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韦政通（1927—），原籍江苏镇江，后去台湾地区，曾做过小学、中学教师，靠自学成材。编过杂志，任过台湾师范大学教授，后长期从事中国哲学文化与伦理学方面的研究。撰有《儒家与现代中国》《伦理思想的突破》《中国的智慧》《中国哲学辞典》等著作，还发表了哲学、伦理学、政治学方面的论文数十篇。韦政通是台湾地区20世纪五六十年代自由主义伦理思潮的著名代表，其影响延续到现在。韦政通自认为他对传统伦理文化的批判是建立在深入研究、理性需求和切身感受的基础之上的。当然，韦政通的伦理思想前后也有一些不尽相同的地方。
殷海光曾说，韦政通是对传统伦理文化进行彻底批判和对自由主义伦理思潮多有贡献的知名学者。事实也的确如此。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乃至80年代的台湾地区学术界，韦政通对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尤其是儒家道德文化所做的揭露与批判无疑是最有代表性的，也是最为尖刻而又不失其理论性的。他先后写了《儒家道德思想的根本缺陷》《儒家道德与知识——对儒家道德思想的批判》《儒家道德思想与自由》《泛道德主义影响下的传统文化》《中国孝道思想的演变及其问题》等文章，对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和儒家伦理思想进行深入的检讨、反思与批判。
在韦政通看来，儒家伦理思想至少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缺陷：
第一，虽然儒家伦理本质上是一种生命伦理，但儒家对生命的体会是相当肤浅的。他将儒家伦理与基督教伦理进行比较，认为儒家伦理不同于“来自对人类原罪的认识”的基督教伦理，它“来自对人性本善的肯定”。正因为儒家肯定性善，所以从善性流出的一些概念都是正面的，如仁、义、礼、智、信等。他说：“儒家在道德思想中所表现的，对现实人生的种种罪恶，始终未能一刀切入，有较深刻的剖析，根本的原因就是因儒家观察人生，自始所发现者在性善，而后就顺着性善说一条鞭地讲下来。因此儒家的道德思想，对生活安适、痛苦较少的人，比较适合而有效；对生活变动幅度大，且有深刻痛苦经验的人，就显得无力。”
儒家偏于性善而构造的道德观念很难适应现代失望不安和种种复杂情绪的人生，很难与现代人破碎的心灵产生同振与共鸣。反之，基督教伦理：“一刀砍入人类罪恶的渊源，使我们可以认识人类罪恶的真相。”
基督教伦理从原罪流出的一些概念是负面、非理性的，它所指控的一切事实，如邪恶、贪婪、狠毒、凶杀、奸淫、偷窃、诡诈、背约、说谎、仇恨、谗谤、侮慢、狂傲等，对资质醇厚或善于自欺者来说，可能令人毛骨悚然，但这是充满社会生活中的人生真相。韦政通指出，基督教伦理对人类病源的诊断比儒家伦理显然要更为真确和深刻，由此所建立的伦理学说也更能够贴近人生的真实。孔孟儒家伦理“冒在生命的上层”，对生命的本相缺乏较深刻的观察。“孔子只强调践仁，孟子的修养工夫主要在依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的自然流露处，加以扩充，把修养工夫看得太轻易了。一个精神痛苦的人，在这里会得不到任何启发与鼓舞的。”
第二，儒家伦理讨论道德修养问题虽多，但所论与现实人生脱节，道德工夫流于虚玄。孔子就谈论过道德修养问题，虽不及宋明理学繁复，但从孔子起，道德工夫的意义已具备。孔子提出“克己复礼”，“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都是含有修养意味的话。“不过，这些原则性的话，也只是‘涵有工夫意义’，并未指出一条实践途径。譬如落在具体的实践中，居处不恭，执事不敬；或恭、敬不能持久时怎么办？又如‘克己复礼’，怎么克法？‘己’的内容包括些甚么？当人视而不能明，听而不能聪时又如何？这才是具体实践中的切身问题。这些问题才能导引出一条实践的途径，这途径在孔子的教义中自是不具备的。”
孟子沿着孔子内圣一面的线索继续向前走，虽已发现生命的负面作用对人们成德达善的影响很大，但仅仅停留在“直道而行”的方式上。“孟子似乎未想到，当良心梏亡，人欲泛滥，四端不能顺利扩充时怎么办？”
降及宋明理学，理学家吸收融合佛老诸说，发展出各自的道德修养学说，尤以程朱系和陆王系为最。程朱一派关于道德修养的理论，以伊川“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为纲领，这个纲领被朱子视为“入德之门”。程朱理学的道德修养“侧重在经验一面的磨炼，磨炼的内容，主要是读书。所以实际上程朱的道德思想，是要以知识领导行为”
，含有以经验的工夫取代孔孟以来的先验的工夫的意味，并同西方苏格拉底知识即道德的思想也有某些吻合。但是却受到陆王系的猛烈攻击。陆九渊指责朱熹的道德修养学说背离了儒家传统的内圣之学，骂他是“支离”，劝他“先立乎其大”。韦政通又指出“象山能知朱子之非，但象山自己并未能开出一条一般可循的途径来。他留下许多道德形上学的玄论”
，而这些形上学的玄论在实际的人生上，在人欲的泛滥中，是全然无用的。到王阳明才发展出一套简易可行的道德工夫理论。王阳明不以宋儒“以知识为知”为然，而是把“知”摄归内心，提出“致良知”的道德修养学说。但总体上讲，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仍未能超越孟子，“在原则上，并未能较孟子进步多少，反而越说越简易，越说越不易把捉，终不免流于虚玄”
。王阳明以后的道德修养理论大多徘徊于程朱与陆王之间，置重于心性义理的玄论，并无多少有益于人性修养的真切之论。韦政通认为：“儒家道德思想虽已发展两千余年，但在对付人欲、对付罪恶的真正人生问题上，几乎仍是一片荒凉。历代的儒者们只是顺着往昔的观念推衍再推衍，一味停止在理想主义的态度上，以为只要保存良心不丧失，一切就有办法，完全未顾到现实人生中的曲折与多变，怎么能使这套工夫不与现实人生脱节？”
第三，儒家伦理将社会伦理纳入家族伦理之中来思考，强调孝为一切德行的根本，遂有泛孝主义的流弊。韦政通说：“如果把中国文化放入世界各系文化中作一比较，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特色的，不是践仁而是教孝。故孝不仅为仁之本，且是中国文化的根柢所在。”
孔子十分注重以孝来讲道德，他提出了“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的命题，以孝来界定仁并以孝来检验仁。孔子把孝视为仁的体现，把不孝视为不仁的象征，当宰我不愿遵循三年之丧的孝道，孔子就责备“予（指宰我）之不仁”。孟子把孝做了无限制的扩大，认为孝道不仅是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是王道的重要条件，甚至说：“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尧舜之道，象征儒家最高理想，照孟子的说法，人间除了孝弟以外，几无其他有价值之事可为。”
孔孟以后，孝道思想有更进一层的扩张，扩张到使人世间一切事务、一切德行，莫不以孝为中心。《大学》、《中庸》、大小《戴记》以及《吕氏春秋》等，把孝道推到无以复加的高峰，完成了真正泛孝主义的思想体系，对几千年来的中国社会、文化，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韦政通指出：儒家伦理特重家族血亲情谊，把社会伦理纳入家族伦理中来思考，所形成的泛孝主义不仅成为维护封建专制主义的工具，而且也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化与发展。“历史上的儒者们，似乎总不曾想到，孝德的过分强调而流入泛孝主义，不仅不能逼近人类的共同理想，且正是人类走向理想的阻力。在传统的社会中，家族伦理之情，远高过对国家民族的情感。而家族伦理之情只限于血缘的关系，血缘关系愈疏，所表露的情感也愈淡。这中间正隐含着一个大问题，即家族与国家社会之间的冲突。”
因此如果不冲破人类因原始血亲之爱的固执而形成的伦理私情，就无法建立起真正合理的社会理想，即使出现了合理的共同理想，也会被家族伦理所禁锢，僵持在亲亲的范围里通不出去。儒家“仁民而爱物”的社会理想之所以不能实现，“主要原因就是家庭伦理之情笼罩了一切，不知收煞所造成。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儒者们始终未曾意识到家族与国家社会之间可能有的冲突”
。儒家伦理的泛孝主义使人只知有家族不知有社会，使社会伦理之情笼罩了一切，因此只能培养忠实于家族的分子而不能培养有个性的独立的个人，从而大大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韦政通说：“我深信中国的家族伦理，实在是使我们停留在农业生产，不能迅速进入资本主义生产之唯一关键。”
第四，儒家伦理虽以内圣外王统一为最高理想和至善，但由于过分强调内圣的重要性甚至把内圣置于根本的地位，从而导致了内圣与外王的脱节，形成了“外王的消除”的流弊。孔子的外王理想，最初是以周文为内容，到了晚年才知要恢复周制已无望，于是只好在理论上提倡德治，并把德治的基础建立在个人的修养上。孟子在外王理想上绘出了一幅民本仁政的王道图案，但其王道则是“怀义以相接”的产物。《大学》为内圣外王真正建立了一个顺序，但却把齐家、治国、平天下视作在修身基础上的推衍。发展到宋明理学，一味地强调内圣，竟使外王被空前地疏忽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将行限制在成德一路上，“实际上已将人外在一层的行动性打落了……外王事功，当然连影子也没有了”。在韦政通看来：“中国在宋以后的八百年，积衰殊甚，元明两朝连续亡国，与宋明以后，只偏重于心性一面的讲学风气，不能不说有很大关系。……就宋以来的历史看，其积弱不振，正是由于泛道德主义影响下的传统文化的弊病的结果。”
正是由于儒家伦理轻视外王事功，致使中国传统文化不重视科学知识的价值，不重视政治制度的改造，所以发展不出近代的科学与民主，从而阻抑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韦政通指出：“孔孟之教，以仁义为宗，经过两千余年发展的结局，却只是‘袖手谈心性’，对无告之民，置若罔闻，与原始教义，完全相悖。这铁一般的事实，这悲惨的结局，难道我们还不应该对儒家的道德思想作一番全面的检讨和彻底的反省吗？”
韦政通认为，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德思想本质上是农业文明的体现与反映。他在谈到中国传统伦理的特色时指出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德思想同农业社会往往是相互重叠的，由于中国古代人生活在一个相当狭小而又孤立的环境，“主要以家庭及村落为中心，生产方式以农耕为主，以饲养家畜、手工艺为副，村落与村落之间除了姻亲和市集交易之外，很少有其他的联系，基本上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
。因此在人们的伦理观念和道德目标上产生了家族中心主义，可以说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是建立在家族中心主义的基础之上的，“五伦中有三伦（父子、夫妇、兄弟）属于家庭，其余君臣、朋友虽非家庭成员，但基调上完全是家庭化的，国君无异是个大家长，故有‘君父’之称，朋友间则称兄道弟，甚至四海皆兄弟。以家庭为中心的伦理，特别重视的是‘情’，情是维系伦理关系的核心，‘家和万事兴’，和生于情。‘清官难断家务事’，因为家庭范围之内用讲理的方式是不适宜的”
。由于传统的儒家伦理建立在农业经济和家族中心主义的基础之上，因此伦理关系限于一对一的关系，道德的实践也是一对一的。在这种伦理体系中，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这种一对一的关系所产生出来的伦理规范或道德准则适应面极为狭窄，故是一种十分特殊主义的道德伦理。此外，由于中国古代的农民大多“安土重迁，世世代代都住在同一块土地上”
，故在伦理观上产生了传统主义，不仅认为传统伦理是正当的和最好的，而且使传统伦理成为神圣化的教条。韦政通说：“乡民社会最大的威胁来自自然，只能团结合作才能应付这种威胁，而传统伦理则为团结合作的精神基础。所以传统伦理倾向于传统主义，亦由于社会特性所使然。”
从总体上说，正是由于儒家伦理适应了农业社会的发展及其要求，所以儒家伦理才延续了那么久。只要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那么儒家伦理就会存在并发挥它特有的作用。
在韦政通看来，不同的社会导致不同的道德观念和伦理规范，近代以来，传统的社会日渐解体，社会与伦理的密合遂遭破坏。目前中国社会正处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新的社会结构已渐形成，“新社会需要新伦理，如何建立新伦理，并使它能有效地运作，是我们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韦政通认为，使人类历史进入新阶段的工业文明是经过300多年主要由西方人发展完成的，这一迥然不同于农业文明的工业文明从19世纪中期开始扩张到全球，20世纪成为工业文明主宰全球的世纪。工业文明的主要特征是科学技术居于绝对优势的地位，并渗透到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精神诸领域，形成了数量化、标准化、专门化，要求人们自动去适应它。工业文明引起了整个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人们行为方式、思维方式的巨大变革，造成了科学化、民主化、世俗化等运动，并在清末民初的30年间渐次进入古老的中国，使中国社会结构以及固有的伦理道德观念经受巨大而空前的冲击，因此而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大裂变、大分化，同时也产生了两种文明与两种伦理之间的对立与冲突。韦政通指出：“儒学、专制、家族主义、农业经济是传统社会的基础，科学、民主、个人主义、资本主义经济则为现代法治社会的基石。而这些（指其现代的形式与内容）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都是没有的，一旦吸收进来，不仅固有的生活方式会遭到破坏，连社会结构和文化形态都必将有巨大的转变。”
工业文明潮水般冲击中国社会及其固有的伦理文化观念，试图抱残守缺、抵制和抗拒它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明智的。唯一正确的态度是积极主动地适应它，并创造出与工业文明相适应的新的伦理道德体系。
随着工业社会的兴起，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再不能依靠一对一的特殊主义的道德规范，也不能一味地重视家族利益而忽视个人利益，它要求一种新的健全的个人主义和合理的利己主义，“承认人际双方都有自我的独特性与人格的完整性，承认当我尊重你的需要时，我也必须尊重自己的需要。这在以往以家族为中心和以上帝为中心的伦理中，都是不被允许的。这种新伦理观建筑在健全的个人主义的基础上，比较能允许发挥各自的潜能，并使人际双方都有机会成长成一真实的人”
。现代工业文明使家庭结构由父子主轴型变为夫妇主轴型，由重老年变为重儿童，夫妇之间由传统的男尊女卑、男主女从向互敬互爱转变，现代的父母对子女的要求已不是要他们一味顺从，而是要求他们能自主、独立。韦政通指出：“生活在现代的社会里，公私生活日益分裂，家庭生活是一套，工作岗位又是另一套。再加上社会多元化，价值观念分歧，每一个家庭成员，都受到来源复杂的影响，以致不协调的思想，互相抵触的观念，比比皆是。因此，要现代家庭相处和谐，仅靠传统的孝、敬已不够，现代家庭最重要的伦理应该是互相尊重，彼此宽容。父母们如肯试用民主的方式去教导子女，必可以增进家庭的和谐气氛，并容易获得子女发自内心的敬爱。”
现代人生活在一个广泛的社会舞台上，家庭生活只是人生一个很小的部分，一个成年人大部分活动的时间是在工厂、公司、机关、学校，此外还有文化娱乐场所进行的。“在这些场所工作，最重要的条件不是你的道德修养，而是你的专业知识、专业训练，尤其是专业精神。现代的专业精神里可以包括传统的‘敬’，传统的‘敬’却不能导出现代的专业精神。专业精神中包含着道德的要素，但它要求完成的不是心性修养，而是客观的工作成果。”
因此，现代社会突现着职业伦理的地位，要求人们遵循职业道德的原则和规范，做敬业乐群的模范。此外，现代人生活在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多端的人际网络里，处理各类人际关系要求形成开放的有弹性的心灵结构，“一个人如果有开放的思想，并具有弹性的心灵结构，那么他就能就每一个陌生人本身所具有的特性去欣赏他，而不是根据自己主观的模式去估量对方”
。这样就能应对任何陌生的关系，发展出因应之道。在与工业文明相吻合的新伦理观念中，人们认为道德伦理并不是一成不变、永恒僵死的教条，而是随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的，“除了理性的权威之外，不服从其他任何权威，不信命运”
。不盲目崇拜权力人物，在认同个人自由与尊严的基础上，尊重个性与个人潜能的发挥。新伦理把自由视为人类伦理生活的基本原理，坚持没有个人意志和行为选择的自由就没有真正的伦理道德的基本立场，认为“只有在自由的气氛中，健全的道德精神才容易滋长”
。“现代社会伦理问题的重点，不在为各种不同的关系建立不同的规范。一种关系一个规范，规定你只有这样做才是对的，否则便是错的，这是权威主义的伦理，权威主义的伦理不承认人有行动的自由和自决的自由。在现代社会的复杂关系中，只要彼此同意，规范就可以自由订立，公德并不是公众的规范，公众的规范是法律，公德针对传统的私德而言。它代表一种新的态度、新的价值观和新的处理人际关系的方式，而这些只有在自由的价值中，民主的方式中，以及自由、民主的心态中才能培养出来。”
工业社会需要建立的是自由人的伦理即自由主义的伦理。自由是在不伤害别人时做任何事的权利，把所有的人都看作和自己一样，是自由的第一信念。这种第一信念包含了自尊和尊人、自利与利人、自爱与爱人的辩证统一。韦政通指出：“自由是一种价值、一种信念，对任何一个传统的社会，自由是一股破坏的力量，另一方面也是重建的原动力。一个社会如只知在政治上争自由，而不同时把自由的价值引用到全民的生活，去改变他们的态度，改善各种的人际关系，自由不可能在这个社会生根，也不可能建立一个自由社会。把自由引入伦理的范围，就是要朝向这个目标去努力，一个社会在伦理生活中如果不能相当程度地实现自由的价值，就不能普遍提高它的道德水平。”
要把自由价值实现于社会生活，必须同时做一体两面的努力，一面是个人的改造，一面是社会的改造，个人改造“首先必须肯定自由是一个生活的原理，这种生活原理主张人类需要自由生长和自发的演进，反对一切专断权利的使用”
，“个人改造的目的，在使自己成为一个自由人”
。同理，社会改造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自由的社会，自由的社会允许人有选择的自由，并保护各个个人的意志自由和行为自由。从个人改造到社会改造，是“新伦理——自由人伦理建立的必经之路，改造的方式须经富有自由、民主精神的教育”
。工业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就是要建立迥异于权威主义的自由主义伦理。
同工业文明相适应的伦理本质上是一种自由主义的伦理，这种自由主义的伦理内含有民主的要求和科学的精神，它能够而且也应该实现与科学、民主的有机结合，从而建立和建构起伦理、民主、科学三结合的中国文化新模式。
（1）民主与伦理。韦政通指出，真正的民主同权威主义伦理是对立的，同自由主义伦理则是相互为用的。“当民主与自由分离，民主只是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同样可以为极权政治所利用，为极权者服务，以达到极权统治的目的。就伦理而言，民主和自由的意义虽可不同，但二者的关系却密不可分。因要把自由的价值实现于伦理生活，民主是最有效的方式。所以在伦理的意义上，民主只是一种生活方式。极权者可以利用民主形式作为一种政治方法，但绝不会鼓励民主的生活方式，因实践这种方式的人，必须具备民主的性格，而民主的性格是由自由的价值陶养出来的，这种人必然反对极权政治。”
韦政通认为，民主不仅是一种政治运作的方式，而且也是伦理的一种实现方式和普遍的生活方式。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不只具有民主的政治形式，更应具有民主的生活方式和民主的性格，这些性格包括思想与行动的自主、独立和自由，而且习惯于尊重个性、容忍异见。只有当民主成为国民的一种性格和普遍的生活方式时，民主才能生根，成为真正的民主。就民主对伦理的作用而言，“民主的性格造成人文伦理，独断的性格造成权威伦理”
。人文伦理就是把人当人看、以人为目的、尊重人的自由和个性的伦理亦即自由人的伦理。“要实现这样的伦理，必须培养民主的性格，民主性格的外显行为是民主的生活方式，民主性格的内在基础是一种特殊的心灵架构。”
具体来说，民主的性格具有开放的态度，能够摆脱传统偏见的约束，能以开放的态度去对待任何新的变化或异质的东西，能够有差异性与多样性去认识世界；民主的性格既不盲从权威，也不盲目地攻击权威，他具有批评的心灵和缜密思考的习惯，不相信强权者可以支配别人的命运，同时凡事的选择与判断能够以理性为准据，等等。
在韦政通看来，民主的性格外显于行为，实践于人际关系，于是有民主的生活方式，民主的生活方式源于个体的自觉，发为尊重个体的行为，这是基本原则。由个体自觉，因而能自尊，自尊故能尽责，做事不圆滑，不敷衍，自己的成败自己负责，故不怨天尤人。因能尊人，故不谈人隐私，对别人的成就不嫉妒，你有本领他服，权利义务分明，一分劳力一分收获，虽显得斤斤计较，但没有感情包袱，两不亏欠。因自尊又信任理性，故能守法。因重客观，是什么就是什么，故勇于认错。这就是我们今日要求的新道德与新伦理。
从某种意义上说，民主的生活方式是最能保持和发展人的良知良能的方式，所有权威主义和教条主义的伦理道德是无法与由民主的生活方式所导出的道德境界和道德水准相比拟的。故凡是能实行伦理民主化的国家，人民的平均道德水准也比较高。
另一方面，民主性格或民主的生活方式的养成也离不开伦理尤其是自由主义伦理的推进与扶植。只有当人们树立起了自由主义的伦理价值观念时才会形成真正的民主性格。没有自由主义的伦理价值观念作依托，民主的性格是难于形成和锻铸出来的，即使产生了民主的性格也会流于形式，变为虚设而不切实际的东西。韦政通指出“民主的性格是由自由的价值陶养出来的”
，只有在自由的精神指导下，人们学会了自我改造与自我教育，拥有自治自律自为自主的能力，才能够滋生健全的民主性格。可见，民主与伦理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
（2）科学与伦理。韦政通认为，深入合理地探讨科学与伦理的关系，必须既反对科学主义又反对道德主义。“科学主义代表对科学的热望，由过度的热望转出对科学偶像式的崇拜。……科学主义是把科学的有限原则，予以普遍应用，使它成为文化定理的一种信念。”
科学主义与道德主义一样都不可能科学地认识科学与道德的关系，只会导致科学决定论和道德决定论，而这两种理论同样都是不正确的。在韦政通看来，科学与伦理之间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科学的发展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道德生活，改变着人们的道德观念，并提出了许多新的道德问题，开拓出某些新的道德领域，科学的精神也必然影响到人们道德意识的发展和道德品质的提高。韦政通指出：“我们今天思考伦理道德问题，也不能像以往那样的单纯，生活在现代社会，影响这方面的因素要比过去远为复杂，尤其科学的进展，其影响无可限量，如医疗的进步，减少了许多人类肉体的痛苦，心理分析到心理治疗这门学问的成立，也相当程度地消除了情绪和精神上的痛苦，这些方面科学的进展，对伦理道德有直接影响。科学的主题是发现真实，如将来对复杂人性的真相有更多的发现，也必定会改变我们的伦理观念。”
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由于没有科学的依托，故缺乏理性主义的导引而沦为神秘主义。由于中国人的理智极不发达，所以中国伦理文化对生命体会肤浅，对足以影响人精神的心理和生理问题的知识了解十分贫乏，不能使伦理问题的研究真正发展成为一门科学。“两千多年来，我们只知讲道德，但道德的范围如何？每一个道德概念的内容又如何？从来没有人做过厘定的工作。如果道德概念的内容没有确定，我们又凭什么去判断一个行为是否符合道德规律？”
因此，为了使道德发挥自己特有的功能与作用，必须使道德建立在理性的和科学知识的基础上，同时去深入地研究道德本身的范围、对象及其评价标准，研究影响人们道德行为的诸种生理和心理因素。韦政通认为，凡是不能取得知识上证实的，都是人的理智所不能接受的。“凡是能作为生活规范的，必须以能做客观传达者为限，这样知识的信仰和知识的道德（或名之为道德的科学），才有坚实的基础。以往人类道德和宗教之所以失败，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缺乏这种基础。他们不是以个人为真理，就是把属于个别的经验，迫使他人去遵行。在这样的情形下，修养有成是偶然，多半都会遭到失败，因他所遵循的规范，根本就没有客观的基础。”
韦政通强调，现代的伦理道德问题，“绝不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它与其他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之间，早联成一个网结”
。道德问题的认识与解决不能也不应该脱离科学的轨道及科学技术发展的成果。
韦政通批判了那种把科学与伦理截然分割对立开来，由此宣称科学讲求实然、伦理讲求应然，二者本质不同的学说或观点，他深深地赞同科学史家布鲁诺斯基（J．Bronowski）在《科学与人文价值》一书中所提出的科学与伦理统一的观点，认为科学与伦理虽有种种不同，但并不是截然对立、分属于两个世界的。韦政通指出：“科学上的观念和伦理学及价值上的观念是否真是属于不同的世界呢？一般的了解总以为科学讲求实然，伦理道德则讲求应然，布氏问：是否讲述事实如何的世界便要接受试验？而那认为应该如何的世界的则不必经过试验呢？他坚决表示，‘我不相信是这样的’。布氏的努力，就是要沟通这两个在现代文明中逐渐分裂的世界，就科学活动和人文精神的本质，说明科技心灵与人文心灵本属一体，说明科学上的不确定原理即伦理学中的容忍原理，说明人文方面所崇尚的独立、自由、容忍、尊严等价值，也同样是科学的价值，这些价值在科学活动中也可以导发出来。”
科学与伦理具有共通的价值与精神，自由、独立、容忍这些现代社会所崇尚的伦理价值，不仅是科学实践的条件，而且也是科学精神的标志。科学重视经验、推崇理性、不迷信权威，而这也恰恰是自由主义伦理观的重要表现。
总之，科学、民主与伦理（自由主义的伦理）三者是相互贯通、相互渗透的，三者的有机统一构成现代工业文明的整体内涵。韦政通强调指出：“伦理、民主、科学是重建中国文化的三块基石。”
三者离开任何一个单项，都不足以促进中国文化的新生，“必须使三者的精神互相渗透、互依并进，才能促使中国文化整体性的发展”
。
韦政通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地区最著名的自由主义伦理思想家，他同殷海光被誉为第二代自由主义的双子星座。如果说殷海光是自由主义营垒中的“唐君毅”，那么韦政通则是自由主义营垒中的“牟宗三”。也许，现代新儒家和自由主义伦理思潮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对立和斗争，主要就是以殷海光、韦政通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同以唐君毅、牟宗三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的对立和斗争。第二代自由主义者同第二代新儒家学者一样，同怀着飘零孤岛的悲怆情感，深深地忧虑着国家民族的前途和中国伦理文化发展的命运，在孤寂的条件下进行着动心忍性的奋斗。第二代自由主义者决意弘扬五四运动的真精神，矫饰五四运动所流露出来的激越的浪漫情感和理论准备欠缺的弊端，将满腔的热情融入深沉的学理探求和道德文化的重建工作，展示出继承五四然却又超越五四的开放胸怀。韦政通在谈到自己的治学和人生感受时说：“我常常想，这个时代可以说是活得很不幸，但是也是最幸运的一个时代。对从事思想工作的人来说，很难得遇到这么一个时代，那么复杂、那么多的问题要你去思考，要你去解决。你无论有多大的天赋，多大的能耐都用得上。当然是发挥人潜能最好的一个时代了！所以，我现在的向往是：希望能够重建真正属于现代的中国哲学，可以给现代人生活很多的启发。当然它不能完全离开传统，但是它所建立的条件，一定是超过传统的。这就是我现在的用心所在。”
韦政通主张以中国人的道德精神深入地批判传统和认真地研究西方，建立起充分现代化的中国伦理文化。“把现代种种的哲学训练和传统人格的陶养”有机地结合起来，使研究伦理文化的人在伦理学上像个西方伦理学家，有那么深刻的道德伦理思维和那么现代的伦理文化学养，在人格上又像个中国传统的伦理学家，有那么高尚的道德品质和那么感人的道德行为修养，只有这样才能使别人看到你，觉得你不仅是一个睿智的伦理思想家，又是一个现代中国的道德贤人。韦政通在批判现代新儒家伦理思想时指出：“儒家最重要的，不在学术思想的成就上，而是在人格的塑造上。我想在这一点上新传统主义者是比较失败的。新传统主义者他们还是落在一个大学教授、传播知识的这个层次上。用传统儒家道德人格的光辉来讲，他们还是比较缺乏的。”
新儒家学者没有发扬儒家传统伦理的真精神，没有致力于社会道德的重建和道德风气本身的拨乱反正，同时也没有对儒家伦理学说作真正客观和纯学术的研究，说他们是儒家，他们不是，说他们是儒家学者，那也不是。“从现代学术的标准来讲，他们只是儒家的牧师，他们是传道，他们不是客观地从知识的意义上，来传达儒家，和人去讨论问题。”
韦政通对新儒家学者的批评诚不免过火之嫌，但他所提出的“儒家最重要的是在人格的塑造上”，希望新儒家学者弘扬儒家伦理的真精神，通过身体力行儒家伦理来塑造自己的道德人格，进而感染和带动一大批人，并认为此即为光大儒家伦理文化的最好方式的观点，确是富有启发意义的。
韦政通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的伦理思想家，注重以自由的精神来探寻自由主义伦理价值的含义，他走的是一条不同于其他自由主义者的思想探险的路子。韦政通认为：“在生命上，每一个人的路子是独特的，在思想上也是一样。没有独特的思想生命，就没有一个思想家。没有一个新思想家的出现，新的思想怎能得到？在别的伟大的思想生命里，得到启发，得到引导，得到磨炼，得到训练，这些是帮助你去试探自己的。”
韦政通的伦理思想从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的批判起步，但他对儒家伦理文化的批判不同于其他自由主义者只注重政治层面的批判和局限于消极现象的简单描绘，不是激烈反传统主义所掩盖下的情绪化行为，而是立足于工业文明所发展起来的伦理价值系统，对之作一种比较性的剖判，然后揭示出儒家道德思想的特质及其所产生的根本缺陷。可以说，韦政通对儒家伦理文化的批判，既尖锐犀利，又深刻有力，具有鞭辟入里、力透纸背的力量。韦政通在论及工业文明的伦理新貌时，从人类伦理文明发展演变的基本规律和基本趋势上充分肯定了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但也不失时机地揭示出西方工业化过程中所产生的种种弊端，希望中国在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能够扬西方文明之长，避西方文明之短，走出一条比较合理的现代化道路来。韦政通指出：“因工业文明开展的新世纪，是一场历史性的大竞赛，每一个落后的国家，都必须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工业文明之国，否则在这场大竞赛中，将不可避免地被淘汰掉，悲剧性地成为工业大国的一部分。”
因此为了摆脱被淘汰的悲剧性命运，第三世界国家或落后的农业国必须急起直追，迅速实现自己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这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所决定的第三世界国家不得不走的历史必由之路。但是，韦政通又指出，西方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使人物化、工具化的弊端，无疑是第三世界加速工业化过程必须引以为戒的。他认为，究竟是技术、组织为人服务呢，还是人变成技术、组织的奴隶？这已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困惑。我们既要工业化、现代化，又要避免使人物化、工具化的弊端，使社会的现代化建设获得物质和精神的双丰收。韦政通的伦理思想一个最大的特点在于提出了伦理、民主、科学三结合的中国文化新模式的设想，力图论证伦理与民主、伦理与科学的关系，揭示民主、科学与自由主义伦理之间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联系。他关于民主与自由的论述特别是民主不仅是一种政治制度而且也是一种由自由的价值陶养出来的性格和生活方式的论述，对于我们科学理解民主的整体蕴意以及民主的道德意蕴，无疑提供了有益的思想启示。是的，无论是就中国文化重建抑或是就中国道德重建来说，最关键也最有意义和价值的恐怕莫过于科学地认识伦理、民主、科学之间的关系并将其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之相互为用，形成一种优势的互补与功能的整合。然而，韦政通将伦理仅仅局限于自由主义的范畴，则是我们无法苟同的。将伦理局限于自由主义的范畴，说明了韦政通的中国伦理现代化并未脱却全盘西化的窠臼，它将妨碍对中国伦理文化作创造性的转化与吸收，这是以韦政通为代表的第二代自由主义西化派所不容忽视的历史性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