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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当代社会，人们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表述，诸如信息时代、智力革命时代、后现代社会以及知识经济已见端倪的时代，等等。但是不管怎样称谓它，总是这样或那样地和当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和发展相关联的，因此，可以说我们的时代乃是一个新技术革命迅猛发展的时代。那么，社会主义道德和当代新技术革命的发展是一种什么关系？这是我们要考察一种道德类型和当代社会与人的发展关系的一个关键问题。理论和实践证明，正是社会主义道德才能为新技术革命条件下社会和人的发展提供价值基础和道义保证。
当前全球正处在一个新技术革命的浪潮之中，科学技术的发展，从宏观世界到微观世界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大突破阶段的前夜。这次革命总的特点是：科技对生产过程的渗透越来越深；科技在产品中的密集程度越来越高；科学各学科构成的立体网络的整体性越来越强；科技知识的更新越来越快；科技人员的队伍越来越大。这些基本事实说明，当代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将使人体的体力劳动越来越被自然力和科技装置的利用所代替，人们依靠受自己控制的物化知识的作用，将越来越不必直接地参与生产过程。人的有用性在发生变化。我们的时代正在发生一种从解放人的体力进而到开发人的智力的根本性转变。这一根本性的转变正在极大地改变整个社会生产力的整个结构和成分，改变着劳动的条件、性质和内容，使劳动生产社会化的过程更加复杂化了。同时它又影响到当代社会生存的一切方面：生产管理、人的教育、日常生活、文化、道德、心理以及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等等。由此可以说，当代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具有一种无所不包的性质，它在社会的全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引起了重大的变化。
我们知道，人是科学技术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主体。所谓科学技术，不过是人对客观物质世界的运动及其相互联系和规律的认识并运用于生产实践的产物。科学技术的发展，标志着人控制自然能力的提高，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重要表现，离开了人的创造精神，离开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发挥，就不可能有科学技术的进步，也不可能有当代的新技术革命。反过来，新技术革命的飞速发展，又必然对当代社会生活中的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相互关系的性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当代新技术革命在社会生活中所引起的重大变化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它有力地驳倒了那种把历史的客观性看作某种彼岸的、在人之外的必然性的形而上学观点，深刻地证明了如下的科学论断：“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人的主动性应该成为“必然事变链条中必要的一环”，因为历史发展“从来不是‘自行’发生的，而是始终需要由人们来干预的，因此，人们担负有伟大的社会任务”。
的确，在当代新技术革命的条件下，人们积极影响历史事件进程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在前所未有的扩大。可以说在当代，社会的继续发展，人类的未来，人们既要依据社会发展的必然性，又要诉诸自己的能力和手段，人们应当到自身之外和自身之中去寻找有把握的行动以及实现自己目的的根据和力量。
因此，无论从质的方面还是量的方面来说，当代人的社会责任都空前地扩大了。我们知道，人的责任不是无限的，而是同人的自由选择的范围和自由选择的能力紧密相连的。历史的发展就是这样：人类每一次实践活动的重大飞跃都表现为人的选择范围和选择能力的扩大，因而人的社会责任也必然随之而扩大。在当代新技术革命的条件下，人的社会责任的问题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突出、尖锐了。这是因为：过去历史阶段上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造成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所包含的一些消极后果，在当代正在以极其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新技术革命又为我们消除这些消极的后果，迈向更高的发展阶段提供了新的选择机会；而当代社会生活急速发展的节奏，则使这种选择变得非常紧迫。关于这些可以从遗传工程发展史上的一段插曲得到充分证明。1972年，美国著名的分子生物学家伯格在自己的实验室里用DNA连接霉把两种不同来源的DNA片断连接起来，组成一种自然界原来没有的新的基因。伯格的成就标志着遗传工程的诞生。这一新技术的诞生，无疑地为人类定向地改造旧生物，创造新生物，以改善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可能和前景。然而，就在伯格的事业突飞猛进的时候，他却一度毅然中断了自己的实验。1974年，他联合美国其他几位著名分子生物学家发出呼吁：要求在社会没有确立有效的安全对策以前，暂停某些DNA重组实验。为什么？因为伯格深深地意识到，在没有必要的社会保障的情况下，遗传工程同时也将构成对人类生存的巨大的潜在的威胁：它可以被利用来制造“基因武器”，这种被国外某些科学家称之为“世界末日的武器”，其威力将远远超过核武器；它可以因为人类能够用此设计出新的生物而造成“生态爆炸”；它还可能因为不慎泄漏而使人体中原来无害的大肠杆菌变成致癌或致病的病原体；这些都可能对人类酿成无可遏止的灾难。
这就说明，当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既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创造力，也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力。它为人的发展和人的能动创造精神的发挥开辟了巨大的可能性，但同时也可能带来人控制不了的破坏整个人类的生存基础的严重后果。这就无怪乎西方一些学者把新技术革命称之为“既是上帝，又是魔鬼”。在这种情况下，人的社会责任问题就不能不变得空前的尖锐了，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负有如此“伟大的社会任务”！在当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类的明天取决于人们自己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怎样利用自己已经获得的能力和手段。所有这一切，都集中地表现为一个重大社会课题，这就是“人们必须面向未来，对未来负责”。这是一个何等深刻的历史性的变化！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里我们不妨简要地来回顾一个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
在以小农为经济基础的农耕时代，由于四季轮作的劳动方式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方式，人们的社会关系被局限在一种狭隘的血缘、地缘关系之中，形成了一种封闭的宗法圈子，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可能有什么真正关于“未来”的观念。在这个时代里，时间是周而复始的循环，历史表现为改朝换代的重复，与此相适应的社会政治理想和道德观念，则是要求人们重视经验，遵循古制，法先王，守祖宗之法，按传统办事，一句话，这是一个对过去负责的时代。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由于工业的发展冲破了因循守旧的封建传统主义，资产阶级在广阔的现实领域中创造和建设了自己的物质文明，但是资产阶级却把冷冰冰的现金交易提到了压倒一切的地位，与此相适应的资产阶级的社会理想和道德观念的核心，就是鼓励人们争取个人实现的成功，因而事实上是鼓励人们只对自己的现在负责，既无须顾及过去，也无须顾及未来。可是到了当代，随着新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未来的问题便如此尖锐地提到了当代人的面前，因为人类自己的作用变得如此巨大，以至可以说，未来就是人们自己一手造成的。怎样选择和创造未来，就成了当代人不可回避的重大责任。对此，一些西方学者也认为，“责任范围的不断扩大”乃是新技术革命时代的一个重大的“理论主题”。西方罗马俱乐部主席雷利奥·佩西说：“人类从全球规模面向未来，这还是第一次，人类能够为今后几个世纪制订全球这艘太空船的轨道，这也是第一次，这是既令人高兴又令人惊恐的事。……我们正处在一种与以往不同的新地位，负有各种前所未有的责任：如果我们无知、疏忽、目光短浅和愚蠢，那么我们就会造成一个灾难性的未来。”
西方的一些学者虽然也看到了新技术革命条件下人的责任的不断扩大，看到了当代人面向未来、对未来负责的必要性，甚至有人还提出了“人的革命”的口号。但这并不等于说他们就能够真正科学地理解隐藏在当代这个巨大的历史课题背后的深刻的伦理含义和道德意蕴。不仅如此，相反地他们中不少人却因此而走向悲观主义。与此相反，在我们看来，新技术革命条件下人的社会责任的不断扩大，人类面向未来、对未来负责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的不断增长，本身正是当代人的主体能动性不断增长的历史确证。这就不言而喻，如何从道德上保障与促进社会和人的发展，已成为一个关系到科学技术能否继续进步、社会能否进一步发展的极为尖锐的问题。因为人的社会责任不断扩大的本身就意味着对于社会的和道德的目标的要求、对于人类全部实践活动所应当从属的社会理想和道德理想的要求越来越高了。
马克思曾经指出，人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
。所以，在当代，人必须改变自身，才能适应新技术革命发展的需要。所谓人的社会责任的不断扩大，人类必须面向未来，对未来负责这种深刻的历史性的变化，集中到一点，就是要培养和造就出一种新型的人来。
那么，这种新型的人是一种什么样的人呢？这种人必须具有全新的智力结构、品德结构和审美结构，他们意志坚强，发展全面，能够独立地组织和管理自己的生命活动，能够深刻地意识到自己在当代这个迅速变化着的世界上的地位和使命，自觉地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服从于社会共同的崇高的目的和理想，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动精神和创造才能。概括地说，这种人就是邓小平提出的培养和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它反映了这一当代社会历史发展大趋势的要求。如果不能培养和造就出这种新型的人来，人们就将不能适应新技术革命发展的要求，就将给自己造成一个灾难性的未来。为什么这样说呢？这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来认识：
首先，生产过程的高度自动化，要求人们具有更高的思想上和道德上的可靠性，具有新的思想道德品质。我们知道，在当代新技术革命的条件下，以往那些不需要人开动脑筋和进行独立创造的刻板的操作越来越多地为智能机器和自动装置所代替。而这种智能机器和自动装置的特点是：高功参数、巨大的功率、速度和强度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如果不具有更高的思想上和道德上的可靠性，不具有善于迅速地采取独立决断的能力，就不可能在生产一旦出现非标准情况时，迅速辨明方向，做出正确的选择和决断，就可能给生产造成巨大的损失，甚至给社会造成巨大的灾难。
其次，劳动产品日益成为集体精神力量的对象化，要求人们具有积极主动的精神和进行自觉地创造性的活动。我们知道，所谓劳动产品，不过是劳动者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结果。这种对象化的方式在当代新技术革命的条件下，也不同于过去了。过去，对于个体手工操作者来说，他们的劳动产品只不过是他们个人的手的灵巧，手工劳动的经验、技能和方法的对象化。而现在，现代机器工业的产品首先是把知识、科学的力量对象化。而这些知识、科学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由科学家、设计师、工程师、工人组成的整个集体相互协作，共同创造的产物。例如美国载人登月的阿波罗计划就组织了两万多家中小型公司和工厂，120多所大学和科研机构，共42万人参加研究和创造。这就说明，认识的主体越来越集团化、集体化了。“由个人完成重大发明的爱迪生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集体合作研究的组织形式代替了过去的那种个体、自由式研究的组织形式，劳动产品日益成为集体精神力量的对象化。因此，人类作为认识主体的层次性变得更加复杂了，集体认识和个体认识的相互关系的性质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正如有的西方社会学家指出的，个人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和能力越来越受到局限，个人只有融合在集体中，通过“集体的大脑”才能充分发挥作用。这就必然对每一个个体的智力结构、品德结构和审美结构提出前所未有的更高的要求。它要求每个生产者由简单的执行者变成创造过程的积极参加者，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和主动精神，能够对集体活动的共同产品做出自己创造性的贡献。如果生产者只是别人意图的简单执行者，而自己丝毫不参加创造过程，那么，这种劳动产品对象化的方式就可能造成社会的灾难和人的异化。
再次，社会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要求人们把随之而提高的消费能力变成促进自身全面发展的有效手段。当代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和消费品的不断增长，造成了社会财富的极大丰富。马克思说：“个人生产出一个对象，因消费了它而再回到自己身上，然而，他是作为生产的个人，把自己再生产的个人。”
这就是说，所谓消费，实质上不过是人类再生产自身的一种方式。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人们的消费水平和能力怎样，他们自身就是怎样，因此它也是衡量人的发展的一种重要尺度。所以，消费只要不被曲解为是目的的本身，而是真正的“生产消费”，它就有能够成为人们参加独立的创造活动的必要手段。社会财富的不断丰富，人类消费能力的不断提高，是人的个性形成和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所以马克思说：“所谓财富，倘使剥去资产阶级鄙陋的形式，……还有什么呢？财富不就是充分发挥人类支配自然的能力，既能支配普通所说的自然，又能支配人们自身的那种自然么？不就是无限地发掘人类创造的天才，全面发挥，也就是说发挥人类一切方面的能力，发展到不能拿任何一种旧有尺度去衡量的那种地步么？不就是不在某个特殊方面再生产人，而要生产完整的人么？……”
反之，社会财富一旦被人们当作猎取对象，据为私有；消费一旦被曲解为目的本身，脱离生产，为消费而消费，那么，人们就必然“玩物丧志”。所以马克思又指出，吃、喝、住、穿固然也是真正人的机能，但如果这些机能脱离人的其他活动，并使他们成为最后的、唯一终极的目的，那么在这种抽象中，它们就只能是纯粹动物的机能。在这种机能支配下的人，只能越来越丧失自己的本性，成为物的奴隶。
由上可见，当代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必须造就上述那种具有高度智慧、高尚品德和健康审美情操的新型的“创造着的人”才能与之相适应。这是历史发展的需要，也是新技术革命对人的挑战。
那么，这种全面发展的新型的“创造着的人”能不能自发的产生？不能。因为虽然科学技术有其自身的相对独立性，但绝不是一个抽象的孤立的领域。它们总是在具体的社会关系的体系中发挥作用的，它们对于社会的进步和人本身的发展发生作用的性质和程度，总是要受到社会的经济关系、社会制度、阶级结构以及驾驭它们的社会意识形态、价值体系的强烈制约。事实上，科学技术绝不是什么超社会的“中性”的自主力量。科学技术的发展始终是一种根据不同的社会需要和统治阶级利益、并由各种不同的社会决策共同体进行定向组合的、有组织的活动。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目的、选择、组织、推广和应用，始终要受到社会的经济关系、阶级结构和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利益，以及为之服务的社会意识形态、价值体系的制约。
正因为技术的发展始终依存于特定的社会关系，存在着强烈的社会定向性，因此，它的社会功能的发挥，它对社会的进步和人本身的发展所起作用的性质和程度，也不可能是直接的、机械的，而必须通过各种社会因素的中介才能实现。如本书第二章第二节所述，科学技术发展得愈是迅速，它的社会后果所受社会的经济关系、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价值体系的制约就愈是强烈。关于这一点，当代西方一些杰出的自然科学家通过自己的科学研究实践，也得出了某些清醒的结论。控制论创造人，当代杰出的学者诺伯特·维纳就说：“技术的发展，对善和恶都带来无限的可能性……不能从市场的观点，从节省了多少钱的观点来看待这种新的可能性……，出路只有一条：建立一个以不同于买卖关系的人的价值为基础的社会。”
维纳的这个论断，实际上就接触到新技术革命对人的发展的作用的社会制约性问题。
那么，为了适应新技术革命的发展，造就出前述的那种全面发展的新型的“创造着的人”来，对于当代人来说，应该努力创造一些什么样的条件呢？这是一个非常复杂、长期而艰巨的历史课题，它关涉到人类社会关系的全面改造，关涉到人和技术的关系的全面调整，人类必须努力地建立一种人与人的新型的社会关系，必须真正实现人对技术的自觉有效的支配等等。如果仅从价值的层面来考察，那么很显然，如果人们不能变革以“买卖关系的人的价值为基础的社会”，人们不能摆脱物与物的买卖关系对自己的社会关系的支配，那么，它就必然要扼制新技术革命所造成的“善的无限可能性”的发展，而使其所造成的“恶的无限可能性”这样或那样地转化为现实性。当代西方发达国家所出现的所谓“消费人”“享乐人”就是例证。
历史证明，人类社会发展的每一次划时代的历史转折和重大的历史斗争，都需要有一种新的价值体系作为其精神基础和价值支撑。既然当代新技术革命使得人的社会责任空前的扩大起来，并为此而要求造就出如前所述的一种全面发展的新型的“创造着的人”才能与之相适应，那么造就出这种新型的“创造着的人”来就成了一种责任客体。这就是说，问题的提法应当是，在当代作为主体的人不仅要对改造客观的自然负责，同时要对改造主体的自然负责，要把培养和造成这种人作为一项任务、一项责任鲜明地提了出来。而人的发展状况和发展水平始终是主客观的统一，它既要受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性的制约，又是主观自觉选择的结果。要选择就必然涉及价值观念和价值目标的问题。那么，要造就和培养出能够适应和推动当代新技术革命发展的新型的“创造着的人”，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价值观念和价值目标呢？首先，必须面向未来，树立一种科学的未来观。这种未来观能够指导人们十分重视对客观世界发展趋势的认识、预测和把握，十分重视在现实的活动中去积极地能动地开辟道路，合乎规律地创造未来，并坚持不为眼前的、局部的利益所局限，而能够在实现当前的实践任务中始终把眼光朝向人类的未来。其次，对全人类的命运负责，树立一种具有全新的历史内涵的深刻而广泛的责任观。这种责任观能够引导人们正确地认清个人的最终解放和人类整体的解放的一致性，坚持不懈地去创造条件，以便使自身的自由全面地发展能够成为他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能够推动人们去努力超越历史上那种一部分人的发展总是以牺牲另一部分更多的人的发展为代价的旧的局限，坚持把自己为之奋斗的目标指向消灭一切形式的压迫、奴役和异化，以真正无愧于人的本性的方式去重新建构人和自然，人和人的关系。再次，追求人的全面发展，树立全面发展人的一切才能和力量为职责和使命的人类观。这种人类观能够引导人们确立人本身才是真正的主体和最高的价值，才是一切社会生产和科学技术发展的目的的信念。能够推动人们超越那种“总是把生产看成人的目的，又把财富看成生产的目的”的狭隘愚顽的观念，摒弃那种把财富的生产在事实上变成少数人对享乐的片面追求，而把“彻底发掘人类的内在本质弄成了彻底空虚，把普遍物化弄成极端麻木不仁，把打破一切固定的片面的目的弄成一种纯粹外在的目的而牺牲人类自身的目的”的社会状况。
总之，面向未来，对全人类的命运和发展负责，追求人的全面发展，这就是当代新技术革命及其所引起的深刻的社会变化在价值领域所必然提出的要求，只有树立这种价值导向体系，使其武装人们的头脑，才能培养和造就出一代新型“创造着的人”，也只有这种人才能适应和推动新技术革命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才能有效地遏制新技术革命所造成的“恶的无限可能性”，使之不至于给人类造成一种灾难性的未来。而构建这一价值导向体系的使命，便历史地落到了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肩上。恩格斯曾经指出，正是这一道德体系才始终“代表着现状的变革、代表着未来”
。这是因为它是马克思主义整个科学体系在道德价值观的体现，它在批判地继承人类历史上优秀道德遗产的基础上所体现出来的彻底革命性、严整科学性和高度的实现性，正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本质决定了的。
马克思说：“十九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
这种科学的未来观乃是无产阶级革命同资产阶级革命在价值观念上的重大区别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同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重大区别之一。资产阶级革命需要借助古代的亡灵和幻想，以隐瞒自己斗争的狭隘内容，一旦其革命的目的达到，它就把商务账房里的办事人员作为真正的统帅，它的一切理想都必须在交易所中体现。一句话，它紧紧抓住的只是一个阶级现在的世俗的利益和成功。这种特点也反映在思想理论上，例如，在黑格尔的哲学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哲学虽然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也充满着一种深刻的历史感，但却没有未来，它的“绝对观念”的发展最后终止在普鲁士王朝的现实中。现代资产阶级思想家更是一接触未来这个历史课题，便淹没在绝望和悲观之中。至于其中的所谓乐观主义派，他们所唱的调子充其量则不过是对现存制度的粉饰，实际上只能阻塞人类通向未来的道路。与此相反，马克思主义所代表的无产阶级的整个发展都与未来相联系，它的阶级的历史地位决定了历史越是向前发展，就越能显示它的力量和前途，未来是属于无产阶级的。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从不与任何现存的、被人们视为神圣的东西相妥协。它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始终坚持在改造旧世界的实践斗争中去不断发现新世界。这种建立在科学和革命基础上的未来观，也充分地体现在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之中，因而使社会主义道德不仅能够成为推动当代新技术革命深入发展的价值动力，而且能够成为促进人的思想解放、开发人的精神潜能的力量源泉。
马克思又说：“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马克思这句名言鲜明地反映了无产阶级的责任的广度和深度。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这种无产阶级的责任观，正是社会主义道德的精髓所在，它既为当代新技术革命条件下社会变革的客观进程所确证，又是推动这一变革深入发展的道义前提。只有它才能为充分发挥当代人的创造热情和献身精神奠定基础，成为引导现时代人的精神世界里所发生的深刻变革的向导。
马克思还曾明确宣称：“工人们在自己的共产主义宣传中说：任何人的职责、使命、任务就是全面地发展自己的一切能力。”
很显然，资本主义的文明是不可能提出这样的任务的，相反，正如西方著名学者丹尼尔·贝尔指出的：“目前所有工业化社会都将这一部门（技术—经济领域——引者注）建筑在有效经营基础之上：即为了获取效益，尽量把工作分解成按成本核算的最小单位，这种围绕专业和科层组织建立的轴心结构本身是一个官僚合作体系。其中的个人也必然被当作‘物’，而不是人来对待。”
艾·弗罗姆也指出：“人作为劳动大军和管理阶层的一员，仅仅是一个号码而已”，人“成为机器中可以随时调换的齿轮”。
这就说明，尽管新技术革命在当代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但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对雇佣劳动者的奴役性，它不仅没有实现劳动者对技术的支配，相反地成了资本家奴役工人的新手段。如果说还有所变化的话，那也只不过是使工人们在实质上受资本家统治而在形式表现为受智能机器的支配。与此相反，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社会主义社会的领导者，他既要承担解放全人类这一光荣而艰巨的历史责任，他不仅本身必须具有这一代新人的品质和全面发展的能力，而且他也必须把自己的道德——社会主义道德的最高价值目标指向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努力为造就一代全面发展的新型的“创造人”提供精神保证。
由上可见，面向未来，对全人类的共同命运和发展负责，造就一代全面发展的新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价值体系及社会主义道德的主要精神和崇高目标。这种价值精神和价值目标，不是从某些人的善良意志中产生的，也不是从某种纯粹伦理理念中逻辑地推导出来的。当代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及其所引起的深刻的社会变革，又一次从在更广阔的社会背景和更高的发展层次上证明了它们的高度的科学性和强大的生命力。这就不难看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在社会主义社会主导地位的确立，它日益深入人心，成为亿万人民的指导思想和行为准则，将有力地推动一代新型的“创造人”的健康成长。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社会主义道德才是适应并推动当代社会和人的发展的价值基础与道义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