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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率军横扫欧洲的法兰西帝国皇帝拿破仑半是敬重半是忧虑地提醒人们，中国是一只睡着的狮子，让它睡去吧，因为它一旦醒来，全世界都会震动。
中国这只东方的雄狮之所以会睡着，是因为中国在古代的高度发达和已经取得的成就本身。正是因为“在近代以前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更发达、更先进”
，东方雄狮没有可以与之竞雄的对手，所以它才摇摇晃晃地睡着了。可是就在它昏昏睡去之时，西方意大利、荷兰、英、法诸国却大步流星地追赶了过来，并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了对它的进攻。中国这只昏睡中的雄狮在英国远征军的炮火中惊醒，它睁开惺忪的眼睛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却全然不知所措，并发觉自己已经连中炮弹，浑身在流血，它在惊醒，昔日的百兽之王岂能慑服于小小的豺狼……
20世纪初，在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刺激下，越来越多的青年知识分子和爱国志士日益清楚地意识到，中国要独立富强就必须推翻清王朝进行革命，而要使革命达到胜利就必须冲破封建道德网罗，进行道德革命。
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家、宣传家对封建纲常名教采取坚决否定的态度，认为封建纲常名教是封建统治者出于维护专制统治的需要而制造出来的枷锁、网罗。“中国伦理政治，皆以压制为要义”，它所维护的是下对上、卑对尊的绝对屈从。在纲常礼教的束缚下，人们“一任昏暴者之蹂躏鱼肉、宰割烹醢”，因此，纲常礼教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它“杀人于无形”，其害“甚于洪水猛兽”。封建礼教是建立在等级压迫的不平等的基础之上的，必须把它推翻。他们响亮地喊出了“冲决治人者与被治者之网罗”“冲决贵族与平民之网罗”“冲决自由民与不自由民之网罗”“冲决男子与女子之网罗”
的口号，主张实行道德革命，建立起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新型道德，要求实现“一国之内无一人不得其平，举国之人无一人不得其所”
的理想。他们针对封建主义只讲义务不谈权利的偏弊，提倡民权并以此振奋民族精神、弘扬民族德行。他们继承并发挥了维新派思想家对奴隶主义人格观、道德观予以猛烈批判的精神，认为奴隶主义的人格、道德观使民德浅薄，造成对国家民族的兴亡漠不关心、甘于屈辱、乐为奴隶的严重恶果，力主欲求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欲自强保种、振兴中华，必须抛弃奴隶主义的道德观。依据自己关于国民与奴隶区别的见解，许多资产阶级革命家均提倡一种与奴隶道德迥然有别的国民道德，号召人人树立国民的精神，以自由律己，以平等待人。“何谓国民？曰：天使吾为民而吾能尽其为民者也。何为奴隶？曰：天使吾为民而卒不成其为民者也。故奴隶无权利而国民有权利，奴隶无责任而国民有责任，奴隶甘压制而国民喜自由，奴隶尚尊卑而国民言平等，奴隶好依傍而国民尚独立。”
只有根除奴隶主义的道德观，树立国民道德观才能够投身革命，为主义而牺牲。国民道德观是建立在人权论的基础之上的。“人生活于天地之间，自有天然之权利。”“人因保其体肉精神之本分，即有物之权利；人因继续其子孙之本分，即有婚姻之权利；人因干预国政之本分，即有参政权；人因不受他人制缚之本分，即有自由权。”
这些人的天然之权利是“暴君不能压，酷吏不能侵，父母不能夺，朋友不能僭”
的，人生而为人就应当追求和捍卫自己正当的权利。如果不能追求和捍卫自己做人的权利，“以一己之权利，拱手而授之他人；君主以一人而占有权利，我不敢与之争；贵族以数人而私有权利，我又不敢与之争；甚且外人盗我权利、诈我权利，我亦不敢与之争”
，那就不是国民而是奴隶主义的表现。资产阶级革命派认为，人必须拥有人权的观念和意识，并孜孜不倦地追求人权和捍卫人权，才能称得上真国民，才能形成和拥有真正的美德。“汝之权利，被人侵害，汝当恢复之”，在正当的国民权利遭到专制者、侵略者的侵犯时，为捍卫权利而拼死斗争，才是真人格和真美德，因此他们主张，为了捍卫自己的基本人权，“虽力有不敌，智有不足，亦必犯百死以相抗，而勿稍踟蹰”
。这些思想在中华大地上的传播不仅闪烁着冲破封建道德网罗的火光，透露出破块启蒙的灿然倾向，而且唤醒了一代中国人的伦理觉悟，促使着中国伦理道德由传统向近代的蜕变和转型。
在辛亥革命时期道德革命的大潮中，有三位代表人物的伦理思想起了最为关键的作用，他们是章太炎、蔡元培和孙中山。章太炎比较完整地论证了道德革命和革命道德的关系，认为道德状况如何不仅决定国家民族的兴衰，也决定革命的成败。要革命就必须要有革命的道德，而要有革命的道德必须进行道德的革命。中国以往的伦理道德是一种以富贵利禄来腐蚀人的心灵的狭隘的功利主义道德，同时也是一种扼杀人的个性、禁锢人的思想的专制主义道德。在这种道德的影响和桎梏下，人们一方面是追求荣利，热衷竞进于富贵之途；另一方面是毫无个性和独立思想，造成了“艰苦卓厉者绝无，而冒没奔竞者皆是”
的局面。“所以孔教最大的污点，是使人不脱离富贵利禄的思想。自汉武帝专尊孔教以后，这种热衷于富贵利禄的人，总是日多一日。我们要想实行革命，提倡民权，若夹杂着一点富贵利禄的心，就像微虫霉菌，可以残害全身。所以孔教是断不可用的。”
他告诫革命者不要受富贵利禄思想的毒害，要防止它的微虫霉菌侵蚀。在章太炎看来，革命是极为艰巨的事业，要想使革命取得成功，不仅需要破除旧道德的影响，而且需要树立和弘扬革命的道德。革命的道德就是一种不计个人功利，专门为党国和民族献身乃至不惜牺牲一切的道德，是一种不畏艰险、勇猛奋斗、不怕牺牲、团结合作的道德，其具体德目可以概括为“知耻”“重厚”“耿介”“必信”等。章太炎深刻意识到道德在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他提出了“无道德者不能革命”“道德堕废者，革命不成之原”的命题，力倡革命的道德，认为有无革命的道德是革命事业能否胜利的关键。“今之革命，非为一己而为中国。中国为人人所共有，则战死亦为人人所当有。”
要进行为中国谋求独立和解放、为中华民族谋求繁荣和富强的政治革命，就需要有一种革命的道德作为人们内心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没有这种革命的道德，革命就无法取得胜利。章太炎的道德革命和革命道德论标志着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道德觉醒，对推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推动中国道德观念的转型与更新，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蔡元培在辛亥革命前后亦十分注重道德革命问题，他认为道德革命的核心内容不只是批判封建道德，更是培养和建树公民道德。“何谓公民道德？曰法兰西之革命也，所标揭者曰自由、平等、博爱。道德之要旨，尽于是矣。……三者诚一切道德之根原，而公民道德教育之所有事者也。”
蔡元培高度肯定自由、平等的道德价值，提出了“自由即美德”的思想，他说：“自由，美德也。若思想，若身体，若言论，若职业，若集会，无不有一自由之程度。若受外界之压制，而不及其度，则尽力以争之，虽流血亦所不顾，所谓‘不自由毋宁死’是也。然若过其度，而有愧于己，有害于人，则为不自由，而谓之放纵。放纵者，自由之敌也。”
自由不是排斥一切约束力的随心所欲，而是来自内在的理智、良心和自律的自我肯定、自我发展，是个性与群体高度和谐统一的道德精神。“自由者，就主观而言之也。然我欲自由，则亦当尊人之自由，故通于客观。”尊重别人的自由则含有平等地待人的因素。“平等者，就客观而言之也。”
自由与平等虽着眼点不同，但其实质是相辅相成、相互贯通的。蔡元培更强调博爱，认为自由、平等的实现需要充分发扬博爱的精神。博爱是他所设想的人道主义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他把道德的进化顺序和层次分为三个阶段：小己—社会—人道主义。从个人的自由过渡到社会的平等再上升到人道主义的博爱，并使三者合为一体，反映了人类道德的不断前进和超越的趋势。在蔡元培看来，只有形成和发展起了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核心内容的公民道德，我们这个民族才能谈得上振兴和富强，革命才有可能成功。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伟大领袖、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认为，革命是改造旧中国的根本途径，革命不仅包括军事的奋斗，而且也包括感化人群的奋斗和宣传的奋斗，亦即包括道德的奋斗。道德的奋斗就是要减少人身上的动物性而扩充人性，进而造成高尚的道德人格和优秀的道德品质。只有造成高尚的道德人格和优秀的道德品质，才能使革命事业走向胜利。因此“政党之发展，不在乎势力之强弱以为进退，全视乎党人智能道德之高下以定结果之胜负。使政党之声势虽大，而党之智能道德低下，内容腐败，安知不由盛而衰？若能养蓄政党应有之智能道德，即使势力薄弱，亦有发展之一日”
。孙中山把提高道德当作是治党治国、推进革命、推进人类进化的头等大事，认为只要革命党的成员和革命志士均能克服自私自利之心，破除富贵利禄之贪，自觉担负救国救民之责，树立天下为公的真精神，革命焉有不成功之理？！他还从“是故政治之隆污，系乎人心之振靡”的观念出发，把人的道德心视作社会发展、历史进步的决定力量。孙中山主张把西方资产阶级的进步道德和民族固有的优秀道德结合起来，即把自由平等博爱的道德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道德统一起来，造成一种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的新道德。同许多资产阶级革命派一样，孙中山对封建专制主义及其纲常名教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指出，封建专制主义及其纲常名教的统治，“堵塞人民之耳目，锢禁人民之聪明”，“养成其盲从之性”，导致的是一种专制主义道德与奴隶主义道德的奇妙结合，流毒所致，贻害无穷。孙中山主张要以“掘地底陈土”的精神连根拔除专制主义道德与奴隶主义道德，救出中国道德文化中那些优秀的合乎社会发展需要的因素，再造国魂和民魂。
从辛亥革命时期众多思想家批判封建道德纲常名教，力主道德革命并把建立革命道德当作革命成功关键的基本趋势上看，中国已经有了对自身固有道德的反思与批判，有了自己的伦理觉醒，一些思想家以提倡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道德观念为新道德建设的主要内容，并主张将其同中国优秀的道德传统相结合，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对新道德的积极探索。同19世纪洋务运动和戊戌维新运动对道德问题的探索相比，他们对西方道德的引进与传播是有选择的，对中国传统道德的否定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辩证性扬弃的倾向。他们关于道德革命与建立革命道德的思想，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进行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辛亥革命以后，一些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和爱国青年面对着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成果被断送、中华民国成为一块空招牌的残酷现实进行着痛苦的理论反思，通过总结辛亥革命以来的经验教训，他们发现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制度之所以徒具虚名而且屡遭破坏，是由于革命党人进行的道德革命不彻底，民智未开、民德衰败的原因所致。于是，他们继续着革命党人未竟的事业，掀起了一场深入持久的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的伦理启蒙运动，把改造国民性、变化民质、铸造民魂当作这场运动的核心内容。这场伦理启蒙运动无论是从理论的深度还是思想的广度来说，都远远超过辛亥革命时期的道德革命运动，它对于唤醒现代中国人的伦理觉悟，促进伦理道德的现代化，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站在这场伦理启蒙运动前头并指导这场运动深入开展的陈独秀、鲁迅、李大钊等人均认为，要建立名副其实的真正的民主共和制度，使中国真正摆脱被动挨打的地位，就必须进行一场全面的深刻的伦理启蒙运动。陈独秀指出：“伦理思想，影响于政治，各国皆然，吾华尤甚。”
先进的伦理思想将导致民族整体精神素质的提高，从而推动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落后的道德必将造成民族道德素质的衰落，从而阻碍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中国之危，因以迫于独夫与强敌，而所以迫于独夫强敌者，乃民族之公德、私德之堕落有以召之耳。即今不为拔本塞源之计，虽有少数难能可贵之爱国烈士，非徒无救于国之亡，行见吾种之灭也。……若其国之民德、民力在水平线以下者，则自侮、自伐，其招致强敌独夫也，如磁石之引针，其国家无时不在灭亡之数。”
中国真正的危机在于它的深刻的道德危机，封建的纲常伦理必然造成社会道德的堕落，即置身于封建纲常伦理桎梏之下的人们都变成了专制制度的牺牲品，丧失了爱国爱民的行为能力和对社会、民族的责任感，而社会道德的堕落又必然导致民族的凝聚力松散和国家的整合力低下，导致国家衰微、民族不振，这就为帝国主义的入侵和独裁者的专权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因此要振兴中国，就必须进行道德革命和伦理启蒙，提高全民族的道德意识和道德水平，这才是“持续的治本的爱国主义”。在陈独秀看来，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现在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迫切需要的是伦理的觉悟。伦理问题不解决，则其他一切问题的解决都将无从谈起。那么何谓伦理的觉悟呢？陈独秀认为伦理的觉悟就是意识到道德是社会进化的产物并在实际行动中不断地抛弃旧道德树立新道德。他说：“盖道德之为物，应随社会而变迁，随时代为新旧，乃进化的而非一成不变的。此古代道德所以不适于今之世也。”
在现代，伦理的觉悟表现为肯定科学与民主的伦理价值。以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来建构新的伦理价值观。“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在五四前后的伦理启蒙运动中，鲁迅先生一直“以新的装束和武器”战斗在道德革命的最前线，他最为关注的是对国民性的改造。鲁迅认为，由于封建伦理长期影响的结果，在中国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国民劣根性或奴才主义的道德观。他怀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满腔激愤，深刻地揭露了奴才主义道德观的严重弊端，主张彻底砸碎奴才主义的精神枷锁，重铸积极向上、健康有为的民魂。他指出，如果不彻底铲除奴才主义的道德观，即使革命成功也不过是旧戏重演。因此他把救国救民同道德革命联系起来，强调“世界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
。他倡导一种勇士的人生观和道德观，主张抛弃自轻自贱、欺软怕硬、逆来顺受的奴性，培养自强不息、为民请命和积极向上的人格。他希望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都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分光，不必等候炬火”
。鲁迅向往的国民道德是一种爱憎分明、勇于正视人生并能孜孜不倦地走自己的路、为大众谋福利的新型道德。这种道德以“随时为大家想想，谋点利益就好”为本质特征，它所理解的幸福是能够给别人带来幸福的幸福，即“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
。为了砸碎奴才主义的旧道德，彻底改造国民性，建立同个性解放相吻合的为人类谋福利的新道德，鲁迅整整为之奋斗了一生，他用自己的真精神，为伦理启蒙运动做了一次真正的伦理启蒙。
李大钊致力于青春中国之再造，强调要“变弱者之伦理为强者之人生”，“变‘求’之幸福为‘取’之幸福”
。他认为，法国人的革命之所以能成功，就是因为那些启蒙思想家“振其自我之权威，为自我觉醒之绝叫”。唯其如此，所以法国启蒙思想家才能把民众从沉梦中唤醒过来，使人们认识了“自我之光明”，产生了人权的意识、平等的观念，进而有了明确的革命行动。李大钊热情呼唤中国青年觉醒起来，“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
。他强调，青春之我即是做自己命运主人之我，即是创造之我，它是文明的象征，进步的标志。“盖文明云者，即人类本期民彝，改易环境而能战胜自然之度也。文明之人，务使其环境听命于我，不使其我奴隶于环境。太上创造，其次改造，其次顺应而友矣。”
文明的标志，就在于我做环境的主宰而不做环境的奴隶，我命令环境而不是环境命令于我。李大钊认为，现今的伦理启蒙一是要唤醒人民的天赋理性，使人民认识“自我之光明”，二是要弘扬创造的权威与尊严，使人民积极行动起来，再造青春之我。中国人民不应该妄自菲薄、自暴自弃，不应该安于现状、不思创造，而应该觉醒起来，凭借自己理性和意志的力量来改造旧社会和旧伦理，建设新社会和新伦理。在李大钊看来，“人生本务，在随实在之进行，为后人造大功德，供永远的‘我’享受、扩张、传袭，以至无穷”；人类社会和宇宙均是我的扩大，它们是一真切实在而又绵延不息的大瀑流，“吾人的我，吾人的生命，也永远合所有生活上的潮流，随着大实在的奔流，以为扩大，以为继续，以为进转，以为发展”。
李大钊处处洋溢青春的热情、始终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言论和行为，为伦理启蒙运动增添了许多新内容，这也是造成五四前后的伦理启蒙运动深入发展并强烈地震撼中国大地，使更多的热血青年投身革命的一个重要的推力。
参与五四伦理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除陈独秀、鲁迅、李大钊等人以外，还有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吴虞等，他们在批判旧道德、摧毁封建纲常名教方面也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五四伦理启蒙运动是20世纪中国伦理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东方睡狮的真正的伦理觉醒，从此中国伦理思想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五四运动以后，面对着旧道德的维系功能日趋减退、影响日益缩小，如何重建新道德的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中已经注意到道德建设的重要性，并把建立新型的平等互助的人际关系，树立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当作道德建设的核心内容。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创建民主、自由、富强的新中国的革命实践中，注意把马克思主义伦理观与中国人民的道德生活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探索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的共产主义新型伦理的路子。早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他就提出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绝对平均主义及流寇思想给予了坚决的抵制和批判。延安时期，他系统地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伦理观。他说：“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
正是在毛泽东同志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积极倡导和身体力行下，革命根据地内部新道德蔚然成风，出现了被人们所高度肯定的延安精神。
新中国成立以后，道德建设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误的教训。成功的一面表现为我们通过宣传和推行共产主义道德，学习雷锋、焦裕禄等共产主义典范的活动，使整个社会的道德面貌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失误则表现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味地强调斗私批修和大公无私，忽视了人们正当的个人利益和基本生活需要，严重超越了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要求，致使道德生活出现了畸形发展，潜伏着深刻的道德危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适应伟大祖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步伐，道德现代化被提了出来并成为新时期道德建设的主要内容。邓小平同志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总设计师十分注重道德现代化问题，他提出了在改革开放时代潮流中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历史性任务。在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内在地包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建设的内容。邓小平同志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要消灭贫穷，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愚昧、野蛮、落后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应当根绝愚昧、野蛮和落后，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和道德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在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思想道德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两个方面。道德建设就是要在批判地继承中华民族优秀道德传统的基础上，吸取和借鉴国外先进的伦理思想并将其同我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用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爱国主义、人道主义教育我们的人民和青年，使之坚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历史使命感、责任感，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人也十分注重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和道德文明建设，提出要始终不渝地坚持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和改革开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和价值导向。道德建设和伦理现代化是一项综合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重视和各方面的协调合作。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过程中，要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时代主旋律，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加强家庭美德、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建设，形成和睦融洽、平等互助的新型人际关系和道德风尚。只要我们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做指导，我们就一定能创造出以马克思主义伦理观为基础的、批判继承优秀历史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高度的社会主义道德文明，为21世纪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
东方的睡狮终于在伦理上彻底觉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