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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它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创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形成。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适应着历史上最先进的阶级，即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需要而产生的。19世纪30—40年代，资产阶级在欧洲主要国家已经取得了统治地位，它已经由“非常革命”的阶级开始逐渐走向自己的反面。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日益暴露，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日趋激烈，无产阶级已由“自在的阶级”转变为“自为的阶级”，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走上了世界历史的舞台。在长期的大工业生产的磨炼中，在反对资本统治的斗争实践中，无产阶级逐渐抛弃了对财产私人占有权的追求，摆脱了小生产的狭隘性、自私性的影响，养成了团结互助、大公无私、敢于斗争、遵守纪律、热爱集体、愿意为公共事业献身等高尚品德。列宁曾经说过，几十年来工人阶级在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习性、风气和信念。于是，一种崭新的道德思想和道德关系在无产阶级内部逐渐形成和确立起来了，而旧的伦理学根本不能适应这一新的阶级的要求，这就使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形成成了客观的社会需要，也具有了丰富生动的现实基础和现实内容。马克思和恩格斯适应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需要，他们在积极参加和领导工人运动中，非常重视研究无产阶级的道德面貌，他们同工人交朋友，在工人群众中进行调查研究，对无产阶级在反资本统治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崇高精神和优秀品德进行科学的研究和理论概括，用以教育无产阶级，这就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道德理论，即马克思主义伦理学。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也是人类伦理思想发展的必然产物，它是在批判地继承人类伦理思想发展史上一切优秀的成果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伦理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思想资料。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中，伦理思想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马克思、恩格斯说过：德国哲学是从意识开始，因此，就不得不以道德哲学而告终，于是各色英雄好汉都在道德哲学中为了真正的道德而各显神通。德国古典哲学著名代表康德对道德的逻辑—认识论问题的卓有成效的研究；黑格尔伦理思想中丰富的辩证法及其关于不能离开家庭、世俗社会和国家等现实关系来理解道德的思想；费尔巴哈把道德同活生生的经验的个人及其幸福的愿望联系起来的理论；以及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把道德作为改造社会的重要手段的思想，英国古典经济学家边沁和穆勒等人对人性、幸福等理论问题的研究等等。所有这些，都历史地表明，伦理学已经不能在原有的旧基地上继续前进了，同时也表明当时道德理论中的进步的和唯物主义的倾向，已经强大到了要求伦理学在说明道德问题时全盘地摒弃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地步。马克思和恩格斯依据无产阶级的道德实践，客观地、全面地分析了以往伦理思想发展的全部历史过程，顺应它的发展趋势，批判地吸收了它的优秀成果，清算和克服了它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形成是一个激烈的斗争过程。为了批判当时流行的严重影响和阻碍工人运动发展的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道德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了《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反杜林论》等著名著作。这些著作阐述了马克思关于道德的基本理论，它们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形成中的光辉文献。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一经形成，便为无产阶级摧垮资本统治、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革命斗争服务，并随着这个斗争的深入和发展，不断丰富和发展起来。
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发展中，拉法格、梅林和变成修正主义者以前的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都做过有益的工作和贡献。
到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列宁、斯大林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为了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一系列新的道德理论课题提到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面前：如何抵制和克服资产阶级与一切剥削阶级道德的影响？如何培养和发扬共产主义道德，造就一代社会主义的新人？等等。列宁创造性地研究和论述了这些问题，明确提出了“共产主义道德”的概念，系统地阐发了共产主义道德的发生、发展及其基本原则和规范，特别突出地论述了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意义和方法。列宁的《共青团的任务》《伟大的创举》等著作，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宝库，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事业，坚持用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人民群众，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并对共产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集体主义做出了创造性的解释。加里宁关于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内容。
中国革命是继十月革命胜利之后无产阶级革命的又一次伟大的实践。毛泽东曾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包括无产阶级的革命道德。毛泽东在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伟大事业中，科学地论述了共产主义道德的原则、规范及其社会作用，论述了人性论、功利主义、动机和效果，对道德遗产的批判和继承等一系列重大的伦理学问题。毛泽东还亲自树立了张思德、白求恩、雷锋等共产主义道德的光辉榜样，使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成为千百万人民自我教育的自觉的群众性活动，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理论和实践。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反对自由主义》《为人民服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光辉著作就是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重要文献。在我们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许多同志都非常重视共产主义道德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周恩来的《我的修养要则》、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著作，也都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宝库。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高举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旗帜，科学地总结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和教训，特别是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实践经验和教训，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包括伦理思想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刻地论述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的战略任务，揭示了物质利益原则和道德建设的辩证关系，阐发了“三个有利于”的是非标准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达到共同富裕的革命功利主义，强调干部道德和党风廉政建设对社会主义社会道德风尚的决定影响等等。邓小平的伦理思想是我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强大思想武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又在这一基础上极大地推进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伦理思想。
总之，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证明，它具有以往任何伦理学所不可比拟的旺盛的生命力，是唯一的科学的道德理论，它的产生是伦理思想发展中的伟大变革。
在人类伦理思想发展中，曾经有过两次大变革。一次是17—18世纪资产阶级伦理思想对封建宗教伦理思想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们用“人学”对抗“神学”，用“人道”反对“神道”，用“人权”批判“神权”，论述了以“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尖锐地批判了封建宗教伦理思想的蒙昧主义、禁欲主义，把道德从幻想的“天国”引入到现实的人间，这曾在历史上起了巨大的启蒙作用。但是他们又把道德禁锢在抽象的人性的基础上，束缚在历史唯心主义的牢笼中。这样，他们所建立起来的新道德，不过是以利己主义为原则的资产阶级道德体系。这种道德体系，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关系的反映，是为少数资本家榨取广大工人的剩余价值作道义的论证的。所以这次大变革，并没有使伦理学变成真正的科学。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产生，是伦理学思想发展史上的又一次大变革，正是这一次大变革才使伦理学变为真正科学的道德理论。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一些方面：
第一，它根本地改变了指导伦理学研究的哲学世界观基础，第一次把伦理学奠定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唯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之上。以往的伦理学总是离开人的社会经济关系、人的历史发展来考察道德问题，它或者从“人的自然本性”，或者从某种先验的“理性”引申出道德来，因而把道德说成是某种超社会、超历史的永恒真理和不变的准则。例如，对抽象的人性论的崇拜、对永恒道德的追求，就是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伦理学说的共同特征。它的著名代表之一霍尔巴赫就说：“人是一种有感觉、有心智、有理性的动物。”
他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保存和发展自己，因而“利己”“自爱”便是人的本性。他说：“自爱，或者对自己的爱，无非是自然铭刻在我们心里的感情。”
因此他宣布：“适合于人的道德应当建立在人性上。”
在他看来，利己主义就是唯一适合于人的本性的道德原则。一些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也看到了人毕竟是生活在社会共同体之中的，这个社会共同体的存在是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为了解决这个理论上的矛盾，他们曾经提出过“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相结合”的原则，甚至以个人利益服从公共利益为最高美德，这种思想无疑是合理而可贵的。可是，由于他们不懂得造成个人利益同公共利益对立的经济根源，反而把攫取和占有私有财产看作是人的本质和价值的实现，这样，他们当然不能回答如何把个人利益同公共利益结合起来的问题。于是他们只好求助于所谓“正确地理解个人利益”，企图靠所谓同情别人的教育，靠某种“完善的立法”来把人的“自私心”和公共利益结合起来。所以，最后他们还是把个人利益看作是唯一现实的利益，看作是实现这种结合的基础。就这样，历史的唯心论使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在理论的死胡同中转来转去，找不到出路。
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的感性主义伦理学说在理论上的流产，导致了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的理性主义。康德认为道德不能从人的本性、人的自然意图引申出来，因为那里自私原则占着统治地位。他强调了道德来自人的理性，来自人的同利益毫无关系的先天的“善良意志”，道德应该由道德要求的普遍性思想和道德动机的纯洁性、大公无私的思想这两条定理来规定。但是康德又拒绝本体论伦理学，认为这种伦理学不能说明道德的主观的、隐蔽的本性。这样，康德便把道德和利益、应然和实然、必然和自由完全对立起来，因而不得不把“善良意志”的实现完全推向神秘的彼岸世界，使道德变成了纯粹的空洞的形式主义的东西。唯心主义世界观决定了康德同样不能揭示道德的真正本质和发展规律。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依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第一次科学地揭示了“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揭示了道德同物质生活条件的辩证关系，指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
。这就为正确地阐明道德的起源和本质，为具体地考察历史上出现的各种道德体系，为实现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结合指明了方向，从而把伦理学变成了真正的科学。
第二，它根本地改变了伦理学的阶级性质和服务方向，把伦理学变成了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争取解放斗争的强大思想武器。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虽然各个阶级都有自己的道德，但伦理学却一直为剥削阶级垄断着。历史上的奴隶阶级和农民阶级，由于被禁锢在沉重的体力劳动中，被剥夺了进行精神生产的条件和权利，也由于他们不是先进的生产力的代表者，不能代表历史发展的方向，因而，他们都不可能创造自己的伦理体系。虽然他们的道德要求和道德思想曾经在一些进步思想家的伦理学说中有所反映，但是这些进步思想家的伦理学说，在本质上仍然是剥削阶级的思想体系。不仅如此，历史上的奴隶阶级、农民阶级以及其他劳动人民，由于其政治上、经济上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他们在精神上也受到剥削阶级的奴役。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的道德观念和伦理思想是套在他们颈上的沉重枷锁，限制着他们的道德要求，腐蚀着他们的道德情感，影响着他们的道德行为。
历史上相继出现的各种剥削阶级的伦理学说，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起过不同的历史作用，但他们在本质上都是剥削阶级的道德观念和道德关系的理论概括，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关系的反映，是为剥削阶级的利益作道义上的论证的。唯其如此，剥削阶级及其伦理学说总是这样或那样地谈论抽象的一般的道理，自觉不自觉地掩盖其道德的阶级本质，把他们阶级的道德说成是全人类的道德，这种虚伪性既是他们的伦理学的阶级性决定的，又是他们的伦理学的非科学性的必然表现。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根本地改变了伦理学的这种阶级性质和服务方向。它是对无产阶级的道德要求和道德理想的理论概括，它反映了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是人类历史上破天荒出现的第一个被剥削阶级的伦理思想体系，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争取解放斗争的强大思想武器。无产阶级是同现代化大生产相联系的，它代表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个最有远大前途、最革命、最先进的阶级。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不需要隐瞒自己的阶级目的，它越是公开地宣布自己是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就越有利于推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为消灭剥削制度、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斗争。所以，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阶级性和科学性是高度统一的，它的阶级性是它的科学性的现实基础和根本保证；它的科学性是它的阶级性的具体体现和必然要求。
第三，它根本地改变了伦理学和实践的关系，使伦理学实现了理论和实践的高度统一。以往的伦理学之所以是不科学的，还表现在它们总是脱离人们的现实生活，脱离人们的道德实践活动，把伦理学归结为一种纯理论的研究，用主观构造的某种价值体系来强加于现实，用空洞的道德说教来代替对现实的道德关系和道德实践的研究。虽然其中有的伦理学家也讲“践履”“实践”，也看到了伦理学学科的实践特性，因而把伦理学称之为“实践哲学”，但是，他们把“践履”“实践”或者归结为脱离实践的闭门思过，或者说成是某种纯粹理性的活动，这就表明在以往的伦理学中，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完全被颠倒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产生，才把这种被颠倒了的关系重新颠倒过来。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来源于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同时又服务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并在实践中受到检验，不断发展；它反对脱离实践的空洞的道德说教，强调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强调伦理学所阐发的理论、原则和规范，必须付诸实践。正是坚持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它才科学地解决了伦理思想史上一系列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正确地回答了现代社会生活提出的各种复杂的道德理论问题，有效地推动了人民群众的道德实践活动的发展，显示了它的强大的科学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