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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社会道德，那么，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在道德发展中的作用是什么呢？这也是伦理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外伦理思想史上的各派伦理学家也一直众说纷纭，长期争论不休。随着当代科学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这种争论更加尖锐起来。然而究其思想根源，仍然是由对道德的本质的不同看法所引起的。历史和现实反复地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正确地认识道德的本质的基础上，才科学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认为，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社会道德的进步和人的道德水平的提高，起着重大的促进作用，因为决定道德的经济关系最终也是由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引起经济关系的变化发展，因此就整体和最终意义而言，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乃是推动人类道德进步的强大力量。
所谓科学技术，是指人们对客观物质世界的运动及其相互联系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并将其运用于生产实际的产物。它和物质生产一样，都是属于生产力的范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因此，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必然推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促进社会的发展，人们的道德水平也必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前进。正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才为人类道德进步提供了物质前提。同时，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也告诉我们，物质生产活动和科学实践是人类基本的实践活动，在社会实践中，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着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着自己的认识能力和本性。既然道德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那么人们的道德水平也必将随着社会实践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而不断前进。在这里，真和善是统一的，物质文明的发展和精神文明的发展也是统一的；真是善的前提，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所以列宁说：“物质生产力的状况是所有一切思想和各种趋势的根源。”
但是，任何进步都是具体的，都有其特定的辩证性质，道德进步也是如此。道德的进步也要经历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由可能性转变到现实性的发展过程。就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同道德进步的关系的线性联系而言，在量的方面，它是直接的；在质的方面，则只能是间接的。我们说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从整体和最终意义上讲，必将有利人类道德的进步，就涵盖着这两个方面的意义。这在当代科学技术革命的条件下，更是这样。
从量的方面看，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可以直接开拓新的道德领域，促进劳动者的新的道德品质的形成和发展，推动科学精神的弘扬。
当代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正在不断地为人类的道德生活开拓出新的领域。生态道德的产生和发展就是很好的证明。生态学是一门新兴的科学。它以研究自然界的结构和功能为对象，它告诉人们必须从人类整体的生存和发展的高度来考虑对自然界的开发和利用，只有维护生态平衡，使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达到一致与和谐，才是合乎人类整体利益的。生态学的发展导致了生态道德的产生，生态道德要求对人开发和利用自然的行为做出道德评价。在过去，捕猎动物、砍伐森林，不与道德发生多少联系，而在今天却要有道德责任上的评价，人们必须自觉地承担保护自然的责任。这样，人和自然的关系就成为人类道德生活的一个新的领域。现代生命伦理、网络伦理、核伦理乃至宇宙伦理等等的产生和发展，无不是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发展的结果。
再者，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直接从事这些活动的人们的某些旧的道德品质的改变和新的品质的形成，也能直接地起到某种促进作用。马克思曾经指出，在社会生产发展中，“生产者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
。历史证明，人们长期直接地从事某种方式或范围的生产劳动或科学技术活动，便会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人与人之间的某种道德关系，形成相应的道德心理和道德行为；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生产劳动的方式和范围的改变，也会逐渐地改变人们的某些原有的道德心理和道德行为。历史上农民小生产者长期的狭隘的封闭式的劳动方式，养成了他们的涣散性、保守性和自私性的弱点。但当农民破产转入无产阶级队伍后，又逐渐养成了无产阶级特有的团结性、组织纪律性和大公无私的精神。无产阶级这些特有的道德品质，就是在“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物质条件中生长起来的，而且只能是从这种条件中生长起来。”
在当代，正如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一书中指出的，随着科学技术革命的发展，人们的劳动方式正在或将要发生重大变化。智力的发展，信息的转播，小型化、多样化、非群体化、产销合一的特点，则需要人们具有主动进取、敢于负责、迅速应变、办事灵活等新的品质。
还有，科学精神的弘扬本身就具有道德意义，而这一切乃是作为科学研究和科技发展的直接产物。美国著名学者伯纳德·巴伯指出：“科学像所有组织起来的活动一样，是一项精神事业，也就是说，科学不能仅仅被看作是一组技术性和理性的操作，而同时还必须被看作是一种献身于既定精神价值和伦理标准约束的活动。”
科学精神是从科学知识、科学技术和科学方法生成过程中演绎出来的独有的精神气质。美国科学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对科学精神做了如下归纳：“科学的精神气质是有感情情调的一套约束科学的价值和规范的综合。这些规范用命令、禁止、偏爱、赞同的形成来表示。它们借助于习俗的价值而获得合法地位。这些通过格言和例证、通过法律而增强的规则在不同程度上被科学家内化了，于是形成了他的科学良心，或者人们愿意用现代语言的话，也可以说形成了他的超我。”默顿还认为科学精神具有这样四个特性，即普遍性、公有性、无私性和有条理的怀疑性。
这就不难看出，科学精神的弘扬及其特性的发挥，无疑也是人类道德进步的表征。
应该指出的是，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对道德进步的上述直接的推动作用，就整个社会道德而言，只具有量变的性质。因为决定一个社会的道德的质是这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的道德，而统治阶级的道德体系也是多层次的，它可以容许或容纳它的外层发生某些变换。但只有其中的基本原则和主要规范才是体现其质的规定性的决定因素，因为正是它们才集中地反映了这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和阶级的利益与要求，成为这个社会调整人与人的关系的基本行为方针和价值标准。因此，尽管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以在上述几个方面直接推动道德的进步，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道德体系及其基本原则和主要规范的改变。在资本主义大生产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形成了自己的新的道德品质，但他们的道德毕竟处于被统治、被压抑的地位，还只是为少数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践行，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而言，还只具有量变的性质。
再从质的方面看，生产力和科学技术作为社会发展的最后根源，它的每一新的巨大发展和划时代的飞跃，必然在道德上创造一种新的可能性，即为旧道德的消亡、新道德的产生准备物质前提。但这种可能性要变成现实性，则是通过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阶级起来变革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而完成的。因此，就道德从旧质到新质飞跃的进步而言，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只能是一种间接的促进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只是人类道德进步的远因。
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对道德从旧质到新质飞跃的这种间接的促进作用，体现在人类历史上每一次社会形态的变革和更替之中。而在当代，这种作用显得更加明显而突出。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突飞猛进的增长，使整个人类面临着一种全面的挑战，其中也包括道德上的尖锐挑战。这种挑战为人类道德进步提供了新的前所未有的选择机会，为道德从旧质到新质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本书第五章还要作专门的论述。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新的可能性同样还不是直接的现实性，但这无疑是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对道德进步的促进作用的又一重要的表现。
历史和现实都证明，那种宣扬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或者同道德的进步毫不相关，或者只会使人的道德沦丧的观点，是毫无根据的。当代一些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和伦理学家仍在起劲地鼓吹这些观点。他们不是大谈所谓“技术中性论”或“自由技术论”，就是硬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所面临的日益加深的精神的和道德的危机，完全归罪于科学技术革命和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这种荒谬的理论，完全违背道德发展的历史事实。
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能否使道德自然而然地进步呢？历史上有的伦理学家就是这样看的，当代另一些西方社会学家和伦理学家更是把这种错误的观点推向了极端。他们说什么随着科学技术革命的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资本主义社会将因此而顺利地解决其所面临的严重的精神的和道德的危机，造成一个所谓“普遍繁荣”的社会。这种观点在理论上是蛊惑人心的，在实践上则是同社会的现实状况相背离的。
我们知道，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所反映的是人和自然的关系，而道德则主要是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中心而展开的一种思想的关系，即使是科技伦理，其表现形式虽然是由于人和自然的关系的紧张而产生的，但其背后隐藏着的仍然是以人和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为其实质的。道德所反映的人和人的关系，属于社会上层建筑的领域。它和生产力与科学技术所反映的人和自然的关系是两个不同层次的系统。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必须有一个中间环节，这个环节就是社会生产关系，以及因此而直接决定的社会的政治制度和阶级结构。这是因为，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这个整体有自己特有的层次结构，表现出特有的有序性。这种有序性决定了，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固然有其自身的相对独立性，但在社会这个整体中绝不是某种抽象的孤立的领域，它们总是在具体的社会经济关系的体系中发挥作用的，它们对于道德进步发挥作用的程度和性质，始终要受到社会经济关系、政治制度和阶级结构的制约。
实践证明，人类自从进入文明时代以后，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得愈是迅速，相应地这个过程对社会生活其他各方面的影响就愈加有力，它们的社会后果所受的社会经济关系及由其决定的政治制度、阶级结构的制约也就愈是强烈。因为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愈是飞速发展，这样一些问题就会变得愈加尖锐：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所造成的强大力量是为谁服务？为什么目的服务？它们是被用来造福于人类还是危害人类？是为了人们的普遍福利和进步还是为了一小撮人的私利？不同的社会经济关系、政治制度和阶级结构，决定了人们对这些问题会做出不同的甚至完全对立的回答。所以，对于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对道德进步的作用问题，必须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
首先，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不同社会形态的道德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
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极为低下，科学技术还处于萌芽的状态，然而原始社会的道德，在它所通行的氏族、部落的范围内，却是十分纯朴的。这种纯朴道德正是当时财产公有，人们共同劳动，平均分配的原始经济关系所决定的。可是，到了原始社会的末期，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私有财产的产生和发展，终于摧毁了古老的氏族制度。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和对立，阶级的分化和对抗，固然使阶级社会中科学技术逐渐地发展起来，然而这种发展，却靠的是“激起人们的最卑劣的冲动和情欲，并且以损害人们的其他一切禀赋为代价而使之变本加厉的办法”
，靠的是以牺牲被剥削和被压迫的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的。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相对地说，以统治阶级道德为主导的整个社会的道德，并不是同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兼行并进，而是在总体上从古代氏族纯朴道德的顶峰坠落下来。可见，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对道德进步的作用，不能一概而论，否则就无法说明这样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
在阶级对抗的社会中，极少数剥削阶级占有生产资料，掌握着国家政权，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虽然也或多或少地给广大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群众带来一定的物质生活的改善，但归根到底只能是为巩固和加强人剥削人服务的。其结果正如列宁说的，全部人类的智慧和创造，一切科学技术的成果都为极少数剥削者所剥夺。这就必然使他们越来越穷奢极欲，享乐腐化，唯利是图，尔虞我诈，道德日趋堕落。因此，在私有制条件下，生产力和科学技术虽然不断发展，但并不能使整个社会道德水平迅速提高，更不能使道德的发展产生本质的变化，改变那种千百年来一直支配着人们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道德信条，形成整个社会统一的道德观念、道德感情和道德理想。相反地，随着社会生产关系的腐朽、剥削阶级的没落，反而造成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同社会道德状况两者之间的日益对抗。这种情况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显得更加明显。马克思在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物质文明高度发展而精神文明却愈加堕落时指出，在这里，“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
。马克思这里所揭露的是19世纪50年代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现代工业、科学同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对抗，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变得更加深刻、更加尖锐。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一方面是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另一方面则是所谓人的个性的“全面堕落”。那种所谓随着“物质空间”不断扩大而“道德空间”不断缩小的状况，已经成为毋庸争辩的严酷事实。一些当代资产阶级伦理学家也不得不承认，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使人们变成了“自己生活条件和技术的奴隶”。一位美国伦理学家说，美国现在没有有道德的英雄，或者至少我们不完全明白，有道德的英雄应该是什么样子或者他应该做什么。其实，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所出现的这种日益严重的精神的和道德的危机，不过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社会制度腐朽性的表现。
社会主义是建立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在这个社会里，人与人的关系是同志式的互助合作的关系，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被全部用来有计划地改善人民的生活，满足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而人的价值则是以他对社会所做的贡献来衡量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同道德的进步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和谐一致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物质生产力的提高，物质生活的改善，必将有利于人们的社会主义道德觉悟和水平的提高。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人民的社会主义道德觉悟的提高和良好的社会风气的形成，就是有力的证明。
其次，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不同阶级道德发展的道路和趋势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同的。
从纵向来看，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虽然生产力和科学技术一直在向前发展，特别是到了资本主义时代，发展更快，然而道德却是沿着两种不同的道路进行着。一方面，广大被剥削阶级、劳动人民的道德水平，随着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的进化，在斗争中日趋进步；另一方面，剥削阶级的道德，在其发展中却出现了复杂的情况。某一剥削阶级当其处于上升时期，由于他们是先进的生产关系的代表者，他们的道德水平相对于旧的剥削阶级的道德而言，虽然也有某种程度上的提高，并且对人类道德的进步也做出了某些积极的贡献。但是，随着这种生产关系的腐朽和整个剥削阶级的没落，他们的道德也随之堕落。人类道德的发展之所以沿着这样两种不同的道路进行，正是阶级社会中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对抗性所决定的。
再从横向来看，就是在同一个社会中，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不同阶级道德的发展趋势的作用也是不同的。例如资本主义社会，在生产力和科学技术一直向前发展的条件下，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变化，资产阶级道德就经历了从上升到衰落并走向危机的历史过程。可是，就是在同一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则从自在的阶级变成自为的阶级，表现了道德上明显的进步。他们不仅逐步摆脱了小生产的心理和习惯，逐渐摒弃了剥削阶级道德的影响和腐蚀，而且逐渐地超出了个人眼前利益的狭隘眼界，追求着集体的、阶级的以至整个人类解放的长远利益，因而形成了自己不同于一切旧道德的崭新道德——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这就清楚地表明，在同一个社会中，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不同阶级道德的发展趋势的作用的性质，也是不同的，而这种不同则是由社会经济关系及其决定的阶级斗争使然。
应该指出的是，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人们的道德水平也不是就随着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物质生活的改善而自然而然地提高的。虽然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使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同道德进步之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和谐一致的性质，但是社会主义经济也不是单一的，还存在着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剥削阶级的旧道德还在影响和腐蚀着人们；加之社会主义道德是完整的共产主义科学世界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不可能自发形成，只有通过长期的坚持不懈的灌输和教育，才能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这样，社会主义新道德同剥削阶级的旧道德之间的斗争还是不可避免的、长期的。因此，只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教育，把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同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使全体人民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觉悟和水平迅速提高。可见，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如果把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同道德的进步简单地等同起来，不做具体的历史的分析，不考虑社会经济关系及其决定的社会的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等等，同样是违背道德发展的历史事实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如果物质生产不从它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从而也就不能超出庸俗的见解。这个论断深刻地说明了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对道德进步的推动作用不是直接的、机械的，从根本上讲，它们是通过社会经济关系这个中介来实现的。在阶级社会中，这种作用还要受到社会政治制度、阶级结构的制约。只有这样具体地、历史地考察问题，如实地把道德看作是由一定的经济关系决定的社会意识形态，我们才会理解为什么一个社会的道德发展水平同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并不总是趋于平衡的历史事实，才能正确地判明某种道德的兴衰进退的历史趋势，也才能科学地揭示人类道德进步的复杂的矛盾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