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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东荪（1886—1972），原名万田，字圣心，浙江杭县人（今杭州市）。他是自由主义阵营中少数几个建立了思想体系的人，先后著有《人生观ABC》《道德哲学》《现代伦理学》等多部著作。虽然张东荪自称自己的伦理学是“综合的伦理学”，“既不是纯粹的自然主义，又不是孤悬的人本主义”；“既不是主张无道德的随便主义，亦不是主张有万世不变的道德的道德主义”；“既不是个人主义快乐论，又不是普遍主义克己论”；“既不是结果论，又不是动机论”，但他的“综合的伦理学”其本质上则是自由主义的，有着自由主义伦理思潮所共具的特征。
张东荪是在中国系统地介绍西方伦理思想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他对自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以来直至哈特曼、冯特的西方伦理思想有较为明晰的了解。他写作的《道德哲学》自序“根据原著提取需要”，“藉问题之迭变以明思想之进化”，介绍了西方历史上颇有代表性的众多伦理思想家的伦理道德学说，可谓是一种按问题写成的西方伦理思想史著作。
张东荪认为，道德哲学的鼻祖或奠基人当推苏格拉底，所以他以苏格拉底作为他的《道德哲学》的理论起点，在其导论中介绍了苏格拉底的伦理思想，并探讨了苏拉底提出“认识你自己”和“知识即美德”的命题，倡导对人生的反省，奠定了西方伦理思想的发展方向。苏格拉底所以为道德哲学之始祖，主要原因有三：“一曰不视德为一种技能，而视为一种了解。于是道德乃完全异于品物……德既非技能，则德之成也亦必决不若技能之所以练习而得”，道德的获得和拥有要靠觉悟，“夫觉悟者知识上所有事也”；“二曰苏格拉底不视知识为主观印象，而乃视为客观条理。所谓知非摄取对象之影，实为自己与条理相契合耳”；“三曰苏格拉底不仅以道德建立于形而上学上，而且于其反面复注重于实践。彼之晚年甘受诬而死，不求枉法而生。其所行事足以代表其人生观。盖彼以为人而既了悟矣，则所行无不为善”。
苏格拉底把道德奠定在知识的基础之上，推崇认识和觉悟的价值，开启了理性主义伦理思想的先河，影响了后来西方伦理思想的发展进程。
苏格拉底死后，以亚里斯戴布斯（Aristippus，公元前435—350年）为代表的一派发展了苏格拉底福德合一的思想，创立了快乐主义的伦理观，伊壁鸠鲁把快乐主义的伦理观推向一个新的阶段。而以安第斯蒂尼（Antisthenes，公元前444—366年）为代表的犬儒学派则发展了苏格拉底理想主义的一面，创立了克己主义的伦理观，斯多亚学派更使克己主义的伦理观日趋完善。西方近代以霍布斯、边沁、密尔、席其维克为代表的功利主义本质上是快乐主义伦理学说的延伸与发展，而以克拉克、普莱斯、沙甫兹伯里、赫起逊等为代表的直觉论亦是古代克己主义伦理思想的转译与开新。在快乐主义与克己主义之间还有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完全派，他们发展了苏格拉底自我实现的思想，主张一方面吸收个人福利之快乐论，另一方面又采纳抑止情欲之克己论，造成一种完整的人格。西方近代的黑格尔、布拉德雷、格林等人的自我实现论则是亚里士多德完全论思想的总结与升华。张东荪的《道德哲学》以苏格拉底为起点，较为详细地介绍和阐释了西方伦理思想史上的这三大伦理思潮，并对亚当·斯密和大卫·休谟的同情论与达尔文、斯宾塞、克鲁泡特金的进化论，以及以柏拉图为代表的超越主义和以康德为代表的自律论一一做了介绍。通过对西方伦理思想的这种全面而系统的介绍，张东荪最后把以冯特为代表的综合论作为自己道德哲学的理论归宿，提出一种“综合的伦理学”的设想，试图建立一种融合西方伦理诸家学说而又折中其间的伦理学理论，并以此作为批判中国传统伦理文化，重建中国新伦理的基础。
为了创建一种“综合的伦理学”，张东荪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说做了尖锐的批判。在张东荪看来，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鼓吹阶级斗争和道德革命，违背了以苏格拉底为代表的西方伦理思想的基本精神，属于西方伦理思想史上的异端，“为居心不良之谬误”，是存心破坏人类道德。张东荪认为，道德只有进化而无革命。“道德必为长期之进化……其变不以革命之方法出之”，道德革命的主张是不合于事实的。“马克思之道德论止可谓为一种推翻道德论。”
这种“推翻道德论”旨在挑起人类集团之间的仇恨与冲突，使道德成为刀光剑影的工具。在张东荪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有四大谬误，其一为“歧义之谬误”，其二为“分合之谬误”，其三为“言辞之谬误”，其四为“居心不良之谬误”。
他对考茨基阐发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四个基本观点进行了逐一批判，认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第一个观点“道德由进化而出，在动物为本能，在人类为风俗，皆以谋生存为背景”，“不过窃取达尔文与斯宾塞一流之进化论而已，固未尝有何创见。惟进化论仅谓道德之起源在于本能，其演出由于风俗，而非谓本能与风俗足以尽之也。唯物史观之论者不审此义，致谓道德与风俗完全同一，风俗以外无道德。以风俗之随民族而变，视时代而异也，遂谓一切道德止为相对的存在”。
实际上，道德与风俗是有区别的，风俗只是道德的一种表现形式和最低层次，“道德重在其命意，命意而为道德虽裸体不为伤”。以风俗为道德就会导致对道德的误解，产生道德选择的冲突和道德评价的困惑。须知“道德初非相对的亦非以革命而生变化。凡此所论足证纯以风俗为道德者实未真知道德之性质也”。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第二个观点曰“道德随生产关系之社会的经济结构而变”，第三个观点曰“道德止为阶级之工具，故止有阶级道德而无人类道德”，第四个观点曰“社会之变化止为一阶级推翻他阶级，名此曰革命，道德亦然，止有革命而无进化”。张东荪认为，这三个观点同样是不合事实，站不住脚的。“第二点与第三点第四点合为一义，曰现在所通行之道德皆资本阶级欺人之具是已。”张东荪对此深表怀疑。在张东荪看来，道德具有全人类性，它是超阶级的。“试问如诚实（即弗作谎语），自尊（即弗自暴自弃），爱人（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忠尽（即克尽厥职），勤勉（即勿荒嬉），慷慨（即勿吝啬），勇敢（即勿畏葸），公平（即勿偏私），廉洁（即勿妄取）等等，岂在基督教为道德而一至资产阶级即引为不道德乎？抑在资产阶级为道德而一至劳动阶级即为不道德乎？今有一劳动者于此，借贷于另一劳动者，岂即可以不偿还乎？若曰劳动者借得资产阶级之款可以不偿还，则何以借贷于同一阶级必须偿还耶？足见借贷必偿乃系一抽象原则，此原则固未尝摇动也。此原则一日不变则人类道德一日存在。须知道德之应用虽有范围广狭之分而于其原理无亏。”
基于这种认识，张东荪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道德阶级性的论断是不对的，是对道德本质的歪曲和对道德作用的践踏。他宣称：“决非诚实、勇敢、勤勉、仁慈、廉洁、公正、直爽等仅能行之于资产阶级而不能行之劳动阶级，实则劳动阶级所需要之德即正为资产阶级所需要之德，故视劳动阶级之道德与资产阶级为两种不同之道德实为根本上不合于事实。”
事实上劳动阶级所需要之道德与资产阶级所需要之道德“即为一种”，“纵使劳动阶级推翻资产阶级而道德之内容亦不能有变化，故道德革命之说亦根本悖于事实也”。
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责难，张东荪得出结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在学理方面本不为真理，彼之意止在谋有遂其心愿，故彼之说虽貌似高深学理而实则不过供其徒党为社会运动之助力而已。盖纯为一种手段也，彼似明知而故为之。余谓此辈之居心不可问即在于此。有郭尔乃依（A．Kolnal）者自精神病学以研究马克思之党徒，彼谓此种心意形态为一种疯癫症，名之曰Paranoia，盖谓其自造一种统系用以自行迷恋也，吾则以为出于嫉恨而生”
。在张东荪看来，马克思伦理学是一种出于嫉恨而生的类似于疯癫症的东西，故理当在抛弃扫荡之列。为了人类道德的确立与完整，张东荪自言不得不对其进行痛击、批判。张东荪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批判中所阐发的抽象道德论和道德无革命只有进化的观点，集中反映了自由主义的西化派伦理思潮的价值趋向与基本特征，同时也受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谴责与回击。
张东荪认为，讨论道德问题必须以我为出发点，从自我开始。他说：“任何人，生在世上，其最大的根据即在自己的存在，即所谓有我。所以一切人生问题都是以我为出发点，若无我则一切皆可不成问题。”
以我为出发点不仅是说每一个人都关心自身的存在，以去苦求乐为依凭，而且也是说每一道德都以自我为基点，要求自我尽自己的义务去力行它、创造它。勤勉源于自我，仁慈源于自我，廉洁源于自我，公正、忠诚、贡献亦源于自我。道德生活的第一要义在于认识自我，只有认识自我才能谈得上实现自我和完善自我。而实现自我与完善自我则又与宇宙进行的大潮流相通。
“自我”是随宇宙由物而心的创造进化产生的，它既是宇宙大化、社会人群的一个部分，又是个人生命独一无二的真实本体。真正的道德应当从肯定自我走向肯定社会人群，进而要求每一个自我奋发向上，创造适乎自我和社会人群的生活。在张东荪看来，生活的意义就在于顺乎宇宙进化和文化发展的潮流而有所创造。一天生活即一天创造，这就是生活的意义。人要实现自我的价值，就要改造环境以适应自己的要求，改造自己以实现自己的理想。自我并不是孤立的存在，每一个自我总要与其他的自我发生影响，与社会人群发生往来，一个人的生活如果既能满足自我又能促进社会人群的进步，其人生就是有意义和价值的。张东荪又利用时间与空间的坐标来说明生活及其意义，认为人的生活本身是当下经历的具体事实，表现在时空的坐标上为“时空的交切点”。“在时空交切点之生活以其为独一无二，以其不能重复，我名之曰生活之本身，换言之亦即生命之自身也。至于其放大之范围，以其为所必需，我名之曰生活价值。……以生活之自然趋势即为超出此交切点，故超出即为满足其自然之趋势，自满足生活之必然的要求而言，当可名之曰价值，且其超出之范围愈广，则价值亦愈大。故人生之意义与价值纯视此放大之范围。”
放大时空交切点即是扩充自我，将自我与社会人群联系起来，即是通过自我创造去推动社会人群的进步，使小我在大我的绵延承续中获得不朽。
张东荪还从自我与文化的角度来说明扩充和放大自我的必要性。他认为，道德自我是人类文化的产物，人一生下来就享受文化，靠文化生存和陶冶自己、醇化人性，如果没有文化的熏陶与沐浴，就不可能有道德自我或道德生活。那么享受了文化的道德自我是不是只能永远停留在享受文化的层面呢？如果那样的话，文化就不能发展，道德自我亦不能进至完全或生动活泼。要使道德自我得以发展与完善，个人就必须在享受文化的同时参与文化的创造，不断地以自己的积极作用贡献于文化，“求于享受文化以外另有所补益于文化”。在张东荪看来，“文化之道德方面亦不能自行进步，而必有待于道德家之个人精神为之代表”
，应当使道德家的个人精神参与文化主流的创造，使人类的道德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张东荪又从人欲的满足与抑塞方面来说明自我的扩充与完善。他认为，自我无论如何不能没有欲望的满足，人的种种欲望是满足其生命有机体存续与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健康的精神生活所必需的。如果否定人的欲念，过分抑塞本能，像苦行主义和禁欲主义那样去遏欲，就会消融人的个体自我，使天命本身成为毫无生气和活力的苍死之物，此则无异于自我戕残，自我戕残带来的恶果就会使人缺乏创造文化和贡献人群的能力，就会从根本上取消道德。同时，如果过分放纵人的本能欲念，任凭享受的欲念泛滥流行，像享乐主义和纵欲主义那样对欲望不加任何限制，就会腐蚀人的个体自我，使个体自我沉溺于感官的享乐之中，丧失对社会人群的责任感，使个体生命成为毫无意义和价值的行尸走肉，此则无异于自我毁灭。自我毁灭不仅使人成为反道德的动物，而且也给社会人群布下了祸根。总之，对本能欲望太抑塞不利于个体自我的生存，太放纵也不利于个体自我的生存。他说：“一个人在世界上最大的问题莫过于这个对付本能的问题：太放则驰，太抑则抗。”
为了不“放”也不“抑”，不“驰”也不“抗”，也为了个体自我的发展与完善，张东荪主张在满足基本欲望的同时利导欲念，使个人欲念与文化大流的方向一致。“我以为一方面不宜太放纵，他方面不宜太抑塞；同时须有宣泄之道，好像导河一样，须另辟一块地方使水得注入，而不致决堤。”
另辟一块地方即是参与道德文化的创造，修正文化的弊病，使人类道德文化永葆青春活力，即是扩充和放大自我，使自我在有利于人群的过程中闪光。与此相适应，张东荪还把道德区分为伸张的道德与拘束的道德，认为伸张的道德实即创造的道德，拘束的道德实即抑止的道德，人生需要创造也需要抑止，故于道德上一方面需要伸张的道德，另一方面需要拘束的道德。从总体上讲，张东荪认为，拘束的道德不是目的而是为了使人更好地参与道德文化的创造，伸张的道德比之拘束的道德对自我的实现与完善作用要更为明显，意义要更加重要。张东荪主张以伸张的道德为主，以拘束的道德为辅，使二者统一并服务于自我实现与自我完善。
张东荪的伦理思想除了以上所述的三个主要方面以外，他还提出了道德起源不可知以及把道德视为文化之一部分的观点，道德进化三阶段（习俗道德、个人道德、理性道德）的观点，等等。张东荪的伦理思想以批判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为要义，以全面介绍和阐发西洋诸家伦理学说为表现形式，最后归宗于以冯特为代表的综合论，倡导利己与利他、肯定自我与完善自我的统一，包孕有合理利己主义和规则功利论的因素。张东荪的“综合的伦理学”主要是折中综合西方伦理学特别是西方近代资产阶级伦理学的产物，他渴望通过这种对西方资产阶级伦理学的综合折中来为中国新伦理文化的构建找到一条出路。作为自由主义伦理思潮的代表人物，张东荪一方面不满于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主张用西方伦理文化来教育青年和改造中国；另一方面又不满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主张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予以迎头痛击，而把中国伦理道德的重建寄托在西方近代资本主义伦理文化的全面引进与传播上。在张东荪看来，中国传统伦理文化过于保守，无疑具有许多压抑人性、不利于社会进步的因素；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过于偏激，被名之曰是一种破坏道德的理论，只有综合西方资产阶级伦理学的、他所谓的新的创造论才是一种健全而合理的道德理论，才能既使道德日渐进化又使道德不遭到破坏。张东荪反对道德革命赞同道德改良的思想突出地表现了他徘徊于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的自由主义思想倾向，反映了伦理自由主义关于伦理选择及道德评价的基本态度。
关于张东荪伦理思想的评价，早在20世纪30年代即已开始。全增嘏认为，张东荪并没有解决道德哲学的根本问题，所建立的理论体系是失败的，但他肯定张东荪伦理思想在很多方面还是有价值的。黄子通认为，张东荪用文化做目标去解决道德问题，沟通了个人与社会，他对西方伦理各家学说的叙述是公允而又清明的。叶青则著文批判张东荪的道德哲学，认为张东荪对道德哲学对象的确立是含糊的，对道德哲学的定义是不清楚的，对道德哲学任务的界说是混乱的。张东荪的《道德哲学》和《现代伦理学》不过是西方伦理学的“流水账簿而已，除供给材料外，没有丝毫科学价值”。“张东荪底综合论，是各种道德学型之东抄西袭的杂凑。这只要把他叙述他底综合的道德哲学中注明了抄袭来源的语句录出，便可见得了。”
我们认为，张东荪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攻击是别有用心的，对抽象道德论的宣扬是非科学的，他的综合的伦理学确乎有东拼西凑的抄袭之嫌，他的道德哲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也是不成功的，他反对道德革命、幻想以道德改良求道德进化亦是行不通的。张东荪伦理思想从总体上说是民族资产阶级在追随大资产阶级叛变革命后社会心理和伦理意识的反映，一方面激烈攻击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又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妥协投降。
但是，透过张东荪伦理思想的本质，我们还是可以发现某些有一定参考价值的观点和主张。他强调从文化进化的角度去研究道德无疑是有新意的，他把道德价值确定为超越生活本身、对人类文化有所创造和贡献也不无一定的道理。更为难得的是，他提出了“享受最低、贡献较高”的做人之道，倡导个人享受方面要知足、贡献于社会方面要不知足，这种伦理主张只要我们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伦理观为指导，剔除其资产阶级的精神实质，是可以转化为现代精神文明的内容的。他关于既不能禁止欲望亦不能放纵欲望，最好是利导欲望的思想也值得我们批判地借鉴与吸取。此外，张东荪对西方伦理思想的分类尽管不科学，但仍不失为一种尝试，他对西方伦理思想的介绍与叙述亦是富有成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