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早年读书，就立下了做圣贤的志向。这引发了一个问题，儒到底是做官的学问，还是做圣贤的学问？

人类社会从一开始发明了教育这个东西，目的无非是两方面的：

一是传递人类在与自然共处、斗争中的经验和教训，传递人类的生存智慧和幸福人生的智慧，也就是世界观；二是传递技能和技巧以满足生产生活的必须。前一项内容就是后来的哲学，而后一项内容就是后来的科学。

如果说今天的教育和中国古代的传统教育有什么不同，今天的教育更偏重于职业化训练、技能教育。而古代的学校教育更侧重于道德观、人生观的灌输，也就是意识形态教育。今天的教育是为工业化社会培养一颗颗合格的螺丝钉，而古代教育是一种圣贤教育、升华人格和本性的教育。

我们老家的老房子墙上正中悬挂着一幅清末老秀才写的对联，笔力刚劲，曰，“只以金银遗子弟，何如道德教儿孙”。这不就是一种智慧教育、人生观教育吗？人们综观了古往今来的历史、家庭兴衰、命运起转，用无数血汗的经验总结出一个无比深刻的道理，金钱的积累只是一时，而无法世代长久流传下去，而品行和道德却最靠得住，可以伴随一个人走完圆满的一生。

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教育教的是如何做人。在古人看来，比起学到一项赖以谋生的技巧、技能来说，道德品格对于一个人能否真正得到人生的幸福反而更是至为重要的。

无论什么样的教育，都要因应人的本性，使人有最初的动力。就拿古代的圣贤教育来说，它逐渐和科举取士建立了密不可分的关系。从正面的影响来说，通过科举，使传统读书人中品学兼优的优秀分子得以进入仕途，获得社会的尊崇和荣宠，这在无形中反过来又鼓励了读书尚学之风。

有句古话，叫“一法立，则一弊生”，意思是说，为了解决某个问题，人们发明了某种方法，虽然一时很有效果，但这方法用的久了就会产生弊端。科举取士也是如此。

隋唐时代建立起来的科举取士制度，经过千百年的流传，到了王阳明所处的时代，也已是弊端丛生。

本来读书是为了学习古圣先贤的人生观、世界观、生活智慧、道德品行，诸如此类，改造自己的身心，图得人生境界的升华，但是，由于它是和现实利益捆绑在一起的，所以又越来越成为取得社会地位、功名利禄的工具。

这当然是最初发明科举制度的先辈们所没法预见的。因为人性中顽劣的一面总是不断地滋长，人性中高尚的一面总是不断受到现世社会的冲击和诱惑。

到了王阳明这个时代，为了科举而读书已经越来越成为社会的风气。清代吴敬梓笔下著名的《范进中举》也就是明清之际科举制度的一种真实写照。这个时代，读书不是为了做圣贤，而是为了做官、求取功名、获取社会地位。

不过，虽然科举制度后来堕落如此，我们还是应该记住一点，中国传统教育的初衷就是为了传递人生智慧、升华人格、培养圣贤。 SpMfCmf9eTfBKxeRO8y4NbaLdDhJX2IsHIAzliAxP8xDeeeE6VLIkxWuYP+b5Ds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