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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丰
1982—1985年，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都兰县发掘了一批唐代墓葬，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丝绸文物，令人震惊和瞩目。以往，这一时期的丝绸重要的出土地首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和哈拉和卓墓葬群，其次为敦煌藏经洞及莫高窟K130等处，近年来陕西省扶风法门寺地宫也进入此列。此外，日本正仓院亦保存了大量传世的唐代丝绸。与上述几处相比，都兰所出土丝绸文物有着它特殊的重要性，其数量之多、品种之全、图案之美、技艺之精、时间跨度之大，均属罕见，并不乏新的发现和新的启示，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下面就这批丝织品的品种、图案的类型和分期及其相关的问题做初步探讨。
丝织物品种主要根据其组织结构、织造工艺及外观效果来区分。唐代织染署中的织红之作分为布、绢、絁、纱、绫、罗、锦、绮、繝、褐等十作，这是当时对纺织物品种的一种分类法。十作中除布为麻织品、褐为毛织品外，其余均属丝织品，这一分类与今天基本接近。下面按锦、绫、罗、缂丝、平纹类织物（绢、纱、絁、绸）、繝与絣的次序做一概要的介绍。
颜师古说“织彩为文曰锦”，这一概念至今仍是我们鉴定汉唐织锦的主要标准。都兰出土丝织品中以锦最为丰富，从组织结构上来说，可以将其分为平纹经锦、斜纹经锦、斜纹纬锦和织金锦等。
经锦依靠多彩的经丝表里换层而显花。它在中国出现的年代极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相当成熟，但当时都是平纹经锦。平纹经锦在都兰出土物中实例不多，最有特色的是经地簇四云珠日神锦（DRMIPM2 ∶ S109），以红、黄两种色彩的经丝构成1/1的经二重组织（图1）；大量的是斜纹经锦，这是一种隋代前后才出现的新型组织，此类锦往往以4 ～ 5种色彩的经丝通过分区排列，并以1/2的经二重组织显花（图2），使织锦图案上出现色条效果，其代表作有黄地对波狮象人物锦（DRMIPM2 ∶ S147）、红地对波联珠狮凤龙雀锦（DRMIPM2 ∶ S150—1）、橙地小窠联珠镜花锦（DRMIPM2 ∶ S127）、黄地簇四联珠对马锦（DRMIPM2 ∶ S127）等。
图1 经二重组织 |
图2 经二重组织显花 |
除经锦之外，都兰还出土了大量的纬锦。纬锦采用纬丝表里换层进行显花，其组织结构是斜纹纬二重的90°转向（图3）。经二重中的夹纬，到纬二重中就是夹经，但在纬经中除少量采用单夹经如黄地大窠联珠狩虎锦（DRMIPM2 ∶ S102）等外，绝大多数纬锦采用双夹经，如黄地大案联珠花树对虎锦（DRM25 ∶ S1）、黄地大窠宝花锦（DRMIPM2 ∶ S21—1）、黄地中窠联珠对牛锦（DXMI ∶ S5）等，而且夹纬都加有强拈，前三种为S拈，后一种为Z拈。
图3 都兰出土纬锦
较为特殊的纬锦是红地中窠含绶鸟锦（图4），这一类锦以花瓣、小花或联珠等作图案，通常以紫红色为地，藏青、橘黄、墨绿等色显花，在色彩变换频繁处，所有纬丝全部织入，是1/3的斜纹纬二重组织，而在色彩变换不多的地部，就单织某两种或三种纬丝，是1/1或1/2的斜纹纬二重组织。多余的纬丝在织物背面抛梭而过，不织入织物而浮在织物背面。这种锦无论从图案看还是从织法看都是当时西域地区的产物，但从名称上来看，却与唐宋文献中常见的“绒（茸）背锦”或“透背锦”相吻合。
图4 含绶鸟锦图案复原 |
图5 蓝地龟甲花织金锦带 |
值得指出的还有一件蓝地龟甲花织金锦带，宽仅2.8 cm，在1/1基础平纹地上再以隔经的大循环平纹金箔显花，在地部则把金箔剪去，这一织法明显地依靠了手工编织技术（图5）。
在中国史料中，丝织物使用金箔的记载早在三国时已经出现，曹丕《与群臣论蜀锦书》云：“自吾所织如意、虎头、连璧锦，亦有金箔，蜀薄来自洛邑，皆下恶”。但织金锦的最早实物，从目前来看国内应数此件了。
绫在都兰的发现也是大量的，按其组织可分为下列三类：平纹地暗花绫、斜纹地暗花绫和素绫。
图6 人字纹绫（DXM1 ∶ S3）组织结构示意图
（1） 平纹地暗花绫。包括以下几种：一种是平纹地上斜纹显花，这种组织即以前考古界通常称为“绮”的组织，是对汉代之后绫织技术的直接继承。这种组织的绫被发现极多，约占全部出土绫的80%左右，如各种团窠双珠对龙绫、各种柿蒂绫、人字纹绫（DXM1 ∶ S3）等（图6）。另一种新发现的绫组织，以平纹为地，在花部则由方平或变化方平组织提花与平纹地配合形成变化斜纹，被称为嵌合组织；如方纹绫（DRMIPM2 ∶ S135）的一种花组织就是由平纹与2×2方平配合而成的，而龟甲绫（DRMIPM2 ∶ S62）的显花组织，则是由平纹与2×4的变化方平配合而成的（图7）。这种组织在国内还是首次见于报道。
（2） 斜纹地暗花绫。其组织有两种：一种是四枚异向绫，又称同单位异向绫，即以1/3的左斜纹和3/1的右斜纹互为花地组织，如黄色对波葡萄花叶绫（DRM9 ∶ S6—2）即为一例（图8）。另一种是同向绫，又称异单位同向绫；黄色大花卉绫（DRMIPM2 ∶ S57）就是一件同向绫，它以2/1右向斜纹为地，1/5右向斜纹显花（图9），花纹不清，似乎是写生纹样。
图7 龟甲绫（DRMIPM2 ∶ S62）组织结构示意图 |
图8 黄色对波葡萄花叶绫（DRM9 ∶ S6—2）组织结构示意图 |
（3） 素绫。其组织是2/2斜纹（图10）。这一组织结构，在新石器时代的草、竹编织物上就十分常见，但其应用于丝织物上却很晚。DRM6中发现了不少这一类的残片（DRM6 ∶ S1），这是2/2斜纹组织同时也是素面（无纹）斜纹丝织物的首次发现，或可以与唐代史料中的“无纹绫”相对应。
图9 黄色大花卉绫（DRMIPM2 ∶ S57）组织结构示意图 |
图10 素绫组织结构示意图 |
经丝绞转、纬丝平行交织而成的织物被统称为绞经织物或沙罗织物。都兰出土的绞经织物无一例外地采用传统的四经绞组织，属无固定绞组类型，可被称为罗（图11）。数量不多，图案均为小几何纹，其中以DRM9 ∶ S11—1绿色九点罗为最佳。
缂丝又称克丝、刻丝，其名称出现于宋代，但从其织造技艺来看，在唐代已经具备。缂丝是一种通经断纬的织物，以平纹为基本组织，依靠绕纬换彩而显花（图12）。都兰出土的蓝地十样小花缂丝（DRMIPM2 ∶ S70）是目前所知极少的唐代缂丝中有特别价值的一件，其纬向宽度为5.5 cm，尚非通幅，说明它有别于唐代其他的缂丝带；但它的风格又与宋代缂丝有较大区别，并不严格按照换彩需要进行缂断，有时在同一色区内亦呈镂空之状。这表明了这件缂丝在中国缂织技术发展史上的地位。
图11 罗组织结构示意图 |
图12 缂丝组织结构示意图 |
平纹类织物是最普通的织物，它又可以根据经纬丝原料、纤度、密度等的变化分为许多品种。
（1） 绢。绢是一般平纹织物的通称。都兰出土平纹织物中最为常见的是绢，根据经纬密度的不同可将其分为两类：一类密度较大，织造致密，经密约为65 ～ 70根/cm，纬密约为40 ～ 50根/cm，这类绢或可称为缣；另一类密度较小，经密在40根/cm、纬密在30根/cm上下，此类丝线较粗的或可称之为絁，虽然密度小但纤度粗，最后的效果仍是厚密。
（2） 纱。透孔性好、轻薄的平纹织物属于纱，或称轻容。DXM1出土一件纱袍（DXM1 ∶6 ），袍面用黄纱，袍里用绿纱，黄纱的经纬密度分别为46根/cm和27根/cm，绿纱的经纬密度分别为32根/cm和27根/cm，密度较小，丝线的纤度更小，故其透孔性较好，确有轻如烟雾、薄如蝉翼之感。
（3） 绸。都兰出土丝织物中还有一类较为粗放，纤度不均，密度不匀，经纬丝原料采用纺拈而成的锦线，可称为“紬”。如DRM9所出的黄紬即为一例（DRM9 ∶ S5），其经密约为13根/cm，纬密约为10根/cm，经纬线均加强Z拈。
以上几个大类的丝织品种主要根据织物组织结构的不同来区分，但繝与絣的情况较为复杂。从工艺上来看，它们属于“织采为文”的范畴，故常被人们称为“繝绵”“晕繝锦”“絣锦”等，但从组织结构来看，它们分别采用锦、绫甚至是绢的组织，其变幻的装饰效果主要来自经丝色彩排列的变化或经丝本身色彩的逐段变化。
“繝”原是一种染缬效果，故《续日本纪》云：“染作晕繝色，而其色各种相间，皆横终幅。假令白次之以红，次之以赤，次之以红、次之以白、次之以缥、次之以青，次之以缥、次之以白之类，渐此浓淡，如日月晕气杂色相间之状，故谓之晕繝，以后名锦”。这段话已把晕繝的来历说得十分清楚。都兰出土物中有黄褐相间及青黄相间染撷晕繝产品，是丝织晕繝的原型。唐代织红十作中有自繝作，当是专门织繝的作坊。都兰出土的繝采用斜纹经二重和山形斜纹两类组织。晕繝小花锦（DXM1 ∶ S6—1）属于前者，经丝的地部色彩排列为橙—黄—绿—蓝—绿—黄—橙等反复，其上再显小花，呈现出锦上添花的效果，这或许就是唐代史料中所记载的晕繝锦；后者常由两种色丝间隔排列，形成明显的两种色道，可称为间道，都兰出土有褐黄间道（DRMIPM2 ∶ S56）和绿褐间道（DRMIPM2 ∶ S90），都采用3/1山形斜纹。间道与晕繝的主要区分在于没有晕色过渡。
此外，都兰还发现了平纹组织的扎经染色织物，其工艺是先将经丝分组扎经染色，然后合而织之，我们可以称其为絣锦（DRM9 ∶ S6—1）。絣是日本学者对这类扎经染色织物的通称，但论其词源，还是来自中国。《说文解字》中已有“絣”字，“氐人殊缕布也”。段玉裁引《华阳国志》注：“殊缕布者，盖殊其缕色而相间织之”，扎经染色织物正是分组把经丝（缕）扎染形成“殊其缕色”的效果后再并起来“相间织之”（絣），故而用絣来命名扎经染色织物完全恰当。唐代絣锦在国内是首次发现。
都兰出土的丝织品种几乎包括了目前已知的唐代所有的丝织品种，而且如抛梭织法的锦、织金锦带、嵌合组织显花的绫、素绫、宽幅缂丝、絣锦等品种在国内均属最早实例，对研究唐代丝绸生产技术成就有着重要的意义。
都兰出土的丝织物中大量的是锦绫织物，其上有着丰富的图案类型，带有鲜明的时代风格。从图案学的角度来看，图案具有三要素—纹样、排列和色彩，纹样是题材的造型，排列是题材的布局，色彩则是题材的呈现。从都兰丝织物中可以看出，无论是主题纹样，还是辅助纹样，都富于变化，可以成为划分类、型、亚型、式的因素。详细的类型学研究，我们将在发掘报告中进行，本文为了便于进行简要的介绍，以图案的排列为标准将都兰主要的锦绫图案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具有明显骨架构成的排列，称为骨架式排列；另一类是两点交错排列的团案纹样，称为团窠式排列。
骨架式排列是指整幅图案由一些相互连接的、明显的几何形骨架决定图案的排列形式，然后在骨架中填以主题纹样或以骨架为主体构成图案。骨架式排列中又可根据骨架形状的不同、构成骨架纹样的不同以及主题和风格的不同再进行细分如下：
普通的对波骨架仅由简单的线条构成，常以小花为联纽，各骨架内填以象、驼、狮、人物等形象，诸形象以纬向分布，经向重复，这是由当时片综织机的特殊技术所决定的。
标本1黄地对波牵驼狮象锦（DRMIPM2 ∶S 149—1）。组织为1/2的平纹经二重，基本色彩是红与黄，此外分别由蓝和绿在各区域显花，红色为地，蓝、绿显花，黄色勾勒，均有幅边。整个图案可根据四件残片复原。整幅图案应是由七个完整的和一个被分割成两半置于两边的对波圈构成，构成对波骨架的为单纯的带状线条，在两条对波线之间用六瓣小花连接。自一边始各对波圈中图案分别是一坐二立人物、对象、对狮、对牵驼、对虎。最边上的对虎纹样已经不清，为纬视纹样；其次为牵驼纹，一胡服装束的牵驼者牵了一批双峰驼，作健步行走状，为经视纹样；对狮的变形较大，作蹲踞状，张口、扬尾、鬃毛竖立，亦为经视纹样；大象形象十分明显，以蓝色显示花纹，象鼻垂至地面，背上搭着坐垫，象牙亦清晰可见；居中的对波圈中是一纬视的人物纹样，在一殿堂式建筑中，一交手人物盘坐于台座上，两旁为手持三叉戟立姿人物，然后又是对象、对狮、对牵驼和对虎等圈。
图13 绿地对波联珠狮凤锦（MIPM2 ∶ S85）纹样复原图局部
标本2绿地对波联珠狮凤锦（MIPM2 ∶ S85）。以联珠纹构成对波骨架，以小花为联纽。这类的残片出土较多，组织为1/1斜纹经二重，残存有两个对波圈，一圈对狮，一圈对凤，纹样较为清晰，对狮蹲踞，是全侧面形象，对凤的形象十分优美（图13）。
标本3对波葡萄枝绫（DRMIPM2 ∶ S）。由植物蔓藤构成骨架，主要是对波缠枝忍冬或葡萄藤，并直接装饰花叶，如此反复连续、循环，形成一个连续的葡萄绫，其经纬向循环为3.5 cm×5 cm，组织为斜纹经二重（图14）。
套环骨架是指数圆相套接而成的结构，一般指二方连续的套环结构。唐代还有一种四方连续的套环结构，应称为毯路结构，在日本正仓院有保存，被称为七宝纹。在此介绍都兰出土的一件锦。
标本4黄地套环云珠人物锦（DRMIPM2 ∶ S63）。该锦为残片，套环圈由卷云和联珠构成，卷云在外，联珠在内。每环大小已很难判定，现存一环仅有一弦，弦高为4.5 cm，弦长为18 cm，由此推算此圆环直径约为22.5 cm。
套环骨架把套环内的空间切割成两种形状的小空间：一种是由两环的外侧和一环的内侧构成的类似三角形的锥形空间，另一种是由两环内侧构成的梭形空间。在锥形空间的主要纹样是一人物，交脚坐于一台座上，头戴宝冠，身穿露领的紧身衣，双手曲臂上举，两侧还有两朵灵芝状云彩，人物留有络腮大胡，是胡人形象。而梭形空间已残，其上部有一华盖顶，顶上有花状饰物。华盖下有三个人物，中间一人取正面形象，头戴宝冠，显得较为尊贵，旁边两人取侧身形象，脸均面向中间的人物，人物下身残损。
图14 对波葡萄枝绫（DRMIPM2 ∶ S）纹样复原图局部
这里主要是指方形或菱形的骨架排列形式。这种图案不多见。
标本5橙地方格联珠小花锦（MIPM2 ∶ S93）。其组织为1/2的斜纹经二重。图案骨架以联珠形式的直线通过小团花点连接而成。地为橙色，白色勾边显珠，蓝、绿两色交替显示主要花纹，方格之内的四角上均饰有忍冬状花，方格中心是十四瓣的小团花，团花外沿还有白色的联珠圈。
簇四结构是一种由圆环相互搭接而成的四方连续的骨架排列形式。这种图案以往常被人们称为毯路纹，但从对当时情况的考证来看，这种图案称为簇四更为合适 [1] 。
标本6簇四联珠对马纹锦（DRMIPM2 ∶S 17）。系斜纹经锦，以黄色作地，浅黄色勾勒，各区域中再由蓝、绿分区换色显示主要花纹，由八瓣小花把联珠圈连成簇四骨架。联珠圈之间由十样小花填充，在主圈内为对马图案，马身有翼，颈上系一对后飘的绶带，头上饰小花，马的前一足和后一足提起，作疾步前行的姿态，马下为莲蓬状花草图案（图15）。
标本7黄地簇四联珠对羊锦（DRMIPM2 ∶ S59）。这件锦两面幅边均存，幅宽52.5 cm，组织是1/3的斜纹经二重。基本色彩是：在联珠圈和圈外以玄色作地，联珠圈内以紫色为地，蓝和绿变区交替显示主要花纹。由于该锦在色彩的使用上有独到之处，使得其风格也有些特殊。联珠圈由于用深色勾边显得十分明显，联珠本身却由于黄、白反差较小而不引人注目；用以连接各圈的是八出小花，由于花瓣方向变化及色彩有紫、黄两种而显得有些更像蝴蝶；圈内的小羊不是中亚和西亚地区常见的带长角的羚羊，更像是小绵羊，仿佛回首张口、哟哟而鸣。两只小羊已充满了联珠圈内的绝大部分空间，加上羊足下的忍冬纹饰，更增加了图案的和谐。联珠圈之间的十样小花也有些特殊，用深色的蓝、紫、绿色显示，几何味很浓（图16）。
图15 簇四联珠对马纹锦（DRMIPM2 ∶ S17）纹样复原图局部
从技术角度看，该锦亦具有特点，其纬线加有较强的S拈，约500拈/m，与一般的经锦相比有较大差别，可能产于受纬锦织造技术影响之后。
图16 黄地簇四联珠对羊锦（DRMIPM2 ∶ S59）纹样复原图局部
团窠式排列是一种主花与宾花以两点交错排列而成的形式，纹样之间无直接交接点。因此，我们以唐代十分流行的“团窠”一词作为此类纹样的总称。唐代有独窠、两窠、四窠绞和大科绞罗、小科绞罗的称呼（见《新唐书·车服志》），说明了唐代团窠图案的流行。团窠排列亦属于散点式排列大类中，由于其种类极多，将其从普通散点排列中分列出来，并分成环形团窠和独花团窠两类来介绍。
环形团窠是指团窠本身可以明显地分成内层和外层两个区，内层纹样和外层纹样有着明显的不同，外层以环状纹样作骨架，内填主题纹样。环形团窠包括以下几类。
图17 小窠联珠瑞花锦（DRMIPM2 ∶ S61）纹样复原图局部
（1） 团窠联珠。其环由联珠构成，这一排列形式其实是对簇四联珠圈的解散。又可分为以下三种：
① 散点珠圈。其主题纹样往往是带有较强的几何意味的小团花。例如：
标本8小窠联珠瑞花锦（DRMIPM2 ∶ S61）。该锦甚少，但图案基本完整，在以28颗散状珠连成的团窠环中，有着几何味甚浓的小花，较抽象、简洁，有点类似于后世的云头花，联珠环之间的十样小花也是以交瓣小花为中心然后四向伸出四朵花蕾。这种图案尚未有同样的产品出土（图17）。
② 带状的联珠圈。如标本9橙地小窠联珠镜花锦（DRMIPM2 ∶S 127）。镜花一词来自《新唐书·地理志》，志载兖州土贡镜花绫。到宋代锦名中又有宝照锦和鉴花等名 [2] ，当指同类纹样。因此，我们将其称为联珠镜花锦。该锦有完整的幅边，实测得44 ～ 44.5 cm，即幅宽。橙地，白勾，绿和紫交替分区显花，组织是1/2的斜纹经二重。其联珠团窠环由26颗圆珠连成，中间小花是四出花蕾，然后转45°角是四处叶尖，而团窠之间的十样小花只是以六瓣小花为中心的四出花蕾。
③ 四面带有“回”形纹的带珠圈。前两种往往是循环较小，且以斜纹经锦为主，而后者不仅图案有大小，而且组织也有经锦、纬锦之分。分别举例说明如下：
标本10黄地小联珠对凤锦（DRMIPM2 ∶ S128）。共出两件，实为同一织物上的不同裁片。均留一幅边，是明显的1/1的斜纹经锦，质地比较致密。黄色为地，白色勾勒及显珠色，蓝和绿分区交替显示主要纹样。联珠环的外径不大：纬向较大， D w = 4.5 cm；经向稍短， D j = 4 cm。环内对凤是较简单的形式，凤身带有汉代朱雀的风格，但凤冠呈火焰状，已是吸收了外来的因素和风格。两凤头之间的小花似被衔着，两凤足之下亦有花盘，开花如圆珠形，颇引人注目。其十样小花作为联珠环之间的宾花，是最简单的形式之一，中间一圆点，向四面伸出四个花蕾，形成十字形的花纹（图18）。
标本11黄地大窠联珠树下对虎锦（DRM25 ∶ S1）。这是所有大窠联珠纹中保存最好的一件，虽然已残碎，通过拼凑、复原，还能显示出原来的图案概貌。拼接之后可以看出，织锦原大小为110 cm×110 cm左右的大张锦，幅宽110 cm存有幅边，上下均有裁边，为较典型的斜纹纬二重组织。以黄色作地，紫、棕色勾描出联珠圈和花树对虎的主要纹样轮廓，以棕黄色作树干色和虎斑上的一些层次色，绿色为树叶及虎身的层次色，整个色调较为平和，已没有任何分区换色的现象。
图18 黄地小联珠对凤锦（DRMIPM2 ∶
S128）纹样复原图局部
大联珠圈由上下左右的四个回纹和五个一组的20个珠组成。圈内居中一树，树上绿叶黄花，分成四簇，树下似为山石状物，左右对虎作相扑状，一足着地，三足腾空，张口瞪目，虎尾上翘。虎的造型采用半侧的立体写实，与普通全侧的有所不同，虽不及全侧法使用得那么娴熟，但已达到相当水平。圈外宾花十样花也较为复杂，与宝花相类似。团窠直径达38 cm。
（2） 团窠花式联珠。指在联珠圈的内外加了装饰性的其他纹样，或将联珠再进行花式变形，如团窠双联珠是由两层的联珠构成，团窠花瓣联珠是在联珠圈内外再加上花瓣，团窠联珠联花是联珠圈内加联珠式的小花一圈。
（3） 团窠宝花。由变形的，类似于宝花外圈花卉纹样作团窠环，但又可细分成两种不同的形式，一种是由花叶和全侧的花蕾组成，另一种是以花苞式的变形苞案组成，这一类锦多出现在斜纹纬锦上。例如：
标本12紫红地中窠宝花含绶鸟锦（DRMIPM2 ∶1 60）。据残片复原，图案中心是一个略显椭圆形的花瓣团窠，中间立一含绶鸟，该鸟身、翅上均有鳞甲状羽毛，且有联珠圜带，两足立一平台上，颈后生飘带，所衔绶带环为联珠纹，下有璎珞状物。宾花为十样花，复原之后的纹样循环为经向17 cm、纬向13 cm。织物组织基本是1/3的纬二重组织，有的有局部抛接现象（参见图4）。
团窠卷草，由极为流畅的卷草作团窠环，内填禽兽纹样。例如：
标本13黄地中窠卷草对鹿锦（DRMIPM2 ∶S 25—1）。该锦色彩已褪得相当厉害，但还能看出是以绿色为主显花，以棕黄色与白色辅助显花。从纬线中也能分辨出它是1/3的斜纹纬二重。团窠环的外径约为20 cm，它由四组卷草环组成，卷草较流畅，基本形是S形，再用蔓藤相连，上面开满了小花。环中对鹿，似共同衔着一花，鹿的前一足提起，三足着地，身上显有四瓣的梅花斑纹，头上有鹿角。足下有云形花。
独花团窠主要包括柿蒂花和宝相花（又称宝花）两类，在当时的丝织物上应用极广，在青海都兰出土的织物中这类例子不少。
（1） 柿蒂花。采用团窠的排列形式，其图案循环极小，纹样简单，大多呈四瓣花状，应是唐代常见的柿蒂花图案。均见于绫织物上，应与白居易诗中“红袖织棱夸柿蒂”一句相吻合。例如：
标本14柿蒂绫（DRMIPM2 ∶S 141）。绿色，四瓣花中间是以大瓣小梅花作花蕊，平纹地上3/1右斜纹花，经纬向循环为2.5 cm×12 cm，有明显幅边。
（2） 宝花。可分为简单宝花和中型宝花等几种。例如：
标本15黄地中窠宝花锦（M9 ∶2 5）。组织是1/3的斜纹纬二重组织，黄地，显蓝、棕等色花。宝花外圈由八朵侧花纽联成，四四相异，间隔排列，花外还有叶子陪衬，主花直径约20 cm，其纬向循环为24.5 cm左右，宾花是由所谓的变体宝花或称显蕾的十样花构成（图19）。
图19 黄地中窠宝花锦（M9 ∶2 5）纹样复原图局部
大型宝花，仍由变形的花瓣和花蕾组成，但造型更加复杂，刻画更加细致，充分运用褪晕手法来描绘花叶的正反和明暗，与中型宝花相比显得更为写实，效果显得更为富贵，循环有大到几十厘米的，一般采用纬二重组织。例如：
标本16黄地大窠宝花锦（DRMIPM2 ∶ S21—1）。基本组织为1/3斜纹纬二重，黄地上显蓝、白、棕色花，纹样保存尚属完好，比较清晰，花窠甚大，主花图案直径达33 cm，经向循环为34.5 cm。主花中心是蓝色圆，周围绕以白色联珠纹，然后是六出巨大的蘑菇形花心，在蘑菇状花心之间伸出六朵侧面的花，其外包有卷状花瓣，花瓣之间从后面又生出朵花，层叠反复，显得较为浑厚，可惜宾花图案已不甚完整，仅露出花瓣的尖角。
都兰出土丝织品的各墓葬虽然缺乏明确的纪年标志，但从出土实物的情况来看，显然有各个时代的产品，这从织物风格上可以看出。因此，通过与中国吐鲁番、敦煌和日本正仓院等地有关资料比较，可将这批织物做一大概的分期。
要进行分期，首先要选择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标本作为确定年代的标杆。这批丝织物的很大一个特点是与唐代其他的出土或传世织物关系密切，因此，可通过比较将一些可以确定年代的锦绫织物作为分期标杆，见表1（若同样织物有较多的年代数据时，则主要选择较早的年代，因为较早的年代能反映流行的开始或生产的时间）。
表1 都兰与吐鲁番、敦煌相同图案锦绫的年代比较
除表1中所列有直接对应者以外，还可以从图案、技艺的风格上做出一些断代说明：
（1） 都兰所出对波牵驼狮象锦无论从题材、造型、组织、风格等来说均与吐鲁番所出胡王牵驼锦相似，仅骨架小有区别，从而对波亦为较早之骨架形式，应为同一时间之物。后者伴出延昌二十九年（公元589年）墓志，故可定为北朝晚期至隋初之物。
（2） 对波联珠狮凤锦流行时代的判断，可以敦煌K427隋代菩萨塑像胸衣上的“菱格狮凤纹锦”图案作参考，不仅骨架类似，特别是狮与凤的造型也极相似，故可定为隋代前后。
（3） 套环骨架在吐鲁番仅出现在隋代的绫织物上，但从套环的流行年代和所用卷云联珠来看，当属隋代前后。
（4） 对波缠枝葡萄绞在敦煌也有发现，据称为盛唐时物 [3] ，又据吐鲁番阿斯塔那M214所出对波缠枝葡萄印花绢，它与麟德二年（公元665年）墓志同出 [4] ，故可定在武周与盛唐之间。
（5） 方格联珠小花锦在日本正仓院有收藏，色彩稍有不同 [5] ，根据记载，日本学者称其为“蜀江锦”，其确切年代却不甚清楚。这一难题可以在敦煌壁画的人物服饰图案中得到解决。在敦煌莫高窟K427隋代洞窟中发现多种大同小异的方格联珠团花锦 [6] ，与此锦十分接近，据此可以将此锦的年代断在隋代前后。
（6） 簇四联珠对马锦，在吐鲁番出有同类织物，年代亦较为明确，应为初唐。
（7） 簇四联珠对羊锦，在其他地点没有找到同类的出土物，在图案上缺少比较的参考。但从技术角度来说，其纬线加有较强的S拈，较之一般的经锦有较大的差别，有可能是产于受纬锦织造技术影响之后；又从其簇四骨架联珠纹来看，其年代可能是初唐时期。
（8） 镜花锦在吐鲁番阿斯塔那有同样织锦出土，年代在公元653年前后 [7] ，故其年代应为初唐。
（9） 小窠联珠瑞花锦虽无出土物可资参考，但根据其图案断在初唐时期当无大错。
（10） 小窠联珠对凤锦的年代应主要流行于唐高宗、武则天时期。
（11） 大窠联珠树下对虎锦，这一类大窠联珠纹纬锦出土极少，1949年后仅见一例（命名为“大窠马大球”） [7] ，但具有较明确的年代（武德三年，公元620年）可资参照。在日本正仓院也藏有属于大窠联珠的犀联珠纹锦和“四天王狩狮锦” [5] ，据日本学者考证，其年代当不晚于武周时期，可以将这一类图案的织锦断在初唐时期。
（12） 卷草对鹿锦中的卷草团窠图案从日本正仓院所存相似图案来看均可定为盛唐时物。
（13） 独花团窠的演变序列并不清楚，但从敦煌壁画和彩塑的服饰图案中可以找出一些线索：在隋代与初唐时，宝花艺术尚不成熟，大多简单而带有几何味，简单宝花和中型宝花大多属于这一时期。武周及盛唐时，丝织宝花艺术已经成熟。吐鲁番TAM64所出大窠宝花纬锦是其代表，属公元8世纪初之物 [8] ，因此都兰出土的大案宝花纬锦可列入盛唐时期。
（14） 关于柿蒂绞，在敦煌莫高窟K130洞窟中曾出土这一类图案的绫，如K130 ∶1 4中有柿蒂绫，K130 ∶2 5中有四瓣花的纹样，其丝织物年代属唐代开元时期，证明此种纹样的年代应断在盛唐时期。
（15） 关于含绶鸟锦，除新疆出土的一件属公元7世纪中叶以外，在中亚地区发现的7世纪中叶到8世纪中叶的杰特壁画中，也有较相似的图案，故其流行期可至盛唐时期。
通过以上的讨论，都兰出土的锦绫织物大体上可分为四期：第一期是北朝晚期，时间约相当于公元6世纪中叶；第二期是隋代前后，约在公元6世纪末到7世纪初；第三期为初唐时期，约相当于公元7世纪初到7世纪中叶；第四期为盛唐时期，时间约在公元7世纪末到开元天宝时期。
下面对都兰锦绫图案在四个时期中的发展过程做一简要的说明：
主要流行骨架式排列中的对波型和簇四型等类。主要有三个来源：传统菱形骨架的继承、西亚簇四和团窠的全盘引进以及对波、套环等新型骨架的构成。对波和簇四骨架基本都是来自异域，图案的主题也多是狮、象、驼等中原并不常见的兽类。对波骨架还较多地保留了汉魏以来的一些风格，主题纹样经向对称、经向视觉等也都是中国固有的传统。
隋代织物图案的主要形式也是骨架式排列，计有对波、套环、簇四、簇二、方格等型，其中还是以对波和簇四为主。同时，风格与此类似的联珠环形团窠也已出现。其图案的主题纹样通常还是动物类和人物类，也开始出现少量的团花类纹样，如方格联珠小花锦中的小团花。隋代的时间不长，其丝绸图案与北朝相仿，是以吸收外来因素、流行骨架式排列为主，以动物图案为特征的阶段。
初唐时期堪称丝绸图案的转变期。在这一时期中，一方面保存着骨架式排列的图案，尤其是簇四骨架，还新增加了一些龟甲骨架等，而另一方面是逐渐地把用于连接这些骨架的纽打开，让簇四骨架散开成为环形的团窠排列。然而，这些团窠环直接脱胎于骨架式排列，多流行联珠环，从表面效果来看的确还有不少骨架风格的成分。初唐时期还开始出现较多的花卉图案，一部分以联珠环中小花的环形团窠的面貌出现，另一部分以柿蒂花的形式出现。其中又以柿蒂花最为重要，一是其延续时间较长，二是由它发展而成宝花。在初唐时期，一方面继承了传统的骨架式排列并有所变化，另一方面花卉图案急剧兴起，因此这一时期应是一个转折期。
这一时期是转折的完成期。一方面，骨架式排列已基本绝迹，尤其是那些外来色彩特浓的对波与簇四骨架；仅存的团窠联珠环也主要是那些大型的、加以变化的组合环，环外的十样小花越变越丰富。另一方面，宝花团窠的发展极快，而且还为团窠环的变化提供了启示。盛唐时期的团窠环大量应用花卉环，当与宝花图案的兴起有关，在缠枝图案中也渗入了结构的思想，从而又产生了四方展开的缠枝团窠。
盛唐是唐代经济、文化的顶峰时期，是一个百花齐放的时期，在丝绸图案中也出现了写生式的折枝花鸟、鹊衔瑞花图案。从组织上看，斜纹经锦虽仍使用，但纬锦迅速兴起，盛极一时，配色有多列到1/4的，无明显彩条。绫仍以平纹类暗花织物为主。这一时期锦绫图案总的风格是富丽、雍容。
在都兰出土的丝织品中，有许多问题有待今后做专门的研究。下面仅就与丝织品种密切相关的几个问题做一初探。
在鉴定北朝至唐代丝织品的过程中，往往会遇到经锦与纬锦—主要是斜纹经锦与斜纹纬锦的区别问题，这一问题在过去的研究中有颇多争议。夏鼐先生指出，这是一个重要问题，应早日解决 [9] 。现在，通过对都兰丝织物的鉴定可以对这个问题得出比较明了的看法。
如前所述，斜纹经锦和斜纹纬锦的显花原理和显花方法均是相同的，仅在显花丝绒上有经纬之别。因此，鉴定经锦和纬锦的关键就是鉴别经线和纬线，最可靠的标准是确定幅边，与幅边平行者为经线，与幅边垂直者为纬线。
都兰出土织锦中有很大一部分带有幅边，由此可以看出经锦幅边与纬锦幅边的区别。经锦由于是经线显花，经线密而多，纬线疏而少，在幅边处则通过减少经线层数而与纬线交织成单层三枚斜纹组织。因此，经锦的幅边细密、平整；纬锦则由于纬线显花，纬密经稀，在幅边处纬线无法依靠其他手段得到减稀，因而纬锦的幅边往往用较粗的麻线作经与高密度的纬线交织，以承受大量纬线的挤拉，其外观也就较为粗糙。值得指出的是，尽管纬锦无法改变经密，却可以任意改变纬密，如红地中窠花瓣含绶鸟锦上的纬线显花就有1/3和1/4的改变。在许多纬锦上，还经常出现一条宽约1 ～ 3 cm的1/1纬二重组织的界边，这条边把整匹的纬锦图案分成若干段，从实物使用情况来看，此边主要是为了便于剪裁，故而可称其为裁剪界边。这种情况不但在都兰出土丝织品中有，而且在吐鲁番出土丝织品中屡见不鲜，甚至在敦煌画塑中也有所反映。有人认为，纬锦上粗麻线的幅边应为轴头，而把剪裁界边定作幅边 [7] 。其实，幅边的特征相当明确，纬丝在幅边处应有转绕，而裁剪界边却不具有这个特点，轴头在一般情况下亦无此例，故而经锦与纬锦是不难鉴别的。
通过对幅边的确定，可以把一大批经锦和纬锦区别开来。对这些经锦、纬锦进行织造技术、外观效果上的分析比较，又可为没有幅边情况下的经锦、纬锦鉴别提供依据。详述如下：
（1） 纬锦的表层显花丝线密度远远小于经锦。据实测，纬锦表层显花丝线密度一般在20 ～ 30枚/cm上下，不超过40枚/cm；而经锦的表层显花丝线密度均大于40枚/cm，一般在50 ～ 60枚/cm上下。
（2） 经锦显花丝线很少超过三组，即多为1/1和1/2显花，而纬锦常在四组到五组之间，即为1/3或1/4显花。其原因是经锦多用一组色丝要引起经密增加50 ～ 60根/cm，会超出一般的穿综能力，影响开口清晰；而纬锦若增加，色丝组数最多只影响生产速度而已，并无技术难题。
（3） 经锦的显花丝线在显花处呈梭状，覆盖不严，导致色彩不纯，而纬锦的显花丝线粗而平整，表面具有台面效果，覆盖严实，色彩统一。
（4） 绝大部分纬锦采用双夹经甚至是三夹经，少数采用单夹经，但所有这些经线均加有强拈，而经锦均用单丝作夹纬。因此，凡采用双根作夹丝并加以强拈的锦一般均可定为纬锦。这种双夹经的技术对于保证纬锦的台面和平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都兰位于丝绸之路青海道上，受到东西方文化的影响，在唐代，丝绸生产已遍及丝绸之路沿途，故而在都兰同一墓群中出土来自东西方的织锦也是很自然的。
本文所说的东方，主要是指阳关以内的唐代疆土；西方主要是指西域，以中亚地区为主，甚至包括西亚。这两个地区的历史条件不同、风土人情有别，从纺织文化的角度来看应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文化圈，它们生产的织锦也肯定有所区别。这一问题早已引起人们的重视，但要分辨清楚却非易事。我们主要通过都兰出土织锦鉴定所得的体会来探讨如下东西方织锦区别的要点：
（1） 东方织锦的传统是平纹的经显花，后来才有斜纹和纬显花，而中亚地区的传统织法则是纬显花。这一点已为众多的学者所证实 [9] 。因此，一般可以把经锦列入东方织锦之列。我们的任务主要就是把纬锦中的东方织锦和西方织锦区别开来。
（2） 从宏观效果来说，纬锦都具有厚实、平挺、覆盖严实的特点。但相比之下，西方织锦这一点更好，表层出现的色丝几乎呈长方形，整个形成一个台面，露出的明经斜向整齐，说明其织造技术相当高。
（3） 纬锦多采用双夹经或单夹经，但夹经均加强拈，拈向有S拈和Z拈两种。据研究，中国的传统是采用S拈，而中亚地区的特点是采用Z拈，这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 [10] 。因此，我们在都兰纬锦的鉴定中，可以把此点作为区别东西方织锦的一个重要标准。
（4） 东西方织锦的色彩差异很大。中亚织锦的配色对比强烈、鲜明，染色色牢度较佳，保存也较一般织锦好。东方织锦的配色显得较为明快、清秀、协调，染色色牢度明显不如西方织锦。具体的色调差别也很大，如中亚地区用紫红、藏青（有时近黑）、暗绿、血牙黄、白等，在都兰出土物中尤以紫红地为多；而东方用红（多呈橙红，或称退红）、普兰、草绿、褐黄，尤以黄地为多，效果明显不同。
（5） 图案题材也有很大区别。在纬锦中，东方织锦主要是织宝花团窠或写生折枝花纹样，很少有联珠纹等直接模仿西方织锦的产品。而中亚织锦采用较多的还是团窠中安置含绶鸟、对牛、对马、灵鹫等主题纹样，而且其纹样造型特别生硬和几何化，轮廓鲜明，不像东方织锦那样明显地具有绘画写实风格。此外，中亚织锦的图案较为复杂，联珠中也寻求色彩的变换，团窠之间的间隔极少，几乎靠在一起，这与东方团窠的花地分明、自由从容、明快淡雅形成鲜明的对比。
东西方织锦的区别大致可分，但产地研究更难。东方织锦中心不外四川和黄河中下游两大地区，西方织锦的产地却尚无结论。新疆虽有于阗锦、高昌锦、龟兹锦、疏勒锦等名，但从技术和质量上来看可能没有达到我们所见这批西方织锦那样高的水平，在今阿姆、锡尔两河流域撒马尔罕附近的阿弗拉古城（即古代昭武九姓国之一康国的都城）的宫殿、住宅遗址中，在片治肯特古城（即米国的都城）的寺庙、住宅遗址中，在布哈拉之西阿拉赫沙（即安国的都城）的宫殿遗址中，都发现了大批壁画，其年代约在公元7世纪中叶到8世纪初叶，也有的估计早到公元5—6世纪 [11] 。其壁画中人物服饰即有含绶鸟锦，与都兰所出极为近似。看来，这批锦的原产地应该到今中亚地区去寻找 [12] 。
绮这一品种名称在中国历史上出现很早（战国时期），秦汉时期的著作中一般以锦、绣、绮三者并称丝绸之精者，然而绮的概念及涵盖的范围却是模糊不清。考古界通常把平纹地上显花的普通暗花丝织物称为绮 [9] ，但这一观点至少已不符合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考古发现和历史情况 [13] 。我们认为有必要对绮的名实重新做一番探讨。
绮字出现频率最高的时期是在战国时期至汉初。当时的绮至少包括三大类品种：一是平纹地暗花织物，这一点已为许多学者所论证；二是绞经织物，马王堆和凤凰山汉墓出土遗册中均有“绮”字记载与出土的绞经织物明确对应；三是色织物，如刘熙《释名》中记载的长命绮、棋文绮、五彩杯纹绮等均为色织物。如此广泛的概念使我们意识到绮在当时几乎包括了除锦以外的所有暗花织物，但把这样的泛称用于今日考古中的专业命名显然不妥。
到魏唐之际，除诗赋小说中能见到“绮”字外，在正式的记载中“绮”字已大大减少，而罗、绫两种名称则迅速增多。我们认为，在这一时期中，绮的概念范围已大大缩小，平纹地暗花织物和绞经织物的名称已分别为绫和罗替代。罗为绞经织物的争论不大，但把平纹地暗花织物与绫对应起来却与以前的结论不同，现就后者做简单说明如下：
（1） 魏唐时期出土的平纹地暗花织物是如此众多，同时期的出土文书或正史记载中出现的“绫”字又是如此频繁（“绮”极罕见），从概率的角度看，平纹地暗花织物与绫对应顺理成章。
（2） 反映唐宋时期浙江丝绸生产技术的《蚕织图》中绘有一台仅有两片地棕素经素纬的提花机，它只能织制平纹地暗花织物，从唐宋时期的浙江大量产绫而不产绮的记载看，这是一台绫机 [14] 。同时，也说明绫的组织包括平纹地暗花组织。
（3） 有一些直接的例子更证实了我们的看法。吐鲁番曾出土平纹地暗花的团窠双珠对龙纹织物，其中明确写有“景云元年（公元710年）双流县折调细绫一匹”的题记 [7] ；另在日本正仓院所藏平纹地暗花的宝花织物上有“近江国调小宝花绫一匹”的题记 [5] 。这两个例子有力地说明了平纹地暗花织物在唐代被称为绫。
（4） 古代对于丝织物的命名以外观效果为主要依据，平纹地暗花和斜纹地暗花织物均有着类似的效果，用白居易的话来说就是“地铺白烟花簇雪”“异彩奇文相隐映，转侧看花花不定”。花地同色、隐映成纹、光照显花是绫织物的最大特色。因此，单把绫组织限于斜纹地暗花织物而把平纹地暗花织物归类于绮的命名方法确是不妥。
从上述说明来看，把平纹地暗花织物归入绫类至少能够符合魏至隋唐时的情况，因而我们把都兰出土的大量的平纹地暗花织物全部称为绫。
但是，绮在唐代毕竟还是存在的，唐代织纴之作中有专门的绮作，唐代诏令中也有二色绮的记载。不过，当时对绮的解释是“用二色彩丝织成，文华次于锦，厚于绫”；接受了唐代文化的日本也说“绮，似锦而薄者也”。由此看来，绮在唐代仅指一种较锦为次的色织物，但很难与实物相对应。日本有人把一种用两色丝线加拈成线再进行平纹交织的织物称为绮，这种织物类似于吐鲁番出土的北凉时期的木纹锦，这或许有一定道理，但这种织物在唐代极为少见，或许正意味着绮的衰落。
唐代丝织物的规格在当朝律令中有着严格的规定，“皆阔尺八寸，长四丈为匹”。以前曾有人验之于敦煌契约文书，基本是吻合的 [15] ；今验之于都兰出土的丝织物，亦较吻合。
都兰出土织物中许多均有双幅边，能测出完整的幅宽。其中最多的是绢，幅宽均在53 ～ 58.5 cm之间，以唐尺一尺合今30 cm计，幅宽为1.77 ～ 1.95唐尺，与一尺八寸的标准相差无几。特别是一类棕色绢（DRMIPM2 ∶1 18）被割成许多件，约有20件均有双幅边，实测其平均幅宽为55.7 cm，折唐制为1.86唐尺。经锦和绫织物中亦有双幅边者，但从实测情况看，除紫色方纹绫（DRMIPM2 ∶ S117）幅宽为57.5 cm超出标准，以及黄地簇四联珠对羊锦（DRMIPM2 ∶ S59）幅宽为52.5 cm接近标准外，其他均在50 cm以下，离唐代标准幅宽约差2寸，最大的差4寸，这可能是因为锦绞的织造工艺较为复杂、偷工减料所得的利益颇大之故。
唐代还有一种丝织物的计量单位是“张”，主要流行于中亚地区。吐鲁番文书证实，这一计量单位在当地使用甚早，具体尺寸是长约8 ～ 9.5尺，宽约4 ～ 4.5尺，北朝时期的尺度标准略小于唐代，可知张的幅宽约为匹的幅宽的2倍稍多些，而在长度上则大大小于匹，约为1/5。张的尺寸实例在都兰出土丝织物中可以找到，黄地大窠联珠花树对虎锦（DRM25 ∶ S1）虽已残破严重，但仍可测得其幅宽约为110 cm、折唐制约3.7唐尺，使用长度为90 cm、折唐制为3唐尺，这基本上是半张锦的尺寸。
其实，张与匹的规格区别最初曾是西方织锦与东方织锦、纬锦与经锦的重要区别标志。但随着东西方纺织交流的深入，纬锦中也有采用经锦幅宽的，中原纬锦也有采用张作尺度的。唐代诏令中曾提及“大张锦”之名，就是指此；广陵郡贡“锦被五十张”，或可探知大张锦在当时的用途。在日本正仓院，著名的缥地大唐花纹锦的幅宽约在110 cm上下，清隆寺所藏国宝四骑狮子狩纹锦的幅宽则达135 cm左右，都是张的规格的表现 [5] 。当然，纬锦并不都以张为计量单位，但我们可以说，以张为计量单位的都是纬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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