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云“龙生龙，凤生凤”。这种遗传论的观点用在王阳明的身上还真是有些贴切。

王阳明的先辈们都不算一般人，这不光是说他们的身份，还有他们身上的个性。

中国今天盛产的是暴发户，每每被称为“土豪”，这两个字真的很形象，它标明了这一类人与“贵族”的分野。你可以有钱，但不一定是贵族。为什么？“彬彬三代”方可称为世家。贵族的精神积淀是数代人形成的，它绵长、持久，和“富不过三代”的短暂性暴发不能同语。这二者表现出来的面貌也不一样，土豪爱干的是奢侈、炫富、享受；而贵族爱表现出来的是教养、责任感、风度。

好，王阳明恰恰出生在这样一个“精神贵族”的家庭。

王阳明往上数的第六代祖王纲，字性常，是元末人，他不但与两个弟弟王秉常、王敬常以文章名于元末，而且这位王纲老先生还是个文武全才。他还学过道术，尤其擅长相人，曾向终南山道家高人赵缘督学过卜筮之法，也就是预测学之类的高深学问，颇有点通天彻地的本事。

通常来说，这一类人对世间的功名利禄兴趣都不太大。

王纲老先生在年轻的时候与后来大明国师刘伯温交情不浅，当时刘伯温还未出山辅佐朱元璋打天下。他曾对刘伯温说：“老夫性在丘壑，异时得志，幸勿以世缘见累，则善矣。”意思是说，我喜欢住在山里清静的地方，你以后作了官，千万别拖我一起去当人民公仆就最好了。

不过，当元灭明兴时，刘伯温还是向朱元璋举荐了他的老朋友王纲。时王纲已经有七十岁了，碍于老友的面子只得出山。朱元璋见他“齿发精神如少壮”，颇感到惊奇，知道这人有些道行，询问治国之道，王纲也答无遗语。朱元璋便让他做了兵部郎中——大概相当于国防部门的一个司长，官阶四品。

后来，王纲在平息了潮州变乱后回京覆命的路上，被海盗所杀，也有人认为，鉴于王纲是被逼为官的，加上他有一身非同凡常的本事，老先生诈死以求隐居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王纲在“因公殉职”后，他儿子王彦达回了老家余姚，在秘图湖边盖了间小房，不再和政事打交道，自在逍遥去了，并自取一雅号——秘湖渔隐。他还在临终时留下遗言，要子孙世代以耕读为业，而不要去作官，还把祖上留下来的书都传给儿子王与准，嘱咐儿子“但毋废先业而已，不以仕进望尔也。”。

王与准恪守父训，也继承了父辈的道学本事，为人占卜百测百灵，一来二去越来越出名。永乐大帝登基后，专门派官员到各地寻访高人，王与准怕被抓去当官逃进深山，结果一不小心从石崖上掉下去摔伤了脚，后给自己起了个号叫“遁石翁”。征召王与准的使者见他受了伤，于是改征了他的次子王世杰。

王世杰“年十四，尽通《四书》《五经》宋大儒之说”，果然是王家又一才子。后来赶上大考之年，王世杰去参加科考。在进考场前按照规定，为了防止考生作弊，考生得散发脱衣接受检查，王世杰一看，觉得这是对人身以及人格的巨大侮辱，考场也没进，转身就走了。这真的是一种个性。

王世杰有个儿子叫王伦，字天叙，因喜欢竹子被称为“竹轩先生”。他就是王阳明的祖父，做了一辈子教书先生。

到了王阳明的老子王华这一代，也许真是祖辈积够了阴德，荣耀一时间都显现在他身上了。

王华是不折不扣的学霸，他身上有一个最显耀的光环，明成化十七年(1481年)，这一年王阳明九岁，老子王华考中殿试一甲第一名，也就是状元。

这可不得了。

今天我们的现代高考制度下，每年一般都有省、市级的高考第一名见诸于新闻报端，被媒体称为状元。而且这个状元还分文理科，这样以来，每年中国都能收割几亩地的状元。

但在古代每次科举全国只产生一名状元。问题还在于古代的高考——科举考试，又或者说公务员考试，三年才举行一次！据统计，大明朝的前后276年间，一共才出了90个状元。那真是寥若晨星的人中龙凤了。我们再想想，吴敬梓笔下的范进同学科举考试只不过中了个举人，相当于拿到中学文凭、取得了后补公务员的资格，就已经高兴得疯了。那些中了状元的，得有多大的心理承受能力，才能不疯啊？

但中状元的的确没有几个疯的，人家比较有志气。

能产生状元的家庭一般都是传统的读书人家庭，受儒家圣贤的久久熏陶，打小就培养宠辱不惊的品格，气质素朴宽和，心理素质钢钢的！有着宽广的胸怀和抱负，所以这些人纵然或狂或傲，却能不疯，绝非范进之流可比。

话说回来王阳明先生的父亲，这位王华王龙凤，早年间常常在家乡的龙泉山上读书，学者称他为“龙山先生”。据说，王华从小也是智商过人。刚在牙牙学语时，槐里先生教他诗歌，他听过一遍就能背诵出来。

又据说，王华六岁的时候，和一群小朋友在水边玩耍，见到有人来水边洗脚。这人因为喝了酒，醉熏熏的，洗完脚离开时忘记了他携带的包裹。王华便捡来看了看，发现包裹里居然有数十两黄金！王华小朋友估计，这人酒醒后必定要来找，因为这比酒驾让警察罚分还严重得多。又担心自己抱着一桶金子不安全，就把包裹投到了水里，然后坐在边上等着。

不一会儿，那人果然哭天抹泪地一路寻来，王华迎上去对他说：“找你的包裹吗？”随即为他指明了地点。那个人看到包裹失而复得，高兴得不知怎么好，拿出一锭金子一定要给王华小朋友作为酬劳，王华后退了几步，摆了摆手坚决不要。

所以我们看了这个故事大概就能理解，为什么人家中了状元后会不疯。人家从小就有正义感，把道义看得比功利更重要。

王华稍长大一些，读书就能过目不忘。刚成年，他就被当地余姚城里有名望的大家族请去给他们的子弟当老师。当时，提学松江的张时敏考察余姚的士人，认为王华和谢迁是首屈一指人才。

后来浙江的方伯、祈阳的宁良要张时敏为他儿子推荐老师，张时敏就把王华推荐给了他。宁良把王华请到家里，让他住在梅庄别墅。湖南一带的读书人都闻风而至，跟从王华学习的弟子有数十人，他教了三年后才回家。

明成化十七年，王华参加科举考试，一举考中殿试一甲第一名，也就是状元，当即被授予翰林院修撰之职。翰林院本是一个国家高级干部的养成所，就像中央党校一样，是走出副国级、省部级干部无数的地方，县长、乡长是进不去的。而翰林院修撰本来就是一种高级干部的后备职位，无论谁到了这个职位上，未来的仕途可谓一片光明。

弘治年间，王华又因为品、学兼优，被任命担任皇帝明孝宗的老师。

王华讲课时吐字清晰流畅，用词明白恳切，常以圣贤的故事和言教劝勉明孝宗要慎戒安逸享受，亲近仁德之士，远离奸邪小人。

当时后宫中有一个内监叫李广，得到明孝宗的宠幸。有一天，这个李广从文华殿的门口路过，王华正好在那里给讲官们讲《大学衍义》。王华看到李广走过来，别的不讲，专门讲唐朝李辅国与张皇后争权夺利这一节。这分别就是指桑骂槐嘛。下面听讲的各位讲官听了，都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吓得闭口不敢说话。只有王华一个人滔滔不绝、大声朗诵讲说，连左右的太监们听了也都缩头吐舌。

王华就是这么楞、这么耿介，却也因此得到了大BOSS——皇帝明孝宗的赏识。

后来王华又继续被升迁做了翰林院学士，参与编写了《大明会典》、《通鉴纂要》等国家级重点人文社科图书。又半年后，以政绩突出而升迁至礼部右侍郎、左侍郎等职，相当于礼部的副部长。

到了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因宦官刘瑾弄权，而他的宝贝儿子、时任兵部主事的本书主角王阳明上疏得罪了刘瑾，使老子王华也受到了牵连，在正德二年（1507年），王华被调离京城赴南京任吏部尚书，这大概属于明升暗降，不久又被勒令提前退休回家。

由王阳明干的这事可见，想当圣贤、事业心太强的人，对于个人家庭的负面影响有多么的大。

据记载，王华为人仁德宽恕、真诚坦荡，对人不分尊卑贵践都平等对待。别人有一点点优点，他就赞不绝口，但有什么缺点，他就隐而不提。人有急难来求助于王华，他极尽所能、跑前跑后地帮忙救助。别人有了过错，他就直言规劝，不会护短。

他对父母也非常孝敬，母亲岑老夫人百岁时，王华当时也已年过七十了，却每天早晚还像童子般侍奉在母亲的左右，从没一丝懈怠。岑氏去世，王华不管自己年已古稀，仍然按照传统的礼节，睡草荐、枕土块，哭天怆地、悲痛欲绝。母亲出葬那天，他光着脚跟在灵柩后面一路哀号，走了数十里，以致染病，卧床近一年。

这就是典型的忠臣孝子。

算起来，这一类的行为和社会风尚只不过离我们的时代才过去了短短一百多年而已，却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它消逝得是那样的快，就好像从来没有在世间存在过一样。只不过当我小时候在家乡农村过年时向长辈磕头时，还能体会到那种遗风的一点点儿悠长的余味。

王阳明的父辈还不怎么迷信鬼神，换句话说，不信邪。

有一次，王阳明的父亲王华想为家中盖一座小楼，大家辛辛苦苦努力地添砖加瓦，眼看着小楼就要平地而起，不知何故，突然起了火灾，没几分钟，在消防车赶到前就化为灰烬。

着火时，临近的亲友都跑过来帮忙救火。事后大家一致怪王阳明的父亲没有事先好好儿供奉神灵，结果遭到了神灵的打击报复。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搞不好，从此之后老王家还会大祸临头。

这些闲言碎语让王阳明家里人听了后，一个个惶惶不可终日、坐卧不安。这时，王阳明小朋友也躲在墙角处偷偷看着父亲，不知如何是好。

却只见自己的老爹这时神情淡定，和大家谈笑自若，一方面安顿好家人，另一方面又买木料重新盖楼。一年后，一栋崭新漂亮的小楼又拔地而起，什么狗屁倒灶的事也没有发生。

王阳明一方面暗暗佩服父亲，也无形中形成了自己的个性，遇事能审时度势、有主见，而不是人云亦云。

由于王阳明是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家里的家教也很有特色。

在王阳明家，家长们并不崇拜当时的红宝书——四书五经，也不像现代的虎爸虎妈们一样“望子成龙”，逼着儿子考北大、上哈佛，变相地满足自己的虚荣和心理缺憾。王阳明的父辈当然也是名副其实的虎父，但人家是以德服人，不教儿子一心中科举当大官，死学四书五经，把它捧上天。

王阳明的父辈偏爱那些讲大道和真谛、以理服人的书，像《礼记》《春秋》《左传》，这都与他们不愿被功名利禄所牵扰、不愿被陈规陋俗所束缚，而宁愿保持像莲一样清白纯洁，刚正不阿的个性有关。

所以我们回望一下今天的家长和学子，有几个又会想到读书求知是为了追求人生的真谛，“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我们念书的目标早早地指向了就业谋生，这种观念，把中国传统中优秀的和糟粕的两个方面都继承下来了。好的一面是注重知识，坏的一面是功利性过强。我们的时代，科技越来越发达、物质越来越充裕，我们的精神上却越来越矮小、越来越以理想为奢谈。

而王阳明的家庭，却恰恰不是一个奉科举致仕为至上目标的知识分子家庭。也许，这样的家庭注定要出圣贤吧。因为在圣贤的气质中，多多少少都有着他超脱、不拘常流的一面。 3E2vyG3/gbSHA3/1bEjQPfPqKnMvEzVEe5WBbwjaDwN90V91mrscXEaligQeqQ8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