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宋辽时代的边关

宋辽对峙，两国以白沟河沿线（相当于今天的大清河及海河一线）为边界，称“界河”。双方在这里进行了多次战斗，留下了不少军事设施遗存和民间传说故事。

▲ 宋辽对峙的主战场之一

北宋时期，雄安新区三县成为宋辽对峙的主战场之一，是与北宋都城调整以及以都城为中心的全国道路系统的调整密切相关的。

唐代以前，中国历代强盛王朝的都城多建于今天的西安和洛阳，以这两个城市为都城的王朝都以都城为中心和枢纽，兴修连通全国的交通网络。位于东北方向的北京城因其历史悠久，地处华北、东北和蒙古三大地理板块的结合部位，地位重要，因此沟通北京与当时都城的交通路线十分重要。久而久之，逐渐在今天的河北地区形成了一条沟通南北的主要交通命脉。其在河北地区的走向是从北京沿太行山东麓南下，渡黄河向西直通都城所在，大致相当于今天的京广铁路一线，这条路线是连通南北的最佳快捷方式，此即所谓的“太行山东麓大道”。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曾对这条古代大道做过描述：

资料来源：《幽燕六百年：京津冀城市群的前世今生》，第296页。

侯仁之所说的“大平原”是指华北平原，“大平原的中西部”即是河南省的中西部，“大平原的北端”即指北京。“安史之乱”后，河北地区藩镇割据，唐王朝对该地区的影响力逐渐削弱，该地区与中央所在地长安以及中原地区的联系也较以前有所减弱，因此“太行山东麓大道”虽然仍是一条沟通南北的主要道路，但其重要性较以前有所降低。唐朝末年，朱温选择开封作为其势力的中心并最终以此为都建立梁王朝，历史进入五代时期。此后，后晋、后汉、后周政权都以开封为都。960年赵匡胤建立北宋政权后，鉴于开封发达的水陆交通条件和此前的历史因素，也决定以开封为都。这个时期是中国古代都城发展演变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都城的选择由此前的长安、洛阳所在的中原地区向东部沿海地区转移，就是进入了所谓的“东移近海期”。

都城位置的转移相应地引发了以其为中心的全国道路系统的调整，表现在河北地区就是一条新的连接南北的道路的产生。开封成为都城后，沟通其与幽州（今天的北京市，辽将其建为南京，名析津府）的道路，如果仍沿袭传统的“太行山东麓大道”，就要出开封城向西，经孟津（今河南省孟州市南）北渡黄河，然后向东再折向北，这样就显得迂远。如果有一条能自开封直接向北通往幽州的道路则无疑是最佳选择。正是顺应形势的需要，一条新的贯穿河北地区南北的交通要道产生了。其具体路线大致是开封—澶州—德清军—大名—贝州—冀州—深州—瀛洲—莫州—雄州—新城—涿州—析津府，雄州成为必经之地。当时，雄安新区三县大部分为雄州所辖，因北宋建隆四年（963年）将后周所建之容城县（南境）移置于拒马河南，隶属雄州。

雄州位于界河之南，距离界河仅15千米，成为北宋在河北的边防重镇。雄州又处于连接宋都城开封和辽南京城（今北京市）的交通线上，而此一交通线正是辽骑兵南下开封的最短途径。因此，雄州城成为首都开封的北边门户，所谓“河朔事体至重……雄州最为控扼重地”。因此，雄州是宋、辽双方重点争夺的地区，在军事上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 北宋加强雄州地区的边防设施

北宋对雄州的边防极为重视。宋太祖在位期间，其主要精力在于消灭南方的各个割据政权，对北方的契丹采取守势，注意加强雄州的边防设施。鉴于辽军兵力主要是由骑兵构成，往来迅捷，以步兵为主的宋军在平原地区难以抗衡，北宋朝廷在雄州地区密植树木，以期能够限制辽骑兵的机动能力。宋太祖在建国初期就命令“于瓦桥一带南北分界之所专植榆柳，中通一径，仅能容一骑。后至真宗朝，以为使人每岁往来之路，岁月浸久，日益繁茂，合抱之木交络翳塞”（见图3.2）。这些树木无疑可以起到迟滞辽军骑兵的作用，因此这种做法被后世所沿用。由此可见，雄安地区多榆树、柳树，有很大的人为因素在里面。

资料来源：《保定文化资源概览》（上），第158页。

北宋加强雄州地区边防设施的另一个做法，就是“潴水为塞”防卫工程的建设。为了有效抵御辽军骑兵的攻击，宋太宗采纳何承矩的建议，在河北地区利用当地地势低洼、河湖密布的有利地形，将其加以改造，兴修塘泊。由于雄州以东至渤海一带的边界地区是发源于太行山区的众多河流入海的末梢之地，湖泊沼泽众多，不利于辽军骑兵行动，因此迫使辽军将南下进攻的重点缩小到东起雄州，西至太行山一线。这一带正是北宋兴修塘泊的重点地区。

家喻户晓的杨家将精忠报国的故事，有很大一部分是发生在雄州地区的。当时，杨延昭（民间传说中的“杨六郎”）历任保州缘边都巡检使……高阳关路副都部置，以“收复燕云十六州”失地为己任，始终站在东路抗辽最前线，在构筑、守卫“潴水为塞”的过程中，自然都是首当其冲的参与者和指挥者，如迄今河北省霸州市至雄县境的白沟河堤防又称“六郎堤”，当地世代相传为杨延昭所筑。

但是，“潴水为塞”也并不是万能的，并且先天即有其软肋，诚如《宋史·河渠志》所指出的那样：“塘泊有限辽之名，无御辽之实。……冬寒冰坚，尤为坦途。”到了冬天，水面结冰，辽军骑兵仍能来去自如。长期在前线抗辽而谙熟地情的杨延昭，在构筑和守卫“潴水为塞”的同时，又因地制宜，在雄县、霸州、永清等地构筑了地道防卫工程，以资严冬潴水成冰时，依然可以神出鬼没地以地道战遏制辽骑奔袭。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编纂的《霸州志》记载：“引马洞，为杨延昭所治，始自州城中，通雄县，每遇虏至，必以出师。”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所编的《雄县新志》，也有关于引马洞的记载，“引马洞”就是对古地道的称呼。

▲ 北宋时期雄安地区农村聚落的增长与命名

北宋时期，雄安地区的农村聚落获得了较快的增长，留存至今的村庄名字带有那个时代的明显印记，我们可将其分为如下三类。

第一类是带有白洋淀的自然地理特征，或直接以水体名称作为聚落名称，或以聚落名称象征当地的水文特点。如安新县大王村得名于村西的大王淀，而大王淀是古代大渥淀的遗迹，宋代称大㖞，读音上有了变化。

第二类是北宋疏浚白洋淀地区的河道，在河流渡口附近或沿岸淤积过的土地上形成聚落，即以之命名。安新县寨里乡到际头沿淀泊边缘地带，集中分布着宋代诞生的聚落，就是一例。北宋运粮河（民间俗称赵王河）的开航，对白洋淀周围聚落的形成与命名影响尤其广泛，沿岸的渡口、码头、客栈都是建立聚落的基础。雄县茫茫口村建于运粮河以西1千米处，根据河水之上设置渡口而定名；安新县东马村和西马村，前身是赵王河边的东西两座码头；大寨和小寨，本名大栈、小栈，是赵王河岸边的客栈，后演变为聚落名称，再后又发生了用字上的变化。其他如容城县的大、小楼堤，东、西河村，安新县的河西、北马（原名北码）、北六（原名北流）等聚落，无一不是兴起于运粮河两岸，它们的名称也或多或少地显示着水文条件相对改善的情势下，居民点形成初期的地理特征（见图3.3）。

（杜书锋/摄）

第三类是宋辽对峙留下的历史痕迹。宋军驻扎过的地方后来形成的聚落，有许多地名带有军事活动的遗痕。安新县马家寨村原是北宋水军屯驻的地方，马村、马堡曾是宋军的牧马场；容城县东牛村与西牛村，据说是杨延昭摆火牛阵破敌之处。

最有趣的地名是郭里口。据说，宋辽交战，杨延昭镇守瓦桥关一带，有一条狭窄的通道从瓦桥关一直延伸到水淀内。通道的两侧水草丰茂、人烟稀少，人们把这条小道称之为宋堤。当时的郭里口一带没有村落，只驻扎一些宋军。杨延昭与辽军久战不决，后来想到诱敌深入以火攻的计策，把辽军兵马车辆烧得精光，杨延昭大获全胜。宋军撤至瓦桥关一带集结防守，军中有名伙夫（人称“大锅李”）留在这里定居，于是取村名“锅里口”。后来《宋史》记载作“郭李口”，随着各种姓氏的人来此定居，民间遂改“郭李口”为“郭里口”。

宋辽关系缓和期间，北宋朝廷于太平兴国二年（977年）、淳化二年（991年）、咸平五年（1002年）、景德二年（1005年）在雄州、霸州等地设置榷场，与辽国进行边境贸易。这些官设的贸易机关和场所，在宋代称作“务”，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聚落，也有以“务”为通名的。雄县米家务村是北宋熙宁年间雄州官设的谷物贸易之地，马务头、道务则是榷场贸易收税的所在。 nS2RVs7uRg9ZngUqNK+yuSUL1fV9zwAiFY1NmMYeM+8Um8wTX02lwXe6IyGq6LA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