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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道德革命、伦理启蒙和道德现代化的乐章，围绕着中国传统伦理如何走出中世纪，实现近代化、现代化的历史课题，一批又一批先进的中国人运用自己的伦理思维在苦苦地寻觅和求索，于是在20世纪的中国伦理史上产生了各种伦理思想、流派竞长争雄的奇观，形成了异彩纷呈的伦理思潮。
以哈佛大学史华慈教授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往往用“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的三分法来划分近现代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思想派别，他们所说的中国的激进主义是指以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是指以胡适、吴稚晖等人为代表的西化派，保守主义则是指以杜亚泉、梁漱溟等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和现代新儒家。台湾学者殷海光认为20世纪的中国思想虽然纷繁复杂，但基本上可分为“社会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三大类型，他所说的社会主义也是指以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大陆学者方克立等人则认为，活跃在20世纪中国思想界的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自由主义西化派和现代新儒家三大思潮。他说：“如果以走出中世纪、实现现代化为标志来界定现代思想，那么在五四以来的中国思想史上，有三个派别均属于这一范畴，而且它们反映着当今世界发展潮流和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七十年来虽互有消长但都有不衰的生命力，相互之间展开了错综复杂的思想斗争，有时也有局部的一致、联盟关系，这三派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自由主义西化派和现代新儒家。国民党右派哲学无论就其势力和影响或其思想之缺少现代性格来说都不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上占重要地位。”
20世纪的中国伦理思想作为20世纪中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认为似乎也可区分为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西化派和现代新儒家三大思潮。中国现代伦理思想史上的无数次重大伦理道德问题的论争可以说主要是在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西化派和现代新儒家三派之间发生的，三者的并存与对抗，形成了中国20世纪思想史上伦理思潮发展的基本格局和主要趋势。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三大伦理思潮既鼎足而立、互相驳辩论争又相互补充、相互吸收、各自发展。它们都有自己特殊的发展历程和社会特质。研究它们鼎足而立，几十年来传承不断的局势，无疑有助于我们建设新世纪的新型伦理道德体系。有人甚至预言，在中国大陆的现代化没有实现之前，在海内外炎黄子孙对中国伦理文化价值系统的重构没有取得共识之前，三大伦理思潮的并存和对峙的格局就不会消失。
史华兹教授在《论保守主义》一文中讲到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三大思潮由于都生活在同一历史时代，面临着相同的前现代传统的内容和具体的历史处境，因而它们是“在许多共同观念的同一架构里运作”
，具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点。我们认为，在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的西化派和现代新儒家这三大伦理思潮的产生和发展中，确实具有在起源上的共同性，所要解决问题的相关性，因而在所提出的一些观点上也具有某种互补性。
具体来说：（1）三大伦理思潮的兴起都是当时深刻的民族危机和伦理危机的反映。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随着自然经济的逐步解体，传统中国建立在宗法血缘关系上的人伦关系及其伦理思想也遭受着前所未有的打击，温情脉脉的道德观念及其道德风尚被列强带来的工业文明、商品经济的浪潮所冲毁，与之而生的是深刻的民族危机与伦理道德挑战。面对着不断加重的内忧外患和不断加深的国耻家仇，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在深沉而痛苦地思索：“中国向何处去？”“中国伦理文化向何处去？”“如何才能寻找到救国救民的真理？”“如何才能使我们的民族伦理尽快走出困境，获得新生？”这些问题吸引着不同的人的思考。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潮、自由主义的西化派伦理思潮、现代新儒家伦理思潮正是在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中诞生的，它们的兴起是对当时深刻的民族危机和伦理道德挑战的反映。当时，不仅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陈独秀、李大钊认为中国存在着深刻的道德危机，而且自由主义的西化派胡适等人也认为中国社会道德的混乱已经到了不能不正视的时候了，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梁漱溟、张君劢则为民族道德价值体系的失落、整个社会陷入道德堕落的深渊而忧心忡忡。梁漱溟说他的伦理思想是被当时中国险恶的道德环境逼出来的，胡适、陈独秀的伦理思想又何尝不是有感而发、切时而生呢？！正因为如此，他们都希望中国走出中世纪，迈向现代化，都希望中国伦理实现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建立适合于现时代要求的新型民族伦理，因此他们都赞成道德革命和伦理启蒙的口号，把加强道德建设、推进中国伦理的现代化当作是自己伦理思考的中心，本质上都具有伦理启蒙的性质和特点。
（2）三大伦理思潮对伦理问题的思索都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所谓民族主义情绪，一般而言，是指一个民族的各分子对本民族的一种心理体认，或是个人对本民族国家怀有高度忠诚的一种心理状态，具体包括对民族精神的拥护、民族文化的珍惜和对民族命运的关心等等。以中国这一历史上形成的多民族国家为主体，关注着整个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和兴衰存亡问题，这是近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历史特质。从这个意义上看，三大伦理思潮都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在他们那里，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成为压倒一切的共同关心的中心主题，自由主义的西化派对传统伦理的否认和批判以及全盘西化的要求，现代新儒家对儒家伦理传统的认同以及对儒家伦理真义的阐释发挥，马克思主义者的把马克思主义伦理中国化，就其道德动机来看，都是出于振兴民族、救亡图存，为中华民族选择一条富国强民的伦理文化出路的考虑。胡适、陈序经等人之所以极力鼓吹西方启蒙思想中宣扬个性解放与个性独立的内容，就在于他们想借个性解放与个性独立思想的传播来谋求中国的独立和解放，实现民族的复兴和民族伦理的振兴。与西方自由主义将自由视为目的的价值观加以比较，中国自由主义则是将自由视为达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一种手段。因此中国式的自由主义宣扬个人主义和个性解放并没有赋予个人主义和个性解放以最高目的的价值，而是将其服从于或服务于民族的救亡图存即民族的振兴大业的。胡适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以梁漱溟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并不反对陈独秀、胡适等人的“启蒙救亡”的思想，他们也正是怀着拯救民族危亡的情感来从事民族伦理文化的复兴运动的。在现代新儒家看来，一个民族的伦理文化，对于这个民族来说，绝不仅仅具有一种象征符号的意义，而是一个民族存在的内在基础。因此欲救民族必须先救民族的伦理文化。正如海外华人学者余英时所描述的：“中国人爱自己的民族是因为它创造了自己的文化；中国人爱自己的文化是因为我们只有生活在自己文化所孕育出来的价值系统和行为模式中才觉得自由自在。而我们爱我们的国家则是由于国家为民族文化的存在和延续提供了最基本的保证。”
从这种观点出发，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均有以文化问题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手段或将民族问题归结为文化问题来处理的倾向。贺麟认为：“民族复兴本质上应该是民族文化的复兴。”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寻求民族独立和民族复兴真理的产物，它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实践中始终把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掠夺与压迫当作革命的主要内容，渗透着民族主义革命的理论要素。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结晶，是在中国革命的土壤上和中国革命的斗争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具有典型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等民族特色。毛泽东曾形象地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比作“矢”和“的”的关系，他说：“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
毛泽东思想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就是要唤醒民族的自觉，号召人民同心同德用革命的手段挽救民族的危机，实现民族的解放。总之，在自由主义的西化派、现代新儒家和马克思主义三大伦理思潮的深处，潜藏着一种深沉的民族主义情结，正是这种情结推动着西化派论者、现代新儒家和马克思主义者去思索，去行动，终于形成了中国现代史上一系列波澜壮阔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革命运动。
（3）三大伦理思潮都希望中国走出中世纪、迈向现代化，并建设起与现代化相适应的中华伦理文化。以胡适为代表的西化派对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缺点和弊端有着切肤之痛的认识，主张彻底摒弃传统伦理，全盘引进和输入西方伦理，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民族伦理的现代化。胡适说：“有伟大历史的民族，只要有急起直追的决心，终还有生存自立的机会。自然虽然残酷，但他也还有最慈爱的一点：就是后天的变态大部分不致遗传下去。一千年的缠足，一旦放了，仍然可以恢复天足，这是使我们对于前途最可乐观的。”
在胡适看来，为了实现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转型，建设一个文明、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今日的国人首先要形成一种新的心理，即敢于认错，承认自己的短处与不足，其次是要“死心塌地地去学人家”。只有先实行全盘西化或充分世界化，才有可能最终实现民族伦理的现代化。以梁漱溟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亦不讳言传统儒家伦理的严重缺陷，他们同样主张吸纳和学习先进的西方伦理并对传统儒家伦理做出新的反思和阐释，以实现其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贺麟认为，思想道德现代化是民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假如思想道德不能实现现代化，单求实业、军事、政治的现代化是不可能的。他说：“为思想道德的努力所建设的经济实业，方是真正的经济实业。不然，未经过思想的计划，道德的努力而产生的物质文明就是贵族的奢侈、贪污的赃品、剥夺的利润、经济生活的病态。”
他主张吸收西洋伦理文化的优长之处以促进儒家伦理的现代化，并且指出：“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不是建筑在排斥西洋文化上面，而乃建筑在彻底把握西洋文化上面。”“真正认识了西洋文化便是超越西洋文化，能够理解西洋文化，自能吸收、转化、利用、征服西洋文化以形成新的儒家思想。”
倘能真正促使儒家伦理的现代化，也就会造成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新机运。以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更是力主批判地继承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的伦理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伦理观的指导下建设现代化的中国伦理文化。李大钊主张建设新的伦理价值观，以“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
，进而再造一个“青春中国”。毛泽东强调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张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推陈出新，建设民族的大众的社会主义的新型伦理文化。在毛泽东看来，建设新型的中国伦理文化的过程是一个对中外道德遗产进行辩证扬弃的过程，“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
。“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造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
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把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道德文明当作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当作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能否使我们的各族人民都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关系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成败。
此外，三大伦理思潮所思考和企图解决的伦理问题也具有同一性，他们所思考和企图解决的伦理问题是“中国伦理文化向何处去？”“如何才能复兴和光大中华伦理文化？”围绕这一问题，他们在伦理学领域里展开了古今中西之争，从而深入地探讨了“如何对待中国传统的伦理文化？”“如何在向西方寻求伦理现代化建设思想武器的同时避免西方伦理文化所暴露出来的种种矛盾和严重缺点？”“如何走出一条中国式的伦理现代化之路？”等问题。总之，20世纪中国三大伦理思潮并不是毫不相干或水火不容的。由于他们处于大体相同的历史时代，面对差不多的民族伦理问题，因而必然决定了他们会有某些同一性。随着三大伦理思潮彼此切磋琢磨、沟通和交流的发展，也许还会形成较多的伦理共识。当然，这绝不是说三大伦理思潮彼此之间就不存在什么分歧和斗争，没有原则的差别和对立。事实上，它们之间的差别和对立较之同一性而言则是更为主要的。
20世纪中国伦理思想舞台上活跃的自由主义西化派、现代新儒家和马克思主义三大伦理思潮由于代表着不同的阶级或阶层利益，观察伦理问题的理论视野和立场不同，对中国伦理现代化所做的设想不同，因而相互间展开过错综复杂的价值论争或伦理问题的斗争。
（1）三大伦理思潮相互间的斗争自产生之日起始终未曾停止过。具体来说，现代新儒家不仅反对自由主义西化派伦理思潮，而且也大肆诋毁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潮，自由主义西化派在抨击现代新儒家伦理思潮的同时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潮也竭力非难，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潮既反对全盘西化派的民族伦理虚无主义，又反对现代新儒家的伦理保守主义。在错综复杂的伦理思想斗争中，有时是自由主义西化派同马克思主义者结成暂时的联盟共同征讨现代新儒家，有时则是现代新儒家同自由主义西化派结成暂时的联盟一致对付马克思主义者，如此等等。五四前后的东西文化论战拉开了三派斗争的序幕。以杜亚泉、梁启超、梁漱溟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坚持东方伦理本位主义的立场，同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和以胡适、陈序经为代表的西化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一书中历述西欧各国科学万能之梦的破灭、社会革命的暗潮起伏、人们精神的萎靡悲观等症状，并宣称西方伦理文化已陷入绝境，指出“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地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因而得出了中国伦理文化优越于西方伦理文化的结论。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更认为以意欲向前为主要标志的西洋伦理文化违背生命本性，不可能给人们带来幸福，它已经走上了穷途末路，未来文化的发展是以意欲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的中华伦理文化的复兴。与梁漱溟等人对中国伦理文化的高度肯定相反，以胡适为代表的西化派和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则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对传统伦理文化的丑陋方面做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和批判。胡适认为，中国的传统伦理文化实在是没有什么优点可以炫扬的，其“独有的宝贝”只是“八股、小脚、姨太太、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贞节牌坊、地狱活现的监狱、廷杖板子夹棍的法庭”
。李大钊认为，中国古代伦理文明曾对世界伦理文明做出过伟大的贡献，但自宋明以来中国伦理文明就患有多种疾病，而今“已臻奄奄垂死之期”，因此当今的中国人应当正视中国伦理文化发展的现实，看到这种“静的文明”已处于屈败之势，“竭力以受西洋文明之特长，以济吾静止文明之穷”。从总体上讲，在东西文化论战中，马克思主义者和西化派都批判了梁漱溟等人对传统伦理文化过分推崇的观点，揭示了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严重的弊端。其所不同的是，全盘西化派对中国传统伦理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而马克思主义则对中国传统伦理的古代发展有一定程度的肯定。五四运动以后，李大钊、瞿秋白等人主张超越偏于“灵”的东方文明与偏于“肉”的西方文明而寻求一种灵肉一致的新型文明。
在东西文化论战中后期还爆发了“科学与玄学”论战以及“问题与主义”论战。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又称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主要发生在以张君劢为代表的玄学派与以丁文江、胡适为代表的科学派之间。玄学派的立场实际上就是现代新儒家的立场，科学派的主将丁文江、胡适、吴稚晖等人都是自由主义西化派。张君劢认为科学不能支配人生观，伦理价值之学不同于科学事实之学。丁文江、胡适等则针锋相对，认为科学可以支配也应当支配人生观，道德领域亦应受科学真理所支配。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瞿秋白、邓中夏等人也介入了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他们对双方不是各打五十大板，而是更多地肯定和支持了科学派的进步主张。“问题与主义论战”，是在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和西化派胡适之间展开的。胡适从实用主义伦理观的立场出发，认为一切学说的真实与否，完全看它实用上的效果如何而定，真理、道德都是人造的并供人使用的工具，因此研究实际的问题包括道德问题是比侈谈主义（包括道德学说）更有意义和价值的。为了驳斥胡适的谬论，李大钊论述了问题与主义之不可分割的关系，认为政治、伦理问题的研究离不开一定思想学说的指引，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作为社会上多数人的共同理想的主义的宣传，即应该使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或主义。
40年代，现代新儒家学者创造了新唯识论、新理学和新心学等伦理思想体系，系统地提出了伦理本位主义和复兴儒家伦理思想的理论主张。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伦理思想依据“体用不二”的本体论，把道德事功并重当作儒家伦理学说的基本精神，并由此阐发了“内圣外王”的伦理观，讨论了道德价值的源头，价值源头的贯彻以及理想人格的培养等问题。冯友兰承接程朱理学伦理思想的传统，借用中国古典伦理学的固有范畴，将经过他自己理解的西方新实在论伦理思想，浇铸于程朱理学伦理思想的框架之中，形成了一个融合中西的新理学伦理思想体系，其中境界说是新理学伦理思想体系中最具有特色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贺麟的新心学伦理思想则从“心”“理”“价值”三个角度出发，提出了道德决定经济和对理念尽忠、理欲调和等主张，并在对三纲五伦做出新的诠释的基础上公开倡导复兴以三纲五伦为核心的儒家传统伦理。针对现代新儒学的诸种伦理学说体系，马克思主义者胡绳、艾思奇、蔡尚思等曾著文和他们展开了论战，对其净习断染的修养论、天地境界的伦理观以及道德决定论进行了坚决的批判与斗争。比如，胡绳在批判冯友兰新理学伦理思想时就指出：“冯先生承认有新道德，也有旧道德，道德既有新旧之分，当然这是变动的，但是冯先生又承认在可变的道德之外，另有一部分的道德是不变的。照冯先生的说法就是，跟着某种社会而来的某种道德是可变的，但跟着社会而来的道德，却是不变的。这种说法看起来是言之成理的，因为这既顾到了社会的变动，而又顾到社会无论怎样变化总还是一个社会，既然总是社会，则其中就应该有共同的规律。但若细加考究，就知道这种说法本身就有很大的矛盾。”
在胡适看来，社会生活日新月异的变化不仅使道德的内容发生根本性的变动，而且也使道德的形式发生相应的变动，没有什么永恒不变的伦理道德。
5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潮在中国大陆取得了伦理价值观的支配地位或统治地位。为了清除西化派伦理思潮和现代新儒家伦理思潮的影响，曾发动过对这两大思潮的各自代表人物胡适和梁漱溟的大规模的思想批判运动。在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等地，西化派和现代新儒家在不断展开斗争的同时也把矛头指向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潮。现代新儒家第二代代表人物唐君毅在谈到现代中国伦理文化花果飘零、风雨飘摇的危机时不仅谴责西化派的民族伦理虚无主义，而且也将其归罪于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伦理文化的摧残。
总之，三大伦理思潮既相互斗争、相互冲撞激荡，又在斗争中结成暂时的联盟以对付另一方，它们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形成内外交织、色彩斑斓的思想斗争画面。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潮是在与西化论伦理思潮和现代新儒家伦理思潮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而西化论伦理思潮和现代新儒家伦理思潮也始终想取代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潮成为现代中国伦理文化发展的方向和主流。现代新儒家把马克思主义伦理作为外来伦理加以反对，西化派则把本属于西方伦理文化之重要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说排斥出了西方伦理文化之外。同时，西化论伦理思潮与现代新儒家伦理思潮也进行过剑拔弩张的斗争，这种斗争从20年代一直延伸到当代，例如，60年代中国台湾地区就发生过西化派李敖同包括现代新儒家在内的传统派之间的激烈论战，80年代中国大陆就有围绕《河殇》为代表的西化论倾向的批判与斗争。三大伦理思潮的斗争到现在还在继续。正如方克立先生在《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一文中所指出的：“恐怕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还没有充分显示出来之前，即使在国内，不仅全盘西化论总会有一定市场，希望中国走儒家资本主义道路的理论也总会有人欣赏。三大思潮并存和对峙的格局大概还会延续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不能回避和无视这一基本的现实。”
（2）三大伦理思潮之间的理论分歧与对立。从根本上说来，三大伦理思潮代表着三种伦理现代化模式的不同选择和冲突。自由主义的西化派主张照抄照搬西方伦理文化和死心塌地地去学习和吸取西方伦理文化，并认为西方式的个人本位主义和功利主义伦理就是中国伦理现代化的有机构成或必由之路。在胡适等人看来，西方近现代的道德是空前社会化的新道德，西方伦理文明的最大特色是不知足，它较之中国纯粹私人化的旧道德和知足的伦理文明要具有无比的优越性和进步性。既然中国传统的道德和伦理文化不如西方近现代的道德和伦理文化，那么中国的伦理现代化就不能指望复兴旧道德和传统伦理的自然转型来完成，唯一正确的选择只能是实现全盘西化。西方近现代以个人为本位的伦理文化既是过去三四百年人类伦理文化发展的“大潮流”“大方向”，也是今后世界伦理文化发展的大趋势，中国只有走西方伦理文化现代化的道路，才能解放中国的民族精神，造成“有人味的文明社会”，实现中华伦理文化的重建。现代新儒家批判了西化派的中国伦理现代化即是西方化的观点，向往一条东方式伦理文明的新路子，即在弘扬儒家义理之学和心性本体的基础上吸纳西方伦理文化中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实现返本基础上的开新。因此，现代新儒家的伦理现代化是力图在保持以中国传统儒家伦理为本体和主导地位的基础上来接纳和会通西方伦理文化，以回应西方伦理文化的挑战，进而超越和征服西方伦理文化。在现代新儒家那里，吸收和接纳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的伦理观念，并不是要以此来重建新的中华伦理文化，而是为了补充和辅助传统的儒家伦理，使之更完善和更全面，进而成功地实现由传统伦理向现代伦理的自我转型或转化。马克思主义在反对伦理现代化就是西方伦理化或东方伦理化的斗争中主张将先进的西方伦理学说与中华民族固有的优秀的道德思想结合起来，走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伦理文化的现代化道路，即建设一种以马克思主义伦理观为核心，批判地继承民族传统伦理和西方乃至全人类一切优秀的伦理文化，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高度发达的新的社会主义伦理文化。
从伦理价值论上看，三大伦理思潮向往和追求的是三种不同的伦理价值理论类型，代表着三种不同的伦理价值导向。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西化派推崇功利主义的伦理价值学说，主张以功利主义的伦理观教育我们的人民，尤其是青年。胡适认为，人的本性是趋乐避苦的，减除人生的痛苦，提高人生的幸福是任何人都为之盼望和追求的，没有人会选择祸害而不选择利益。因此，人类的道德伦理必须建筑在物质功利和效用的基础之上，并以功利效用作为评判善恶的唯一标准。胡适把谋求个人的功利与幸福视为人生的目的，把人类所进行的一切活动，无论是人的行为还是人的意识活动，都看作是追求个人功利与幸福的活动。他说：“第一，人生的目的是求幸福。第二，所以贫穷是一桩罪恶。第三，所以衰病是一桩罪恶。”
西方文明正是建立在个人幸福的基础之上然后才能获得风驰电掣的发展。胡适严厉谴责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主义，认为“崇理而咎欲，故生出许多不近人情的”“甚至吃人的礼教”。
破除传统伦理贵义贱利、存理灭欲的伦理价值观，需要确立西方功利主义的伦理价值观。以梁漱溟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与以胡适为代表的西化派不同，他们抨击西方功利主义的伦理价值学说，主张恢复和弘扬传统儒家重视道义和精神境界的伦理价值学说。梁漱溟认为，西方以功利为主要价值取向的伦理文化虽在改造人类的物质生活条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在精神上却因此受了伤，道德上产生了危机，“这是十九世纪以来不可掩的事实！”
正因为西洋人把人生放在欲望上面，“以为人生不外乎种种欲望之满足”，“一味向外追求”，因此，西洋无论什么人“都要聚精会神在经济竞争上：小心提防失败、贫困、地位降低，而努力刻意营求财货，时时刻刻算账并且抑制活泼的情感，而统驭着自己”，其结果是陷入了道德沦丧的悲惨境地。反之，儒家“正其谊不谋其利”“顺天理而无私欲”的伦理价值学说却表现出随遇而安、无往而不恬然自得的品格，产生出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中国人那种人与人、人与自然融洽游乐的态度实在是令人羡慕不已的，也是西方伦理文明发展所应走的唯一正确道路。马克思主义主张一种革命的功利主义，要求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绝大多数中国人谋利益当作自己行动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毛泽东批判了现代新儒家割裂功利和道义的关系、宣扬一种超功利的绝对道义论的思想倾向，他指出：“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
这种革命的功利主义摆脱了资产阶级功利主义的狭隘性，熔铸着革命道义论的精神，无疑是一种崭新的伦理价值学说。
此外，三大伦理思潮的对立还表现在对伦理道德作用的不同认识上。虽然五四时期三大思潮都有强调道德伦理的革命优先于政治、社会和经济的改革的一面，都有“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倾向，但从三大伦理思潮发展的总体上看，现代新儒家过多地强调伦理道德的社会作用，是一种典型的道德决定论。西化派则主张弱化道德，认为道德的本质不过是供人使用或借以达到幸福生活的工具，如果无助于增进人的幸福，道德就不仅没有什么积极作用反而有害。马克思主义既反对道德决定论，也反对道德无用论，认为由一定经济基础所决定的道德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先进的道德对经济基础的发展与变革起促进作用，落后的道德对经济基础的发展与变革起阻碍作用。一般地讲，道德不仅有反映现实社会状况及预测其历史趋势的认识功能，也有协调人的行为及其诸种社会关系的调节功能，还有褒贬人的行为及其道德现象的评价功能以及规劝人们趋善避恶、改恶从善的教育功能，等等。
总之，一般来讲，现代新儒家代表着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人本主义思潮，西化派则代表着科学主义思潮，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独立的社会伦理思潮，其中既包含着科学主义的因素，又具有人本主义的倾向。现代新儒家从一开始就站在人本主义的立场上，否定科学万能，主张划清科学与人生哲学的界限，认为科学不能支配人生观，不能解决伦理道德问题，揭示人生真谛、解决生命意义及社会道德问题只能依靠伦理学和人生哲学。他们把西方的人本主义和中国儒家传统的人本主义思想结合起来，走上一条与科学和事实之学相抗衡的人本的道德形上学的道路。西化派大都是一些程度不同的科学主义者，他们力图把伦理学纳入科学的范畴中，认为科学不仅能解释事实世界也能解释价值世界，它能够解决人生问题和伦理道德问题，因此走上了一条以工具理性为主要特征的科学的道德实用化的道路。马克思主义者意识到科学主义思潮与人本主义思潮各自的独特蕴意及其优缺点，主张在中国大力提倡和尊重科学，同时又要注意防止对科学的滥用与迷信，避免产生奴役现代人的科学迷信和技术图腾，努力把科学的理性精神和对人主体地位的尊重有机地结合起来，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三大伦理思潮围绕着如何走出中世纪走向现代化，以及如何实现中国伦理文化的转型与现代化等问题展开了长期的辩难与论争，其中既有相互吸收、相互补充、相互渗透或相互贯通的地方，也有激烈的对抗和彼此之间不调和的斗争。中国伦理现代化并不是一个单向的历史过程，它是外部刺激与内部回应两者相结合的过程，即西方近现代伦理文化的冲击与中国伦理文化做出反响与回应的错综复杂的过程。中国伦理现代化是在近代以来所萌生和拓展的古今中西之争以及伦理革命、道德启蒙的运动中拉开自己的序幕的，它始终面临着既要跟上伦理文化的世界潮流又要保持伦理文化的民族特性、既要学西方又要抗击殖民文化、既要肯定自己伦理文化的根柢又要超越自己以往的陈旧传统等这样一些错综互渗的文化难题。三大伦理思潮即是为解决这些文化难题、寻觅中国伦理现代化的出路而兴起并在披荆斩棘、筚路蓝缕中向前发展的。它们所研究的伦理问题既带有共同性又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其共同性表现在，主张对西方伦理文化的输入与传播所造成的震荡与冲击做出反响与回应，以应战对付挑战，主张吸纳和学习西方伦理文化以改造自己民族的传统伦理文化，渴望中国伦理文化走出中世纪走向现代化等等。其独特性表现在，三大伦理思潮对中国伦理现代化的路径理解各不相同，它们在怎样向西方学习和如何向西方学习上存在着极大的分歧，在对待传统伦理文化的态度上则如同冰炭，这就决定了它们的伦理构建及其研究内容和置重等问题亦各不相同。
自由主义西化派所理解的中国伦理文化现代化即是全盘西化，认为只有西方近现代伦理文化能够解救中国伦理文化的危机，使中国伦理文化走出中世纪走向现代化。在自由主义西化派看来，西方近现代的伦理道德是空前社会化的新道德，它较之中国传统私人化内心化的道德要具有无比的优越性和进步性；西方近现代伦理文明的最大特色是不知足，它较之以知足为主要特征的中国传统伦理文化更能够促进社会的发展和个性的完善；西方近现代伦理价值系统倡言自由、平等、人权，注重个人的利益、尊严和价值，其个人本位主义和功利主义比之中国传统伦理价值家族本位、群体至上、重义轻利更能够发展个人的道德意识和道德创造性；其趋乐避苦的自然人性论比之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德性主义人性论也更要适于人的生存和发展，更具有现实的合理性。因此，必须承认我们自己在伦理道德上的落后，彻底抛弃传统伦理，一心一意地走世界化亦即全盘西化的路子，死心塌地地去学人家。西化派指出，西方近现代以个人为本位，以自由平等为核心，以功利效用为目的的伦理文化既是过去三四百年人类伦理文化发展的“大潮流”“大方向”，也是今后世界伦理文化发展的大趋势。中国伦理现代化断不能指望传统伦理的自然转型来完成，唯一正确的出路即是一心一意走全盘西化的路子。基于此种认识，他们一方面猛烈抨击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认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是造成中国衰败落后的根本原因，是使中国人不成其为人的罪魁祸首，依靠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绝对造就不出具有现代伦理觉悟和道德意识的公民或好国民，最多只能造就出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驯民和毫无人格尊严的奴隶；另一方面竭力传播介绍西方近现代的伦理道德，主张以自然主义来对抗德性主义，以个人本位来取代家庭本位，以功利主义来取代义务主义，以自由平等来取代等级服从，认为只有树立起了自然主义的伦理观，才能从根本上解除中国伦理道德的沉疴，造就健全的个人和健全的社会，才能解放中国的民族精神，实现中华伦理文化的现代化。可以说，西化派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就是上述两个方面的展开与运作。
与自由主义西化派伦理思潮关于中国伦理文化现代化的思路与价值取向大异其趣，现代新儒家则主张以中国伦理文化为本体去汲纳西方伦理文化，实现在返本基础上的开新。现代儒家主张把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当作仍然活着的病人来对待，主张从西方伦理文化寻求的应是医治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病疴的药方，亦即吸取西方伦理文化之长以补中国伦理文化之短，实现以中国伦理为本位的中西伦理文化的融会调和。在现代新儒家看来，以孔孟为代表倡言仁义的儒家伦理文化，如能吸收、利用西洋伦理文化是可以获得创造性的转化和实现自身的现代化的。“能够理解西洋文化，自能吸收、转化、利用、征服西洋文化以形成新的儒家思想。新的民族文化，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不是建筑在排斥西洋文化上面，而乃建筑在彻底把握西洋文化上面。”
只有在维护儒家内倾的道德精神、天人合德的伦理信念、忠孝慈让的价值体系、重义轻利的伦理原则的基础上来接纳西方伦理文化，才能够真正实现中国伦理文化的现代化。现代新儒家认为，孔孟儒家的伦理学说其基本精神无论如何都是对的，是我们解除当今世界道德之弊、避免走西方伦理文化老路的救世良方。儒家道德伦理强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强调以他人和集体为重、克己奉公、精忠为国，强调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和先义后利，这无疑有助于弥补西方工业社会的精神空虚，调适西方人尚利好斗而产生的种种偏弊。现代新儒家强调儒家伦理文化的世界意义和精神价值，发掘和弘扬儒家伦理文化的德性主义、群体主义和义务主义的现代合理性，认为儒家伦理文化“其价值原自有光芒万丈，举世非之而不减，举世誉之而不增”
。同时，他们也肯定西方近现代伦理文化中自由精神、平等原则以及科学、民主的道德价值，主张吸收和接纳西方伦理文化中的自由、平等、科学、民主等思想以充实和光大儒家伦理文化，使其实现内圣与外王的合一，达成返本基础上的开新。基于此种认识，现代新儒家深入而且非常注意探讨西方自由、平等、科学、民主与儒家伦理道德的关系以及二者的结合等问题。这些便构成了现代新儒家伦理思潮的主体内容。
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潮既反对全盘西化派的民族伦理虚无主义，又反对现代新儒家的伦理保守主义，主张超越二者的对立，走一条融会和扬弃中西伦理文化进而构建一种与中国现代化运动相适应的新的中国伦理文化的现代化道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使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在对中国传统伦理文化进行批评之后又带来了对西方伦理文化的失望，因此造就了于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和西方近现代伦理文化两种取向之外选择一种更新的伦理文化的可能。马克思主义的输入使精神上徘徊苦闷的中国知识分子欢欣鼓舞，这加速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过程。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等人均意识到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不切于实际生活”，西方近现代伦理文化“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
在伦理道德问题的研究上，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既反对仅仅从自然属性上谈论人性的自然主义，亦反对仅仅把人性归结为道德属性的德性主义，认为不能离开人的社会存在和社会关系来抽象地谈论人性问题；既反对仅仅以个人作为伦理本位的个人主义，又反对以家族或群体作为伦理本位的家族主义或群体主义，主张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群体联系起来作一体化思考，人我兼顾、己群诸重；即反对重义轻利的道义论，又反对重利轻义的功利论，主张把功利与道义结合起来，义利并重，义利兼顾。针对自由主义西化派和现代新儒家抽象地谈论人性及道德问题，马克思主义主张具体的现实的人性论和革命的功利主义，主张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服务，并就此探讨了道德与利益的关系以及个人利益与社会集体利益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潮肯定道德对经济利益的依赖关系，将伦理原则引向一种个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价值目标即新型的集体主义。在对待中西伦理文化遗产上，马克思主义者强调贯彻批判继承的方针，主张吸收其精华，抛弃其糟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马克思主义伦理观为指导和基础，批判继承民族传统伦理的优良成分，吸收西方近现代伦理的合理因素，建立起一种既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既有民族性又有全球性，融公平与效率、活力与秩序于一身的新的社会主义伦理文化。
需要说明的是，三大伦理思潮所研究的内容既互相启发又互相补充，而且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即革命战争阶段与和平建设阶段在伦理价值观念的倡导与研究、思维取向和着力重点上均不相同，各自经历着自己特有的曲折发展历程。三大伦理思潮的某些代表人物在特定的历史文化情势下也经历着特有的转折与分化，故而其思想亦有前后之分。严复、梁启超、章太炎、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贺麟、冯友兰等在伦理思想的发展中都经历了由一种思潮向另一种思潮的转化。比如五四后期，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暴露了各种问题，使得当时中国思想界面临一个大转折，曾经讴歌过西方近现代伦理文明的梁启超从欧洲旅游归来，对西方近现代伦理文明的幻想破灭了，于是转而求助于传统伦理文化，掀起了东西文化论战的新波澜；曾经鼓吹过西方的民主自由的陈独秀、李大钊等则从早期的西化派转向了俄国社会主义新文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引起了新文化运动的大分化。再比如，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冯友兰、贺麟等都在党的领导和帮助下开始清算和批判自己过去的新儒学思想，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理论来接受。贺麟后来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些错综复杂的情况，要求我们在谈论三大伦理思潮的研究内容时，必须注意历史和阶段性，予以具体的实事求是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