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早有大志，同时很早就开始思考怎样实现志向。然而，现实中的思想领域一团糟，有许多弊端让人怀疑，到底怎样区分一个事物的正与错呢？就像我们都知道的孔子的言论，他教化人们“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学而时习之”“不学礼无以立”。教导人们怎样学习，怎样为人处事，这些精辟、简洁的理论，无论是民间还是官方，都是深入人心的。

我们常常有句老话，叫意识形态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例如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样的秩序观最符合皇帝的利益。

当然，再深入考察的话，问题并不这样庸俗而简单。因为，既然这种观念代表了秩序，那么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当然也在这个秩序之中，也不得不尊奉与自己身份相应的行为规则和道德操守。

当我们抛开一切圣贤言教，就会觉得皇帝似乎可以在一个国家中为所欲为，但事实往往不是如此，传统的道德礼仪不仅对普通人，而且对最高统治者同样构成相应的约束和限制。

话不赘言。这个时候的大明王朝，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最伟大光荣正确、有着像孔圣人一样崇高而神圣不可侵犯地位的学说是来自朱熹一脉的宋明理学。

为什么朱熹的理学在这个时候会朝野共尊、人神共奉呢？下面慢慢道来。

比如说有一天，有人拿着一块石头对你说道：“这是一个鸡蛋。”你一定会觉得这人非疯即傻，连石头和鸡蛋都分不清。

可是，这其中实际上是有点儿问题的。简单说，你为什么把这个“东西”叫作“石头”则不是叫作“鸡蛋”呢？因为大家都这么叫，约定俗成。可是，如果我们的祖先几千年前把这个玩意儿叫作鸡蛋，那今天人人都会称石头为鸡蛋了。那么，这其中到底有没有什么规律呢？还有水为什么往低处流而不往高处，太阳为什么东升西落，月亮为什么阴晴圆缺？或者说，世界何以如此，又将如何？这一类古怪的问题偶尔也会浮现普通人的大脑中，也不过一掠而过。而在古代，这一类的大都在普通人眼中不成问题的大问题，却挥之不去、如影随形般萦绕在哲学家、科学家的心头，让他们为之冥思苦想。朱熹就是其中的一位。

朱熹曾经问自己这样的问题：一个人到底应该怎样认识每个具体的事物呢？

他不断思考探索，总结出一套自己的理论，简单说就是：天底下的任何事物都是有规律性的，叫“天理”。天理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不随人的意识而改变，同时天理也是完美无缺的，也因而是至上的。人最应该做的事就是尊奉天理。

可能这种“天理”观在后来太深入人心，以至于我们中国人都知道一个词，叫“天理、国法、人情”。要是我们看古代题材的电视剧，古代官员判案时，在公堂后面往往就悬挂着这几个字。这是官员处理案件、运行事物、治理一方水土的最高准则。

这就和我们今天所讲的“依法治国”、以法律为准绳的治理观念有着大大的不同。更进一说，古代传统社会中把对人的道德教化的作用看得比用法律约束和治裁人的作用更为重要。

作为人本身，是有判断事物正确与否的能力的，只不过人的理性会被事物表面的许多纷扰零乱的现象给弄糊涂，所以人要不断学习，才能拭去天理表面的浮尘而获得真知灼见。

要通过学习探究事物背后的天理，就要有正确的学习态度。朱熹提倡的是“持敬”，要“坐如尸，立如齐，头容直，足容重，口容止”。也就是说，学人在行走坐卧间都要一丝不苟，要坐得像僵尸一般端正、站立要像墙壁一样整齐。

可惜朱熹的理论中学习的内容并没有让人去探索事物的规律，而是教化人们排除对于物质的欲望，才能认识天理。如果你的生活俭朴，就要培养高尚的道德，而不要整天梦想鸡鸭鱼肉，升官发财，这些欲望都是罪恶。每个人都应按照自己的等级地位去做自己该做的事，这就是有天理；每个人都应根据自己的等级地位不做不该做的事，这就是“去人欲”。

朱熹举了一个非常生动浅显的例子：封建社会不是有界限分明的君与臣，父与子，夫与妇吗？那么“君臣便有义，父子便有仁，此都是述天地之事”，“物物有分别，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至君得其所以为君，臣得其所以为臣，父得其所以为父，子得其所以为子，各得其利，便是和。如臣处君位，君处臣位，安得和乎？”（《朱子语类》卷六十八）

看来，朱熹更加宣传每个人都应该安分守己，各尽其责，并且在君与臣之间划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他反复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地位差别变不得，“纲常万年，磨灭不得”。谁也逃脱不了三纲五常的束缚。

当然，事实上，中国自汉唐的盛世达到最高点之后，总的说起来，居于东亚大陆的华夏民族在以往的扩张疆土的行动已经到了一个农业文明的极限，所以在唐以后越来越趋于守成。而守成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建立稳固的内部秩序。朱熹的理学就是迎合了这种时代的转变，所以受到了上上下下的尊崇。

站在最高统治者的立场上，当然愿意看到自己的江山永葆万年，而从一般普通平民的立场上，也当然希望整体社会秩序是稳定、有序的，而不是动不动有人起来造反，进入诸侯相争、战乱频仍的血与火的时代。

这样以来，朱熹理学的观念就得到了自上而下的全民共尊。

南宋以后的历代皇帝都非常推崇朱熹哲学，把它奉为官方哲学，科举考试的命题范围被越来越严格地限定在四书五经的内容之内，而答题的主旨观点则必须出自朱熹所注的《四书》。一般的读书人要跨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话，不得不谙熟朱熹所注的《四书》，就算不能倒背如流，也要正背一字不差。到了王阳明所处的时代，就更是如此。

这个时候，由于皇帝带头大加宣扬程朱理学（即程颐、程颢兄弟和朱熹共同的思想）。程朱理学已被看成是成名做官的僵化信条，而不是一门探寻真理的学术事业，一般的读书人读《四书》时不求甚解、囫囵吞枣、死记硬背，只为通过科举成就功名，反而丧失了理想和人格，往往形成了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局面。

但总的说起来，这些现象是无法怪罪到朱熹这些理学大师的头上的，它和人性自身的弱点有关。还是前面的那句老话，“一法立则一弊生”。一个良好的初衷和优秀的解决方案是难以万年不变、放之四海而解决一切问题的。一个方法、对策用得久了，难免会弊端丛生。这个道理也是很简单，就像一个人去看中医大夫，大夫在每一个疗程都要望闻问切，根据病情变化开出不同的处方，而不是一个药方吃到底的，如果药方不因病情而变，就很可能不起作用，甚至治出毛病来。

世事不断地变迁，观念不断地更替。当老的观念、规则不适应新的时代的时候，这个时候，思想家中的优秀分子就要站出来提出新的创举，用精神的光芒照亮一个新的时代。

这就是王阳明在未来要做的事。 hsCPDCqvHSoOOcmhhLbSkQ8BW/NL1TigqLmhCrjgBnoE9hBCIaT0OtNfSMIz96A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