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自由主义西化派伦理思潮（二）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西化派伦理思潮因国民党中央政权的专制独裁和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广泛传播而步入一个风雨飘摇和相对沉寂的时期。面对着暴政与革命的夹击，一些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纷纷躲进了象牙之塔或流落十字街头，他们一边温婉地唱着以前的歌，一边寄情于闲适，成为借闲适来婉诉衷肠、聊以度日的隐士，林语堂、周作人、徐志摩、梁实秋等即是这类人物的代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地位，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或移居欧美，或寓居中国港台地区。伴随港台地区五六十年代的经济现代化建设，他们又一度活跃起来，或针砭时弊，探论新政，或纵论横议、阐发新说，而其要点乃是把现代化同西化联系起来并纳入西化范畴中来思考。他们以继承第一代自由主义者高举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的传统而自诩，充分肯定科学、民主对社会现代化的意义，主张以科学、民主精神来改造伦理，实现伦理现代化。殷海光、韦政通、林毓生、文星派李敖等代表了港台地区第二代和第三代自由主义西化派伦理思潮的基本蕴意及其理论个性。他们一方面猛烈抨击大陆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戏称其为“俄化”；另一方面又尖锐批评活跃于港台地区的现代新儒家伦理思潮，戏称其为“儒化”。认为无论是“俄化”还是“儒化”，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都不是一种福音，只能使国人饱受等级压迫和阶级斗争之苦，因此只有“西化”才能导向真正的自由、平等、博爱，实现科学与民主。中国大陆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引起了围绕着现代化主旨及其精神实质的讨论，以及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论争，在论争中产生了自由主义的西化论者，即李泽厚的西体中用论与《河殇》的蓝色文明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