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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1891—1962）是现代中国文化的奠基人之一，也是自由主义西化派伦理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原名胡洪骍，安徽绩溪人。留美回国后，深感中国传统文化惰性太大，进三步，退两步，为了实现中国伦理文化现代化，必须采取以反求正的变革方式，此后他便致力于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全面性批判工作，并在此基础上阐发了全盘西化或充分世界化的理论。
胡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批判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的伟大旗手。他对封建的贞操、孝道和儒家纲常礼教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和猛烈的抨击，主张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倡导用理性的精神、怀疑的态度省察和反思传统伦理文化。
抨击传统贞操论 中国传统伦理以男尊女卑、男主女从为特点而倡导女性贞操，宣扬“三从四德”，在把女性视为被奴役对象的同时还要对其灌输封建的纲常礼教，使妇女不仅受男性经济、政治的支配还要受男性伦理道德的宰割。发展到宋明时代，理学家更把儒家伦理的贞操论推向极端，提出妇女“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在传统贞操论的规范影响下，无数女子带着青史上留名的梦幻或从一而终，恪守妇道，或为夫守丧，殉夫从子，造成了人间无数悲剧。迨至民国，这种传统贞操论仍很有市场，受到很多人推崇与肯定。1918年7月，北京《中华新报》登出海宁朱尔迈的《会葬唐烈妇记》，介绍唐烈妇在丈夫死后的九十八日内，自尽九次，最后才得以为夫殉葬。同文又引一件“愈氏女守节”的事来替唐烈妇作陪衬，说愈氏女在没见面的未婚夫死后也要为夫殉葬，寻死不成，到夫家服丧，其贞操可歌可泣。不久，上海报上又登出“陈烈女殉夫”，上海县知事除给陈烈女送“贞烈可风”的匾额外，还请求江苏省长“按例褒扬”。这一切都引起受到西方文明洗礼的胡适的无比愤怒与不满，他决意作第一声狮子吼，向传统的贞操观发起攻击。在胡适看来，传统的贞操论无视青年男女的爱情与幸福，鼓励无知女儿作烈女，实在是罪大恶极，“等于故意杀人”，“以近世人道主义的眼光看来，褒扬烈妇烈女杀身殉夫，都是野蛮残忍的”
。针对传统贞操观对为强暴所污的弱女子不肯同情和原谅的弊端，胡适义愤填膺，他认为女子被强暴所污实在是一种“害之中取小”的事情，犹如男子夜行遇盗被迫交出银钱一样，社会没有理由责怪她，本人也不应为此感到无脸见人。胡适倡导，对为强暴所污的女子“社会上的人应该怜惜她，不应该轻视她”。胡适认为，“贞操是男女相待的一种态度，乃是双方交互的道德，不是偏于女子一方面的”。传统伦理的贞操论是偏于女子一方面的贞操论，因而是不合人情、违背公理的腐朽理论，是“全无心肝的贞操论”。他深刻揭露了封建贞操论和封建礼教对中国妇女的残酷压迫，指出：“‘把女子当牛马’，这句话还不够形容我们中国人待女人的残忍和残酷。我们把女人当牛马，套上牛轭，上了鞍辔，还不放心，还要砍去一只牛蹄，剁去两只马脚，然后赶他们去做苦工！全世界的人类里，寻不出第二国有这样的野蛮制度！”
胡适主张，男女平等，恋爱自由，婚姻应当以爱情为基础，“要把异性的恋爱做一个中心点。……若没有一种真挚专一的异性恋爱，那么共同生活便成了不可终日的痛苦”
。只有以异性的互相爱慕为基础的婚姻关系才是合乎道德的，“没有爱情的夫妇关系，都不是正当的夫妇关系，只可说是异性的强迫同居”。胡适对封建贞操论的揭露和批判，在当时起了振聋发聩的积极作用，对于推动思想解放、跨越中世纪的婚姻家庭关系，建设新颖的婚姻家庭关系，无疑具有重大的伦理启蒙意义。
抨击封建孝道 儒家伦理以孝为仁之本，“宣扬孝为百行之首”，认为“天之所覆，地之所载，人之所履，莫大于孝”。后期儒家推出《二十四孝》，把封建孝道推向极端，甚至出现“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的所谓孝。胡适认为，封建孝道是一张束缚人们个性发展和健康成长的无形的网，弊端无穷。在封建孝道的支配下，子女没有人格的独立和人性的尊严，他们有的只是一味地服从父母和使父母开心高兴的义务，于是“家”成了人们精神上的枷锁或囚牢，可以说封建孝道是造成人的个性软弱、依赖性强、缺乏责任感的根源。胡适尤其不赞成把“儿子孝顺父母”作为一种信条，他说：“一个孩子应该爱敬他的父母，是耶教一种信条，但是有时未必适用。即如阿尔文一生纵淫，死于花柳毒，还把遗毒传给他的儿子欧士华，后来欧士华毒发而死。请问欧士华应该孝顺阿尔文吗？若照中国古代的伦理观念自然不成问题，但是在今日不能不成问题了。假如我染着花柳毒，生下儿子又聋又瞎，终身残废，他应该爱敬我吗？又假如我把我的儿子应得的遗产都拿去赌输了，使他衣食不能完全，教育不能得着，他应该爱敬我吗？又假如我卖国卖主义，做了一国一世的大罪人，他应该爱敬我吗？”
胡适认为，显然不能。在胡适看来，做父母的也是人，也会犯错误甚至犯罪，“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是极端荒谬的，对于不仁不义的父母行绝对服从之孝是十分愚昧的。因此，行孝是有条件的，而中国传统的孝道常常无视这一点，片面要求儿子尽孝而不要求父母尽慈，这样孝道也就失去了生机，成为社会生活中僵化的教条，而一些虚伪之士也打起孝的旗号，欺世盗名。胡适痛陈社会生活中人们不注重孝的实际内容而仅关注孝的形式的症状，“现在孝子两个字究竟还有什么意义？现在的人死了父母都称孝子。孝子就是居父母丧的儿子，无论怎样忤逆不孝的人，一穿上麻衣，带上高梁冠，拿着哭丧棒，人家就称他作孝子”
，这难道不是孝道成为僵化教条的证明吗？！胡适认为，父母生育儿女不应该使父母成为向儿女放高利贷的债主，更不应以此作为条件要求儿女一辈子对其孝顺服从，生育本身既是动物繁衍本能的再现，又是一种义务，父母没有权利要求儿女对自己唯唯诺诺，言听计从，甚至牺牲儿女的切身利益和幸福来报答自己。生育儿女应该同对儿女负责，关心儿女的成长与幸福结合起来，这样的父母才是真正的有良心的父母。当然，儿女对待父母亦应当实行合乎理智的亲敬与孝顺，但绝不应实行不讲理性的愚孝。封建孝道是一种愚昧至极的孝道，因此无疑当在革除扫荡之列。
抨击孔教纲常 胡适认为，封建的贞操、孝道主要是由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伦理所衍生、所孵化出来的，批判封建的贞操孝道必然要求与对孔教纲常的批判结合起来。胡适盛赞吴虞、陈独秀等人反孔的意义，称吴虞为“中国思想界的一清道夫”。胡适指出，吴虞“站在那望不尽头的长路上，眼睛里，嘴里，鼻子里，头颈里，都是那迷漫扑人的孔渣孔滓的尘土，他自己受不了，又不忍见那无数行人在那孔渣孔滓的尘雾里撞来撞去，撞得破头折脚。因此，他发愤做一个清道夫，常常挑着一担辛辛苦苦挑来的水，一勺一勺地洒向那孔尘迷漫的大街上”
。吴虞的反孔具有涤浊扬清、振聋发聩的积极作用。孔教所维护的是纲常名教和封建等级制度，要反对封建旧道德，推翻封建等级制度，实现平等自由，就必须反孔。胡适接过陈独秀等人“孔子之道不适合现代生活”的口号，不仅证明了孔子之道不合现代生活，而且撕下了尊孔的面纱。他说：“何以那种种吃人的礼教制度都不挂别的招牌呢？正因为两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故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捶碎、烧去！”
孔子作为一块招牌已成了封建、保守、虚伪的象征，那些高叫尊孔的人，大多是一些伪君子、假道学。孔教纲常“实为吾华民德堕落之源泉”。胡适把强化孔教纲常的招牌，同时又“因袭了中古宗教的种种不近人情的教条”，视为“以理杀人”的罪魁祸首。胡适从对孔教纲常的批判进而发展为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认为以知足守旧为主要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越来越暴露出它的日益严重的弊端，因此建设中华新文化必须彻底抛弃传统文化，一心一意地实行全盘西化，以实用主义的道德观和人生观为核心建设现代的中华伦理文化。
胡适的伦理道德思想是以欧美的个人主义为文化背景，直接继承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和工具主义。胡适自己指出，对他影响最大的有两个人，一是赫胥黎，一是杜威。赫胥黎的进化论和杜威的实用主义在他伦理思想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起过非常深刻而又重大的作用，他就是沿着生存竞争和应付环境的理论界标前进的。
实用主义的道德观 杜威的实用主义伦理观强调方便和实用的价值并以此作为判断善恶是非的标准，认为道德是人造出来的使人们应付环境的工具，道德的价值就在于能够对人有用和增进人的福乐功利，因此无用和不能带来福乐功利的道德不是真正的道德。胡适发挥了杜威的实用主义道德观，认为人的发展与完善、快乐与幸福是目的，道德是为实现人生目的服务的手段和工具。如果道德不能有助于实现人生目的或给人带来好处，那么人就可以不讲道德和不要道德。道德像衣服鞋袜一样也有一个穿新换旧的问题，衣服破了该换新的，道德旧了也应该换新的。没有什么永远有用的道德，因此人们应当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利益，不断地在道德上除旧布新，使道德同自己的需要和利益完全合拍。依据杜威的实用主义道德论，胡适提出了“道德兴趣说”，认为道德既然是人们应付环境的手段和工具，是服务于人们的福乐功利的，那么它就是一种趣味和一种美感。胡适说：“道德本可当作一种信仰，一种趣味，一种洁癖。”“人人都把道德当作一种趣味，一种美感，岂不很好吗？”
在胡适看来，也许只有将道德视作一种兴趣、一种美感的时候，道德才会真正获得它的尊严和崇高，才是可爱的和值得追求的。胡适还认为，人的道德责任心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一种兴趣，譬如一个医生，当鼠疫盛行的时候，他亲自天天到疫区去医病救人，我们一定说他很有责任心。其实他只不过觉得这种事业是他自己的活动的一部分，所以冒险去做。他若没有这种兴趣，若不能在这种冒险救人的事业里面寻出兴趣，那就随书上怎么把责任心说得天花乱坠，他也决不肯去做。如此看来，真正的责任心只是一种兴趣。不同兴趣相关的责任心即使有也很难持久，同时也不见得就是合乎道德的。总之，在胡适看来，道德原来是人造的，是为了人造的，是人造出来供人用的，道德是因为对人们有用所以人们才给它以道德的美名，效用与功利是道德的本质属性，因此我们应当处处用功利效用来验证道德，效用是道德的唯一试金石。胡适的怀疑主义和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处处体现着重视功利效用的色彩。
健全的个人主义 从实用主义的道德观出发，胡适提出了一种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伦理哲学。在胡适看来，人生的目的是求幸福，但幸福并不是可以轻易取得的，而是要依靠健全人格的人们去奋斗和努力才能获得。“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不是袖手念佛可以得来的，是必须奋斗力争的。”
为此，他把谋求幸福的希望寄托在追求健全的个人主义理想人格上。什么叫作健全的个人主义？胡适认为易卜生的这样一段话是健全的个人主义的最好表述：“我所最期望于你的是这样一种真实纯粹的为我主义。要使你有时觉得天下只有关于你的事最要紧，其余的都算不得什么。……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的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
胡适对易卜生的这一段名言深表赞同。在胡适看来，一个人只有先救出自己，把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才能谈得上帮助别人和有益于社会。帮助别人和有益于社会是有条件的，并不是一切人都能帮助别人和有益于社会的，有些人自己都救不了自己，他又怎么能去救别人呢？要是世界上的人都能够奉行一种真实纯粹的为我主义，自己救自己，那这个社会就不会充满如此多的弊端和罪恶。“易卜生的戏剧中，有一条极显而易见的学说，是说社会与个人互相损害：社会最爱专制，往往用强力摧折个人的个性，压制个人自由独立的精神，等到个人的个性都消灭了，等到自由独立的精神都完了，社会自身也没有生气了，也不会进步了。”社会对于那班服从社会命令、维持陈旧迷信、传播腐败思想的人，一个一个的都有重赏，有的升官了，有的发财了，有的成名了。而那些志行高洁、特立独行之士则为社会所不允许，“大多数人都骂他是捣乱分子，都恨他扰乱治安，都说他大逆不道”，并用专制手段去压制他们，把他们钉在十字架上，把他们捆在柴草上活活烧死。“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
胡适渴望建立一种新的健全的个人主义来促进人的解放与发展。他说，真实为我的个人主义，它的特点有二，一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自己的脑力；二是个人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完全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身，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的利害。胡适认为，处理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前提是这种真实为我的个人主义，用这种健全的个人主义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就能使二者的关系统一起来，使社会成为促进个人发展的集合体，使个人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有生气的个体。胡适曾把社会与个人的关系描述为大我与小我的关系，认为小我构成了大我，大我由无数小我所组成，没有离开小我的大我，也没有脱离大我的小我。小我是会消灭的，而大我则是不朽的。大我的不朽要求小我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我这个现在的‘小我’，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过去，须负重大的责任；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未来，也须负重大的责任。我须要时时想着，我应该如何努力利用现在的‘小我’，方才可以不辜负了那‘大我’的无穷过去，方才可以不贻害那‘大我’的无穷未来？”
胡适把社会的不朽寄托在个人对自己行为的负责上，同时又认为“每一个‘小我’的一切作为，一切功德罪恶，一切语言行事，无论大小，无论是非，无论善恶，一一都永远留存在那个‘大我’之中。……这个‘大我’是永远不朽的，故一切‘小我’的事业，人格，一举一动，一言一笑，一个念头，一场功劳，一桩罪过，也都永远不朽”
。这样看来，社会的不朽实质是个人的不朽。正是基于这一认识，胡适指出，多救出一个人便是多备下一个再造新社会的分子，“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
胡适的健全的个人主义在五四时期起了思想启蒙的作用，对于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唤醒人的个人意识和主体意识，推动道德革命，不啻是一声响彻长空的惊雷。但是，他无限地夸大了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否定社会对个人的制约性，他这种主张以个人为本位为核心重建个人主义的伦理观则又是十分片面和错误的。
针对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主义弊端，胡适提出了一种自然主义的人性论。他单纯从生物学意义上把人仅仅看作是一种动物，认为人和别种动物只有程度的差别并无种类的差别，人的基本属性即是人的自然属性。如果不能使人的自然属性获得正常的实现与满足，那就是“逆天而拂性，必至于养成懒惰的社会，多数人不肯努力以求人生基本欲望的满足，也就不肯进一步以求心灵上与精神上的发展了”
。胡适深信人是自然的动物，人的自然性以及对感官情欲的追求是人的一切活动的原动力。“精神的文明必须建筑在物质的基础之上。提高人类物质上的享受，增加人类物质上的便利与安逸，这都是朝着解放人类的能力的方向走，使人们不至于把精力心思全抛在仅仅生存之上，使他们可以有余力去满足他们的精神上的要求。”
胡适主张尊重人的自然性，想方设法满足人的自然需要及其欲望，主张要“充分运用人的聪明智慧来寻求真理以解放人的心灵，来制服天行以供人用，来改造物质的环境，来改革社会政治的制度，来谋人类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
。为此他严厉谴责宋明理学的禁欲主义伦理观，认为理学家教人“乐天、安命、知足、安贫”乃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催眠药，“崇理而咎欲，故生出许多不近人情的”“甚至吃人的礼教”
，使人生观变成了“人死观”。胡适认为，清代进步思想家戴震“欲根于血气，故曰性也”的观点十分有用，所以，他很推崇戴震的自然人性论，指出人正是“因为有情有欲，故有生养之道，故有事业，有道德，道德不在情欲之外”
，其本质是同情欲相一致的。
依据自然主义的人性论，胡适在1923年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阐发了科学主义的人生观，认为人生观不是独立于科学之外的神秘抽象物，而是由科学支配的体现着自然规律的处世之道。他在给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12月出版的《科学与人生观》一书写的序言中，提出了自己的纯物质纯机械的人生观或自然主义的人生观，并认为这是基于二三百年的科学常识而提出的“科学的人生观”。胡适认为，历时六个月的科学与玄学论战是空前的思想界大笔战，梁启超高唱欧洲科学破产的调子，在国内替反科学的势力助长不少的威风，张君劢一流人，打着柏格森等人的旗号推波助澜，处处排斥科学，丁文江等坚决批评张君劢，是在为科学而战。胡适表明自己是站在科学派一方的，坚信那光焰万丈的科学，绝不是张君劢、梁启超几个玄学鬼摇撼得动的。胡适盛赞吴稚晖提出的《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认为吴所宣布的自己信仰“漆黑一团的宇宙观”和“人欲横流的人生观”，一笔勾销了上帝，抹杀了灵魂，戳穿了人为万物之灵的玄秘。胡适认为他所提出的自然主义人生观是在吴稚晖所提出的新信仰的人生观基础上的“扩充和补充”。这种自然主义的人生观不像唯心论那样否认自然界的客观存在，也不像不可知主义那样认为宇宙有应当存疑而不能去探索的不可知的部分，相反地，它认为根据自然科学的知识，人们可以认识宇宙，认识人生，从而确立起科学主义的人生观。这种科学主义的人生观，有十个要点：（1）根据于天文学和物理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空间的无穷之大。（2）根据于地质学及古生物学的知识，叫人知道时间的无穷之长。（3）根据于一切科学，叫人知道宇宙及其中万物的运行变迁皆是自然的——自然如此的——正用不着什么超自然的主宰或造物者。（4）根据于生物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生物界的生存竞争的浪费与残酷——因此，叫人更可以明白那有好生之德的主宰的假设是不能成立的。（5）根据于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的知识，叫人知道人不过是动物一种，他和别种动物只有程度的差异，并无种类的区别。（6）根据于生物学及社会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生物及人类社会演进的历史和演进的原因。（7）根据于生物的及心理的科学，叫人知道一切心理的现象都是有原因的。（8）根据于生物学及社会学的知识，叫人知道道德礼教是变迁的，而变迁的原因都是可以用科学方法寻求出来的。（9）根据于新的物理化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物质不是死的，是活的；不是静的，是动的。（10）根据于生物学及社会学的知识，叫人知道个人——“小我”——是要死灭的，而人类——“大我”——是不死的，不朽的；叫人知道“为全种万世而生活”就是宗教，就是最高的宗教；而那些替个人谋死后的“天堂”“净土”的宗教，乃是自私自利的宗教。
胡适的自然主义人生观认为科学可以使我们更好地认识世界和人生，包含着不少合理的因素，但由于受“秃头的历史观”的影响，使得他把人生观视为多元因素影响的结果，导致了错误的以多元史观为基础的人生论哲学，从而使他的科学主义人生观成为非科学的人生观，这是胡适所始料未及的。
胡适站在实用主义立场上看待文化问题，并通过中西文化的比较形成了全盘西化论的文化观。他深刻批判了东方文化派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截然分割开来，认为西方文化物质文明发达、东方文化精神文明优越的观点，指出这纯属无稽之谈。在胡适看来，凡一种文明的造成，必有两个因子：一是物质的，包括种种自然界的势力与质料；一是精神的，包括一个民族的聪明才智、感情和理想。“凡文明都是人的心思智力运用自然界的质与力的作品；没有一种文明是精神，也没有一种文明单是物质的。”
西方文明不仅拥有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而且也拥有高度发达的精神文明。西洋文明的最大特色是不知足，中国文明的最大特色是知足。不知足的西方人充分承认物质享受的重要性，不断追求更新更好的生活，他并不忽视人类精神上和心灵上的要求。在胡适看来，与其把西方文化说成是物质的，还不如说只有这种文化才是精神的。“西洋人由于物质上的不知足产生了今日的钢铁世界、汽机世界、电力世界，理智上的不知足产生了今日的科学世界，社会政治制度上的不知足产生了今日的民权世界、自由政体、男女平权的社会劳工神圣的喊声、社会主义的运动。神圣的不知足是一切革新一切进化的动力。”
西方文明使精神文明建筑在物质的基础之上，使人们不至于把精力心思全抛在仅仅生存之上，使他们可以有余力去满足他们精神上的要求，因此西方文明“是真正理想主义的文明”，而绝不是什么单一的物质文明。与西方文明相反，“知足的东方人自安于简陋的生活，故不求物质享受的提高；自安于愚昧，自安于‘不识不知’，故不注意真理的发现与技艺器械的发明；自安于现成的环境与命运，故不想征服自然，只求乐天安命，不想改革制度，只图安分守己，不想革命，只做顺民”
。因此中国文明既无物质文明可言亦无精神文明可以炫耀。1934年他在《信心与反省》的文章中指出：“我们固有的文化实在是很贫乏的，谈不到太丰富的梦话。……至于我们所独有的宝贝，骈文、律诗、八股、小脚、太监、姨太太、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贞节牌坊、地狱活现的监狱、廷杖、板子夹棍的法庭，……究竟都是使我们抬不起头来的文物制度。”
“中国几千年之久的固有文化是不能迷恋的，是不能引我们向上的。那里面浮沉着几个圣贤豪杰，其中当然有值得我们崇敬的人，但那几十颗星儿终究照不亮那满天的黑暗。”
在胡适看来，我们的祖宗罪孽深重，中国的文化满天黑暗，那么出路在哪里呢？出路在于全盘西化和充分世界化。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因此我们应当死心塌地地学习西方文化，一心一意地走全盘西化的道路。胡适认为，只有全盘西化，“虚心接受这个科学工艺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后的精神文明”，“借它的朝气锐气来打掉中国旧文化的惰性和暮气”，中国文化才会有光明的未来。1935年6月，胡适又写了《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一文，对全盘西化论做了某些修正，主张以充分世界化的概念来代替全盘西化的概念，用资本主义文化代替封建文化。正因为这种修改，胡适受到后来主张全盘西化论者的某些不满和批评，但其基本倾向仍然是西化论的。
胡适是一个思想与经历复杂，具有重大历史影响且一度蜚声遐迩的中国现代思想家，作为自由主义的全盘西化伦理思潮的开山鼻祖，胡适的伦理思想在20世纪的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占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他对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猛烈抨击与批判是五四伦理启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对健全个人主义的介绍与提倡对于新道德运动亦是一个极大的推动，他的自然主义人生观的提出对于捍卫科学这面旗帜具有一定作用，乃至他的全盘西化的文化观虽也偏激片面，但对清除传统伦理文化的消极影响，对克服夜郎自大的守旧心理仍不失为一副净化剂和清醒剂。
胡适是在中国传播杜威实用主义道德观的第一人。他在继承和发展杜威实用主义道德观的过程中所提出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处处以效果检测一切道德价值，以及所运用的理性批判精神和科学评判态度，对于一贯以空谈心性义理、重道义轻功利为时尚的中国传统伦理文化来说，不仅具有批判否定的意义，而且具有激浊扬清、摧枯拉朽的历史作用，对于新伦理的重建亦不无借鉴启迪之处。胡适的批判重估犹如尼采的重新估价一切价值一样开创了一个道德相对主义的时代，标志着中国伦理绝对主义梦幻的破灭，取而代之的是关于人类道德实存状态、个人生活意义等问题的重新思考。可以说，胡适是现代中国伦理文化的奠基人之一，中国伦理文化通过胡适开启了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他没有完成什么，却几乎开创了一切”
。
胡适伦理思想的意义就在于他自觉地运用历史的眼光和理性批判精神，把中国伦理文化纳入世界伦理文明发展史的总过程中作整体思考，主张中国伦理文化建设应当实行充分的世界化。胡适并不是民族伦理虚无主义者，他始终保持着对民族未来的希望，思忖着如何建立中华民族新的伦理文化，他关注的是未来而不是过去，对民族伦理未来的希望使他对民族伦理的过去与现在痛之切、责之深，恨铁不成钢，他决意撕破传统伦理优越的面纱，直陈其弊端。胡适认为：“人生的大病根在于不肯睁开眼睛来看世界的真实现状，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仪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政治，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一点病都没有！却不知道：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实在不好；若要改良社会，须先知道现今的社会实在是男盗女娼的社会！”
胡适正是本着这种精神，对中国传统伦理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与批判，旨在为中国新伦理文化的建设提供理论突破口和努力方向。
胡适伦理思想的缺陷在于，他对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批判并没有区分其精华与糟粕，在倒洗澡水的同时把小孩也倒掉了；他对西方伦理文化做了过于理想化和美化的渲染，把西方伦理文化的缺点也当作优点来歌颂。这种对民族传统伦理文化的全盘否定倾向与对西方近现代伦理文化的全盘肯定倾向，使他得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的错误结论，从而客观上开启了民族伦理文化虚无主义的通途。此外，他把个人与社会绝对对立起来，只肯定个人的无上价值，而否认社会的存在价值，并没有为正确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什么帮助，相反具有把个人从社会中连根拔起、游离开来的恶果；再则，他的科学主义人生观本意是要弘扬科学的价值，但由于他把科学同人的自然欲望、功利情感等同起来，结果使科学主义的人生观变成非科学的人生观，凡此等等都说明了胡适伦理思想的严重缺陷与不足。胡适的伦理思想并没有避免他那个阶级和时代给予他的限制，尤其是他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攻击与污蔑，无疑是我们所要加以重点批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