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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道德运行的历史类型及其发展的规律性，一直是伦理学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之一。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对这个问题的科学解答，不仅为道德的起源、本质和作用的学说做出了历史的论证，也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的产生和发展做出了历史的叙述。它对于我们了解和总结人类历史上道德兴衰进退的历史经验，提高对一切剥削阶级道德的分析和抵制的能力，明确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的方向，都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氏族社会的道德是人类道德发展的第一个历史类型。在这个社会中，简陋的生产工具、低下的生产力决定了这里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生产资料属于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群体所有，人们共同劳动，平均分配，以维持氏族的群体生存。氏族社会的道德就是这种生产关系的反映。
原始的群体主义是氏族社会人们全部道德生活的基础。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血缘氏族整体是这个社会的“天然的”生产力。离开了氏族整体，人们就不能生存。因此，血缘氏族意识是这时的道德关系的基础。全体氏族成员的一致性是这种血缘氏族意识的基本内容。它使维护氏族成员的共同利益成为人们的一切思想和行为的天然尺度。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部落、氏族及其制度，都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都是自然所赋予的最高权利，个人在感情、思想和行动上始终是无条件服从的。”
在这里，义务和权利并没有分离，“服从”既是义务又是权利，它被视为不言而喻的事情，从而保证着氏族群体生活的正常进行。
自然，这种道德意识反映在道德关系上，就是氏族全体成员的共同劳动，互助合作和自由平等，因此劳动是原始人的基本的道德观念。“最紧密的和最牢固的团结把部落成员、氏族成员结成一个整体，把他们变成希腊神话中的‘百手巨人’。”
氏族的首领由全体成员民主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撤换。“酋长在氏族内部的权力，是父亲般的，纯粹道义性质的。”
在氏族社会中，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行为、评价和举动处于原始的“自然而然”的统一之中。它使道德具有纯朴、有力的性质，并造成了一系列优良的道德品质，如正直、无私、诚实、刚毅、勇敢、顽强等等，其中特别是勇敢、顽强更为突出，它几乎可以概括当时一切个人的美德，以至在拉丁文中勇敢就意味着美德。
在关于氏族社会状况的大量调查材料中，对于氏族社会的道德风尚，有着很多生动的表述。例如，对我国鄂温克人原始生活的调查表明，“热爱劳动，扶助孤寡，团结互助”
，就是鄂温克人的最高道德准绳。在各民族世代留传下来的关于远古的神话传说中，这种道德风尚也依稀可辨。
氏族社会纯朴的道德风尚，为人类及其道德进步奠定了良好的根基，也为后世进步的、高尚的道德提供了各种原始的风范，但是，如果对此做现代人的理解，那就错了。它毕竟是人类的童年，童年的纯朴是同稚气、朦胧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就决定了氏族社会的道德的局限性。其表现是：
第一，直观性。氏族社会的成员“刚刚脱离动物界”，还“没有脱掉自发发生的原始共同体的脐带”，群体意识和个人意识浑然一体，个人意识还处于朦胧的状况之中，因而道德本身首先不是在理性形式（概念、原则、论证）中形成的，而是在感情的形式、感性直观的形式中形成的。人种志学的研究表明，那时的道德关系是十分具体的，它最初甚至不是在口头传说（神话、寓言等）中传授的，而是直接在共同的行动中传授的。就是后来形成的道德概念，其含义也是多方面的。像“福”这个概念既有道德上的意义又有美学上的意义，往往是同指称体力强壮、能吃苦耐劳等等联系在一起的。总之，那时的道德是对氏族生活习惯从感性上加以具体类化的产物，模仿在实际道德生活中具有重大的意义。
第二，狭隘性。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部落始终是人们的界限”
。氏族社会成员的共同劳动、团结互助、自由平等等，是以部落之间的纷争和血族复仇为补充的。所以，在氏族社会成员的意识中，“自己的”和“别人的”这些词汇也具有道德意义：一切“自己的”都意味着善良和亲切；一切“别人的”都意味着邪恶和敌对。这就是说，道德只是在氏族、部落的狭隘的范围内才有意义。血族复仇常常引起部落之间的长期的互相残杀。杀死俘虏来祭奠神灵，直到这个社会瓦解时才逐渐被废除。关于每个个人的道德价值不以氏族出身为转移的观念，还远没有成为当时人们的道德意识的内容。
第三，外在性。列宁指出，本能的人，即野蛮人没有把自己同自然界区分开来。表现在道德上，就是氏族社会成员对自然现象也进行道德评价，把自然力化身为“善”与“恶”，并由此把氏族社会成员的一切行为准则，都看作是纯粹外界的确定不移的规定而无需任何理由或论证。这样，对外界力量的依赖就成了当时道德行为调节的依据，甚至连良心的谴责也被理解为某种“复仇女神”或“魔鬼”的迫害。因此，风俗、习惯、传说和各种宗教仪式作为氏族制度下人的行为的实际道德调节者，虽然使当时的各种简单的道德规定获得有力和人人必须遵守的效力，但它们却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人们道德选择的结果。这一切同当时人的个性还未发展，自我意识和自我评价的能力还在刚刚形成中的情况是相适应的。历史表明，克服“从外部”拨正道德意识的方向，需要经过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即使到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仍然被保留着。
随着私有制的出现，人类进入了阶级社会，道德也因之而分裂为阶级的道德。奴隶制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阶级社会形态。奴隶社会的道德也是人类道德发展史上第一个阶级道德的类型。
奴隶社会是一个以公开的不平等和最直接最残酷的奴役形式而出现的阶级社会。奴隶同奴隶主之间的阶级斗争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由此而陷入深刻矛盾之中，对立阶级的道德斗争就是这种深刻矛盾的一个重要内容。道德的发展被置于新的社会条件和新的动力基础之上了。
奴隶主阶级的道德是通过用新的社会风尚来破坏和代替氏族社会的风尚，或者歪曲氏族社会的风尚的内容，使之适合于为社会不平等关系服务等方式来实现的。奴隶主阶级力图依靠掌握在他们手中的新的社会力量——国家来把自己的道德变成全社会的道德。与此同时，奴隶主阶级的伦理学也应运而生了，它力图从理论上来论证其阶级道德的合理性和神圣性。
奴隶对奴隶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是奴隶社会中社会联系的最基本的形式。因此，保障这种人身隶属关系，维护奴隶对奴隶主的绝对屈从，就成为奴隶主阶级道德的基本原则。在奴隶主看来，奴隶不过是“会说话的工具”“活的财产”而已，买卖奴隶、杀死奴隶做祭品、用奴隶殉葬等等，便成了奴隶主道德所认可的行为。奴隶主力图把奴隶的全部利益仅仅归结为吃和睡，向他们灌输卑躬屈膝、逆来顺受、自暴自弃等“美德”，并利用氏族社会道德的某些特征来为自己服务，把主人及其家族说成是代替奴隶们失去的氏族和祖国的天经地义的统治者，直至罗马帝国时期，在奴隶中还推行一种祭祀自己的主人或保护人的“英灵”的宗教仪式。奴隶主阶级的这种道德原则，在其伦理思想家中得到了论证。古希腊的奴隶主贵族思想家柏拉图就提出，统治者是用金子做的，而劳动者是用铜和铁做的，“一旦铜铁做成的人掌握了政权，国家便要倾覆”
。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奴隶制度是完全合乎“人性”的，主人同奴隶的区别，正像灵魂同躯体的区别一样，主人应该像支配自己的四肢一样支配奴隶。中国奴隶主思想家孔丘也强调“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把“犯上作乱”，违背奴隶制统治秩序的行为看作是“天下无道”的表现，斥为“大逆不道”的行为。
在奴隶主阶级的道德规范中，鄙视劳动和劳动者，男尊女卑，对奴隶主国家绝对忠诚等等，占着主要的地位，它们具体地体现了奴隶主阶级的道德原则。
在奴隶主看来，劳动是奴隶的标志，是命运赋予奴隶们的惩罚。他们把劳动看作“可耻的事情”，把不劳动看作是奴隶主和自由人借以表现自己是“高等人”的道德手段。古代数学家阿基米德就因为在罗马被围困时发明了一种守城机械而遭到道德上的指控，后来只是考虑到他的劳动是为了挽救祖国的危机，才被予以原谅。对于关心生产要求“学稼”“学圃”的弟子樊须，孔子则斥之为“小人”。
在奴隶社会里，妇女是男子的附属品。所谓一夫一妻，只是对妇女而言，妻子除生育子女以外，不过是一个婢女的头领而已。丈夫不忠实是为习俗所认可的，通奸被视为恶行只是对妇女才有意义。按照古希腊的梭伦立法，自由妇女如果破坏了贞操就要以生命来抵偿或者被卖为奴隶，妇女同奴隶一样没有什么价值，被视为活物。孔子就把女子和小人归为一类。妻妾给丈夫殉葬，甚至在中国奴隶制瓦解时还残存着。
至于对奴隶主国家的绝对忠诚，在西方则是对奴隶主和自由民的道德要求。在古代的雅典，达到公民年龄的人都要向国家宣誓：“我一定使身后留下的祖国比我继承的祖国更大、更好，而不是更小。”中国的奴隶主则强调“忠者臣下之高行”，以“公家之利，知无不为”
，作为“忠”的具体要求，即是说：要竭尽全力维护奴隶主国家利益。在古罗马，保卫祖国和勇敢甚至成了奴隶主垄断的特权。斯巴达的执政者就曾经下令屠杀了两千多个以自己的勇敢拯救了国家的奴隶，理由是他们违反了奴隶不得参加保卫祖国，具有勇敢精神的禁令。
在奴隶社会，尽管由于奴隶主垄断了精神生产的一切条件，历史文献中很少看到关于奴隶道德的记载，但是，意大利的俗语“有多少奴隶，就有多少敌人，”却深刻地表明反对奴隶主的暴虐、野蛮统治，争取做人的地位，是奴隶阶级的道德原则。就是在反抗奴隶制的长期斗争中，奴隶们形成了勇敢、顽强、自我牺牲、团结互助等高尚美德。这些美德在公元前73年罗马的斯巴达领导的奴隶起义中，在中国古代奴隶暴动中，也有着生动体现。正是通过这种斗争，形成了新的进步的道德要求。于是，关于每个人的尊严、价值和道德意义的观念，关于全人类平等的观念，开始在人们中间传播，推动着劳动人民为反对压迫和不公正而进行解放斗争。
奴隶反对奴隶主的阶级斗争，奴隶社会的道德的深刻矛盾，在当时的一些伦理学和文学艺术的著作中得到了曲折的反映。善和恶、正义和非正义、命运和自由、美德与恶习等等的对立，成为一些文艺作品的主题。进步的伦理思想家则表述了诸如：博爱的思想；“痛苦是会过去的，幸福是会到来的”思想（伊壁鸠鲁）；“人为了人，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事情”的思想（塞涅卡）；“在道德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斯多葛派）以及“敬德保民”“以民为鉴”的思想（周公旦）等等。这些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受奴隶和平民的解放斗争影响而形成的道德思潮。它们在当时虽然同实际不甚协调，但就其对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道主义的最初肯定来说，却毕竟是人类道德历史发展中的前进步伐。这种进步是建立在奴隶们的白骨之上的，它是如此充满了矛盾！如果说，奴隶主阶级曾经使道德从氏族社会的纯朴道德高峰坠落下来，那么奴隶主阶级道德则开始在排除氏族社会的道德的狭隘性、朦胧性，它是氏族社会的纯朴道德的继承和发展，并为后来阶级社会中的劳动人民和革命阶级创建了优良的道德传统，成了阶级社会先进道德的开端，起着承前启后的伟大作用。在奴隶社会里，正是奴隶的斗争，推动着人类道德向前发展。
在奴隶制崩溃的废墟上建立了封建制度，这是一种阶级剥削形式到另一种阶级剥削形式的转变。封建社会的初期，封建制度曾经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但是，这种建立在自然经济之上的新的剥削制度却表现为一整套严如密网的宗法等级关系。农民被紧紧地束缚在土地上，处于对封建地主的奴隶般的人身依附关系之中。农民同地主的阶级斗争成了社会发展新的动力。正是在这种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基础上，产生了人类道德发展史上第二种阶级道德类型——封建社会的道德。农民阶级的道德和地主阶级的道德的对立和斗争，构成了封建社会的道德的深刻内在矛盾。
地主阶级的道德是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道德，它是对奴隶主阶级道德的继承和改造的结果，又是封建的生产关系、宗法等级制度的产物。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关系既是封建社会的最基本的政治原则，又是它的最基本的道德原则。
封建社会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人分五等，衣分五色，自天子而至庶人形成了一个严密的以宗法等级关系为纽带的“金字塔”。等级特权、等级依附是封建制度赖以存在的主要社会关系。一切封建道德观念都是从这里引申出来的。“公正”被解释为对于不同等级的人、“按不同身份”所给予的报答；“善行”就是各人按照自己的名分等级“安分守己”，逾越等级的界限则是最大的恶行。人的道德品质和价值，都是由他们所处的等级地位决定的。财富在这里只具有从属的意义，“不按照资格”而追求财富，则是贪婪和“致命的罪过”。总之，等级服从是封建道德评价的最高标准。
忠君、孝亲是封建道德的基本原则的集中体现和最主要的规范。封建等级制是以皇帝（天子）的绝对权威为基础的，它牢固地建立在封建宗法的经济基础之上。皇家就是国家，君臣之间的关系就是主子与奴才的关系。臣民对皇帝必须绝对忠诚，“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在中国历史上，历代封建统治者及其思想家们都大力提倡这种忠孝道德。《韩非子·忠孝篇》中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到了汉代，还出现了专门的《忠经》和《孝经》，把忠孝道德更加系统化，大肆鼓吹“善莫大于忠”、“人之行莫大于孝”等等。忠和孝的关系，实质上是国家和家庭的关系。封建专制制度表现在家庭中就是父权家长制，封建家长制则是封建专制制度的社会基础。因此，孝是忠的缩小，忠是孝的扩大，二者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忠臣出于孝门”，“移孝于忠”，孝亲必须忠君。为了使忠孝道德深入人心，封建统治者还树立了各式各样的忠君孝亲的样板，诸如“二十四孝”，各种“忠烈传”等等，把忠和孝的宣扬推到了十分荒唐的地步。
地主阶级还把奴隶主阶级的鄙视劳动和劳动者，以及男尊女卑等道德规范接受过来加以改造，使其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道德手段。其中特别是男尊女卑成为中国封建道德的主要支柱之一。汉代董仲舒把韩非的“妻事夫”提到纲的高度，称为“夫为妻纲”，和“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并列为封建道德的所谓“三纲”。东汉时的《女诫》又把“夫为妻纲”更加系统化。特别是从宋朝以后，“三从”“四德”更成为评价妇女道德的主要道德标准。“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这就是所谓“三从”；一切言行都要符合忠孝节义（妇德），说话要小心谨慎（妇言），容貌要整齐（妇容），专心伺候公婆、丈夫（妇功），这就是所谓“四德”。这套封建道德完全剥夺了妇女参加社会活动的一切权利，把妇女紧紧地封锁在封建家庭范围内，成为纯粹的生儿育女的工具，使妇女处于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最底层、最卑下的地位。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统治者在宣扬所谓“三纲”的同时，在调整人与人关系方面，还提出了仁、义、礼、智、信等所谓“五常”。这样就形成了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系统的、完整的封建道德体系。
道德政治化、道德宗教化，是封建道德的重要特征。在中国，从汉代董仲舒的“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
，到东汉以后佛教的生死轮回、因果报应，再到宋明时期理学的“天理即天命”，“其张之为三纲、纪之为五常”，都是把封建政治、道德、宗教三者合而为一。在西欧，中世纪的政教合一，更是直接把道德诉诸宗教。正如恩格斯说的：“中世纪的历史只知道一种形式的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
基督教一直扮演着封建道德导师的角色。宗教把俯首听命、恭顺驯服、逆来顺受宣布为最高的道德真理，把禁欲主义说成是获得这种“真理”，达到彼岸的“幸福”的唯一途径。基督教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中国的理学家则高唱“居敬”“主静”“存天理、灭人欲”。总之，封建道德给封建政治关系蒙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纱幕，而宗教又给封建道德涂上了一层神圣不可侵犯的油彩。所以，封建道德虽然比奴隶主的道德前进了一大步，但它同等级依附关系、宗教狂热一起，像锁链一样束缚着人的个性发展和首创精神，是维护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
在长期的反封建压迫和剥削的斗争中，农民阶级也形成了自己的道德。农民的道德不仅通过对封建社会所通行的道德规范做出自己的解释而表现出来，而且也有着自己独特的道德观念。中国历次农民起义中所提出的“等贵贱、均贫富”“杀富济贫”“均平”等口号说明，反对封建宗法等级制度和礼教，要求社会平等和平均，是农民最基本的道德原则。这是关于人的价值、尊严的又一次历史的觉醒。它和奴隶的平等要求不同之处在于：这种道德原则同农民的社会理想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尽管这种社会理想带有纯粹空想的性质，但毕竟表现了人类道德前进的历史步伐。“义”，作为一个道德规范，在农民这里有着特殊的含义。他们不仅把反对封建地主的斗争称为“义举”，而且把济困扶危、同情、关心和帮助穷苦兄弟看作是“义”。“天下穷人是一家”“穷帮穷”，就是基于广大农民世世代代的共同地位和命运而形成的阶级心理和道德规范。劳动在农民的道德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诚然，由于地主阶级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使劳动成为加在农民身上的沉重负担和摧残身心的被迫活动，然而农民却在热爱劳动中找到了自己的道德支柱和生命活动的价值。以“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为耻，对不劳而获的道德谴责，不仅引导农民认识封建制度的不合理性，而且也常常是推动农民走向反封建战场的精神动力。就是在世世代代的辛勤劳动中，形成了农民勤劳勇敢、艰苦朴素等优良道德品质。
农民的道德是对奴隶道德的继承和发展，它构成了各民族优良道德传统的重要内容。但是农民又毕竟是小私有者，具有狭隘性和散漫性的阶级弱点。反映在道德思想和道德行为上，往往还有保守性和自私性的一面，难于摆脱传统的因循和旧习的重负，这是历史铸就的必然印记。
到了封建社会末期，随着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新的阶级力量，即资产阶级及其对立面无产阶级形成和壮大起来，终于，资本主义制度取代了封建制度。这个过程也是资产阶级阶级道德战胜封建地主阶级道德的过程。资产阶级道德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反映，它是人类道德发展史上最后一种剥削阶级的道德类型，它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确立而成为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道德。无产阶级的道德就是在同这种道德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资产阶级从人的本性是自私的观点出发，无情地剥弃了以往剥削阶级掩饰其阶级利己主义和个人利己主义的各种宗法外衣，公开地直接诉诸利己主义的原则。资产阶级早期思想家爱尔维修就说：“个人利益是人们行为价值的唯一而且普遍的鉴定者。”
他认为，如果抱怨人的自私心所造成的后果，那就像抱怨夏天的炎热、冬天的严寒，是十分愚蠢的。因此在资产阶级那里，所谓个人尊严、个性解放和自由、平等、博爱等等，实际上只能被理解为个人利益的满足。“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就是这种利己主义的道德原则的直接表白。
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的道德原则表现在道德意识上，就是猎取财富、追求权力的无穷无尽的欲望。这是资产阶级的“最亲密的生活原则”。
它被公开宣布为是指引人们活动和一切联系的最高目的和最后动力。它统治着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即使是选择妻子或丈夫、熟人或朋友，也都得靠它来指使。正如拉法格指出的，资本家的心脏只有在证券涨落时才会加速跳动。
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的道德原则表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就是赤裸裸的“现金交易”关系。金钱万能是资产阶级奉行的道德规范。人与人的关系完全变成了物与物的关系。英国资产阶级思想家卡莱尔就指出，除了“现金交易”之外，资本家不承认人与人之间还有其他任何关系，甚至他和自己老婆之间的联系99％也是表现在同样的“现金交易”上。资本家的人格就是他的资本，资本不知道人还有另外的品格，“甚至像德行、爱情、信仰、知识和良心等最后也成了买卖的对象”
。在资本家看来，金钱能使恶行变为美德，也能使任何美德变为恶行，它是衡量一切的砝码。
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原则表现在人的行为上，就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霍布斯语）。它使人把别人当作自己潜在的敌人、对手来对付。只要能够逃避法律和契约的约束，一切背信弃义、冷酷无情、虚伪狡诈的行为都是道德所认可的。“我吃掉邻人就是好，邻人吃掉我就是不好”，这是资产阶级的行为公式。它公开为各种社会不平等、政治阴谋、掠夺性战争、残民主义的抢劫作辩护。
上述资产阶级所实际奉行的道德原则和行为规范，并不排斥它同时也在高唱人的尊严、个性解放和自由、平等、博爱等高调。资产阶级道德的阶级本质和使命决定了它的两面性特点：一方面是它实际奉行的道德标准；另一方面则是它“摆样子的”官方道德。这两者的并行是资产阶级道德的内在矛盾的必然表现。例如，“平等”在形式上要求承认每个社会成员在谋求私人利益的权利和条件是平等的，但它充其量不过是支配着商品生产的“等价交换”原则的反映。这个原则完全是从资本主义生产的剩余价值规律中派生出来的。因此，平等作为一个道德规定，它的实际内容完全变成了为猎取财富而平等地“互相利用”。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则只能意味着出卖自己的劳动力，遭受资本家的压榨。
资产阶级道德的内在矛盾，从它一产生起就存在着，但这不是说资产阶级道德的性质和作用在任何时候都是一样，它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在这些不同阶段上，它的内在矛盾展开的情况也不是一样的。
同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相适应的早期资产阶级道德，曾经是十分革命的。因为这时资产阶级的利益是同社会发展的利益相符合的。追求个人利益在客观上加强了人们的社会联系，刺激了社会和个人物质的与精神的发展，它无情地冲击了中世纪那种墨守成规的劳动方法、与世隔绝的民族文化和局部的联系，打破了封建制度简单社会结构的稳定性和人身依附的人与人关系的狭隘封闭式的圈子，因而促进了社会的前进，也为个人的自由发展创造了条件。尽管这一切都是用“剑与火的语言”来实现的，它曾经造成了诸如“羊吃人”等十分严重的道德后果，但这毕竟是人类道德进步的一个必经的历史步骤。
资产阶级道德发展的第二阶段是与自由竞争时代相联系的。这时，资产阶级成为社会的统治阶级，它不再是“第三等级”的代表者了，它的道德也不再是反对封建束缚和教会专横的武器，而成为确保资本主义关系充分发展的手段。于是，以前隐藏着的矛盾现在暴露出来了。这种内在矛盾在其两面性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实际道德同“摆样子的”官方道德的规定不一致，不过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普遍异化的必然产物。既然资本主义私有制使人的关系变成了物的关系，这就决定了资产阶级的道德意识和道德关系也是在异化道德形式这一特殊标志下形成的。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作为人的存在，他不能不使先前的道德规定和评价继续保存形式上的价值，因为自由、平等、博爱等道德规定和评价是人类活动的道德调节需要的产物，是人们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另一方面，由于人本身也成了物的奴隶和金钱的奴隶，这些道德规定和评价就必然变成一种事实上的异己力量和外部强加于人的东西，人们不可能把它们作为“自己的”东西认同，或自愿地去适应它们，并意识到这样做的必要性，相反，它们成为人们走向个人“幸福”的道德障碍。这就造成了人们行为的隐蔽动机和公开宣传动机的不一致，社会舆论要求同良心嘱咐的分裂，社会评价和自我评价的对立。于是，道德上伪善的现象便层出不穷，这一切预示着资本主义社会精神的、道德的危机的到来。
到了帝国主义时代，即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资产阶级的道德便进入了其存在的最后阶段。在这个阶段，资产阶级道德的内在矛盾尖锐化了，道德的异化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如果说在这以前，私人利益的实现、个人名利的获得还是在人们自己个人主义的理想和信念的支配下，表现为个人的某种主动性的活动，那么现在，由于资本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企业的活动主要在资本主义公司范围内进行，私人利益的实现、个人名利的获得就只能取决于是否善于无条件地忠于垄断组织的利益，百依百顺地服从于公司的纪律，和盲目地执行公司的各种不成文法。这样，人们越来越丧失自己的独立性，成为公司的单纯的附属品，被紧紧地绑在无休止地追逐超额利润的公司竞争的战车上旋转。于是，正如现代资产阶级思想家说的，人们完全成了“自己生活条件和技术的奴隶；他们为了自己的福利而丧失了自由和幸福”。因此，人们道德上的暂时的平衡一去不复返了，价值危机笼罩着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并且在日益加深。恐惧、猜疑、孤独感支配着人们，人们的精神堤防在崩溃，人们深深地陷入这样一种恶性的循环之中：一方面，为了弥补自己精神的空虚和肉体的疲乏，不得不拼命地寻找各种刺激，因而沉溺在消费主义的“甜蜜生活”中；另一方面，消费主义又必然使人忧心忡忡，因为追求物质享受，挥霍浪费，只能造成债台高筑，而一切所能达到的消费水平又都是昙花一现，经常赶不上受广告、时髦、小集团舆论的影响而瞬息万变的消费标准，这就是说，消费主义反而又把人弄得精疲力竭。所以现代资本主义世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图景是：一方面是科学技术、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另一方面则是精神的、道德的危机日益严重。吸毒、犯罪、精神病、性放荡、家庭解体等等，用某些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话来讲，就是所谓人的个性“全面堕落”，像瘟疫一样统治着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尽管有些资产阶级思想家把这一切归罪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但它却只能深刻地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腐朽了，资产阶级的道德已经无能为力了，它走上了自己的末日。
正如资产阶级总是把自己阶级的没落说成是整个人类的没落一样，它也总是把自己阶级道德的危机说成是整个人类的精神危机。所以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盛传着所谓“人类的末日”“在劫者难逃”等种种说法，出现了诸如《见鬼去吧，文化！》等各种各样的著作。但是，资产阶级道德毕竟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道德。资产阶级道德的危机有力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道德意识的发展，日益加深了他们对革命道德的信任。而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对岸，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道德则在蓬勃地发展，它以崇高的道德理想和原则，日益吸引全世界正直和先进的人们，为促进社会的进步、人的关系的革命改造、个人的全面发展开拓广阔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