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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丰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新疆吐鲁番出土了许多纺织品文物，但是因为纺织品文物的研究学者很少有机会去接触它们，几十年以来相关的研究不够深入。幸运的是，Dayton艺术学院曾在“丝路荣耀：中国古代艺术”的展览中包含大约十件吐鲁番地区的纺织品文物，借此可以进行深入研究和拓展新的思路。下面将对其中三件纺织品文物进行分析：兽鸟纹锦、联珠鹿纹锦和凤蝶纹丝带。
公元401年，匈奴人沮渠蒙逊在凉州（今甘肃武威）建立北凉，后被北魏（公元386—534）在公元439年推翻。公元442—460年，他的两个儿子占领了新疆的东部，包括高昌郡（今吐鲁番）。公元455年高昌郡丞相沮渠封戴死后葬在阿斯塔那 [1] ，其坟墓（TAM177）在1972年被进行考古发掘，出土和发现了许多纺织品，包括长袍、裤子、被子和褥子，以及斜纹经锦。这是第一件在阿斯塔那古墓群发现的斜纹经锦。
图1 TAM177号墓出土纺织品Ⅰ
这种经线显花的纺织品采用斜纹作为地部组织，图案设计主要在暗蓝色地上加以红黄色轮廓，虽然某些部分是绿色。图1和图2描述的几个碎片出土于同一个墓葬，可以拼合重建成一个完整的纹样图（图3），它主要由柱形纹样和拱桥纹样形成四层网格的图案构成，在网格之间填满了神鸟和神兽。纹样还包含了云气纹样，在第一层和第二层中制作了一位官员头部的变形纹样。第一层有四对面面相对的神兽，经线方向上是三个站立的龙、獬豸和牡鹿，以及一对纬线方向上的骆驼。第二层出现了灯树和对鸟。第三层位于拱门下方有经线方向的龙和纬线方向的一对骆驼。第四层中的动物纹样和第一层相同，最后一段的循环是和第二层一样的灯树纹样。
图2 TAM177号墓出土纺织品Ⅱ |
图3 TAM177号墓出土纺织品拼接示意图 |
将图1、图2所示两件纺织品与最近新疆营盘遗址出土的纺织品比较，后者都是装饰着面具和圆柱拱门的图案，主要是在蓝地上黄色的图案（图4）。但很明显，营盘纺织品有一种早期的面具图案风格 [2] 。类似腿的纹样附属在圆柱纹样周边，这和吐鲁番出土的树纹锦非常类似。另一个相关的是在敦煌藏经洞17窟发现的丝织品（图5）。其具有清晰和简单纹样，只包括柱形、拱门与对龙、对虎、对凤的纹样。这种纹样构成是北朝时期（公元386—581）的典型风格 [3] 。在一些私人收藏的纺织品中也能发现类似的设计，例如，整段被分成3段拱门的纺织品，约14个动物放置其中，包括凤、龙、虎、骆驼、獬豸和鸟，但相对于图像两侧，中间部分是颠倒的。“楼堞锦”是隋代（公元581—618）文书中出现的专业术语，可能是指这类拱形纹样的纺织品，从字面上翻译，“堞”不是拱门，而是中国城墙的城垛。所以纹样可能是受到罗马及中亚地区设计风格的影响，因为这种拱形的图案出现在较早的西方纺织品上，如图6所示。这些例子中的云气纹样也似乎显示出一些来自西方的影响，但织物的织造技艺无疑是中国的，大概是来自中国中部的魏国区域。同时期的阿斯塔那出土文书中曾提到魏国的锦，这可能是当时数量最多的锦类纺织品的出处。
图4 新疆营盘遗址出土纺织品残片 |
图5 敦煌藏经洞17窟出土丝织品残片 |
图6 4世纪罗马毛织物上的拱形造型图案
Samite是指斜纹纬锦，通常出土于吐鲁番和青海都兰的唐代（公元618—906）墓葬。在唐代Samite有两种类型：一是中式纬锦，通常是团花和兽鸟的图案，也被称为“陵阳公样”；团花有时（但不总是）含动物图案。二是西式纬锦，一般被认为出自中亚地区，图案通常是联珠动物纹。
在阿斯塔那墓葬出土的纺织品中鹿的图案非常常见。美国代顿艺术中心博物馆的展览中有一件1966年阿斯塔那出土的斜纹纬锦（图7）和两件大鹿纹样的斜纹纬锦。大鹿纹样的斜纹纬锦，一件是在1960年从332墓出土的，值得注意的不仅是黄地上深蓝与白色轮廓的联珠大鹿纹样，而且还有织造时的幅边，可以看出巨大的图案循环（图8）；另外一件出土于330墓，为联珠对鹿纹样（图9），在文书中对应的年代是公元672年和公元674年 [4] ，这件织物主要的颜色是棕色和黄色地上加以白色的联珠和轮廓，但在联珠的中间和外部一带以淡蓝色代替棕色。
图7 鹿纹纬锦 |
图8 联珠鹿纹锦 |
图9 联珠对鹿纹锦 |
如果细致地观察这种类型的联珠大鹿纹锦，可以看到大鹿纹样的胸部是由两种颜色混合构成的。图10所示是332墓中一个深蓝色和红色组合、深蓝色和黄色组合的混合构成，以及330墓中棕色和黄色的组合。不同于普通的正面单根纬线和反面两根纬线的织物，这一片是正面两根纬线而反面一根纬线。其直接的目的是在颜色混合运用时可以更微妙地描绘出动物胸口上的毛发，或丰富此图像中的颜色。西式纬锦中类似的技术在其他Samites上也有运用，例如晚唐时期的TAM77 [4] 。前面的这一块，其中描述了一匹马和猎人，两种不同的颜色交替使用，即一个白色纬线和另一个蓝色纬线。
图10 联珠鹿纹锦局部
这种技术也曾在一些早期纺织品中使用。在发掘的公元3—4世纪的营盘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件玫瑰纹平纹纬锦（在纺织术语中称为“taquete”），蓝色和白色两组纬线在同一梭口中交替织造（图11）。羊毛织造中的这种技术是属于中亚地区或可能西亚地区。另外一件现藏于吐鲁番博物馆的发现于阿斯塔那的公元6世纪的纺织品，也揭示了一些有趣的证据。它用白色纬线与白色和蓝色的经线交织成平纹（图12） [5] 。因为在中国中部地区没有类似的例子，这也可能是一个当地或西方的产品。
在唐代这项技术也被中国织工采用。它可以在晚唐的一件辽式纬锦上见到。然而从中国中原风格的唐代纺织品中没有发现含有混合纱线。出土于内蒙古阿鲁科尔沁的耶律羽之墓和代钦塔拉另一个墓葬的著名的雁衔绶带辽式纬锦，展示了相同的证据：在大雁的胸部混合了两种不同颜色—绿色和浅棕色的纬线，所以七种颜色的纬线显示了共八种颜色（图13） [6] 。这是一个增加颜色的数量而不会增加更多纬纱的好方法。即使在今天，设计师仍在使用此方法，用有限数量的纬线设计出更多美丽的纺织品。
图11 营盘织物局部 |
图12 阿斯塔那织物局部 |
图13 雁衔绶带辽式纬锦局部 |
第三件纺织品是一个红色的丝绸袋子，里面包裹着舍利（佛教文物），曾在很多展览中展出，但很少被研究（图14）。它是在吐鲁番东面38 km处胜金口2号房址附近山坡被发现的，被放置在一个涂有黄色和绿色纹饰的红色漆盒内。袋内有烧过的骨头，袋口用丝绸缎带扎紧，应当属于某个和尚 [7] 。
考古学家最初将这个丝绸袋子定年为不迟于13世纪，一些最近的出版物把它定为晚唐至五代时期（公元907—960），换句话说，最晚至公元9世纪或公元10世纪后期 [8] 。
丝绸袋子的经纬纱线以五上一下左斜纹作为地部组织 [4] 。然后用一套黄色的花部纬线形成贯穿整件纺织品的凤凰、蝴蝶、云气、绶带等纹样（图15）。此外，绿色、粉红色和白色的纬纱织成一个圆形图案，织物只有纬浮长而没有任何幅边。在辽代（公元907—1125），尤其是11世纪前后的纺织品中，也常用这种技术。举例如下：一个例子是内蒙古哲里木盟（今通辽市）的一个墓地出土的丝绸残片，它有着类似的组织结构，花部纬线浮于3/1S斜纹的基础地部组织上，形成飞鸟围绕在团窠孔雀纹周围的纹样（图16）。另一个例子是在内蒙古巴林右旗庆州白塔发现的1049年的丝织品，也有类似的结构，但是有更多的颜色。
在辽代的纺织品文物上，经常发现包含灵芝状云气纹、绶带纹和蝴蝶纹，但有两个不同的特征，其中一个是格外长的尾巴和身体样式的凤凰。我们只能找到河北隆化出土的一件元代（1279—1368）的鸾凤穿枝牡丹莲纹锦被面（图17）。与其他元代凤凰相比，这些都是不寻常的外观，可能是由于织造技术的原因 [2] 。其他不寻常的特征是丝绸袋子纹样重复的方式。纹样的纬向大约10 cm，但从经纱方向来看似乎超过40 cm。通过仔细检查，我们可以找到一对蝴蝶纹样是对称循环的。这样的话，纹样在经纱方向上的长度约为80 cm，并且我们可以想象出纹样的完整结构，如图18所示。它有两个中心：一条绶带包围三只凤凰和一对飞行的团窠凤凰。这个特征在唐代至元代的纺织品中是不同寻常的，尤其是在唐代，当纹样是对称的时候，有一个单独的中心单元。因此我建议这块织物归于回鹘时期，约11世纪或12世纪。
图14 凤蝶纹丝带 |
图15 局部纹样 |
（a） |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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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内蒙古哲里木盟（今通辽市）出土丝绸残片及局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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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鸾凤穿枝牡丹莲纹锦被面 |
图18 凤蝶纹丝带对称结构示意图 |
[ 1 ] 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考古三十年[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1 — 24.
[ 2 ] 赵丰.纺织考古新发现[M].香港：艺纱堂/服饰出版，2002：44 — 45，169.
[ 3 ] 赵丰.织绣珍品[M].北京：故宫研究院，1999.
[ 4 ] Kazuko Sakamoto. Introduction to textiles excavated from Tulufan （Turpan）, Tulufan Basin and Paleo Silk Textile[M]. Nara: Nara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2000: 117 — 142.
[ 5 ] 高汉玉.中国历代织染绣图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209.
[ 6 ] 赵丰.雁衔绶带锦袍研究[J].文物，2004（4）：73 — 80.
[ 7 ] Shabiti. Cultural relics excavated at the Buddhist temple site near Shengjinkou, Turpan[J]. Wenwu, 1960（5）.
[ 8 ] 武敏.织绣[M].台北：幼狮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