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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紧随胡适自由主义西化派伦理思潮并不惜冲锋陷阵、勇于作战的是吴稚晖和丁文江，他们既是自由主义伦理思潮的忠诚信徒，又是自由主义伦理思潮第一代的代表人物。
吴稚晖（1865—1953），原名眺，幼名纪灵，后改名为敬恒，因景仰南北朝大诗人谢玄晖取字稚晖，江苏武进人。吴稚晖早年信奉无政府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他的思想发生急剧变化。鉴于时局的回旋动荡，他认为人类的公德心决非短期内所能养成，理想的无政府社会非三千年或三万年不能实现，于是转而信仰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并狂热地宣扬全盘西化。吴稚晖反对封建复古派和东方文化派的中西文化观，认为中国文化不是精神文明，西方文化也不是物质文明，任何一种文化都有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精神离不了物质”，“精神物质是双方并进，互相促成”，“物质文明为精神文明所由寄之而发挥”。道德是文化的产物和结晶，它的根基系在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发展上，没有“文化高而道德反低下者”。西方拥有高度的物质文明就必然会有高度的精神文明和道德文明，中国缺乏高度的物质文明势必缺乏高度的精神文明和道德文明，二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为用的。
他针对梁漱溟文化三路向说为中国文化辩护的观点做了猛烈的批评，认为西方向前、中国持中、印度向后的文化三路向，唯有西方文化的路向是正确、可取的，因为它合乎宇宙日新又新、步步上升而又永不止息的进化大势。如果不能走上西方文化日新又新的进化之路，则与其走那不死不活的第二条路，不如干脆走上绝灭的第三路。吴稚晖把人类文化区分为四大种类，即白种亚利安民族的西洋文化，白种阿拉伯人的阿拉伯文化，黄白合种印度人的印度文化，黄种中华民族的中国文化。他认为，阿拉伯和印度民族，“一为神秘，一为虚玄，简直是半人半鬼的民族”，他的圣贤皆懒惰邋遢，专说玄妙空话，“所以他的总和，道德最劣”。中华民族稍优于前二者，但其文化道德依然低浅。他说：“中国古代，最特色处，实是一老实农民。没有多大空想，能建宗教。止祈祷疾病等，向最古传下来的木石蛇鼠，献些虔诚，至今如此。……他是安分守己，茹苦耐劳。惟出了几个孔丘、孟轲等，始放大了胆，像要做都邑人，所以强成功一个邦国局面。”
但照大多数老百姓的意思，仍是要“剖斗折衡，相与目逆”，以“多收十斛麦，含
鼓腹”为生活的最高理想，“这种民族的真相，还是止晓得擎了饭碗，歇工时讲讲闲话，完工后破被里一攒；一觉黄粱，揩揩眼眦再做工”
。局董们虽也有什么洒扫应对、礼乐御射，许多空章程贴着，“他们止是着衣也不曾着好，吃饭也不像吃饭，走路也不像走路，鼻涕眼泪乱迸，指甲内的泥污积叠。所以他们的总和，道德叫作低浅”
。另一方面，那个被梁漱溟称之为算账的民族，却无论什么仁义道德、孝悌忠信、吃饭睡觉，无一不比中国优越和先进，他们“出门与父亲亲嘴（孺慕），上车替舅娘提包（服劳）。饭是摊着桌毯吃，还一粒饭颗不掉；痰是隐在手巾唾，莫说
髒痰盂宜设；指甲修得精光，须根刮得皓白（洒扫应对进退之节）”
。此外，“朋友托孤，可千万家财，代管二十年，增产两三倍，积起账簿数箱，一一编号而交付。海轮触冰，顷刻要沉，送妇孺稳上端艇，二千人作乐唱歌，谈笑而共逝”
。所以结论是，西方人的道德叫作“较高明”
。基于这种中西文化比较观，吴稚晖主张全盘西化，力倡迎受西方文化的赛先生（科学），请他兴学理财，迎受德先生（民主），请他经国惠民。此外还要把西方文化的“穆姑娘”（道德）一并请来，以充孔圣人的续弦，让她“来主中馈，亦且无妨牝鸡司晨”
。总之，他认为中国文化的出路在全盘西化，中国人应当不受梁漱溟的拖累，专心致志地在第一条路上向前进、开步走！只有这样，中国人才能进化，中国文化才能发展，中国伦理才能进步。
在人生观上，吴稚晖继承西方资产阶级自然主义的人性论，提出了一种人欲横流的人生哲学理论。在吴稚晖看来，人本质上与动物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是“质与力之构造及反应，各个不同罢了”。“人便是外面只剩两只脚，却得到了两只手，内面有三斤二两脑髓，五千零四十八根脑筋，比较占有多额神经系质的动物。”
人作为一种动物，自然以动物界的准则为准则，遵循着他的自然属性，演出类似苍蝇、蚂蚁的生存剧目。“所谓人生，便是用手用脑的一种动物，轮到宇宙大剧场的第亿垓八京六兆五万七千幕，正在那里出台演唱。请作如是观，便叫作人生观。”
人生这幕戏的主要节目有三，吃饭、生小孩、招呼朋友。吃饭是维持个体生命的存在，生小孩则是维持人种的绵延，招呼朋友是照顾自己以外的一切存在。为什么人生之戏包括这三大节目呢？吴稚晖写道：“我们的老祖宗爷爷，那位漆黑一团先生，摇身一变，今天变，明天变，这样变，那样变，变的日子已经没有法子数得清，变的东西亦是没有法子数得完。内中有个我，我将占着号称的一百年。……然我没有吃饭，七天便死了。”
为了使这个变的进程不致中断，必须请人来自己创造，“这个创造义务，叫作生小孩”
。在同一百年里，宇宙不是只造一个我，也不是要我专门来生小孩，我以外还有他人，他人也都要吃饭、生小孩，我若不能处理好同他人的关系，便无法生存。处理好我与他人的关系，这便叫“招呼朋友”。在人生的三大节目里，最重要的还是吃饭、生小孩。吃饭、生小孩书本上叫作饮食男女，再包括紧一点，也可以叫作食色。人的“食的性，色的性，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的性，并没有什么善恶，无非漆黑一团先生变动绵延，要扮演万有的作用罢了”
。
从这种自然主义的人性论出发，吴稚晖主张吃饭要有“清风明月的嗜爱”，生小孩要有“鬼斧神工的技巧”，进而鼓吹一种“清风明月的吃饭人生观”，“鬼斧神工的生小孩人生观”。吴稚晖指出：“吃饭罢，食罢，原不过维持个体存在的代名词。个体存在的需要，类乎饭的很多。譬如饱吃白米饭，固然肥头胖耳，但饱看明月，饱领清风，亦神清气爽。白米饭同清风明月，在生命上同一重要。……我虽忘不了吃饭，却也极崇拜清风明月，故愿意两全了。”
为了使吃饭能够像清风明月一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吴稚晖主张发展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想出许多饭来给人吃”。关于如何圆满地生小孩，吴稚晖认为必须要运用一点鬼斧神工的技巧，所以他便提倡一种“鬼斧神工的生小孩人生观”。这种人生观，简单地讲，便是“生小孩科学化”，也就是把更多的理智引进生小孩这件原本几乎完全受着强力情感支配的事情上，使他们的“精虫孕蛋，不肯盲目多撞，而无限制”，“于是甲则偏存阴性，乙则偏存阳性，及
缊洋溢，有需于醇化，必得两物相遇，方可实行，其实恰可救济早衰，得生命之向上”
。根据鬼斧神工的生小孩人生观，吴稚晖认为男女之间根本不存在真挚深刻的爱情，“男女之爱，纯粹只有性欲，可不问其为胡同里之老爷，为游艺园之姨太太，为高尚之夫人，为同死之情人”，统统都是如此。人们所谓爱情，“其实只因精虫起了
缊，要寻找孕蛋来醇化。孕蛋也起了
缊，要寻找精虫来醇化。一如饥之择食，寒之择衣，皆一种需要时的反应作用”
。
此外，与清风明月的吃饭人生观和覆天载地的招呼朋友人生观相对应，吴稚晖提出了自己的吃饭和招呼朋友的道德观。他认为，吃饭的道德表现在：（1）吃饭要用自己的劳力换得；（2）我的吃饭，不阻碍别人的吃饭；（3）化了劳力吃不到饭，还是不愿夺别人的饭来吃；（4）想出许多饭来给人吃。生小孩的道德表现在性欲节啬、优生优育。招呼朋友的道德表现在：“我以外便是朋友，朋友乃是我的别号”，用孟子的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去招呼朋友，等等。
总之，吴稚晖的伦理思想以自然主义的人性论为基础，以人欲横流的人生观为核心，以伦理文化的西化论为旨归，宣扬科学主义的道德观，并在其中论述了物质文明决定精神文明、没有离开物质文明的精神文明的观点，从而使其成为科学与玄学论战中科学派伦理思想的重镇，受到胡适等人的高度认肯与评价。吴稚晖的伦理思想不买传统主义和玄学派的账，以偏激的态度与玄学派相抗衡，虽有批判封建道德、反对保守主义和讴歌科学、民主价值的某些积极作用，但由于把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与封建道德混同起来，进而走上了一条民族虚无主义的道路，在一定程度上丑化了中国伦理文化和中国人民，伤害了民族自尊心，其消极意义不容低估。
丁文江（1887—1936），字在君，江苏泰兴县人。丁文江是中国现代地质事业的开拓者和创始人，为发展中国地质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同时他又是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宣扬科学哲学的著名人物，在1923年的科学和玄学论战中他代表科学派同张君劢展开论战，写出了《玄学与科学》《玄学与科学——答张君劢》《玄学与科学的讨论的余兴》等文章，宣扬科学主义的伦理观和价值观。针对张君劢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的论断，丁文江明确主张科学万能的观点，认为科学不仅能支配自然而且能支配社会、支配人生观。他说：“科学的万能，科学的普遍，科学的贯通，不在他的材料，在他的方法。”
科学作为认识方法具有普遍的意义，所适用的范围既包括自然万物也包括社会人生，没有任何限制。人生观作为一种社会心理现象，当然不能排除在科学研究的范围之外，科学完全能够解决人生观问题。在丁文江看来，科学能排除个人主观的成见，求得人们对于真理的共识，能排除人们对人生的误解与偏见，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科学是人们进行自我教育和品性修养的最好工具，它可以帮助人在求真的基础上求善，提高人的审美情趣，陶冶人的道德情感；使人养成爱真理的诚心，体味宇宙的伟大，了解生活的乐趣。他说，只有拿望远镜仰察过天空的虚漠，用显微镜俯视过生物的幽微的人，才能体味到活泼的心境和人生的真正含义。丁文江认为，人生观不是别的，乃是一个人的知识情感同他对于知识情感的态度。因此人生观的核心是科学知识和对科学知识的态度。从这一认识出发，丁文江主张以科学理性和知识作为人生的伦理价值导向，并把善界定为“以有利于社会的情感为原动，以科学知识为向导”的良好的行为或现象。科学理性的普遍性公则落实到伦理道德领域就是坚持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理，贯彻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的精神定律。在丁文江看来，人是不能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的，所以善恶只能是社会的善恶，有利于社会的就是善，反之则为恶。“凡能够满足最大多数人最大部分的欲望的行为，就是有利于社会的行为”
，就是善的。他主张用社会功利标准来检验道义和评价具体的道德现象，指出：“拿这个标准来测量目前的许多问题，我们不难得到具体的结论了。譬如男女问题，阶级问题，都可以拿这块试金石来验一验的。为满足男子欲望而牺牲女子的欲望，为满足少数资产阶级的欲望而牺牲多数劳动者的欲望，都与上面的定义不符，都是不利于社会的。”
丁文江严厉批判了张君劢“知礼节而后衣食足，知荣辱而后仓廪实”的理学伦理观，认为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腐朽的伦理思想，也是一种误国害民的反动伦理学说。丁文江指出，崇尚“存天理，灭人欲”信条的南宋士大夫空谈心性义理，不知经邦济世、治国理财，他们“没有能力，没有常识”，“令人骇怪”，结果是失去了江山。明朝的理学家“终日讲危精微益之说”“不知古又不知今”，“养成娇弱，一无所用。有起事来，如痴子一般，毫无办法”。丁文江辛辣而又冷峻地诘问：“这种精神文明有什么价值？配不配拿来做招牌，攻击科学？”
他谴责张君劢“不肯承认所谓经济史观，也还罢了，难道他们也忘记了那‘衣食足而后知礼节，衣食足而后知荣辱’的老话吗”
？在丁文江看来，伦理价值观念是物质生产和经济发展的产物，先有物质生活而后才有精神生活。物质生产和经济的发展必然推动和导致人们道德观念的变化。任何道德都不能离开物质生活的经济条件。离开物质生活和经济条件的道德就是玄学。“言心言性的玄学，……最合懒惰的心理，一切都靠内心，可以否认事实，可以否认论理与分析。顾亭林说的：‘……躁竞之徒，欲速成以名于世，语之以五经，则不愿学；语之以白沙阳明之语录，则欣然矣。以其袭而取之易也。’我们也可套他的话，稍微改动几个字，来形容今日一班玄学崇拜者的心理：‘今之君子，欲速成以名于世，语之以科学，则不愿学；语之以柏格森杜理舒之玄学，则欣然矣。以其袭而取之易也。’”
那些宣扬玄学伦理思想的人其内心追求的则是功名利禄，只不过他们要借玄学伦理思想来愚弄人罢了。
此外，针对张君劢、梁启超等人科学破产的论调，丁文江主张将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与科学本身的作用区别开来。他认为欧洲近代文化的破产并不是科学的破产。他还驳斥了张、梁等人科学发展引起世界大战的谬论，指出：“欧洲文化纵然是破产（目前并无此事），科学绝对不负这种责任，因为破产的大原因是国际战争。对于战争最应该负责的人是政治家同教育家。这两种人多数仍然是不科学的。”“欧洲的国家……因为战争破了产了。然而一班应负责任的玄学家、教育家、政治家却丝毫不肯悔过，反要把物质文明的罪名加到纯洁高尚的科学身上，说他是‘务外逐物’，岂不可怜！”
丁文江认为，科学是纯洁的也是无辜的，万能的科学永远不会破产，能够破产的只会是玄学也应该是玄学！
丁文江的伦理思想极力为科学辩护，热情赞颂科学，维护科学的威信，主张把科学与道德统一起来，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思想解放的作用，实际上是对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教条主义陈腐观念的冲击，对于中国人民思维方式的变革具有促进意义。丁文江伦理思想的失足之处在于，他并没有意识到求真与求善、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区别，错误地将善纳入真的范围甚至以真代善，这就使他的伦理思想明显地具有认识主义或逻辑实证主义的缺陷，犯了把事实和价值、现有和应有混同起来的自然主义的错误。总起来看，他的伦理思想并没有多少独创性的东西，他提出了科学的人生观，但究竟何为科学的人生观，丁文江始终未能说清楚。而对于利益与道德等问题，他也只是重复了别人的观点，这种情况是与中国当时自由主义西化派激进而又理论准备不足的素质密切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