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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清时期，雄安地区人才辈出，备受瞩目，不仅有被誉为“容城三贤”的元初著名理学家刘因、弹劾权相严嵩的明朝义士杨继盛和明末清初的大儒孙奇逢，更有“康乾盛世”时两位皇帝的白洋淀水围。
桑田万顷汇成陂，
贤塚依然信可奇。
自昔先生能继述，
至今神物尚维持。
波光迴合无乾土，
山色凄凉有断碑。
欲叩九原寻坠绪，
茫茫何处是津涯。
这是容城人李进光凭吊刘因墓的一首诗，题为“贤塚洄澜”，诗中表达了对先贤的崇敬之情。刘因（1249—1293），字梦吉，号静修，容城县贾光乡沟市村人。元代著名理学家、文学家。他在学术上与许衡、吴澄齐名，被后世称为“元之所立国者”。但这位风采超绝的文学家兼学者，一生为官不过数月，基本上过着一种隐逸生活。刘因死后，被追封为容城郡公，赠翰林学士、资德大夫、上护军，谥文靖，并与二程、许衡同祀孔庙，享受了极大的尊荣（见图3.4）。
图3.4 刘因著作《静修先生文集》书影
刘因于元定宗四年（1249年）生于容城县，6岁时随家南迁至镇州潭园。元至元元年（1264年），15岁的刘因随父亲刘述居住在今保定市满城区鸡距泉附近的藻西庄。至元十年（1273年），又迁入容城县的新居。至元十五年（1278年），刘因受原两淮监使何玮之请，到易州（今河北省易县）何氏家中坐馆。至元十九年（1282年），他受元廷征召，擢拜承德郎右赞善大夫，入宫教近侍子弟，不久因继母病逝而去官。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元廷以集贤学士嘉议大夫再征刘因，刘因因患病未赴任。两年后，至元三十年（1293年）4月，刘因卒于容城。
刘因少有大志，他写于后来的《呈保定诸公》，可以说是他早年远大抱负的坦诚披露：
因幼有大志，早游翰墨场。八龄书草字，观者如诸墙。九龄与太元，十二能文章。遨游坟索圃，期登颜礼堂。远攀鲍谢驾，径入曹刘乡。诗操苏李髓，赋薰斑马香。衙官宾屈宋，伯仲齿庐王。斯文元李徒，我当拜其旁。呼我刘昌谷，许我参翱翔。眼高四海士，儿子空奔忙。俗物付脱略，壮节志坚刚。
元朝初年，没有恢复科举取士，知识分子进仕无门。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30岁的刘因为养家谋生，回到家乡开设学馆，授徒教学。他自编教材，见解独到，讲究师道庄严。他根据学生的特点，因材施教，让每个学子都有所成就，因此其名声越来越大。朝中公卿官员路过容城，听到刘因的名声，都要登门拜见。
刘因服膺程朱理学，一生著作颇丰，主要有《四书精要》《易系辞说》等传世。同时，刘因也是一位很有情怀的诗人，在家乡容城办学期间，留下了不少描写当地风物的诗篇；教学之余，经常赋诗与弟子们和唱。
庙貌清幽倚碧岑，
庭前松柏互森森。
一脉浩气还天地，
寸念丹衷贯古今。
胡塞竞成市马计，
明朝空费射狼心。
惟留遗像伏腊在，
愧杀奸雄骨已沉。
这也是李进光的诗，题为“忠祠松雪”。“忠祠”即忠愍祠，又称椒山祠，是纪念杨继盛的祠堂，原在容城县城内，今已无存（见图3.5）。
图3.5 保定旌忠祠
（魏占杰/摄）
杨继盛（1516—1555），字仲芳，号椒山，容城县八于乡北河照村人。杨继盛自书年谱称：祖籍口外小兴州（今河北省滦平县），先祖杨百源迁居保定府容城县，居城东北河照村。杨继盛儿时家境贫寒，其母早亡，其父另娶，杨继盛生活孤苦，白天放牛，晚间访师问友，深夜秉烛长读，一介寒门学子终在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得中丁未科进士。官历南京兵部员外郎、刑部员外郎、兵部武选司员外郎等。
杨继盛一生留下两件著名的奏章，使他名彪史册。当时北方蒙古瓦剌（鞑靼）部以俺答最为强盛，屡次入侵明边地，并直逼京师。大将军仇鸾奉旨迎敌，因他畏敌，一战即溃，但由于奸相严嵩的庇护，反得冒功领赏。经仇鸾提议，明朝与瓦剌议和，开马市通贸易。杨继盛认为仇耻未雪而议和，大辱国威，且后患无穷，遂上疏以“十不可”“五谬”反对开马市，言辞激烈而忠心昭鉴，连嘉靖皇帝都有点儿心动，但仇鸾、严嵩反诬杨继盛别有用心，杨遂被贬为狄道典史。
狄道在今甘肃一带，地瘠人穷，杨继盛延请教师，兴办教育，卖掉马匹、衣物资助求学的诸生，并促进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友好相处，被称为“杨父”。不久，俺答再次进犯，仇鸾的丑行也被揭发，罢官后忧惧而死。嘉靖对他进行戮尸之惩后，又想起了当年谴责仇鸾而获罪的杨继盛，立即召回任南京刑部员外郎，严嵩想拉拢他，升他为兵部武选司。但杨继盛对这个培植爪牙、操纵国柄、排斥异己、陷害忠良、侵吞军饷、废弃边备而又备受皇帝宠信的奸相的痛恨，甚于仇鸾，于是在抵任一月之后，立即上疏弹劾严嵩“十大罪”“五奸”，大声疾呼：“内贼即去，外贼自败”“陛下奈何爱一贼臣，而忍百万苍生于涂炭哉！”严嵩闻之大恐，进恶言于嘉靖；嘉靖大怒，下令把杨继盛拘系于狱，杨备受酷刑而不屈。在狱三年，严嵩将杨继盛之名夹于其他判斩人名单中，利用嘉靖的昏庸，把杨置于死地。受刑期间，曾有人为杨继盛送去蛇胆酒。他说：“我自有胆，饮酒何用？”他被打得死去活来，却幽默地说：“忽死，忽生；如睡，如醒。生死不过如此平常！”临刑时，杨继盛赋诗一首：“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平未报恩，留作忠魂补。”天下人闻之相与涕泣传颂。
将刑时，其妻张氏上书，请代死，说“愿斩臣妾首以代夫殊”，不准。杨继盛死后，张氏亦于同日自缢。情景相当悲壮。
杨继盛是个才子，书法很有名。他善行草，运笔流畅，迅疾自如，与他那激情难遏的性格正相映衬。他行笔忽提忽按，反差颇大，字距较大时，常于上字的末笔作重按，成下坠之力，或把字拉长，以形成纵向延伸；偶尔有数字连缀，成回环急下之势；字势多敛，偶生逸纵之态。统观之，字里行间贯穿着一种不平之气和勇往直前、不计得失的气概。由其书，足以令人体味到他上疏直谏时所表现出的超凡的人格力量。
杨继盛死后12年（1567年），87岁的严嵩在举国唾骂声中死去。同时，皇帝颁诏抚恤直谏诸臣，杨继盛被追赠为太常少卿，谥号忠愍，予以祭葬，并任命其一子为官。
明隆庆二年（1568年），直隶监察御史郝杰上奏，在杨继盛故乡保定府为其立祠。皇帝定名“旌忠祠”。旌忠祠建于保定古城金线胡同，正殿三间，正中塑杨继盛像，两旁各建碑亭一座，亭内各竖一碑，一碑刻杨继盛弹劾仇鸾写的《罢马市疏》，一碑刻杨继盛弹劾严嵩写下的《劾严嵩疏》。
在杨继盛的出生地容城县北河照村，也建有一座杨氏祠堂，20世纪60年代被毁。1997年，杨氏后人和一些异姓村民共同集资，在原祠堂旧址上又建起了新的杨氏祠堂。祠堂大门上方挂一横匾，上书“正气锄奸”四个大字，门的左右侧刻有杨继盛的名联：“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祠堂正中间是身着官服的杨继盛塑像，正襟危坐，不怒自威（见图3.6）。
图3.6 杨继盛祠堂及碑刻
（杜书锋/摄）
学问要从躬上得，
文辞璀璨总浮尘。
年来疏漏堪怜我，
老去空谈恐误人。
万紫千红浑是旧，
单枝独叶漫夸新。
洗心藏到无言处，
此个功夫谁认真。
这是孙奇逢的诗，题为“示同学”，写出了他自己对待学问的态度。孙奇逢（1584—1675），字启泰，号钟元，容城县容城镇北城村人。因其晚年讲学于河南辉县夏峰村20余年，世称“夏峰先生”。因多次拒绝入朝廷为官的征召，时人尊其为“征君”，与李颙、黄宗羲并称“清初三大儒”，而其中又以孙奇逢的辈分最高，声名最大。孙奇逢还是一位气节奇伟之士，曾经勇敢地参加反对魏忠贤阉党和抵抗清军侵扰的斗争，因此获有“始于豪杰，终以圣贤”的美誉。梁启超曾这样称赞孙奇逢：“他是一位有肝胆，有气骨，有才略的人。晚年加以学养，越发形成他的人格的尊严，所以感化力极大，屹然成为北学重镇。”（见图3.7）
图3.7 孙奇逢塑像
（杜书锋/摄）
明代中叶以后，聚徒讲学之风盛行。孙奇逢继承和发扬明中叶以来士人办书院、立学社的优良传统，积极从事讲学活动。明末，他便在直隶开始了教书生涯。万历三十九年（1573年）到万历四十四年（1578年），他寓居京师，经常同鹿善继、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等东林党人议论国事，商讨学问，并在家塾学馆中教授生徒。天启、崇祯年间，他在家乡容城县北城村和定兴县江村讲学，江村书院“天下共仰为传灯之地”，甚至可与王阳明故里姚江媲美。在家乡宝藏寺成立文社，“课子侄辈及从学诸友，肄业其中”，并制订《宝藏社约》十条：立志、知学、改过、求友、虚己、率真、定操、尚齿、肃仪、固盟。崇祯十一年（1638年），清军侵掠，孙奇逢率领数百户乡民转移至易州五峰山，抗战自保。他一面领导大家修武备战，一面“讲礼兴学，育诗读书”，后来弟子们将其讲学之所加以修葺，称“双峰书院”。崇祯末年，孙奇逢在定兴县百楼村讲学，受业者数十人，习文练武，书声相接。
清顺治初年，孙奇逢拒绝出仕做官，继续在畿辅地区讲学。容城、清苑、雄县、新安等县士子纷纷从其学习，静修书院、春晖堂、双柳居等都是他讲学的处所。他还成立了“十老社”，会文集友，每月一次。他与门人研讨学理，有问有答，记录成篇，逐渐汇集成他的《语录》。
清顺治七年（1650年），孙奇逢南迁苏门之后，他的讲学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清军入关后，疯狂圈占土地。孙奇逢及其乡亲们的田园也被圈去，他悲愤地告别故土，“携病妻、稚子，张空拳，冒白刃”，向南迁移。亲族、门生数十家也随其南迁。他原拟跨黄河、渡长江，到尚在坚持抗清斗争的东南地区去。但当行至河南辉县苏门山时，有友人挽留，便在此定居下来。这时他已67岁。
苏门山，又称百泉山，乃人杰地灵之区。宋代著名理学家邵雍，元代著名理学家姚枢、许衡都曾寓居于此。在明代，这里也是文人荟萃之地。孙奇逢到达苏门后，便在百泉书院设坛讲学，并在夏峰村构建“一茅堂”“兼山草堂”接纳生徒。直至91岁逝世，他在苏门地区生活了25年，可谓第二故乡。
孙奇逢著有《理学宗传》《四书近指》《日谱》《读易大旨》《夏峰集》《岁寒集》等30多部书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学体系，对清初理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2015年4月10日，孙奇逢纪念馆在其故里容城县北城村开馆，成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基地（见图3.8）。
图3.8 孙奇逢纪念馆正门
（杜书锋/摄）
白洋淀靠近京师，清代常有皇帝和一些著名的文人墨客至此巡幸或游玩，其中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都曾来白洋淀进行水围。
清代以前，以骑射行围为其特征的满族人，同时也从事渔猎活动。康熙皇帝继承祖先的传统，不仅经常进行旱围，而且也多次举行水围。康熙行围，或在京城南苑，因近在郊外，一年四季，随时可以成行；或出围塞外，避暑行猎，均在夏秋之季。水围的举行，则多在春意盎然的二、三月间。此时候鸟北返，雁凫成群，碧水溶溶，芳草萋萋，正是水围的黄金季节。
清康熙十六年（1677年）四月十五日，年仅24岁的康熙皇帝带领大臣们来到白洋淀进行水上围猎活动。第一次来，他只待了两天，但从此与白洋淀结下了不解之缘。此后，举行水围、访问民情、巡视河工，康熙先后40次来这里，打水围29次。直到他生命终结当年，还以69岁高龄来白洋淀水围。
出围时，康熙皇帝率臣属浩浩荡荡，从京城或南苑一路南下，至雄霸登舟；有时则奔通州张家湾，顺北运河而行，下武清，向西南，直达湖淀。每当水围之时，只见围猎船只橹欢桨快，舸翔舟飞。刹那间，炮声阵阵，万箭腾空，火光闪闪，硝烟滚滚，鸣镝声声，不绝于耳。转眼之间，鸟羽飘如飞雪，凫雁纷纷而落，惊鸟翻飞盘旋，雁阵分而复合。水围中，康熙皇帝豪情勃发，诗作连篇，如《风阻驻跸白洋湖偶成》：
平波数顷似江声，
风阻湖边一日程。
可笑当年巡幸晚，
依稀吴越列行营。
为了水围和南巡的需要，康熙皇帝在天津还建造了6座船坞，以备贮藏和修理御舟之用。同时，还在赵北口、郭里口、圈头和端村建造了4座行宫，以便在水围之余憩息和办理政务。4座行宫皆在西淀。由于地势水多土浅，加之雨浇水浸，到乾隆初年，4座行宫岸址房间均已损坏（见图3.9）。
图3.9 赵北口行宫示意
资料来源：《安新县文史资料》第3辑第87页。
乾隆皇帝仿效先帝之举，也曾4次到白洋淀进行水围。为了筹备乾隆十五年（1749年）春的水围，乾隆皇帝于头年冬季花费10493两白银，修理了这4座行宫。乾隆皇帝还写下了一首《白洋淀水围》的诗：
远碧极空明，风恬镜影平。
鸿絧排叶舫，齐止视虞旌。
水猎方山猎，欢声发棹声。
合围徐俟际，五字适因成。
皇祖修春猎，端因重武功。
继绳予悃切，踊跃众心同。
箭发鸥浮水，鎗鸣雁落空。
停挠颁获罢，满意畅东风。
全诗既写出了白洋淀空明澄碧的美丽景色，也反映出乾隆皇帝潇洒自若的帝王风姿。但是，在乾隆皇帝以后，直至清末，再也没有皇帝来白洋淀进行水围了。
元明清时期，雄安地区三县开始出现在文学作品中。金末元初著名文学家元好问（1190—1257）在其所著志怪短篇小说《蛙化鼠》中，讲到了白洋淀的一件怪事：
燕南安州白羊淀，南北四十里，东西七十里，旧为水所占。近甲午岁，忽干涸，淀中所有蛙黾，悉化黑鼠，啮茭草根尽。土脉虚松，不待耕垦，投麦种即成就。其居民不胜举，听客户收获，但取课而已。此地山草根胶固，不受耕，其因鼠化得麦，亦异事也。淀有石刻云：“天荒地乱，莫离此淀；有水食鱼，无水食面。”是则前此亦尝得麦乎？张侯德明说。
干涸的淀里居然长出了麦子，且不用耕种，实乃怪异事也。志怪小说不足信，但白洋淀干淀的历史事实却不容忽视。这是一则作者听来的异事，对我们了解白洋淀早期的环境与民俗很有益处。
清代，白洋淀的风景应该是很怡人的，适合文人在此生活、读书、交游。清代著名学者李塨（1659—1733）所撰《恕谷后集》有一篇《冯先生传》，内中记载：
冯先生名梦征，字绘升，安州人。以廪生选拔贡士，生而凝厚笃孝友。继母赵氏待之厉，先生先其意所欲阴遂之，遂以底豫，后每有盛威，先生谕之立霁。当是时，大河北孙征君锺元宗王守仁，刁孝廉包宗朱熹讲学，各著书鸣世，先生亦守程朱说，然结庐白洋淀旁，僻巷自修，恬如也（见图3.10）。
图3.10 安州古城墙遗迹
（杜书锋/摄）
这是写安州贡士冯梦征厚笃孝友、善待继母，他守持程朱之学，结庐白洋淀旁，怡然自得。另一位清代学者戴望（1837—1873）撰《颜氏学记》，其卷十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郑知芳，字若洲，枣强人。与张瞻仰皆安溪李相公门人，后同来李先生里问学，为刊颜先生年谱。安溪巡抚直隶，尝扈跸白洋淀，荐先生知律吕，使其门人来召，先生不应。其徒忌之，先生安之若无事者，卒无事。
这篇文章写的是清朝理学名臣李光地（1642—1718）随康熙皇帝来白洋淀，曾荐举过枣强文人郑知芳。根据戴望的记述，估计郑知芳当时应该是在白洋淀内或附近的村庄著书立说。
清代著名诗人查慎行（1650—1727）是当代著名作家金庸的先祖。他是浙江海宁人，好游山水，曾至白洋淀，并写下了《赵北口》一诗：
燕南赵北际，地是古易州。
两淀亘一堤，堤长若桥浮。
前年驱车过，泞淖没我辀。
雨脚䬃䬃垂，心怀失足忧。
至今旅枕梦，涩缩不敢投。
兹来喜春霁，日色和且柔。
晨餐具鲜鲫，门有晒网舟。
飞沙隔岸来，风削堕浪头。
俯见夹岸柳，枝枝倒清流。
人生各有营，偶过难久留。
愧此千顷绿，一週雪毛鸥。
据说，“燕南赵北”指的是战国时期燕国与赵国的分界处，大概古代的赵北口正处在这样的地理位置上，故而以“燕南赵北”代指赵北口。赵北口是安新县的一个镇，紧靠着白洋淀的东岸，往北不远是雄县地界，往南1千米就是枣林庄了，枣林庄水利枢纽是白洋淀水下泄的主要通道。在这样一个连接南北的水陆交通要道上，过去曾建有12座桥梁，俗称赵北口十二连桥。清代诗人陈启佑曾写过一首咏十二连桥的诗：
十二长虹碧汉通，鞭丝帽影惜匆匆。好风为扫尘沙去，收拾湖光到眼中（见图3.11）。
图3.11 枣林庄水利枢纽
（杜书锋/摄）
可惜的是，20世纪60年代根治海河时修建枣林庄水利枢纽工程，先拆除了赵北口村南的六座桥，建起了大型溢洪堰。后来不知何故，十二连桥中的其他桥梁也被拆除，痕迹全无。据说在其中的一座桥旁建有一座牌坊，上书“燕南赵北，碧汉层虹”八个大字，路旁立有高大界碑一块，镌刻着“燕南赵北”四个字。明清两代，赵北口十二连桥之地属任丘、雄县管辖，1946年划归安新县，故而在任丘与雄县交界的那座桥旁才会立有界碑。清朝的乾隆皇帝曾写过题为《鄚州道中》的一首诗，诗云：
我爱燕南赵北间，
溪村是处碧波环。
若教图入横披画，
更合移来几叠山。
这首诗虽然以“鄚州道中”为名，却也是写赵北口的。当时的赵北口是水陆交通要道，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到白洋淀进行水围，有多次就是在赵北口弃舟登岸的。明清两代，以赵北口为题的诗不下40首，可见其地理位置的重要。
不独赵北口有故事，明清两代雄安地区的许多村庄也都有其来历和故事。经过元末群雄混战及明朝前期的“靖难之役”，雄安地区的人口严重衰减，村庄急剧湮灭。明代聚落的恢复和发展所形成的村庄，大多是永乐年间（1401—1422年）从山西等地迁来的居民定居下来形成的。有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聚集成的居民点，以最早的定居者或数量、政治地位占优势的姓氏命名，在村、庄、屯等通称前冠以姓氏作为它的标志；有的用邻近的村落为参照，在其名称前冠之以前、后、东、西、南、北、大、小等表示相对地理方位、规模的饰词，构成自己居住地的名称。有些地名如安新县山西村，寄托了从山西迁来的人们对故土的怀念，也表明了本村居民最初的来源（见图3.12）。
图3.12 安新县山西村明塔
（杜书锋/摄）
村庄的分解以及近距离的乡间人口流动，是明代雄安地区聚落增长的又一重要原因。由于某地居民增多或不同姓氏的家族矛盾冲突，迁出一支在附近另建新村，或先后从几处迁来的人们自然聚集成村，在明代多有发生，这些聚落名称的确定也受这一过程的影响。雄县米家务村，最迟建于北宋时期，随着人口不断增多，明初分作米东大村和米西大村两个聚落；明末，刘氏又从米东大村迁出一支，建立了米北庄和米南庄；田氏从米西大村迁出一支，建立了米西庄。容城县南张堡是由毗邻的大张堡村迁出，在原有地名前冠以“南”字，是后来为区别这两个村庄而自然加上的。安新县辛庄，是永乐七年（1409年）与弘治十二年（1499年）孙氏、辛氏分别由端村、马家寨迁来形成聚落并确定名称的。
为便于获取生产和生活资料，人们必须考虑河流广布的地理特点来选择定居处。有些地名部分地记录了聚落初建时期的地理位置和水文环境。例如，安新县增庄、喇喇地，在明代分别称作罾庄、拉鱼地，当时人们在这里捕鱼为业；端村，由于被水隔成13段，一段住着十几户人家，在清乾隆年间之前一直称为段村；雄县以“大阴”为统称的四个村庄，建在大阴洼这片沼泽中的高地上；安新县漾堤口、雄县张青口等村庄，形成于两河交汇处或河岸渡口旁；安新县老河头、大淀头、东淀头、西淀头、光淀、西涝淀、东涝淀、南曲堤、北曲堤，雄县龙湾、马蹄湾等村庄，坐落在河淀近旁或堤防上下。安新县大阳（原名大洋）、雄县浒州，直接显示了村庄周围早期低洼积水的景观。雄县白码、徐码、甄码、孔码，则是在河边码头基础上出现的村落（见图3.13）。
图3.13 淀边的村庄
（李泽辉/摄）
清代，雄安地区没有发生类似明朝前期的那种大规模、远距离的人口迁移，新聚落一般是由本县或邻县某地迁出的居民所建。康熙年间（1662—1722年）由容城县东牛村和王村迁出的居民，在东牛村四周建立了几个小聚落，依次定名为东牛北庄、南庄、东庄、西庄。安新县小王营，雍正年间（1723—1735年）由本县东淀头迁来几户首先定居，因为它南边靠近小王村，于是将新聚落定名为小王营。
除了上面所说的这种情形，清代雄安地区新聚落的形成还有如下三种类型。
第一，清初满族人入关后，在京畿各府州县全面展开了对民间田地的占夺，称为“圈地”，汉族农民不得不去建立新的聚落。雄县小庄，就是在清初旗人圈地时被迫由大留民庄迁出，在村南满人占界之外形成的新居民点，时称小留民庄。雄县杜家庄、徐庄、乐善庄、里合庄、半庄头等村庄，也是在相似情况下形成的聚落。
第二，一些租种地主土地或为他们看守麦场、坟墓的贫民，为了耕作或看守的方便，在其附近居住，日久逐渐成村。雄县杨家场、容城县西牛新庄窠，其前身都是地主的场院。雄县南徐庄、米宁庄原是看守坟茔的地方，新盖房曾是看守烽火台的地方。容城县侯庄，则是清朝中期西关村侯、王、郭三户贫民，为免税迁到刑场附近做看守而逐渐成村的。
第三，河流决口，洪水泛滥，冲垮村庄，人们选择地势高处再建新居，从而导致地名与它所指代的聚落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雄县赵岗、邢岗、程岗，明初建村时分别叫作赵各庄、邢各庄、程各庄，清雍正年间被大水冲淹后，迁居到附近高岗上，聚落所在与地名都发生了变化。阎家铺、大铺、道口，都是清嘉庆六年（1801年）大清河决口冲垮赵村南街后迁来聚居的，起初搭铺为舍，故前两处聚落始称淹家铺、搭铺。容城县北后台、南后台，是光绪六年（1880年）南拒马河决口冲垮西岸的小柏庄后，居民分别迁至村西面的北后高台、南后高台才改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