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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续19世纪、启接21世纪的20世纪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转折时期，是一个中华民族在屈辱中觉醒并奋起抗争，终于迎来民族新生的伟大世纪，也是一个洗刷耻辱、奋起自强，振兴我们的民族和国家，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的伟大世纪。正是这一伟大的世纪呼唤着伟大的伦理学，造就着伦理学的新生与繁荣。
从时间的跨度上看，20世纪中国历史的开端一方面以维新变法运动的失败和义和团运动的失败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凄风苦雨、长夜漫漫为标志，另一方面也以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感慨风云、悲愤时局，孜孜以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为标志，以救亡与启蒙的相互配合亦即在启蒙中开展救亡和在救亡中开展启蒙进而实现救国与救人的统一为标志。从后一种意义上说，20世纪也正是在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中拉开自己的历史大幕的。20世纪从一开始就肩负着非同凡响的历史使命，既要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以求国家的独立、民族的尊严，又要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思想道德革命以启迪人们的心智，健全国民的人格。民族民主革命的进行需要做唤起民众的工作，思想道德革命的进行需要燃起救亡图存的火炬，二者相需相生，书写着20世纪中国历史的开宗明义篇。
1900年八国联军的入侵，深化着近代以来的民族苦难，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危机，诚如陈天华所描述的：“俄罗斯，自北方，包我三面；英吉利，假通商，毒计中藏；法兰西，占广州，窥伺黔桂；德意志，领胶州，虎视东方；新日本，取台湾，再图福建；美利坚，也想要，割土分疆！”西方列强以《辛丑条约》的签订为突破口加紧了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全面控制与大规模掠夺。以慈禧太后为首的腐朽衰败的清政府对外屈膝投降，拜倒在帝国主义的脚下以求苟延残喘，对内则残酷镇压劳动人民，迫害进步人士，致使中国陷入更黑暗的深渊。神州失色，大地呻吟。“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戊戌变法的失败，八国联军的入侵，清政府的腐败，像无数根针锥深深地刺激着中国人民特别是渴望中国独立富强的改革志士的心灵。改良不成，必继之以革命。革命的酝酿和发动需要准备，尤其是需要经历一个艰苦的唤起民众的过程。唐才常指出：“欲新民必新学，欲新学必新心。”
从戊戌维新失败到辛亥革命的十余年中，不少改革志士从救国救民的高度深入研究国魂、民族精神、国民性与政治上层建筑变革及中国社会改造的关系，他们在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的最后寒夜中，办报刊、立学会、著宏文、论时事，举起了照亮人心的火炬，燃起了指引民族前途的灯火。1901年，宣传革命爱国的《国民报》在日本东京创刊，随后，《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新湖南》《20世纪之大舞台》《20世纪之支那》《民报》《中国女报》《新世纪》等期刊纷纷问世，这些期刊不约而同地把批判的锋芒指向封建专制和蒙昧所造成的种种愚昧、落后、因循守旧的观念，指向国民劣根性，向人民展示了更为彻底的反封建姿态；同时，这些期刊不断地向国人介绍西方的自由、平等、人权等思想，呼唤“国魂”和“民族精神之再造”。一时东西南北，遥相呼应，蔚成风气。在反封建的思想启蒙和唤起民众的精神大潮冲击下，孙中山、黄兴等实践的改革家们感慨风云、悲愤时局，纷纷成立革命组织，并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思想，主张通过暴力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建立自由、平等、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他们认真地学习法国革命和美国独立的历史经验，组织并发动了湖南萍浏醴起义、潮州黄冈起义、钦廉起义、安庆起义、广州黄花岗起义等一次又一次的武装起义，最后汇成辛亥革命的风云，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由于帝国主义的猖獗和资产阶级的软弱，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不久被代表帝国主义在华利益和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袁世凯所窃取。袁世凯上台后疯狂镇压资产阶级革命志士，下令解散国会，停止参众两院的议员职务，最后竟然恢复帝制，自封为皇帝，致使中华民国成为一块空悬的招牌。袁世凯死后，军阀割据纷争，战患不已，北洋军阀政府愈加敲骨吸髓般地搜刮民脂民膏，残酷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先后组织并发动了“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然而都失败了。辛亥革命后反动势力在政治上摧残民主、破坏共和的同时，又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一股尊孔复古、恢复和维护封建纲常礼教的逆流。相当多的下层人民震惊于戊戌变法以来的政治变局和辛亥革命的失败，或无所适从、茫然困惑，或意志消沉、自甘萎靡，或自我解嘲、逆来顺受。整个中国再次被拖入了黑暗的深渊。
然而，中国人民是不会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的，一批先行者倒下去，又一批志士仁人站起来。中国历史在风雷激荡中前进，中国人民在艰苦斗争中觉醒。为了推进民族民主革命，振奋民族精神，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为代表的一批热血青年发动了比辛亥革命时期更猛烈也更彻底的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他们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认为民国以来中国之所以有共和之名而无共和之实，原因在于国民素质太差，人们脑子里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虽经辛亥革命前的思想道德启蒙和辛亥革命的洗礼仍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唤起民众、改造人心、重铸国魂和民魂的任务远没有完成。他们清醒地意识到，倘使国民性不改造，则无论是专制还是共和，招牌虽换，货色依旧，全不行的，只有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从个性的觉醒走向伦理的觉悟，出现一批又一批真正的勇士和强者，我们的民族和国家才有希望。于是他们竞相把目光集注在改造国民性、批判旧文化旧道德、弘扬新文化新道德上。1915年《新青年》杂志的创立，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吴虞、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纷纷在报刊上撰文，以彻底的不妥协的精神向封建旧文化挑战，并公开举起“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指德先生和赛先生——作者注），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治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新文化运动是一次反封建的思想解放运动或启蒙运动，它的兴起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做了思想准备。正是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与促进下，人们的思想进一步解放，反帝反封建的意识日益增强。五四运动以“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和“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及其爱国行为谱写了一曲救亡与启蒙同时进行、救亡中渗透着启蒙的因素并以启蒙为精神动力、启蒙有机地同救亡结合在一起并推动和促进救亡的开展的雄壮乐章。尤有意义的是，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原本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畴的新文化运动发生了质的飞跃，过渡到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揭开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同时也是一次比新文化运动层次更高的思想启蒙。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如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等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前途问题，他们自己也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实现了由民主主义、爱国主义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转变。他们在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并以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从而实现了用马克思主义来进行思想启蒙和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民族救亡的统一。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既是近代以来救亡运动所达到的崭新阶段，亦是启蒙运动所达到的超越前代的高峰。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它的诞生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集中力量发动和领导了工人运动，从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掀起了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在持续13个月的时间里，全国罢工斗争达180多次，参加人数近30万。中国共产党的朝气吸引了孙中山，他在绝望中看到了新的希望。于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毅然决定改组鱼龙混杂的国民党，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成功地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国共合作的实现使革命力量如虎添翼，国民革命势力迅速发展到整个长江流域以南，北洋军阀的消灭指日可待。然而，正当北伐战争攻克武汉、南昌，孙、吴军阀相继溃败，工农运动势如破竹的紧要关头，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相继发动了“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斩断了国民革命的进程，并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也是最黑暗的蒋家王朝。面对着国民党反动派赶尽杀绝的政策，年轻的中国共产党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品格，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又继续战斗了。中国共产党先后组织和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确定了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战略方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认真分析了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创造性地走出一条将革命力量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农村，在农村发动土地革命，坚持武装斗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最后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随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苏维埃中央政权的建立，工农武装割据迅速蔓延，全国出现了群雄四起、百川汇流的革命形势。但是由于党内王明“左”倾错误路线排斥毛泽东同志的正确军事路线，采取“全线出击”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结果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工农红军被迫放弃艰苦创建七年的根据地，开始了仓促撤离性质的战略大转移，这便是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开始时，“左”倾冒险主义者又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致使红军损失惨重。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遵义会议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革命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等人的正确领导和指挥下，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飞越大渡河，接着又以罕见的毅力和吃苦精神，翻越了终年积雪的夹金山，突破天险腊子口，于1935年9月顺利到达陕北。
就在国民党反动派在国内穷兵黩武、急不可待地“围剿”红军，试图以青天白日旗统一天下之时，与中国隔海相望的“蕞尔之邦”日本却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与进攻。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在沈阳发动“九一八”事变，出兵占领了东北三省，随后又进兵热河，蚕食华北，1932年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向中国驻军发动进攻；1935年策动“华北自治”，企图吞并华北五省。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国民党反动派采取了“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致使大片国土沦丧。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民族危机又一次空前严重。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位爱国将领扣押了前来西安指挥“剿共”的蒋介石，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果断地做出了释放蒋介石的决定，协同张学良和杨虎城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第二次国共合作得以形成。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中国驻军奋起抵抗，从此揭开了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序幕。从“七七”事变到1938年武汉失守，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抵制日寇，共产党在敌后开展游击战，国共互相配合，成功地组织了几次大规模的战役，如平型关战役、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台儿庄战役等，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表现了中国军民的抗战决心。武汉失守后，蒋介石集团奉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方针，先后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成功地挫败了国民党的三次反共浪潮。与此同时，敌后根据地积极开展生产自救运动，把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与各个击破的歼灭战结合起来，有效地抵制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经过8年的浴血奋战，在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配合下，终于夺取了抗日战争的胜利。1945年8月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
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8年浴血抗战，付出了惨重牺牲的代价，他们在战后迫切要求和平、民主、独立，以便休养生息，建设一个统一富强的新中国。然而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援助下，国民党反动派妄图独吞抗战胜利果实，推行独裁、内战、卖国的政策，以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1946年6月，蒋介石集团公然撕毁了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以大举进攻中原地区为起点，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挑起了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内战。解放区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被迫进行自卫反击，国民党统治区内广大人民群众也开辟了反对蒋介石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二战场。从刘邓大军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开始，经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以及渡江战役等关系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大决战，终于于1949年4月攻克南京，摧毁了大陆地区的国民党反动势力，中华民族获得了独立。1949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向全中国、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28年浴血奋斗的结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历史由此揭开了新的一页。中国人民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告别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现代化国家。然而胜利后的中国下一步怎么走？如何才能迅速医治历史遗留下的累累伤痕？百废待兴，从何着手？百业待举，如何起步？对此，中国共产党人在苦苦思索。早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明确指出：夺取全国政权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胜利以后的路程更长，任务更艰苦。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就要失败。毛泽东的谆谆告诫旨在提醒全党和全国人民，建设新中国任重而道远。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我们成功地进行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通过没收官僚资本、赎买民族资本，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从1949年到1956年，工农业生产和经济建设呈现出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景象，人民安居乐业，生活水平得到明显的改善，中国在国际上的威望与地位日益提高。1957年以后，由于党的指导思想上出现了“左”倾错误，诱发出一场以“高指标”、“瞎指挥”、“共产风”、“浮夸风”为主要特征的大跃进运动，结果使中国经济陷入了极度困难的局面。60年代初，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的错误开始予以纠正，并对生产关系做出某些调整，先后制定了工农业生产发展六十条，经济逐步得到恢复，综合国力有所增强。但由于“左”的错误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再加上对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做了错误的估计，片面强调抓阶级斗争、反修防修，结果导致“左”倾错误大泛滥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文化大革命”把中国国民经济拖到崩溃的边缘，使社会主义建设面临严重的危机，一批真诚的共产党人和群众惨遭迫害，本该同西方发达国家缩小的经济差距又被人为地拉大，中国失去了一次发展自己的良好机遇。而毗邻的韩国、新加坡以及我国的台湾地区、香港地区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了经济的腾飞。
1976年，横行一时的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然而新任中央领导人华国锋却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中国仍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裹足不前。但是“文革”结束后的中国人民盼望改革与建设四个现代化，盼望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拖得疲惫不堪的祖国早日振兴，走上繁荣富强之路。1978年5月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引发人们解放思想，敢于突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种种禁区，重新恢复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吹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号角。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早已不适合社会主义建设的口号，做出了把党的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结束了“文革”后的两年徘徊局面，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全会以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革全面展开，1983年底，全国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队占生产队总数的99.5％。农村改革打碎了多年套在农民思想上的精神枷锁，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农业生产迅速增长，乡镇企业飞速发展，我国农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势头。1984年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全面展开，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到处洋溢着一派以改革促开放、以开放促改革的热气腾腾的景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20世纪80年代末及90年代初，国内发生严重的政治风波，接着出现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事件，世界社会主义遭遇严重挫折，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面临空前巨大的压力和困难。在这个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历史关头，党中央紧紧依靠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成功地稳住了改革和发展的大局，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邓小平南方讲话后，中国改革开放的步子空前加快，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回顾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实践，充分肯定了14年来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天翻地覆的巨变及其所取得的惊人成果，并部署了90年代改革开放的任务和战略目标，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改革目标。十四大以后，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改革开放如火如荼，各地出现了抓住机遇大干快上的好势头。广东力争用20年的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到2010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5万亿元；深圳在建立特区的第一个10年中，创造了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长47.8％的高速度，争取若干年在经济发展上赶上香港；厦门过去11年中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两番，已达万元，力争15年内赶上台湾地区；洋浦的开发给海南增添了无限活力，其目标是用20年左右的时间再造一个社会主义的香港；上海，随着浦东的开发，其发展大大加快，90年代争取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再度成为远东的金融与经济中心；山东要在20世纪末实现总产值翻三番，用20年的时间追上并超过韩国；东北正在重塑形象，为成为东北亚的经济中心而努力；北京、天津加快发展，力争用十余年的时间建设国际化的大都市和高科技发展中心；西南、西北、中原等地不甘示弱，也有自己的大动作出台。总之，我们伟大的祖国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到处都在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洗刷我们民族的耻辱，实现强国之愿，以平等的身份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和政治活动的时代已经到来。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新加坡《联合早报》1992年6月16日以《世界第一流强国意识的确立》为题发表文章，指出中国只要保持现在的发展势头，在大约20年时间内使自己的经济实力仅次于美日而列世界第三并不难。德国《趋势》杂志1992年5月号载文《中国：正在起跳的超级老虎》，文章说，从经济发展的活力与潜力上看，中国是一只正在起跳的超级老虎，它的发展将使全世界产生震动。美国坚决反共的政治家、《大失败》一书的作者布热津斯基也在美国1991年《外交》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倘若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那么到2010年中国将与美国、欧共体及日本共同成为世界四大经济力量。”
邓小平逝世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方针，并成功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不仅卓有成效地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的风险，取得了国民经济快速稳定增长的成绩，而且还成功地收回了香港、澳门，洗刷了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耻辱，使中华民族以新的形象崛起于世界舞台。与此同时，中国融入全球化的进程进一步加快，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以大开发促进大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内政外交等各项工作都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回顾20世纪中国所走过的历史过程，既有催人泪下的悲壮曲折，也有发人深思的经验教训，更有令人振奋的豪迈雄威。20世纪的中国风雷激荡、风云际会、人才辈出。孙中山的愈挫愈奋、孜孜求真，陈独秀的思想启蒙、建党活动，毛泽东的革命胆识、建国功勋，邓小平的务实风格、改革开放，江泽民的继往开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壮丽的一笔。有人说，20世纪中国最有影响的两件事是，“毛泽东使中国人站了起来，邓小平使中国人富了起来”。20世纪的中国史是一部中国人站起来和富起来的历史。站起来和富起来都是为了完成一桩伟大的历史夙愿，振兴中华，告别苦难、贫穷的过去，实现无数志士仁人梦寐以求的强国富民。为了能够实现强国富民、振兴中华的伟大理想，中国人民进行了孜孜不倦的探索和不屈不挠的斗争，一次斗争和变革失败不久，又一次斗争和变革接踵而来，一批探索者倒下去，更多的探索者站起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我们既无经验又无经典可循，每走一步都要靠自己去辛勤摸索。摸索难免会犯错误，但没有失败的探索就难以找到胜利的方向。每一次失败和挫折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转变为精神财富，换来加倍的补偿和成功。20世纪的中国是中国共产党的创世纪，它不仅创造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而且也创造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使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中国建设的正确道路使中国人民从此富起来。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人民一定能赢得一个全新的属于中国自己的21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