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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运行历史的规律性表明，正确对待传统道德文化是一个尊重历史、尊重规律的重要问题。在当代中国，能否正确对待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更是一个关系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现实问题。
所谓传统道德文化，是指一个民族由历史沿袭而来的道德观念、伦理思想的综合体。它具体地体现在人们的行为方式、风俗习惯、心理特征、价值观念上，内化、积淀、渗透于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心灵深处，构成一个民族所特有的文化心理结构的重要成分，也是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因此，一个民族的传统道德文化是构成该民族整个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也是该民族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任何一个民族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和延续的力量和原因，不是以强制性的法律为前提的，而是社会道德观念认同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如何对待传统道德文化的问题，也就是一个如何对待整个传统文化的问题。
在当代中国，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文化，首先是一个如何认识和处理现代化和民族化的关系问题，而问题的实质则是一个应该走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问题。传统文化的突出特点和功能就在于：它具有极大的相对稳定性，这就使它成为一个影响和调节社会生活的稳定系统，表现为一种内控自制的历史的惯性运动；它不是少数圣哲贤人的观点或一部分人的思想倾向，而是反映和代表了一个民族的社会整体意识和行为的总的倾向，这也使它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信息系统，是使一定社会经验得以传播和积累的媒介。当然，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传统文化的这些功能得以发挥的程度和所产生的社会效用是极不相同的，但它却构成一个民族面临新的时代挑战，进行新的社会创造活动的文化环境和心理背景。因此，每一个民族在走向新的历史进步时，都有一个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文化的问题。西方走向近代的开端，就是以复兴希腊罗马古文化为旗帜的。在这一旗帜下，西方通过对其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文化做出新的认识和诠释，重建了近代资产阶级的工业文明。我国五四前后也曾经出现过持续不断的所谓“中西文化之争”。这些都历史地表明，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文化作为一个民族历史经验的积淀，是回避不了的，只不过是不同的阶级对它所采取的态度不同罢了。
坚持现代化和民族化的统一，这是马克思主义对待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文化的基本出发点。因此，马克思主义既坚决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全盘西化论”，又坚决反对传统保守主义、复古主义。
20世纪80年代末，以《河殇》为典型代表的民族虚无主义者，从历史的垃圾中重新捡起了五四前后所谓“中西文化之争”中的“全盘西化论”
，以极端的反传统主义面貌出现。他们割裂现代化和民族化的统一，只讲“现代化”否定民族化，把“现代化”荒谬地归结为“西方化”。他们操起现在连西方人也不得不收起不讲了的“欧洲中心论”，宣扬“今天世界上几乎一切优秀的东西，都可以在古希腊文明找到源头”。声言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文化“应当全盘否定”，使它“后继无人”“断子绝孙”。鼓吹只有来一下“反弹琵琶”“以西方异质文化为参照系”“转求新声于异邦”，才能重建当代中国的文化。这就不难看出，按照他们的逻辑，在中国建设现代化，不仅不能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且也根本与中国传统文化无缘，不能采取“民族文化复兴”的形式，这就无怪乎他们中有的人竟然无耻地声称宁愿再“当三百年殖民地”！
如果说，在现代化和民族化的关系问题上，民族虚无主义、“全盘西化论”是当前的主要危险，那么，对于传统保守主义也不能失去警惕。在有的人看来，中国现在之所以落后，就因为儒家文化传统失落。这几乎在逐字逐句地重复近代中国“中西文化之争”中的复古派
的观点。复古派认为，近代中国的衰败，就是由于传统文化精神的“失落”，鼓吹要以“中国固有道德为主体”恢复中国的“固有文化”。这种封建复古派的观点在当时实质上是要抵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至于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人自觉不自觉地宣扬封建毒素，复活封建迷信，更是值得我们高度重视。这种传统保守主义的沉渣泛起，在客观上也只能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模糊我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它与“全盘西化论”的民族虚无主义在形式上虽然表现为两个极端，在实质上却是异曲同工。
对于民族虚无主义和传统保守主义的错误思潮，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就给予了坚决的批判。毛泽东指出，“‘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是一条割断历史脱离传统的导致殖民地奴隶文化的错误道路”；历史的发展是具有连续性的，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今天的新文化是从古代旧文化发展而来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同时，毛泽东又强调不能搞复古主义。他说，我们继承历史遗产，“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
。就是在对“西化派”的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派的传统保守主义的彻底批判的基础上，毛泽东科学地阐明了对待中西文化的正确态度，为我们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和道德传统，创造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新文化、新传统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邓小平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正反面的经验，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科学地解决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现代化和民族化统一的问题，这是对民族虚无主义和传统保守主义的错误思潮的有力否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科学的概念，而不是一种任意的规定，它本身就是个别与一般、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它强调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体现社会主义的共同的性质、方向和道路，但在内容和形式上又必须反映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带有中国化、民族化的特色，凝结着中国人民的独特创造，从而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上也都具有自己的特殊规定性，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因此，在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指导下，从中国国情出发，正确地对待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文化，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的构成因素，又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的客观要求。
民族传统是一个民族世代积累、相对稳定的群体的历史经验，虽然其中不少不可避免地打上深刻的历史烙印，成为过时的东西，表现为“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但其中的精华部分，构成一个民族优良传统的部分，却往往是能够超越历史时空的界限，成为一种文明的积累，它凝结着一个民族的智慧和力量，是一个民族迎接新的时代挑战的历史前提和内在动力。它能够唤起全体人民的历史责任感和民族使命感，激励全民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前进。社会主义如果离开了对本民族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就会失去历史的根据，脱离民族精神的依托，变成一种外在的强加。只有把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作为一个必要因素，本质地包含在社会主义之中，这样的社会主义才是有中国特色的，才能释放民族的潜能，成为人民群众进行新的历史创造活动的伟大旗帜。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离不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正确地对待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文化，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重要内容和重要任务。任何时代的精神文明都是前代精神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把前代人的终点作为起点，继往开来，推动精神文明从低级到高级不断前进，这是人类精神文明发展的一般过程。“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
中华民族向来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博大民族精神著称于世界。就道德文化而言，诸如：“刚强日新”“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人和精神；“利人乎即为，不利乎即止”的利他精神；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宽容精神；“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和独立人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奉献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为正义而不惜性命的高风亮节；以及勤劳俭朴、自力更生、诚实守信的美德等等，都是值得继承和发扬的民族优秀的道德遗产，都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当然，这种民族精神和优良传统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产物，都打上了深刻的历史和阶级局限性的烙印，呈现出精华和糟粕错综交织的复杂状态，需要我们做出科学的区分，进行自觉的选择。能否做到这一点，这本身就是衡量我们民族理智健全的程度，思维水平的高低，实践能力的强弱，一句话，衡量我们精神文明发展状况和水平的一个重要的标尺，因而也是推动我们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任务。
正确地对待民族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文化，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还是保证改革开放顺利发展的必要条件。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它是在当代中国和世界的交叉点上进行的，也是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交叉点上进行的，这就要求我们的改革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充分考虑人民群众的心理承受能力，能够因势利导，努力寻找传统和现实的结合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认清改革的实际步骤，找到改革的具体形式，把握改革的驱动机制。而要做到这些，一刻也离不开正确地对待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文化。同样，要实行对外开放，也始终有一个扬长避短、趋利避害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正确地对待民族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文化，继承和发扬上述我们民族优良传统，才能保持和增强我们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提高对外来文化的消化能力，强化对西方腐朽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侵袭的免疫力。否则，我们就可能对一切外来的东西失去理性的态度，忘记民族的“自我”，丧失民族的主体性，丢掉自己的立足点，陷入迷茫之中，因而背离社会主义的方向。
总之，我们必须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发，站在现代化和民族化相统一的高度上，认清民族虚无主义，“全盘西化论”的危害性，这是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文化的基本前提。
正确地对待民族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文化，还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批判继承的方针，这也是一个关系到能否真正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
人类文化的传承是一个文化自身的客观延续性和人（一定阶级、社会集团、民族国家）的主观选择性相统一的辩证过程。前者决定了对待传统文化的继承性；后者则必然表现为对待传统文化的批判性。批判和继承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否认继承的批判，是民族虚无主义的做法；没有批判地继承，则可能犯传统保守主义的错误。这两者都割裂了批判和继承的统一，都违背了人类文化传承的客观规律，都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它们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我国近代史上这两者的互相转化是不乏其例的。所以，毛泽东和邓小平同志都反复强调坚持批判继承方针的重要性，认为继承只能是批判地继承，批判是继承的前提和基础，继承是批判的结果。
所谓继承的批判，就是分析、鉴别、取舍和改造。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文化的产生和发展，都具有历史性和阶级性，在整体上都不是也不可能是超时空的。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但主要产生于中国的封建时代，它是在以农耕为“本务”的小农自然经济的基础上，在以家庭为本位的宗法制度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表现在道德上就是以“三纲”为核心的封建宗法等级道德体系。显然，它作为一个整体已经不能再适应当代社会主义的需要，这是必须肯定的。但是，正如列宁指出的，每个民族从来都有两种不同的文化。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既有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地主阶级文化，又有以农民为主体的劳动人民的文化，这就要求坚持阶级分析，做出严格的区分。同时还应该看到，封建地主阶级也不是从来如此的，而是有一个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过程。他们之中也有不同的阶层，产生过革新与保守、进步与反动的斗争。因此，封建地主阶级的文化，也是有其差异性和矛盾性的。而就作为中国封建地主阶级文化的主干儒家文化而言，也并非铁板一块，其中有正统和非正统的矛盾和斗争。一般说来，非正统的儒家文化就起过革新的进步作用。就是在正统儒家文化内部，在其历史演变过程中也有着差异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社会作用。这也要求我们坚持历史主义原则，进行具体地历史地分析。
分析是揭示事物的特点，弄清事物的本来面貌的一种基本的认识方法。在分析的基础上还必须进行鉴别，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文化本身的特点和面貌、它的差异性和矛盾性，是历史的事实存在，并不等于就是优点和缺点、精华和糟粕。鉴别就是评价，做出价值判断，这是与认识事物特点、做出事实判断有着紧密联系但却不同的又一种重要的认识方法。要评价，首先就必须正确地认清评价的主体。这个主体，不能是个人的好恶或私利，而应该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当代中国社会群体。而作为评价者，则必然严格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出发，来评价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文化。其次，还必须有正确的标准。这个标准绝不能是什么“西方的异质文化”，也不能是其他别的什么东西，而应该是中国社会发展本身的客观需要。具体说来，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文化的价值鉴别，一是要看其在历史上是否有利于社会的发展；二是要看其是否有利于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后一点尤为重要。再次，明确评价的对象也是十分重要的。评价事物，可以是事物的整体，也可以是组成事物整体的内部构件，还可以是事物的内容或形式。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文化，除了其特定的历史形态，还存在着其在历史演化过程中所积淀下来的行为方式、心理模式、价值观念、伦理精神等等。它们作为一种文化定势，常常具有超越时空的意义，是评价中应特别注意的。只有搞清上述这三个问题，才能科学地区分哪些是优点和精华，哪些是缺点和糟粕，而慎重地进行选择和取舍，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应该肯定，在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文化中，上述那些优良道德传统，一般说来，代表了进步势力和人民的利益，反映了反压迫斗争和革新的需要，并且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已经融化为中华民族优秀的民族精神，是传统道德文化中的精华，能够成为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丰富养料，值得我们认真地总结。
那么，精华是不是就意味着可以直接沿用，“无批判的兼收并蓄”呢？如果做出这样的理解，显然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即使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文化中的精华的东西，也必须进行改造。这里讲的改造，就是根据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通过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将其有用的部分重新熔铸，使其升华为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构成因素。这也就是毛泽东讲的要“经过自己的口腔的咀嚼”，“绝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一刻也不能离开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实践是认识的基础，也是正确地对待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文化，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基础，改造的过程只能是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过程。
总之，我们必须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基础上，把对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文化的批判和继承统一起来。这种统一就是辩证的否定，就是“扬弃”。它是否定和肯定、中断和连续的统一。正因为这样，它才能成为发展的环节、联系的环节，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与继承的统一观。
根据这种批判与继承统一观，这里有必要进一步来谈谈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问题。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中，一些民族虚无主义者利用“中西文化对比”，拒绝对中国传统伦理文化进行辩证的分析，公开声称“一分为二是对整体的机械割裂”，“无济于事”，声称自己在从传统伦理文化中“看不见精华，只见糟粕”，给人的只是“绝望的幻灭”。一副数典忘祖、拜倒在西方资产阶级文化面前的奴才相活灵活现！对这种被其搞乱的理论是非，是必须予以澄清的。应该肯定，由于中国古代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的特点，确实形成了一种中华民族特有的传统文化。这种传统文化可以概括为以人伦为出发点，以礼义为中心，“天人合一”“家国同构”的特殊的文化模式。在这种传统文化模式中，伦理文化占着突出的地位，并且同西方的传统伦理文化具有显著不同的特点：在群己关系上，与西方的个人本位主义不同，以“家族本位”为原则，崇尚“人和”精神；在义利关系上，西方的主要倾向是注重功利的功利主义，中国的主要倾向则表现为“先义后利”“重义轻利”的道义论，以是否合“义”为评价行为善恶的价值尺度，强调道德的内在精神和目的意义，并以此作为理想人格的本质规定；在人性论上，西方的主潮是肯定人的感性欲望的自然主义，中国的主潮则是高扬人的理性的德性主义，即所谓“性善论”。此外，在道德选择上强调义务而不重自觉自愿；在道德与政治的关系上强调道德的政治功能，以致使道德政治化，即所谓“内圣外王之道”；在道德修养上注重内省，以“无我”“天人合一”为修养的最高境界，道德修养论特别发达，等等。而这种伦理文化又确实都是围绕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宗法等级道德体系展开的，在其发展的极端化和僵化形式中，表现出浓厚的封建传统主义、禁欲主义和蒙昧主义的特点。因此就整体而言，它早已失去了存在的社会基础和历史价值，成为了历史的陈迹，其残余影响，在现实生活中起着消极的作用，成为我们民族前进的历史包袱，必须坚持不懈地努力予以肃清，这正是我们要坚持反对传统保守主义的重要依据。
但是，另一方面，这种传统的伦理文化又毕竟是中国历代思想家对社会道德现象进行理论反思的结果，体现了中华民族道德认识的一个历史发展阶段。其中不少组成其体系的构件和已经化为文化定势的东西，又或多或少包含着某种合理成分，并且良莠杂陈，必须认真对待，谨慎处理。对此，民族虚无主义和传统保守主义都是无济于事的。只有进行认真地分析，正确地鉴别，革命地改造，才是科学的态度。例如：“重义轻利”这种价值观的传统模式，就其作为一种道德理论而言，也是片面的，至于在现实上更不适应于社会主义社会利益关系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应当予以否定。但是这种否定应该是辩证的，即否定中有肯定，因为它毕竟包含着高扬道义、重视道德的内在价值和目的性的合理内核，因此绝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用表现资产阶级个人本位主义的“重利轻义”价值观模式取代之。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根据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集体主义道德原则的要求，将其改造为义利并重、义利统一的价值观模式，达到道义原则与功利原则、道德的外在价值与内在价值、道德的目的性和工具性这三者的统一，以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群己利益统一的关系。又例如“贵和”的原则，这是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价值取向，是中国传统伦理的基本精神之一。它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群体意识和共同心理，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精神要素。显然，它符合安定团结，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应予以肯定和发扬。但是这种肯定也应该是辩证的，即肯定中有否定。首先要批判传统“贵和”原则的历史形态，清除其等级血亲意识的封建规定，即所谓“礼之用，和为贵。”其次要批判其排斥“争”的思想，清除其宣扬“平易和理而无争”的封建糟粕。毛泽东提出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可以说是对中国传统“贵和”原则的批判继承、改造和发展。它有力地证明只有贯彻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继承的方针，才能正确地认识和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文化，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得以继承和发扬光大。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论是坚持现代化和民族化的统一，还是坚持批判和继承的统一，其根本的目的就在于继承优良传统，超越旧传统，创造社会主义的新道德、新文明，这也是检验我们是否真正能正确地对待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文化的实践尺度。19世纪以来，所有国家现代化的历史表明，现代化不能自一个社会外部向内部做直接的嫁接和移植。西方现代的先进技术、实业、科学、社会形态自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它是从西方传统文化背景上自然而必然地生长出来的，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也应当从中国自身文化传统背景的创造性转型中，有机地、合乎逻辑地生长出来。社会主义的新的文化道德建设也是如此，这本身只能是一个继承优良传统，超越旧传统，创造新道德、新文明的过程。
超越创新，就意味着突破，意味着创造一种既适应时代前进步伐又不失民族文化特质和民族精神的，既优于和高于资本主义文明又适应当代科技—工业—市场文化要求的新文明、新传统。所以在这里，超越创新和批判继承是相辅相成的。批判继承是超越创新的基础性步骤，没有批判继承，所谓超越创新就是一句空话；反过来说，超越创新构成批判继承的目标指向，不能实现超越创新，所谓批判继承就毫无意义。这两者的辩证统一，对我们来说，就是要立足于现代和未来，既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道德中的精华，使之内化为我们的民族主体意识，又从时代的课题出发，赋予它以现代意义，使之同时代精神相融合，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型文明。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型文明，这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任务，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完成这一使命，也许需要上百年甚至更多的时间，我们生逢其时，理当为之努力奋斗。为此，做到如下几点是至关重要的：
第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如果说，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为我们超越旧传统创造新传统提供科学的价值取向和现实力量的保证，那么，只有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才能为我们超越旧传统创造新传统造成必要的社会环境。世界上那些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的历史经验都表明，现代化的首要前提是经济、政治、文化获得持久、连续、稳定的发展，这只有在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中才能实现，还没有一个国家是通过社会不断发生动乱而实现了现代化的。最近两百年来世界各国发展的统计模式是：社会动乱的频率同现代化的进程恰恰呈相反的比例的关系。这一带规律性的事实深刻地告诉我们，在当时，维护和发展我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关系到现代化大局。如果说我们只有在现代化建设的长期实践的过程中，才能逐步解决继承优良传统、超越旧传统、创造新传统的历史课题，那么这一历史课题的顺利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于我们能否坚决维护和不断发展我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第二，正确地认识和处理破和立的关系。列宁在谈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革时指出，胜利了的无产阶级进入建设时期，需要领会新事物，在新事物面前，绝不能迟疑不前。但他又强调改革必须是“审慎地、缓慢地、逐渐地改造旧事物，力求尽可能少加以破坏”
。列宁的这一论断是值得我们高度重视、认真领会的。文化道德传统的更新和超越首先意味着建设和创造，意味着在文化积累的基础上持续发展，因此，不是“破字当头，立在其中”，而是“立字当头，破在其中”。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经验教训。十年“文化大革命”，大破“四旧”、横扫一切，到底立了什么呢？这就深刻地告诉我们，在对待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文化问题上，“立”的价值高于“破”，只有“立”才能“破”。与其只是说“一种文化传统怎样不好”，莫如探索“怎么样才能使之转为好”。今天，我们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回溯我们民族文化和道德的优良传统，立足于我们民族优良传统的深厚根基上，努力寻求其向现代化作创造性转型的契机和条件。为此，我们必须重新认识和阐释我们的文明的价值，要在这种认识和阐释中，重建我们对自己民族历史的传统尊严感和自信心，为振兴中华、实现四化而高扬我们的民族精神。
第三，正确地认识和处理文化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关系。不同民族和国家文化的交流和吸收、冲突和融合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一条规律，在当代更是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中国是当今世界的一部分，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现时代，世界各国的经济和文化的联系和交流越来越紧密、频繁，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加速，我国的经济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不能同世界的发展相隔绝，我们文化道德的发展，新传统的创造也必须面向世界。因此，打破封闭性，坚持开放性，把文化的民族性和世界性辩证地统一起来，把继承民族文化的传统和外来文化的引进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继承优良传统、超越旧传统，创造社会主义的新文明、新传统。应该看到，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文化，是中华民族创造的巨大精神财富，也是世界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其他民族的文化，包括西方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和长处，为人类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文化理所当然地应当成为我们借鉴、学习和吸收的文化营养，以补充、丰富和发展我们的民族文化。
总之，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就是一个继承优良传统，超越旧传统，创造社会主义新文化、新文明的过程。为了加速这一过程，我们必须正确地对待传统文化，排除民族虚无主义和传统保守主义的干扰，确立中华民族及其本体文化可以从自身的创造性转化中过渡为社会主义新型文明的充分自尊和自信，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努力为之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