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萧相恺

我和永斌是同事。说是同事，其实共事时间很短——他到所里时，我已经退休了。但他在浙江大学读书时的导师徐朔方步奎先生，却是我十分敬重，且有过交往、至今难忘的权威学者。

读步奎先生的大作，总觉得他与人论争，芒角犀利，讲理论道，英气逼人，想象中，他一定是位十分严厉、难于接近的人。1990年，在第一次“海峡两岸明清小说金陵研讨会”上，我第一次见到徐先生。那时，我只是《明清小说研究》的一名普通编辑，负责会务接待等事宜。因为有上面所说的“想象”，见面时，颇觉惴惴。但不久，我就发现，大会发言，徐先生确实如我想象的那样，严肃严谨，在一些成名学者面前，他亦不苟言笑，但对我这个无名小辈，却很“客气”，说读过我和欧阳健的《水浒新议》，“名实相副”，确实“新”；说我们的《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很有价值，勉励我继续努力，俨然一位邻家老翁，和蔼可亲。徐先生的汤显祖研究，成就之巨，中外闻名，而汤显祖是我们江西临川人，无形中，似也拉近了我们的情感距离。这是不是佛家的所谓“缘”？

那次会后，我曾多次书信请益，徐先生都谆谆教诲，还把他的大著《小说考信编》赠我，附信中有“对于《水浒传》的作者，我与你们江苏的一些学者有‘不同的观点’，欢迎批评”的话。又记得他给我寄过一篇研究宋懋澄的稿子，亦附有一信，说：“如果不合贵刊的要求，掷还就是，千万不要勉强。”丝毫没有名家的架子。

听传言，徐先生对学生很严厉，但在我的印象中，他对自己的学生却似乎爱护有加，常流露出一种“舐犊之情”。记得他曾寄过一篇廖可斌的稿子给我，稿子中附有一信，信中讲了他推荐这篇稿子的理由。坚持学术原则的同时，就很有些护犊的意味。

徐先生仙逝时，他的学生把讣告发给我。悲痛之余，我代表《明清小说研究》编辑部、“古代小说研究网”，写了两句挽词，寄给治丧委员会以示哀悼：“徐步奎先生千古——学界巨星陨　风范人间留”。因为悲痛，不问平仄对仗，只抒内心而已。

还记得永斌到文学所之时，知道他是徐先生的博士，“严师高徒”，我内心真是喜悦无限，期待无限。

对于永斌的研究，在他到文学所之前，我了解不多。直到院里决定，要选择一批新近进院博士的博士论文，出一套博士论文丛书，要我参加评选时，我才认真地拜读他的研究成果。永斌送选的著作是《凌濛初考证》。这是一部实证性研究著作，资料搜罗完备，论证合理充分，颇能服人，与乃师的研究路子相类。

如今步奎先生仙逝十周年了，他的弟子永斌又把《明清江南文士治生研究》的大著寄给我，嘱我写序。这是永斌对我的信任，竟不由得又想起步奎先生来。

读完永斌的论著，第一印象仍然是：永斌继承乃师步奎先生的传统，在做着实证性的研究——一种从深入了解研究对象的研究历史与研究现状开始，广泛搜罗资料，产生并论证自己观点的研究。这是一种需要全身心潜入、浮躁不得、功利不得的艰难研究。看得出永斌对自己职业的执着。而读者要读这部著作，我则建议先从论著的《后记》读起。《后记》中，永斌叙述了写作这部论著的因缘。研究者写作论文，触发于自己经历的情况并不少见。而永斌的叙述，更令我感动。永斌的感恩态度也令我更了解他的为人。读过这篇《后记》，我也更能体会《明清江南文士治生研究》一书论述文人治生与文人生存、文人创作、文化传播之间的紧密关联，更能理解这论题对拓展明清文学、文化史研究视野的价值。

我们常说，穷愁著书。论杜甫，总会提及他的贫穷生活；谈曹雪芹作《红楼梦》，常常用“举家食粥酒常赊”说明其著《红楼梦》的原因。这固然不错，但杜甫毕竟还有所茅屋可居，曹雪芹毕竟还有粥可食，有酒可赊；若一个人真到了生活不下去的时候，还能著书么？特别是还能著很多有价值的书么？若一个人能够通过自己“治生”而有吃有穿，坚持著述，还能做文学传播的工作，岂不也是一件好事？凌濛初正是通过自身的努力“治生”，成就了《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等多达五十余种编著。李渔不正是靠着组班巡演、芥子园印书，成就着自己的《连城璧》《十二楼》《闲情偶寄》等小说戏曲创作和理论论著？甚至唐伯虎绘画的名声、成就，也与他的卖画相关。尽管凌濛初、李渔的作品难与杜甫、曹雪芹相比。

在论著中，永斌将面上的论证与个案的研究结合进行，这样的点面结合，既避免了仅有面上研究，容易流于浮泛的毛病，又避免了只研究个案，容易出现以点代面、以偏概全的问题。

对个案的选择，永斌也十分用心，选择得颇为精准。比如他选了唐寅、凌濛初、李渔、张履祥四人，四人是四种典型：唐寅是书画家治生的代表，凌濛初是以刻书业为生计的代表，李渔是出版兼组班演戏的典型，张履祥则是多种途径治生的代表。由唐寅以书画治生，论证这种治生手段对书画创作及书画市场繁荣的影响；由凌濛初的刻书和“二拍”的创作，论证文人治生对小说创作及其传播的影响，这已如上述；而由李渔的刻书并组班演出，则论证了文人治生对推进小说和戏剧创作并传播的作用；由张履祥的治生，又论证了“四民异业而同道”新观念的产生。再比如，他选了《儒林外史》作为个案进行分析，指出《儒林外史》中对虞博士处馆、牛玉圃卖文、马二先生以及匡超人选文等等文人治生生活的描写、治生文士形象的塑造，证明文人治生已经是当时一个十分普遍的社会现象，等等，都达到了自己所要达到的目标。再结合其他面上的分析研究，永斌有关“文士治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学作品特别是明清戏曲小说的大量诞生，二者形成了良好的互动：一方面，文士通过治生获得了薪酬，改善了明清文士的生活环境，为以后的明清戏曲小说创作奠定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通过读者的接受程度和市场的反馈，又对作家的创作提出了切近读者和市场的文学编创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戏曲小说题材和艺术性的变化。文士治生对文学作品的传播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一方面，通过文士和书商的合作，文士使其文学作品得到销售渠道和传播渠道，促进了出版业的发展，特别是明清戏曲小说不断得到社会的认知和认可，扩大了戏曲小说作品的接受度；另一方面，随着明清戏曲小说的不断传播，书商得到的利润不断扩大，文士的薪酬也不断增加，促进了文士的创作动机”，丰富了文学作品创作题材的结论，便有了很强的说服力。

论著的标题是《明清江南文士治生研究》，其研究的背景，主要放在明清时期的江南。对此，我又不能不说，论者眼光犀利，着眼点正确。宋代通俗文学的繁荣，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商品经济发展，这使得某些文学具有了商品的色彩，尤其是通俗文学，比如通俗小说与戏曲。到了明代，随着整个社会——尤其是江南社会——商品经济的空前发展，在人们的思想意识里，士农工商，商虽然仍居末位，地位却有相当程度的提高，至少是鄙视的程度有很大的减轻。明末清初学者张履祥的“四民异业而同道”新观念的产生，正是这一社会现象的反映。而文学的商品色彩，相较于宋，此时亦更见浓重。这种社会现实，无疑为文人的治生提供了比较宽松的环境，扩展了他们的谋生范围；又正是这种环境，加重了明清文学（尤其是通俗文学）浓重的商品色彩。于是这种研究，也就有了必要与可能。

如上所述，永斌的着眼点主要在明清江南文士的身上，但论著所涉，实不止于明清这个时代的文人，也不止于江南这个地域。比如，书中曾对唐宋两代，尤其是宋代文人的治生状况作了不少的分析阐述，像穆修于京都相国寺设肆鬻书、崔唐臣科举落第后从事经商、书会才人创作话本等等。这些论述，似乎与论题关系不大，其实不然，因为，从中我们可以见出源流，也看得出这部论著的“史”的厚重。论著论证的文士治生手段也很多，绝不止于我在上面所提到的，比如文士的收受润笔、文士的游食等等。有关这些，读者诸君可以从书中读出，毋庸我再赘言。

拉拉杂杂写了上述这些话，算是我读此书的一些心得，更是一种续缘——与步奎先生结缘的延续。有门生如此，步奎先生在天之灵，当亦感慰藉。借用步奎先生的话：永斌，继续努力吧。

草于海南三亚山营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