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83年，王阳明在私塾读书。有一天，他一本正经地问老师：“何谓第一等事？”意思其实就是，人生的终极价值到底是什么？

这问题乍看上去倒真是一个普通不过的问题。

人活着为了什么？或许在成长的岁月以及步履匆匆地人生行程中，我们早就漠视这个问题已久了。

为什么？旁边的人怎么活着，我们就怎么活着，旁边的人追求什么，我们就追求什么，这不是最省事最简单吗？我们的亲朋好友早就给我们做出了现成的、最佳的示范。提这样问题的人，总会让人觉得有几分另类、几分怪异。

王阳明的老师听了这个问题不禁一愣，因为没有学生问过他这样的问题。

而且，在他看来，这几乎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不过，他没有利用先生的权威给王阳明直接劈头一掌直接撂翻。他看了看王阳明，调整了一下情绪，笑了笑，又想了一下，做出他自认最完美的回答：“当然是读书科考，金榜题名，衣锦还乡。”

王阳明对这个答案并不满意。他看着老师说：“我认为不是这样。”

老师不自然地“哦”了一声：“怎么？你还有不同的看法？”

王阳明点了点头：“我以为第一等事应是读书做圣贤。”

老师大为吃惊，要知道在王阳明的家乡，当地余姚县可是科第风气极为兴盛的地方，由此得以进入仕途者多不胜数，是名符其实的“学霸之乡”“公务员考试之乡”。考试升官的观念早已根深蒂固。当听到这个“另类”的回答后，老师不禁大加斥责王阳明。

这不由又容易让人想起王阳明的前辈朱熹朱圣贤来。

据《朱子年谱》中记载，朱熹在十岁时就“励志圣贤之学”，每天如痴如迷地攻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朱熹自己回忆说：“某十岁时，读《孟子》，至‘圣人与我同类者’，喜不可言。”从此，便立志要做圣人。以后他又教育学生：“凡人须以圣人为己任。”

可是，人的境界、心量、品性本来就分了很多种。譬如“夏虫不可以语冰”“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之类的话，就是表达人与人之间境界和胸怀的巨大落差。有人读书为求功名，有人读书为当圣贤，大概就是这种落差的体现。

问题就在于，知识性、技巧性的东西或可以通过后天学习、授受而得；一个人的心量、气质、抱负的养成，却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先天的秉性，即使后天成长环境的熏染也能起到一些作用。

换句话说，技巧性的东西是容易掌握的，而人格的境界是很难短时间提升起来的。

再例如我们说的艺术家气质、美术家、音乐家，都有着天生的成份。推到极端来说，就是天生的贝多芬、天生的达芬奇。这又像爱因斯坦说过的，天才是靠百分之九十九的勤奋和百分之一的天才，但是那百分之一的天才可能才是决定性的。

当然，这好像有着浓重的先天决定论色彩。但我们也不妨换一个角度来思考，也就是，人的天性、先天的禀赋各有所长，我们应该发挥自己长处，不要去做不符合自己天性的事情，这样才能把事情做到优秀、事半功倍。

好了，既然有的人理想是当美术家、音乐家，有的人的理想是当白领、事业有成，有的人的理想是当官。

而现在，这里有一个人的理想是当圣贤。

有一天，王阳明和他的同学在京城逛街，正好从一个看相算命的人身边路过。这个算命的一把抓住王阳明，说要给他看看相，他愿意分文不收，说王阳明是一副难得的好面相。

王阳明倒没有拒绝，看就看吧。

算命的相士上下仔细端详了一下王阳明的面色，又让王阳明伸出胳膊，撩起衣袖，摸了摸他的骨骼，口中念念有词，手指也在掐算着什么。不一会儿，相士睁开眼对王阳明说：“公子这是大大的福相，有朝一日必成圣人，只不过，在此之前也要经过苦难的磨难。”

他叮嘱王守仁：“当你的胡子长到衣领时，你就入了圣境；胡子长到心口窝时，你就结圣胎了；胡子长到丹田（小腹处）时，你就圣果圆满了。(‘须拂领，其时入圣境；须至上丹台，其时结圣胎；须至下丹田，其时圣果圆。’)”

后来证明，这几句话精炼地概括了王阳明的一生。

他的同学跟王阳明说，这不过是些江湖术士的奉承之语。但王阳明一听之下却心大喜，觉得相士的说法与自己的心思不谋而合，心境陡高、为之深信不疑。

王阳明十六岁时觉得自己学业有成，应该施展抱负了。当时的他傲视一切，历史上的帝王宏业在他的眼中更算不了什么，他在《题四老围棋图》中写道：“却怀刘项当年事，不及山中一着棋。”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秦末，中国历史上的两个著名的英雄刘邦、项羽苦战五年灭秦，谋略过人，雄壮异常；战火千里，尸骨成山。刘邦的一首《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项羽的《垓下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这两首诗都散发着难以比肩的英雄气概，被多少志士反复吟诵。可这一切在王阳明心中却比不上一盘棋重要，也就可见王阳明自负了。

王阳明以为：做就要做圣人，其余的事情都不值一提。

王阳明的青春理想并不是少年维特式的，更不是白日梦式的，思绪澎湃一番就完事了。他把自己的理想付诸于实际的行动。就在十五岁的时候，王阳明干了这样的事，屡次写信，上书给当时的最高领导人——皇帝。

他上书的内容不是感谢领导人对青少年教育事业的亲切关怀，兼汇报自己的学习进步、考试成绩，他在上书里说的全是国家大事，诸如怎么平定各地此起彼伏的民变之类的事。

可以想见，在朝廷之中当然多有居其位聊以混饭的高官显贵，也不乏老谋深算的干吏操持着国家大事。区区一个少年的几件出谋划策、探讨国是的兴起之作又能引得起什么样的重视呢？何况这时的大明朝皇帝像所有的守成之君一样，还没有勤政到愿意去倾听来自一个少年的天下兴废之论。

这倒也是好事，谁知道王阳明的上书里有没有因为不谙世事而有不逊之言、忤逆之语，搞不好反倒会给自己引来杀身之祸呢？

王阳明的父亲知道了他干的这些事后，严斥他太过狂妄，有一天非要因此而受到巨大的挫折不可。但此时的王阳明真有不可一世之风，正为他的圣人理想如痴如醉，对父亲的斥责并没有听进去。

后来的事实证明，王阳明的圣人之志无疑为他以后的成就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他这时的自命不凡，目空一切，也为日后埋下了祸患。

明孝宗弘治元年（1488年），这一年王阳明十七岁。

王阳明的父亲见儿子已长大成人，所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他便为儿子选了一个贤慧貌美的表妹诸氏为妻。

两家人选定了良辰吉日，王家张灯结彩、一片喜气洋洋。父亲催促阳明赶快穿戴整齐，去洪都（今南昌）接亲。这时的王阳明，刚刚步入人生道路，对婚姻既不理解，又无情调，一心只惦记着怎样成为圣人，也就无所谓地骑上马便走。在路上他偶遇一道士，兴致大起，与道士对坐，开始大谈养身修炼之道，早已将迎娶新娘的事抛之于脑后。

在家中等待自己的高婿来迎亲的岳父大人左等他不来、右等不见人影，再也坐不住了，就派人去寻。等到一干人找到新郎官王阳明时，已是第二天的清晨了，只见王阳明还坐在那儿，和那道士谈禅论道，正说得津津有味。 uzLGJKcHQBSujJ2jTedB1cV6FA7kpeuLtnqcoFwKqN/h9tgchyZis4Id/0v+Bgm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