潭州长邑人程说“家甚贫，说为工以日给其家，暇则就学舍授业”
。张舜民《画墁录》中又记一事：“嘉祐末，余在太学，有佣书陈逵者，携一子方孩，饥冻不可支，书亦不佳。”甚至为救其父脱罪，与其弟回家掘其祖坟，取墓中之物
。亦有不愿求仕的文士以之为业，如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4《高逸》云：“时有同郡刘巽，治《三传》，年老博学，躬耕不仕，以讲授为业。”
投靠豪家大族或显宦之门，成为其“食客”或家臣，也是下层文士治生的一种途径，在宋代也不乏其例。如文莹《湘山野录》卷上中云：“尤著者江州陈氏……别墅建家塾，聚书延四方学者，伏腊皆资焉，江南名士皆肄业于其家。”
文莹《玉壶清话》卷1云：“黄夷简闲雅有诗名，在钱忠懿王俶幕中，陪尊俎二十年。”
刘斧《青琐高议》别集卷3《越娘记》中云西洛人杨舜俞：“少苦学，颇有才。久客都下，多依倚显宦门。”
周密《齐东野语》卷3“诛韩侂胄本末”条云“师旦本平江书佐，侂胄顷为钤辖日，尝以为笔吏，后依韩门”。魏泰《东轩笔录》卷14又记载了范仲淹在睢阳屡遭孙秀才“索游上谒”，打秋风
。也有士子通过游幕得到较好的待遇，如罗大经的《鹤林玉露》乙编卷1“妒妇喻”条云张无垢在浙江游幕时处境较优，连转官亦所不愿，为此众人不解，张曾对人透露其缘由：“既请月俸，又受供给，偶然进书，又便受赏。”
还有一部分下层文士通过直接到市面上去卖文、卖画、相字等手段，把他们的知识化为商品，以达其治生的目的，如《梦粱录》卷13“夜市”条云：
衣市有李济卖酸文，崔官人相字摊，梅竹扇面儿，张人画山水扇。……灌肺岭曹德明易课。……盖都人公私营干，深夜方归故也。
刘斧《青琐高议》别集卷1“西池春游”条中云潭州人侯诚叔“久寓都下，惟以笔耕自给”。又如周密《癸辛杂识》后集“贾廖碑帖”条曾记载婺州人王用和为贾师宪摹拓碑帖，获得丰厚酬谢。更有甚者，还出现了专为求官职之人指点门路的“卖阙者”，如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下“卖阙沈官人”条曾记载：
昔有卖阙沈官人者，本吴兴之族，专以卖阙为生，膳百余指。或遇到部干堂之人，欲得便家见阙者，或指定何路，或干僻阙，虽部胥掌阙簿者，亦不过按图索骏。时方员多阙少，动是三、五政，十年殊不易得。必往扣之，门外之履常满。彼必先与谐价邀物为质，或立文约，然后言某处为见阙，某处减两政。
生意可谓十分红火。
宋代文士还常常亲自参与一些商业活动，甚至出现了经商和贸易的热潮，这是与宋代以前显著不同之处，在其规模和种类上，也远远超过了宋代以前。宋代文士也不再耻于言利，重视工商，如叶适、陈亮、吕祖谦、徐积等人即是杰出代表。叶适曾云：“百物皆可以为货，而钱并制其权。”
他又云“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
，“工必于官府，是使余民艰于器用也。商之市井，农之田野，固不待上之教令矣。其要欲使四民事为之，其理固当然，而四民古今未有不以事”
；陈亮云：“古者官民一家也，农商一事也。……商藉农而立，农赖商而行，求以相补，而非求以相病。”
吕祖谦云：“天下事，何尝一件不是学，如百工技艺。”
徐积亦云：“知夫农本，而不知乎商贾者市井之本，则小民何依焉？故或依于农，或依于工，或依于商贾行旅，各得其所依，则各得其所养，然后教化可行，刑罚可省，患盗可以息盗也。”
又如岳珂《桯史》卷6“富翁五贼”条中曾记载一士人向富人请教致富之事。由此可以看出，宋代有些文士在观念上已有所改变，由传统的耻于言利向重视工商转变。
文士从事书市贸易，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除了一部分人是为了满足自身的生活所需外，不乏有以之为致富的途径，时人记载颇多。如黄休复《茅亭客话》卷10“杜大举”条云杜鼑昇“鬻书自给”，这里是用来维持生计。《道山清话》中曾云：
张文潜尝言，近时印书盛行，而鬻书者往往皆士人，躬自负担。有一士人尽掊其家所有约百余千买书，将以入京。至中涂，遇一士人，取书目阅之，爱其书而贫，不能得。家有数古铜器，将以货之。而鬻书者雅有好古器之癖，一见喜甚，乃曰：“毋庸货也，我将与汝估其直而两易之。”于是尽以随行之书换数十铜器，亟返其家。
从《道山清话》的记载可以看出，在宋代有许多文士从事贩书活动，甚至有的士人将全部资产投资于书市，并在此展现出一幅宋代文士从事易货贸易的画面。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2《名臣》中又云：“时蔡君谟为《四贤一不肖》诗，布在都下，人争传写，鬻书者市之，颇获厚利。虏使至，密市以还。”
鬻书者善于把握书市需求信息，及时推销畅销书，从而获得厚利，就连外国也跟风而来，可见当时的书市贸易比较盛行。
书市的繁荣也带动了刻书业的发展。除了官刻外，出现了许多私人刻书，虽然北宋京师——开封是北方十分著名的刻书中心，但据叶德辉《书林清话》所论，宋代的私人刻书主要集中在南方，尤其是南宋时期；就书籍的刻印质量而言：
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师（开封）比岁印板，殆不减杭州，但纸不佳；蜀与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几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
这与宋代时全国的经济重心已转移到南方，及南宋时全国的政治、文化重心也已转移到南方，且南方较少受到战乱破坏有很大的关系。许多文士亦参与其中，如建安余氏家族即是宋代最著名的刻书世家，清臣钟音给乾隆帝的奏折中曾云：
余氏后人余廷勷等呈出族谱，载其先世自北宋建阳县之书林，即以刊书为业。彼时外省板少。余氏独于他处购选纸料，印记“勤有”二字，纸板俱佳，是以建安书籍盛行。至勤有堂名相沿已久。宋理宗时，有余文兴号勤有居士，亦系袭旧有堂名为号。
南宋临安陈氏书坊的刻书也很著名。其他地方也有许多刻书坊肆，但主要集中在浙、赣、皖、蜀、闽等地。他们在刻书的同时也从事书籍出售。有的文士在罢官后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如魏泰《东轩笔录》卷3（《杨文公谈苑》“穆修”条亦有记载，内容完全相同）中云穆修被逐出官场之后，“是故衣食不能给，晚年得《柳宗元集》，募工镂板，印数百帙，携入京相国寺，设肆鬻之”
。
宋代又是说唱艺术比较盛行的时代，说话、杂剧等在民间得到广泛流传，甚至还流传到宫中。虽然这些艺术形式的演出主要由民间艺人担负，但其所依据的话本、剧本等有许多是由宋代文士创作的，而这些文士就是通常所言的“才人”，有的还为此形成了自己的行会组织，即“书会”。在周密的《武林旧事》卷6“诸色伎艺人”条中就有“书会”一项，并开列出当时在杭州的主要书会才人及其部分作品：李霜涯（作赚绝伦）、李大官人（谭词）、叶庚、周竹窗、平江周二郎（猢狲）、贾廿二郎。据记载，两宋的书会主要有：永嘉书会、武林书会、古杭书会、九山书会、玉京书会、元贞书会、敬先书会等。供给说唱艺人的话本、剧本，并不是无偿的，今人李向达先生经过研究，认为：
这些“书会”作家并不是无偿将作品赠送出去，而是有偿的，有时甚至还会因众多艺人争购新本而发生争执。不仅杂剧、说书艺人争求新本，而且歌唱艺人也会为求得新词而与文学家发生交易关系。
今人唐文标也在研读叶梦得《避暑新话》与宋翔凤《乐府余论》关于词人柳永的记载后，认为：“我们相信柳永能拿到的润笔，必与韩愈的‘谀墓金’大有分别，但从柳永的生活来看，也许下开以后职业写曲人之风。”
唐氏之论断柳永为人作词曲拿润笔酬谢，并在一定程度上以此为生是比较合乎实际的，虽然李向民先生批评他的论断“也许下开以后职业写曲人之风”不太确切，因为早在唐代就有李益卖新词的事例出现。由上可以看出，宋代的书会才人，至少是一部分书会才人在为说唱艺人或剧团等艺术团体提供作品时收取一定的报酬，到元明时期，更是如此。
除此以外，有的文士还从事一些与其不甚相关的行业，甚至是一些低贱的行业，这在宋代以前是很少见的。如钱易《南部新书·壬》中曾记载胡生“以钉铰为业……既成卷轴，尚不弃于猥贱之业，真隐者之风，远近号为‘胡钉铰’”
。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又有记载：“古都向有吴生者，专以偏僻之术为业，江湖推为巨擘。居朝天门，开大茶肆，无赖少年竞登其门。”
赵令畤《侯鲭录》卷8中曾云：“唐白岑遇异人，传发背方，其验十全，岑卖弄求利。”
有的家族允许士子的家庭在其未出仕前从事这类低贱的行业以治生，但在其出仕后就予以停止，如陆游《老学庵笔记》中云：“成都士大夫家法严。席帽行范氏，自先世贫而未仕，则卖白龙丸，一日得官，止不复卖。城北郭氏卖豉亦然。”
宋代的经济贸易比较活跃，有的文士也走上经商之路，宋代文士参与经商，多是始自失意于科举和仕途后，他们常常以之为业，对科举和仕途亦不再留恋，这从叶梦得《避暑录话》卷4中所记载的福建人崔唐臣科举落第后从事经商一事中可以看出，如崔唐臣对其两同学谈起自己的经商过程：
初倒箧中，有钱百千，以其半买此舟。往来江湖间，意所欲往则从之。初不为定止。以其半居货，间取其赢以自给，粗足即已，不求有余，差愈于应举觅官时也。
在给其同学的留刺中又云：“集仙二客问生涯，买得渔舟度岁华。案有黄庭樽有酒，少风波处便为家。”
最后，再让我们看一看曾任过官职的宋代文士在罢职或去职后的治生状况。由于宋朝历代政府崇尚文教，并优待文士，因此入仕文士的待遇较高，所以除了极个别现象，宋代仕子多是衣食无忧的，即使为人作文或铭碑赚取酬谢，也不是因为生计所逼；但是当仕子因某种原因被罢职或去职后，除了家境富裕的文士外，他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生活来源，为了谋生，他们常常不得不从事治生。他们从事的谋生职业也是多样的，甚至从事一些时人认为很低贱的行业。时人对此多有记载，如上文所提到的在《东轩笔录》和《杨文公谈苑》中记载的犯官穆修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例子：“后遇赦释放，流落江外。赋命穷薄，稍得钱帛，即遇盗，或卧病，费竭然后已，是故衣食不能给。”晚年只好以刻书、卖书为生。张师正的《括异志》卷1“陈靖”条曾记载巨野人陈靖“以公事忤郡太守，辄致所事而去。……未几，诏下，以太子中舍致仕。值岁荒，徙家京师，卖药自给”。
总而言之，在宋代，有许多文士从事于治生和商业活动，名人或踏入仕途的文士从事这类活动多不是因为生活贫苦所致，其治生的手段主要是通过为主家作文或撰写碑铭来获取报酬，且具有一定的商业化的特点；下层文士常常是因经济拮据不得不忙于治生或经商，其从事治生的手段是多样的，甚至从事一些为时人不齿的行业，去职或遭罢官的文士，也加入了这一行列。
元代，虽历时短暂，但亦不乏文士治生者。元朝建国后，长期废止科举，对中土文士采取打压和歧视政策，许多文士不得不走向民间，参与词曲创作，此为元杂剧兴起的重要原因之一，文士参与民间曲艺创作和舞台艺术而取酬，虽缺乏文献记载，但学界多认为这种现象会有所存在。刘基于元代末年，曾弃官隐于家乡，以授徒为业。元代理学家许衡“学者以治生为急”的治生思想深刻影响了明清文士。
综上所述，明清之前，文士治生现象就已存在，乱世之际，游食于权贵者尤多，有的功成身退而经商，有的甚至成为一代富商，文士治生的状况情形不一。到了宋代，文士治生的现象日渐普遍，治生的途径呈现多样化特征，文士开始由轻视治生向重视工商的观念转变，元代许衡的治生思想更是将文士治生的重要性提到一个新高度。
对于明清文士治生问题的研究，现代学者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有国内学者由关注幕府研究涉及文士游幕研究，从此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发表了一些颇具学术价值的开创性研究成果。20世纪50年代至中国改革开放这段时期，由于受到时代的影响，国内学者基本上未有文士治生方面的论文、著述出现，而在境外如中国台湾、日本、韩国等地有学者发表了一些有关幕府方面的文章，也涉及文士游幕治生的内容。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行，许多文士或官员下海经商，成为时代的弄潮儿，这引起了各界的关注，在中国学术界也兴起了研究文士或官员治生问题的热潮。
学界对文士治生及其思想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对文士通过为人作文、书画等获得酬谢的数额、方式、支付形式等内容进行探析，往往在整体论述中国古代文士与“润笔”之时，兼论及明清时期江浙文士的“润笔”情况。如童回《唐伯虎、祝枝山和稿酬》（《编辑学刊》1986年第4期），廖传江《试论我国古代的稿费》〔《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5期〕，程章灿《谁得了便宜——碑志文润笔及其他》（《中国典籍与文化》1996年第3期），彭印川《“润笔”：中国古代文人的稿费》（《中学历史教学参考》1998年第3期），彭勇《明代士夫追求润笔现象试析》（《史林》2003年第2期），唐明辉、李丽萍《古代文人的“润笔”及支付形式》（《零陵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赵晓兰《我国近代稿酬制度的确立与原因分析》（《中国出版》2009年Z3期），刘春玲《论晚明士大夫的润笔风气》（《阴山学刊》2010年第3期），翟勇《明代诗文的功利化趋势——嘉靖、隆庆文人何良俊诗文解读》〔《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等。廖传江文对文士作文受酬这一现象的产生以及特有的形式和本质特征进行了探讨。彭印川文考察了中国古代文士“润笔”的历史演变及“润笔”的数额、厚薄。彭勇文分析和考察了明代士大夫获取“润笔”的不同方式、“润笔”的支付形式及其促使文士获取“润笔”的因素，并指出这是一种广泛存在的文化现象，是因“文化”的生产者——“士夫”思想上的解放，消费是其最直接的动力。唐明辉、李丽萍文综合考察了中国古代文士收取“润笔”的情形及“润笔”的三种支付形式：钱物并举、实物、银钱的特点。赵晓兰文认为我国稿酬制度是从近代开始的。近代稿酬制度经历了一个从免费刊登到书稿付酬再到报刊来稿付酬的演变过程。稿酬制度是近代社会的产物，也是知识分子观念转变的结果，同时与科举制度的废除也有一定的关系。稿酬制度的确立是我国新闻出版业逐步进入近代化运作阶段的重要标志。刘春玲文认为晚明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活跃，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传统社会结构松动与士人治生观念的变化，导致士人对经典化生活模式最终背离并走上世俗化的生存道路，士人润笔就是其中一个重要表现。这种现象是晚明士风变化的新趋向，它反映了士人自我独立意识的萌动，是一种合理行为，尽管其中也有消极影响，但对士群体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翟勇文认为明代诗文之所以衰落，其原因虽是多方面的，但明代诗文功用的转变原因不可忽视。奉和、雅集、题画之诗充斥明人诗文集。不幸的是，此类诗歌仅仅成为日常雅致生活的点缀及交往的媒介。文章之中的代笔、请托之作更是比比皆是，文士往往借此显己扬名、赚取润笔。
海内外学者对研究中国古代幕府颇为重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最多。早在民国初年，曾有“绍兴师爷研究会”，并于1920年出版了董坚志所编的《绍兴师爷》，不过此书只是辑载了一些绍兴师爷折狱谋略与奇闻轶事，在严格意义上算不得研究之作。其后，张荫徽、李鼎芳于1935年在《大公报·史地周刊》上刊发《曾国藩与其幕府人物》（《大公报·史地周刊》第63期，1935年5月24日），对曾国藩及其幕府的情况，如曾国藩与其幕僚之间的相互影响及对晚清政治的影响进行了开创性研究。李鼎芳又以此文为蓝图，并搜集了一些新史料，编成《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一书（文通书局，1947年）。此后，沈
《幕府制的检讨》（《国专月刊》第3卷第4号，1936年）、戴振辉《五代的游幕》（《大公报·史地周刊》第107期，1936年10月16日）、刘樊《五代的幕府》（《食货》第5卷第6期，1937年）、杜衡《中国历史上之幕职》（《再生》第216、217期，1948年）等文章相继发表，对中国古代幕府进行了探究。到了40年代，全增佑、张纯明又相继发表了纵论清代幕府制度的文章——《清代幕僚制度论》（《思想与时代》第31、32期，1944年）、《清代的幕制》（《岭南学报》第9卷第2期，1949年）。《清代幕僚制度论》一文论述了清代幕友制度的形成、确立原因和幕友对主官的制衡作用，并对幕友中影响最大的“绍兴师爷”群体形成的原因作了探讨，关于“幕友制度萌芽于明中叶以后，而完成于清初”的论断，为后来学者所普遍接受。张纯明《清代的幕制》一文概述了历代幕府制度，并重点就清代“幕的性质”“幕的种类”“幕的流品”等进行比较具体的分析。全、张二人的文章，为清代幕府研究的展开奠定了基础。
50—70年代期间，研究者主要集中在中国台湾，以及日本、韩国、美国等国家。除继续就清代幕府进行宏观探讨外，研究重点已放在游幕活动的具体问题及游幕生活上。这一时期，台湾政治大学的缨全吉教授可谓是这方面最著名的研究者，他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清代幕府的论文，并出版了《清代幕府人事制度》一书（台湾中国人事行政月刊社，1971年），此书将研究重点放在官幕关系、幕席类别、游幕方式、游幕条件、幕才培养、幕馆要领、幕府生活诸方面，是首部较为全面、系统地研究清代幕府的专著。其次日本的宫崎市定《清代の胥吏と幕友——特に雍正朝を中心として》（《东洋史研究》第16卷第4号，1958年）、藤冈次郎《清朝にぉける地方官、幕友、胥吏及び家人——清朝地方行政研究のための亻〡トニ》（《北海道学艺大学纪要》第12卷第1号，1961年），分别就清代胥吏和幕友的关系问题做了探讨，韩国汉城大学的闵斗基教授则在其所撰《清代幕友制与行政秩序的特性——以乾隆朝前后为中心》（见闵著《中国近代史研究——绅士层的思想与行动》，［汉城］一潮阁1983年重版。此文初发于《历史学报》1962年第17、18合辑）一文中，以较大篇幅，专门就幕友制的弊害问题做了考察。
在地方督抚幕府的研究方面，王尔敏《淮军志》（成书于20世纪60年代，中华书局1987年出版）分析了李鸿章幕府的组成、人才状况及影响，并整理出同治年间139位李鸿章幕府人物的活动情况表，颇具资料价值。美国学者福尔瑟姆（Kenneth E.Folsom）的著作“ Friends，Guests，And Colleagues——The Mu-Fu System In The Late Ch'ing Perio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Berkeley And Los Angeles，1968。后于2002年被刘悦斌、刘兰芝翻译成中译本，收入王庆成、虞和平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中译本书名为《朋友·客人·同事：晚清幕府制度研究》）主要对曾国藩幕府与李鸿章幕府进行了研究，美国学者波特（Jonathan Porter）的著作《曾国藩的幕僚》（“ Tseng Kuo-fan's Private Bureaucrac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1972）着重分析了曾国藩幕府的特点，并与传统幕府相比较，将曾国藩幕府划分为“内幕”（Inner Mu—Fu）、“外幕”（Out Mu—Fu）两个组成部分，分析了其组成部分的特点和功能。
80年代至现在，大陆学者发表了许多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明清幕府制度的宏观研究，对胡宗宪幕府、陶澍幕府、曾国藩幕府、李鸿章幕府、袁世凯幕府的研究，对州县衙门幕友制度的研究，对学人游幕的研究等几个方面。如陈宝良《明代幕宾制度初探》（《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2期）在区分幕职与幕宾的基础上，系统探讨了明代的幕宾制度，认为明初即有幕府制度存在，而至迟到正统年间，已有“自己用人”的例子；幕宾流向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衙门，由此形成聘幕之风；幕宾的身份以生员为主；主、幕之间，既是宾、师，又有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幕宾的职掌，包括主文牍、备咨询、佐治民事、帮闲；幕宾的出现，既是幕官制形同虚设以及科举的产物，又对当时的政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孙志鹏的硕士论文《胡宗宪幕僚群体研究》（西北师范大学，2013年）从胡宗宪幕府的形成原因、幕僚群体的作用和内心世界做了探析。郑天挺《清代的幕府》（《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6期）、《清代幕府制度的变迁》（《学术研究》1980年第6期）两篇文章根据幕府职能、宾主关系、幕宾社会地位等的变化，对清代幕府的发展阶段进行了划分，并考察了“幕客的来源”问题。朱东安《曾国藩幕府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和朱谐汉《曾国藩的幕府及其“功业”》（《历史档案》1994年第2期）对曾国藩幕府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马昌华主编的《淮系人物列传》（黄山书社，1995年）一书为李鸿章幕府的数十名主要宾僚立传，又另制《淮系集团文职人员表》，搜集整理了数百名李鸿章幕府宾僚的活动资料。成晓军在《曾国藩的幕僚们》（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一书中，选取与曾国藩关系密切的八位著名幕僚李鸿章、彭玉麟、郭嵩焘、左宗棠、刘蓉、罗泽南、李元度、丁日昌，将其置于当时特定的、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加以认识、理解，以评传形式分别展示了他们在修身、齐家、从政、治军、学术等方面深受曾国藩培育、砥砺的全过程，书后附有“曾国藩的其他重要幕僚”，具有一定的资料价值。梁勤主编的《曾国藩全书：曾国藩及其幕府》（远东出版社，2002年）一书对曾国藩幕府的入幕途径、幕僚职责、主幕关系、出幕之后的情形、幕府组成情况、幕府中重要人物、幕僚人数统计诸多方面进行了考察和分析。李志茗《晚清四大幕府》（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对晚清陶澍幕府、曾国藩幕府、李鸿章幕府、袁世凯幕府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考察，对学界较少涉及的陶澍幕府与袁世凯幕府的研究颇具学术价值。
研究州县幕友也引起学界的关注。在这一时期，研究州县幕友的学术文章主要有朱金甫《论清代州县之幕友》（收入《第二届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吴爱明、夏宏图《清代幕友制度与文书档案工作》（《历史档案》1993年第4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对“绍兴师爷”的研究尤为深入，如项文惠《绍兴师爷》（南京出版社，1991年）、王振忠《绍兴师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郭建《绍兴师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郭润涛《官府、幕友与书生——“绍兴师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等著作从不同层面对“绍兴师爷”进行了考察。其中以郭润涛《官府、幕友与书生——“绍兴师爷”研究》一书最为详尽和深入，此书以幕业群体“绍兴师爷”为主体，综合分析和考察了清代幕业的成因、幕业的人才来源、幕业的特点、幕业的内容、幕业的学成、幕业的生活状况、幕业的道德规范、幕业的职业观念八个方面。李乔《中国的师爷》（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5年）对中国幕友也进行了概括性的介绍。
在学人游幕研究方面，尚小明的两部著作《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清代士人游幕表》（中华书局，2005年）对清代学人游幕的研究非常详尽和深入。前者是其在博士论文基础上改写而成的，此书对清代学人游幕的发展演变、清代不同时期重要的学人幕府的情况及学人游幕期间进行的学术活动进行了考察和分析；后者对清代士人游幕进行量化分析，并从大量史籍中钩稽出学人游幕的资料，制作出了颇具学术价值的《清代士人游幕表》。另外赵园在《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04年第2、3期上相继发表的《明清之际士人游幕及有关的经验表述——以易堂诸子为例（一）》《明清之际士人游幕及有关的经验表述——以易堂诸子为例（下）》，也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研究明清文士参与艺术市场的主要成果尤以李向民《中国艺术经济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和徐建融《明代书画鉴定与艺术市场》（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两本著作最具学术价值。李向民先生在其书中考察和论述了中国古代艺术市场的发展和特点，其中文士在艺术市场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如文士通过卖文、书画、戏曲等治生。徐建融先生在其书中通过对明代书画市场的发展考察，认为明代文士所赖以创作的时代文化背景正是买家所赖以赏玩、收藏的时代文化背景，明代书画所能适应的市场需求，只是限于一小部分社会层次较高的文化精英；而真正以市场牟利为目的而产生大规模作伪古今书画的现象始自明代，随着市民阶层的壮大和商品经济的兴盛，明代书画的发展日益染上了商品化色彩，一些文士书画家和坊主也参与到造假的行列。
还有一些论文（包括学位论文）探讨了明清时期江浙书画家的治生活动，如杨贤宗《扬州盐商与板桥风格的形成》〔《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及设计版）》2002年第4期〕、王颀《试析明清时期士商阶层与吴门画派》（《东南文化》2004年第3期）两篇文章探讨了明清时期的一些书画家的创作特点所受到的商人影响，如杨贤宗文从扬州徽商对扬州文化影响的背景出发，对“板桥风格”的艺术渊源、风格特征等方面进行了探讨。荆建设《明代儒学思想的平民化转型与中国画世俗化、商业化发展的关系》（《美与时代》2007年第12期），认为明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伦理、价值观等方面都具有了很明显的近世性特征，人们对弃儒就贾、治生、私欲功利、润笔、利市等价值观念的改变及绘画审美思想的发展，都源自儒学的平民化转向和释道文化的空前融合。李升文《论士商交往对明代中晚期文人画的商品化与画家职业化的影响》（扬州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通过对士人生存状态的考察，从士商交往入手，探讨士商交往对文士画的绘画商品化与画家职业化这一历史现象的形成所起到的积极作用，解析它对文士画的商品化的原始产业链的形成的积极意义。文中认为正是由于士商交往，才促使文士画的创作主体从“义利之辩”的选择中走了出来，对于“末业治生”有了彻底的转变，以卖画为生才变得名正言顺，真正参与到商品化中去。商贾对艺术的附庸风雅推动了社会各阶层生活的艺术化，收藏、鉴赏之风渐盛，对文士画的消费市场有决定作用。陈婷《明中后期文人画家治生活动探析》〔《传奇·传记文学选刊（理论研究）》2010年第11期〕认为随着明中后期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变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文士画家原有的单一生计方式不再适用，在社会冲击之下，出卖书画逐渐成为文士画家的一种重要谋生方式。王莉函《论扬州八怪的书画润笔》（硕士论文，郑州大学，2010年）通过书画家因生活原因、经济活动及社会需求而产生的与书画家相关的书画购藏活动之间的关系研究，探讨清代中期生活在扬州的书画家们的日常生活，包括艺术创作、经济活动及其活动方式所发生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背后的传统及思想观念发生的深刻变迁，从中发现书画家的身影及精神世界，看到经济活动中书画家们真实的生存状态。李鹏《试论扬州画派的商业现象及艺术影响》（硕士论文，中央美术学院，2010年）认为明代中叶以后，学术领域出现的实用主义倾向与民间资本主义的萌芽共同促成了艺术领域的商业化潮流。从明代开始出现“润笔”现象到清乾隆年间扬州画派的崛起，艺术领域商业化的进程，其发展已使得艺术从传统模式走向近代模式，而艺术家的身份也从文士转变为职业艺术家。扬州画派的艺术家，作为艺术商业化的实践者，他们的社会背景及艺术历程有着典型意义。他们的艺术观念及作品也对后来的艺术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扬州画派的成功，不仅仅得力于他们出众的学养，更与他们所继承的丰厚遗产、开放的社会环境不无关系。
随着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进行，不少文士和官员开始下海经商，大陆学术界在关注中国古代“士”阶层的同时，开始对中国古代文士和官员经商这一现象予以关注，海外学者的一些研究成果和方法也对国内学者起到了一定的借鉴和促进作用，尤其是余英时先生的两部著作《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初稿刊于《知识分子》季刊1985年冬季号，后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士与中国文化》（出版刊行于1987年，后于2003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在大陆出版发行）在大陆的出版、发行，对中国大陆学者影响很大。《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下篇《中国商人的精神》中，对明清儒家的“治生”论、新四民论——士商关系的变化、商人与儒学、“贾道”进行了探讨。《士与中国文化》一书，收录了《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并在其后《附录》中断言：十五六世纪以来，许多“士”成为“商”的代言人，所谓商人的意识形态其实是通过“士”的笔或舌建立起来的；自15世纪以来，“弃儒就贾”已成为中国历史上普遍的新现象，不但商人从士人中来，而且士人也往往出身于商贾家庭。余先生又在此书中对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进行了研究。
大陆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中国古代文士和官员经商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时限跨度很大，上起春秋战国，下至晚清，成果颇丰。研究明清以前文士和官员经商的成果，主要有倪丽华《春秋战国时期官僚经商致富的原因》（《历史教学》1995年第10期），刘春香《试论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官僚经商》（《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2期），吴浩学《新词“儒商”的历史演变》（《语文学刊》2005年第6期），武原《唐代的官僚经商与朝廷对策》（《新西部》1997年第6期），洪学秋《唐代打击官吏经商谋利的法律规定》〔《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储著斌、张忠国《唐代禁止官吏经商谋利的法律规定及启示》〔《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陈秀宏《唐宋时期的“士人经商”现象》〔《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等。
明清时期，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论断的那样，文士、官员经商已成为一种社会普遍的现象，大陆不少学者开始研究这一课题，主要研究论文有王剑《明清时期官僚经商的文化透视》（《史学集刊》1996年第1期）、岑大利《论明清时期的官员经商问题》（《社会科学辑刊》1997年第2期）、唐林轩《略论明清小说中的弃儒从商现象》（硕士论文，湘潭大学，2004年）、王燕玲《“抑商”思想与明清官僚经商》（《云南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晏成江《明代官员治生活动研究》（硕士论文，河南大学，2007年）、胡平《浅论晚清文人经商》（《嘉兴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3期）、费鸿萍《略论明清儒商经营理念的形成及其主要内容》〔《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李晓英《试论晚清士人阶层的经商潮流》〔《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等。其中，王剑文从文化史角度对明清时期官僚经商进行了审视，认为明中叶以后骤然增多的官僚“下海”，不仅仅是“利”的诱惑，也是社会传统观念逆转后的应潮行为，同时由于官僚经商者身份的二重性，以及官僚经商中“权”的特点，又把这种文化现象引向更深层的意义。岑大利文对明清时期官员经商出现的历史背景、经商特点及其危害进行了探讨，认为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官员经商出现的客观条件，社会风气和思想观念的变化促进了官员经商。经商特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经商官吏的人数多，涉及面广；二是官商资本的来源主要由政府出资和官僚出资两条途径；三是官员经商的规模宏大，手段多种多样，经济违法严重。官员经商的危害主要表现在：妨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败坏了吏治和社会风气。王燕玲文通过对明清时期官僚经商的考察和“抑商”思想本质的探讨，认为“抑商”思想一直是封建社会的主流经济思想，它指的并不是抑制商业，而是抑制商人，尤其是抑制中小商人；官僚经商与各种各样抑商措施并存并不是矛盾的，相反倒是一种统一，同时，明清时期抑商政策的继续推行和发展，对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以至于社会形态的更替，无疑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唐林轩文通过对明清小说中出现的弃儒从商现象的考察，认为明清时期大量弃儒从商现象的出现，是由社会和个人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但传统的儒学教育和儒家思想对他们的经商活动仍产生着深刻影响，体现出的是一种难以弃舍的“儒”之情结。而小说家在对人物的弃儒从商行为表示同情和认可的同时，也依然表现出一种儒重于商的传统意识。明清小说中的弃儒从商现象来源于现实，是对当时社会中这一同类现象的艺术化反映，也是小说家观念的反映。胡平文探讨了晚清文士经商热潮的社会历史原因，选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魏源、郑观应、张謇等人的经商活动来反映整个社会文士经商的阶段性进展，揭示了其对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影响和失败的原因。费鸿萍文认为，明清时期，由于儒家文化观的改变以及大量书生从商现象的出现，商人们在经营过程中逐渐开始将中国传统主流文化——儒家文化与治生之道相结合，形成了儒商经营理念，同时也形成了中国商人中一个特有的群体：儒商。本文回顾了儒商及其经营理念的形成过程，并对儒商经营理念的主要内容进行了简单的论述，对儒商及其经营理念的了解在一定程度上将有利于实现今天中国市场营销本土化。李晓英文通过对晚清士人阶层经商活动的考察，认为在晚清中国社会的大变局下，绅士阶层的社会职业发生了分化，新的社会职业层出不穷，绅士阶层由于得天独厚的知识背景和特殊的社会角色及社会地位，在这一社会转型当中处于社会潮流的领导地位，由于西方侵略的加剧以及国内重商思想的兴起，绅士阶层大量投身于商业领域，近代中国工商业因此而兴起。
有的学者将官员经商放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中加以考察，如郭莹《中国古代的官吏经商》（《史学月刊》1999年第4期），考察了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官员经商的诸种现象及其弊端，揭示出这股历史暗流所包藏、派生的贪婪、腐败、奸诈、无耻，并指出官吏经商现象屡禁不止，不仅透露出封建政治的虚伪，也对社会造成了现实的危害。作者认为，官吏、贵族凭藉势位，违制弄权，经商牟利，是中国古代官场痼疾之一。
现代一些学者在其著书中也论及明清时期文士和官员经商，如张海鹏、王廷元主编《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和唐力行《明清以来徽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二编《徽州商人徽商》中《“贾而好儒”的特色》部分均论及徽州文士经商的情况及儒、商相混的特点和观念的变化。在张海鹏、王廷元主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黄山书社，1985年）中收录了许多徽州文士弃儒经商的资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徐茂明在其著作《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1368—1911）》（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三章第一节《江南士绅文化权利的运作与维护·士商相渗》中分析了明清时期江南士、商之间的关系及其相互渗透的原因，在第四章对清代苏州大阜潘氏的个案研究中，分析了其族中弃儒经商的特点和原因。
20世纪末，学术界在研究文士治生方面，将目光转向对文士治生思想观念的研究，如胡发贵《儒家义利观与贱商心态》（《学海》1993年第2期），李静《一种新的价值观念的显现——从“贵义贱利”到“不耻言利”》（《明清小说研究》1995年第1期），卢昌德《“士”“商”观念变迁论》（《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3期），刘增合《儒道与治生之间——儒教经济伦理观念中的对峙与融通》（《史学集刊》1999年第3期），江道源《本末观的变迁与士人的流向》（《厦门特区党校学报》1999年第3期），吴传清《中国传统家训文化视野中的治生之学——立足于封建士大夫家训文献的考察》〔《中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刘晓东《明代士人本业治生论——兼论明代士人之经济人格》（《史学集刊》2001年第3期），罗能生《儒商价值观探析》（《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第1期），王世光《清儒治生观念刍议》（《云南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户华为《张履祥的耕读治世思想与实践》（《泰山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陈才训《治生切于读书，适志基于财富——从〈黄英〉看蒲松龄的治生观》（《贵州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黄海涛《论李贽经济伦理的批判性》〔《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毕颖达、刘春英《晚清士人商战观念的兴起》（《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袁宏《论〈歧路灯〉的“治生”精神》〔《科教文汇（下半月）》2006年第9期〕，方旭东《儒学史上的“治生论”——兼与余英时先生商榷》（《学术月刊》2006年第6期），胡欣《从〈儒林外史〉看吴敬梓对治学与治生问题的思考》〔《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张长杰《浅谈许衡的“治生”思想和素质教育》（《焦作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王瑜、蔡志荣《明清士绅家训中的治生思想成熟原因探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等。其中，卢昌德文对“士”与“商”的关系、“治学”与“治生”的意识流变进行了剖析。刘增合文将费孝通先生研究中国乡土社会的关键概念——“差序格局”引入儒教经济伦理观念的框架中，以“儒—商”“农—商”这两种对峙性的经济伦理观念作为切入点，剖析了业儒与事贾之间两极性的传统经济伦理的基本特征，认为在明清时期，商界群体在商业活动中努力以“理—欲相通”说不断消解着原本对峙的经济伦理，致力于粘合二者之间的嫌隙，儒道与治生得到了有限度的结合，而在晚清时期，这种有限度的结合又实现了近代意义上的转换。江道源文认为，中国古代由于德本财末、农本商末价值观念的影响及其政策化的推行，驱使士人志于向道而流向仕途；吴传清文系统地探讨了中国封建士大夫家训治生之学的兴衰历程及其内容特征，并评析了它在中国传统治生之学和传统经济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但宋元明清之际，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价值观念由重义重德转向崇尚金钱，由农本商末转而认为工商皆本、士农工商四民异业而同道，加上“天下之势偏重在商”，于是士人发生了弃儒就贾、官商兼为、亦儒亦商、儒重实学等义利兼顾、德财兼重的流向分化，这无疑是社会的进步。刘晓东文主要论述了三个方面：一、明代士人本业治生之基本方式及其经济状况；二、本业治生的窘困与明代士人的经济人格特征；三、“以文营商”与晚明士人经济人格的萌动。罗能生文认为，儒商的价值观是儒商在长期的商业实践中形成的、具有儒家文化特色的商业精神，其核心是注重把经商谋利与家族、国家的目标结合起来，追求一种超越个人功利的价值定位。这种价值观体现为三个层次：经世济民的商业理想，“创家立业”的功业意识，“治生裕后”的功利追求。这三个层次的价值观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相互递进，共同构成了儒商的价值体系。王世光文通过对清儒治生观念的社会背景、基本内容及其历史意义的考察，认为清儒通过治生获得经济上的独立是自身能够保持人格独立、精神独立的有力保障，这是他们对传统观念的超越之处；清儒的一些有识之士强调儒者追求经济独立的同时，一定不要丢掉社会良知以及自己的历史使命，既要自救，同时又不能逃避应有的社会责任，既要批判不切实际的过高道德理想主义，又要保持知识阶层理应具有的担当意识。这是对传统贵义贱利思想的挑战，特别是对宋明理学所倡导的道德理想主义精神的一个沉重打击，也意味着传统知识分子在自我认识方面实现了又一次飞跃。陈才训文以《聊斋志异》中的一篇短篇小说《黄英》为切入点，分析了蒲松龄的治生观，认为蒲松龄受到明清之际思想界对士人治生问题的大讨论及自身经历的影响，借《黄英》传达了自己的治生观念，即治生切于读书，适志基于财富。毕、刘之文考察了晚清时士人的商战观念，认为晚清士人商战观念的兴起与形成，是内外两种合力作用的结果，16世纪以来中国传统重商思想的发展为晚清士人接受西方近代经济观念起到了桥梁与中介作用，西潮的冲击，则使已走近传统边缘的中国重商思想最终得以突破传统，走向了近代化，这不可避免地带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黄海涛文认为，李贽以“崇私论”为逻辑起点，提出“吃饭穿衣皆是人伦物理”，倡导功利主义，主张“治生产业之事”，通过“重商富民”的途径和“法自然”的经济自由主义，制定“恒顺于民”的经济措施，实现“至人之治”的理想境界。其经济伦理的主流是批判性，并非市民经济伦理。李贽开启了明清实学经济伦理之先河，其学说在当今的市场经济大潮中仍有借鉴意义。袁宏文首先阐述了《歧路灯》作者李绿园“治生观”的源起和内涵，并结合《歧路灯》中着力塑造的士人形象对“治生”精神进一步做出详细论述，最后阐发了“治生”精神所蕴含的理性精神和实践意义。方旭东文通过对许衡的儒者以“治生”为先务思想的解读，对当代学者余英时先生从王阳明对许衡治生论的批评中解读出明代儒家伦理有了新发展、儒家伦理在明代是否有了新发展，以及这种伦理发展与社会风尚变化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因果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反驳。胡欣文认为《儒林外史》通过对三大类知识分子形象的描述，展现了其所在时代知识分子的治学和治生追求，显示出作者在新的历史时期对知识分子命运和追求的冷峻思索，回答了治学和治生的关系问题，并为知识分子指出了一条崭新的人生发展道路。张长杰文认为许衡的教育思想主要包括明人伦和治生两方面，其治生教育即解决经济生活问题，并把它作为办教育的前提，这在封建社会“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教育思想中，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他的这种思想与当代大力发展素质教育，提高学生自力更生能力的养成和德育思想是一致的，他的治生教育宗旨和一些新的教育思想也是我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王、蔡之文认为明清时期由于士绅人数剧增，朝廷能够提供的官职非常有限，使得希冀通过出仕而谋食的明清士绅面临的生存问题非常严峻。在文化观念上，贫穷一词的词义由过去的中性（或不带感情色彩）转变为贬义词，摆脱贫穷也就意味着摆脱与之对应的富含道德贬义的懒惰；商品经济的长足发展又为他们从事治生之业提供了宽松的外部环境，也促使他们对工商诸业重新审视并逐渐参与其中——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多重压迫，使得明清士绅家训在论及治生问题时表现出普遍性、深入性和多元性特点，这些特点表明明清士绅家训中治生思想的成熟。
学术界对李渔的研究比较深入，涉及李渔的研究成果有许多，其中研究李渔治生的论文主要有徐保卫《尘世之旅——李渔的“游荡江湖”和“打秋风”》（《艺术百家》1994年第3期）、《杭州的“寇警”与南京的“妖氛”——再论李渔的“游荡江湖”“打秋风”》（《江苏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钟明奇《李渔：一个有作为的书坊主与编辑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李渔：集文士与商贾于一身——试论李渔戏曲创作思想的商业化倾向》〔《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5期〕，任心慧《试论李渔商业化“治生”方式对其曲论及剧作的影响》（硕士论文，四川师范大学，2002年），陈国华《论李渔的商品意识在戏曲活动中的体现》（《河南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王慧林《李渔小说的商业化与其“治生”心态》〔《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等论文。其中徐保卫《尘世之旅——李渔的“游荡江湖”和“打秋风”》主要论述并分析了李渔从一个知识分子向一个文化商人转变过程中的心路历程，指出了他的这一追求的历史意义以及由此带来的人格上、生活上的变化；《杭州的“寇警”与南京的“妖氛”——再论李渔的“游荡江湖”“打秋风”》一文是其在上文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化，通过对李渔在治生过程中表现出的一些行为的考察，认为商品经济的原则导致了李渔个性的复杂化和人格的多元化。钟明奇《李渔：一个有作为的书坊主与编辑家》着重探讨了李渔从事编辑、出版业的成因、特点，阐述了李渔勇于开拓、严格精审的编辑精神，同时指出李渔从事编辑、出版业的价值与意义。黄果泉又在《李渔：集文士与商贾于一身——试论李渔戏曲创作思想的商业化倾向》一文中认为，李渔的文学活动都同商业经营活动密不可分，但仍保持着文士本色；并分析了李渔戏曲创作的观众本位思想、娱乐本位思想，体现出一种商业化倾向。任心慧的硕士论文从“生计”这一士人最为基本的生存要素着手，以贯穿李渔文艺人生始终的商业性为切入点，重新评价李渔其人，从而对在商品经济冲击下古代士人经济人格的发展做一尝试性探讨；并以此观照其曲论及剧作，以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探讨二者的一致性问题。陈国华文认为，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李渔的戏曲活动总体上是以商业经营与赢利为旨归的。论文以此为切入点，从一个新的视角，通过李渔出身和经历形成的商人品格、以出版为依托的商业戏曲活动、戏曲创作中鲜明的商品化色彩、李渔家班演出活动的营业性等方面，来论述商业化的治生方式对李渔戏曲活动的影响，说明李渔的商品意识在戏曲活动中的谋利性特征。王慧林文认为，因受明清之际新的思想意识、价值取向、生存方式对传统文士的有力的冲击的影响，李渔的作品呈现商业化倾向，从这种倾向可以看出李渔及其同时代人治生心态的转变。
除了上述几个主要专题外，一些学者还在其他方面对文士治生进行了研究，如邹莉《明清江南士子心态的变迁》〔《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一文，着重探析了明清江南士子的心态变迁，认为明清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极大震撼了江南士子的心理，这一群体的心态呈现出复杂多维化的变迁：或弃业从商，或文墨糊口，或堕入非途，或仍由科举入仕；对利的汲汲求取不免造成士气的沉沦，然而却也促进了江南士子经济独立能力的提高，削弱了对科举制度的依附迷信，预示着其人生道路由古代向近代转型契机的到来。赵红娟《凌濛初及其家族的刻书经商活动》（《湖州师专学报》1998年第2期）一文，分析了凌濛初从商的背景、凌氏家族的刻书活动、凌氏家族刻书的特点与目的，认为凌濛初是在晚明经商热潮的推动下，自身的科举受挫促使了他成为一名书商老板，凌濛初及其家族刻书是为了追求商业利润，因其善于经营，而且刻书精美，赢得了一个相当广大和稳定的书籍销售市场。由于商业利润的驱使，他们在刻书经商活动中也时有投机取巧行为。尽管如此，他们对历史文化的保存和传播，特别是在普及文化、满足群众需要、促进印刷术发展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刘晓东《论明代士人的“异业治生”》（《史学月刊》2007年第8期）一文，认为明代士人的异业治生，主要包括耕读传家、医卜杂艺、工贾自食三种方式。由于本业治生途径的狭窄、收益低下与不稳定，中国传统社会的士人形成了“重异轻本”的治生理念。这一理念随着明代社会的变迁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渐趋深化，并呈现出由重“耕”向重“贾”的演变趋势。这种演变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士人的生存能力，促使其社会人格的相对独立。与此同时，也加深了士人对异业治生的依赖程度，导致其经济人格的渐趋软弱与社会人格独立的相对有限，并成为影响近世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生存与发展的一个内在因素。刘晓东《“弃儒从商”与“以文营商”——晚明士人生计模式的转换及其评析》（《社会科学辑刊》2011年第3期）认为，晚明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士人生计模式的转换。弃儒从商与以文营商成为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两种方式，前者表现为对儒业的一种脱离，后者则是从传统卖文博食延展而来的、更具商品化特征的一种本业治生。两者都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士人的生存基础，相对有效地提升了士人的生存能力。但从知识群体自身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两种不同的谋生方式，其社会与历史内涵不尽相同。前者以一种曲线回归的方式，又返回仕途经济的窠臼之中；后者则多少体现出晚明士人经济与社会人格的某些萌动意识。王燕燕《晚明山人治生论》〔《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一文，认为作为被排除在仕途之外的知识流民，山人不事产业，问舟车于四方的世俗治生方式，曾一度遭到非议，但其多样的治生方式，无疑是晚明下层士人生存发展遭遇阻滞下出路的探索与扩展。其治生方式的多元性、流动性、世俗性，客观上也为士人人格的完整与健全提供了契机与条件。
除了上述论文外，邱江宁在其专著《明清江南消费文化与文体演变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的部分章节中，通过对明中后期商业、出版风尚对文学文体演变影响的研究，也在不同程度上对江南文士的治生状况作了一些探析。
一些学者还对明清时期士、商交游这一课题进行了研究，尤其是对扬州盐商与文士交往方面研究比较深入。在诸多研究成果中，王瑜、朱正海等人的专著《盐商与扬州》（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最为突出。王瑜、朱正海等人在书中拿出相当的篇幅论述了许多弃儒经商致富者的活动，并考察了盐商与文士的交往过程和对扬州城市文化发展所起的作用。一些学术文章也对明清时期士、商交游这一课题进行了研究，如朱宗宙《明清时期扬州盐商与文士“雅集”》（《盐业史研究》2001年第2期），从扬州盐商与文士“雅集”的角度就扬州商人对文化所起的影响与作用进行了探讨。李家池《论扬州盐商与扬州八怪的依存关系》（《扬州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扬州盐商为了改变低下的社会地位，广交文士，不惜用重金组织各种艺文活动，资助文士、画家的生活和创作；文士、画家也给盐商不少实际帮助，使其跻身于文士行列，成为儒商，从而提高了社会地位，所以扬州盐商和扬州八怪的相互依存关系，也就是经济和文化的相互依存关系。范金民《明清地域商人与江南文化》（《江海学刊》2002年第1期）文中，探讨了明清时期的各地域商人对江南文化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和影响，文中认为明清时期的各地域商人作为文化投资者的角色，在江南刻书印书、贩纸贩书、收藏书画彝器，繁荣了江南文化，推动了江南工艺品市场的发育成长；商人赞助戏曲演出，推介戏曲流派，使得江南戏曲文化更加多姿多彩；各地商人建造寓有地方建筑特色的会馆，崇拜寓意各异的地方神灵，从事各种民俗活动，资助各种宗教文化设施，在江南营造了浓厚的地域文化，丰富了大众文化的内容；各地商人长袖善舞，与江南达官名士觥筹交错以厚资博高名，各有所好，相互利用，谱写了近世士商关系的新篇章。徐林《明中后期士商社会交往评析》〔《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和徐林、杨琪《士商相混 蝇聚一膻——明代中后期江南商人与士人社会交往活动》（《江苏商论》2005年第3期）两篇文章对明中后期士商的社会交往进行了考察和分析。前文主要论述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士商相混”与“士商互识”；二是士商相交、“蝇聚一膻”；三是士商相交之文化解析。徐林认为，尽管王学等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商人的认识，但是居于传统社会核心地位的士人和商人实际社会交往活动却并非对等。明代士商交往，表明了士人世俗化倾向的加强。后文主要探析了士商交往现象及其原因，认为经商所带来的丰厚利润吸引着士人们，士人阶层开始重视现实的物质利益和物质享受，从而由士而商、由商而士或亦商亦士，士商交往各取所需，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高娟《论明代中后期通俗小说对士商关系的整合》（广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认为，“士农工商”是中国古代传统观念中四民的排序，到明代中后期士商关系发生了转变，士商互渗成为当时社会结构变动的一大特色，士人弃儒从商或兼事贾业，商人业儒入仕的现象，在明代中后期小说中屡见不鲜。采用文史互证的方法，以《醒世姻缘传》为例来探讨明代中后期通俗小说对士商关系的整合情况。另外，周礼、范成梅《徽商与江南士人社会交往研究》（安徽省徽学学会二届二次理事会暨“徽州文化与和谐社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7年）也对徽商与江南文士的交往情况进行了探析，认为明清徽商侨寓经商的重要据点主要在江南，江南乃人文荟萃之地，贾而好儒的徽商与江南名流社会交往频繁，对此现象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明清徽商的社会地位以及明中期以后士商互动的关系。高建立《明清之际士商关系问题研究》（《江汉论坛》2007年第2期）认为，明清之际，商业经济的发展、江南地区资本主义的萌芽以及新市民阶层的崛起，使得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遭到破坏，出现了“工商亦为本业”的思潮，传统士商关系开始发生巨大裂变。士商渗透、官商融合、弃儒就贾、亦贾亦儒渐成风气，中国特有的儒商精神也在商业实践中日渐形成，在明清社会经济思想文化领域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孙其芬《明清江南儒商的文化艺术活动》（上海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认为，明清时期，江南儒商亦儒亦贾、贾儒并重，“虽为贾人，而言论风旨雅有士人标格”。他们“贾名而儒行，贾事而儒行”，在江南诗性审美文化的熏陶渐染之下，自觉主动参与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创造与休闲娱乐活动，表现出主体参与的诗性审美自觉以及审美趣味的商业性与精英化融合的特征。这些文化艺术活动、文化交往活动和文化娱乐活动，促进了江南地区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和繁荣，对江南地区文化发展和交流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加速了江南城市艺术特色的形成和发展。
有的学者还对中国绅士的收入进行了研究，如曾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留学美国的大陆学者张仲礼先生的专著《中国绅士的收入》（1962年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中译本于1991年在上海问世，后于2001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又出版发行，2008年9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张仲礼《中国绅士研究》一书中亦收录了《中国绅士的收入》），对19世纪中国绅士在各种活动中所得的收入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认为19世纪中国绅士的收入主要有以下几个来源：担任官职、出自绅士功能、充当幕僚、教学、服务收入、地产和商业活动等，并在此书《增补篇》对19世纪80年代年度国民生产总值和绅士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进行了估算，在《附录》中稽考了地方志所载绅士的资料，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顾鸣塘《〈儒林外史〉与江南士绅生活》（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二章《从〈儒林外史〉透析江南士绅阶层的经济状况》中，利用文史互证的研究方法，对《儒林外史》中描写的江南士绅的收入状况和物价与支出进行了翔实的研究。刘晓东《明代的塾师与基层社会》（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三章《塾师的生计》中，对明代塾师的经济收入、社会基本消费、基本生活状况、治生观念的演变等进行了综合考察。
总而言之，对于江南的文士治生研究，大陆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改革开放后至现在这段时期，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学界对此取得了不少成绩，这对明清经济史、文学、民俗文化的深入研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明清时期，江南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程度在全国首屈一指，许多文士参与治生活动，成为明清江南社会经济史、文化史中的重要内容。国内外学者也多涉足这一领域，在不同层面和不同程度上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许多可喜的研究成果。但是对于明清时期江南文士治生的整体研究还不够全面和深入，多局限于其中某一个或几个方面的探讨，对于文人士大夫必游地——南京、扬州、苏州、杭州及晚清文士之“乐土”——上海的文士治生状况未予以深入研究，而这些重要区域多位于运河沿岸或毗邻运河，显示出运河与江南文士治生的密切关系。徽学一直是学术界的“显学”，学者多集中在徽商及其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对徽州文士治生状况的研究也只是纳入对徽商研究的框架中，成为其不太引人注意的从属部分。因此对文士在这六个特色区域的治生情况的研究有待加强。
文士将治生所得用于何种用途，学界对此多未研究，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虽然史籍中记载文士治生用途的史料非常散乱，但资料还是非常丰富的，其中在地方志、明清文集、笔记等史籍中多有记载。对文士治生用途的研究，也有助于我们了解明清时期江南文士的活动及其对促进当地经济文化的作用，甚至对明清政治史的研究也多有裨益。
对于促使文士从事治生活动的原因，许多学者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如家贫、幼孤、科举未第、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思想观念的变化促使文士从事治生，但是比较简略，其实文士从事治生的原因远不止这些，促使文士从事治生的因素有许多，这也是拙著所要探讨的问题之一。
拙著主要论述明清时期江南文士的治生活动、治生途径、治生用途及促使文士从事治生的原因。全书分上下两篇和余论，上篇主要探讨文士的治生途径、治生的用途和治生原因，将江南作为一个整体，来综合考察文士的治生活动和特点，并用一些代表性的实例来加以说明和验证，在相应篇章附以个案研究，选择的个案主要是处于不同时代从事不同治生行业的代表性人物的治生活动。上篇之所以用大量的篇幅详述了文士治生的这三个方面，是因为综合论述江南文士的治生状况，是本书的核心部分。
下篇着重考察和探讨文士在江南的几个重要区域，如南京、扬州、苏州、杭州、上海、徽州的治生状况。因为这几个区域是文士从事治生最集中、最明显的区域，其中对文士在上海治生情况的考察，主要将焦点放在晚清时期，虽然在晚晴以前，上海一带也存在着文士治生活动，但文士真正大规模地在上海从事治生活动则是在晚清时期，这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国内外的形势密不可分，由此上海一跃成为文士治生之乐土，而且在上海出现了一些具有近代化特色的行业，对后世影响颇大。
余论部分主要就文士治生与明清通俗文学创作和传播的关系展开论述。文士治生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对明清文学艺术创作和传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无论在题材、艺术特色上，还是在思想文化内容上，都超越前代，迎来了明清文学艺术的辉煌时代，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传播也产生了积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研究文士治生，特别是对明清江南文士治生状况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从侧面关照明清文学艺术的发展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