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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是横江，另一边是率水。横江和率水从徽州的腹地汤汤而下，它们在屯溪汇合形成新安江后，变宽又变深，然后向遥远的东南方流去。
渔梁，就是新安江上一座平常的小镇。
现在，走在这个小镇上，看到的，似乎都是老人。这是一个极为平常的小镇。破败、腐朽、寂静，虽然它离歙县县城只有3里路，但看起来却相当地生僻。
在童年的时候，我就来过这里。那时渔梁边的河水要比现在清澈得多，氛围也宁静得多。渔梁当时给我的感觉就像是一个童话剧里的场景：神秘而宁静，亲切而温馨。给我留下至深印象的是那条古街，窄窄的，两边都是一些铺面，有卖杂货的，也有打铁的、箍木桶的等等。街面全是由青石板铺成的，行走在上面时，能听见自己清脆的足音，那声音就像啄木鸟在用尖喙撞击树干。而在清晨甚至上午，渔梁一直都是浓雾弥漫的，像栖于水边的一个千年之梦。
在新安江的中央，就是那座著名的坝了。渔梁也是因为这座古老的坝而著名。这坝是青石板筑成的，但现在已呈黑色了，那是一种岁月的底色。渔梁坝建于宋朝，它构建之精巧，让人匪夷所思。坝的存在给渔梁增添了一道美丽的景观，斜阳西照、渔舟唱晚时，这坝看起来有一种别具一格的美，古朴、有力、富有质感。实际上不仅仅是古坝，渔梁的一切都给人这样的感觉。尤其是这里的老人，他们态度安详、举止沉静，那是岁月磨砺的结果。当然，岁月也磨砺出了他们的麻木、他们的知天认命、他们的屈辱和隐忍。这些都是人生无是无非的赠馈。
当年，渔梁曾是新安江水路的一个重要码头，无数渔船栖集在此。据说，当年渔梁的街道长达2里，远远大于现在的小街，而且街道也十分热闹，街道两旁都是酒店、客栈、商店，徽商、水手和往来的客人，妓女在街边招徕，一派繁华兴旺的景象。当年徽州有八景，“渔梁送别”就被列为一景。但它指的不是当地的兴旺情景，而是指在渔梁送别自己亲人的悲壮场面。时人有诗描绘道：“欲落不落晚日黄，归雁写遍遥天长。数声渔笛起何处，孤舟下濑如龙骧。漠漠烟横溪万顷，鸦背斜阳驻余景。扣舷歌断频花风，残酒半销幽梦醒。”
这样的诗是有着意象的。晚日、归雁、渔笛、孤舟、云烟、鸦背、斜阳、残酒、幽梦等，无一不是在诉说着离别的伤感。正如栩栩如生的画面，有着断肠人在天涯的感觉。毕竟，在当时，从商不是阳关道，只是背井离乡的“奈何桥”。
历史就像幽灵，只有相信它们，它们才存在。对于今天的渔梁来说，现在的情景就像是水面上的波光，而当年的热闹和繁荣早就存在水里了，它们就像水底的淤泥一样，跟水草纠缠在一起，只有游来游去的鱼偶尔才能撞击一下，惊醒一下它们的旧梦。
有一首《水程捷要歌》描述了沿着渔梁下新安的路程情况：
一自渔梁坝，百里至街口。
八十淳安县，茶园六十有。
九十严州府，钓台桐庐守。
檀梓关富阳，三浙垅江口。
徽郡至杭州，水程六百走。
当小船驶离渔梁后，新安江变得开阔了。两岸不断变换着巨幅的风景画，炊烟袅娜，莺歌燕舞。
当然，也少不了那些有岁月的参天古树，如榆树、枫树、乌桕和香樟等。这样的古树是有灵性的，它们站在新安江边，关照着这些游子，也使新安江一直风调雨顺。过了北岸之后，人烟就越来越稀少了，河水也变得越来越深，来这里的人，除了下新安的徽州人之外，就是诗人和画家了。这里的景致是越来越漂亮，但氛围也越来越冷清。在江边，依次是瀹潭、漳潭和绵潭，如果是五月里穿行，两岸几十里地，树上挂着的，都是黄澄澄的枇杷，它们像银河系的星星一样，闪亮在江的两岸。船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容易引起一种幻觉，就像航行在太空中一样。有时候，船也会停下来，下新安的那些徽商，会下船买上一点枇杷带着。他们把家乡的水果揣到包裹里，一直把枇杷带到目的地，不到万不得已时，他们真舍不得吃。三潭的枇杷味道真好啊，哪怕只吃一个，也会满嘴生津。更何况，枇杷里还有家乡的味道，当嘴唇沾上这样的水果时，家乡的人与景就会扑面而来，甚至时空也会因此而转换——在这样的感觉中，能看到湿漉漉的青石板路和石拱桥，能看到划入梦境的乌篷船，能听到油伞上极富音乐美的雨声……这样的幻觉，会让人欣慰无比。
再往下走，就是百里外的街口，街口过去，就是浙江的地域了；再往前走，就是淳安县，就是严子陵钓鱼台了，就是桐庐，就是幢梓关和富阳了……然后，就是杭州，就是苏州、扬州和上海……水就是绳索，而村落就是绳索上的结。生生死死，命运未卜……这辛酸的六百里地啊，让徽州人走了千百年。
凄凉的月亮，独倚高楼的少妇，望断秋水的凝眸，思极而恨的哀怨。这是一幅古典诗词中常见的闺中图，就像徽州民居里雕刻的戏文图，藏在家家户户的阁楼里。既然一轮圆月被掰成两半，那么彼此之间都会有不同的情节——徽商在外奔忙，觅取功名和富贵；商妇在家枯守，咀嚼离散的千般忧愁。
商妇的故事一直是徽州志传当中隐秘的一半。这样的隐秘，就像徽州山涧中的溪水，只有在月明星稀的时候，才能听到它的涓涓之声。时光荏苒，她们在无数贞节牌坊之中变成石头，在厚厚的谱牒中变成文字，也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之中幻为清风。民国《歙县志》里载有一则故事，道尽了徽州商妇的辛苦：徽州某村有一个人，娶妻三个月后就外出经商，妻在家靠刺绣维持生计，每过一年，就用多余的钱买一粒珠子，把这珠叫作“泪珠”。这样一直过了很多年。当有朝一日丈夫终于回到家乡的时候，村里人告诉他他妻子已死了近三年了。丈夫打开妻子住过的房间，睹物思人，黯然神伤，不小心碰翻了一个箧子，有珠滚落一地。丈夫边拾边数，共有珠二十余粒。
有好事的文人以这件事为题材，赋了一首词：
……几乎抛针背人哭，一岁眼泪成一珠。
莫爱珠多眼易枯……珠累累，天涯归未归？
女人的痛感总是比男人强烈得多，在逼仄的朱楼，在关上门窗的闺房，痛感往往随着一缕阳光的渗入，像尘埃一样激越；或者像窗牖外的月光，凄清而刻骨铭心。“松籁萧条烛影幽，雨声和漏到西楼。金炉香断三更梦，玉簟凉生五月秋。人寂寂，夜悠悠。天涯信阴暗凝愁。疏帘到晓檐花落，滴碎离心苦未休。”这便是徽州女人的叹息。写徽州女人的不仅仅是笔墨，还有石头。那些矗立在村头巷尾用石头垒就的贞节牌坊，同样也是一首首闺中诗。只不过这样的诗句是冰冷的，它们是凄泣的冤魂，是岁月的叹息，也是人性的撕心裂肺。
与女人相比，徽州男人则要功利得多。一般来说，远方的游子并不像闺中人那样儿女情长，他们一走出山外，就要面对创业的压力和家乡父老的希冀。至于其他的，男人自有他们解脱的方式，矢志不忘是必要的，镂金错彩和倚红偎翠，也是间或有之。比较起山坳的寂静和单调，平原更显钟灵毓秀和细雨清风，在那儿可以挣置田产，买几房姨太太什么的；那里既没有太多乡规民约的束缚，也没有家、亲人的拖累；可以在会馆里肆意喝酒，于平山堂赏月，游秦淮河风景。
外面的世界如此精彩，男人们难免乐不思蜀。在山外的世界，一部分徽州人定居下来，懒得再回那个僻静孤远的山村了，徽商以奋斗得来的金钱找到了自己的安乐窝，也找到了成功的感觉。
明代的很多话本小说和笔记都记载了徽州人创业的故事。比如蔡羽的《辽阳海神传》，就详细讲述了徽商程宰居积致富的传奇：正德年间，程宰与其兄远赴辽阳经商，不幸亏本折利，耗尽了本钱。兄弟二人羞于返乡被人耻笑，遂受雇于其他商人料理生意，穷困潦倒，一筹莫展。后来程宰在辽阳海神的启示下，囤积居奇。正德十四年（1519年）夏，有人贩药至辽阳后，在其他药材脱手后，仅剩黄柏、大黄各千余斤无人收购，欲弃之而去。程宰使用自己受雇所得的酬金十余两，将二药全部买下。数日后，辽阳疫病流行，急需黄柏、大黄治病，二药供不应求，价格猛涨。程宰急将二药抛售出去，连本带利共得纹银500余两。又有荆州商人贩运彩缎入辽，不幸彩缎在途中受湿，发霉生斑，难以销售。程宰遂以纹银500两购得彩缎400捆。一个月后，有人在江西起兵造反，朝廷急调辽兵平叛。出征的队伍急需赶制军服，以便及时开拔，一时间帛价大涨。程宰所囤积的彩缎一下子涨了3倍。第二年秋天，有苏州商人贩布入辽，其余大部分皆已脱手，仅余粗布6000捆无人问津，便以低价卖给程宰。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明武宗“驾崩”，天下官民皆需丧服，粗布遂成紧俏商品。程宰用银千两买得的粗布，一下子就卖得纹银4000余两。他就如此这般地翻来翻去，竟在短短的四五年里，由一个本钱不过10两的小商人一下子跃为腰缠万贯的大富商。
这样的故事一直像是徽州人的缩影。在进入山外的世界之后，徽州人就像一粒粒米一样，跳进了大粮仓；或者像水滴，融入了海洋。在全国范围内，这群来自南方山区、说着一口难懂的方言、能把算盘打得像杂耍一样的商帮在当时各种生活中都打下深刻的烙印。他们被人称为“徽骆驼”，就是“徽老大”的意思。因为“骆驼”一音其实来自徽州方言中的“老大”。在徽州方言，尤其歙县话当中，“骆驼”与“老大”的发音是基本一致的。因为实力和资金上的雄厚，徽州人每到一个地方，便会很快地控制当地的经济命脉，“无徽不成镇”与“徽老大”就是同样意思。后来，因为“骆驼”本身是一个并不招人反感的词，也可以比喻徽州人吃苦耐劳的精神，徽州人就慢慢地接受了这一说法，以至于后来“以讹传讹”地延续了下来。直至胡适后来在为《绩溪县志》题词时，也写了“努力做徽骆驼”六个字。“徽骆驼”从此一举成名。其实徽州哪里有“骆驼”的概念呢？在那个偏僻之地，几乎很少有人见过骆驼，当然谈不上用它们作比喻了。
除了程宰的故事之外，当时一些著名的话本小说都有徽商或者徽州人的身影晃动。比如说凌濛初所写的《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冯梦龙的“三言”（《警世通言》《喻世明言》《醒世恒言》）等等，还有安徽全椒人吴敬梓所写的《儒林外史》中都有提及。
在吴敬梓的笔下，徽商一如既往地保持着徽州人的特点，书卷气比较浓，“贾而好儒，亦商亦儒”。《儒林外史》第二十二回写有两个徽州文人牛玉圃和牛浦到扬州河下（徽商聚居区）盐商万雪斋家中所见到的情景：
当下走进一个虎座门楼，过了磨砖的天井，到了厅上。举头一看，中间悬着一个大匾，金字是“慎思堂”三字……两边金笺对联写：“读书好，耕田好，学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中间挂着一轴倪云林的画，书案上摆着一大块不曾琢过的璞，十二张花梨椅子，左边放着六尺高的一座穿衣镜。从镜子后边走进去，两扇门开了，鹅卵石砌成的地，循着塘沿走，一路的朱红栏杆。走了进去，三间花厅，隔子中间悬着斑竹帘……揭开帘子让了进去，举目一看，里面摆的都是水磨楠木桌椅，中间悬着一个白纸墨字小匾，是“课花摘句”四个字。
吴敬梓可以说是对徽商的情况非常熟悉的，而他所描绘的，正是徽州人家的普遍陈设。由此可见，徽州人即使在外经商的时候，也保持着自己家乡的习惯和爱好。徽州商人处人待事文质彬彬，鼓瑟弹琴间，往往能把商贾之事轻易搞定。徽州商人给人整体上的感觉更像是淡定雅致的读书之人。当然，这也源于当时社会生活的特殊情况，这些徽商很难说是真正的商人，他们只是披着商人锦衣的文人，“亦儒亦贾”是他们普遍的情况。
“有钱人总是遭穷人忌恨，而外来的有钱人更是遭人忌恨。”查姆·伯特曼曾经在《犹太人》一书中这样表达。当时徽商所面临的情况同样如此。在不发达的农耕社会，因为物质的匮乏、思想和见识的狭隘，往往更难见宽容。社会心理状态在商人们面前表现得尤为嫉妒，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值得一提的是文人们，当文人处于社会中心的地位因为这股新兴的势力的上升而遭受到某种冷遇时，他们的心态往往会失衡，这也直接导致他们在言行中对于财富的充分嫉妒和不屑，表现出对这种新兴势力的冷嘲热讽。而文人们的言行，又直接影响着社会大众的思维和倾向。在这种情况下，徽商们普遍被演绎成“反面角色”写入话本，那是最自然不过了。清朝的话本作家凌濛初对徽商的评价还算是客气的：“徽州人因是专重做商的，所以凡是商人归家，只看你所得归来的利息多少为重轻。得利多的，尽皆爱敬趋奉；得利少的，尽皆轻薄鄙笑，就如读书求名中的中与不中光景一般。是谓实情。”这样的评价，虽说客气，但不经意中透露出一股鄙夷味。这反映了一个时代的风气。这个时代的风气是重文轻利、重仕轻民、重农轻商的。
比较有名的是冯梦龙《警世通言》第三十二卷《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故事：明代万历年间，一艘从京师南下的官船在扬州镇江瓜洲泊岸，窗帘掀起，露出一对男女的身影，男的叫李甲，是浙江布政使的大公子；女的是京师名妓杜十娘，不过已经从良，这一趟是随官人回浙江老家去的。可偏偏对面船上有一个徽州盐商出现了，并且惹起事，造就了杜十娘的悲剧命运。冯梦龙是这样写的：“却说他舟有一少年，姓孙名富字善赉，徽州新安人氏。家资巨万，积祖扬州种盐。”这个徽州盐商孙富在看到杜十娘后，立即“魂摇心荡，迎眸送目”。也正是孙富的出现，使得李甲和杜十娘的故事成为南柯一梦。孙富自恃有财，想强行霸占杜十娘，于是便跟李甲谈判，想用金钱来交换杜十娘。贪财的李甲竟然同意了，把杜十娘交换给了徽商孙富，但性格刚烈的杜十娘誓死不从，在瓜洲渡投水而死。
其实现在看来，可以对《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进行重新解读的地方有很多，除了杜十娘看不起生意人的铜臭之外，书中还隐藏的另外一层意义，那就是金钱财富对权贵的无声挑战——叫板的双方，一方的李甲是“高干”子弟，其父为浙江布政司，应该算个省部级干部了；而另一方，则是腰缠万贯的盐商。令人感到惊异的是，在这场代表各自阶层的潜在对抗中，大款终究战胜了“高干”子弟，杜十娘被李甲以千金之价转让给了孙富——这样的方式，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具有历史性的，它标志着一帮致富阶层已经以咄咄逼人之势走上了历史舞台，他们的“屠龙剑”就是他们手中的金钱，金钱在手之日，正是野心膨胀之时。杜十娘沉江而死，实际上最应该受到谴责的是李甲，正是这位公子哥，在金钱的诱惑与淫威之下患上了一回彻底的软骨病。
冯梦龙是江苏吴县人，位于长江下游的吴县同样也是徽商熙攘之地。从这一点上来说，冯梦龙对徽商并不陌生。也可能自小接触太多，冯梦龙对徽商一直有自己的看法。这个出身于破产官僚家庭的落魄书生在科举上一直不太顺利。这也很正常，像冯梦龙这样的落魄才子根本不适合循规蹈矩的科举，在更多的时候，冯梦龙只是在私下里奋笔疾书他的传奇话本，满足于市井对他的喝彩。一直到51岁时，冯梦龙才考取了一个贡生。这样的成长经历，当然使得这个穷魄书生有着很浓重的“酸葡萄”心理。
更何况中国文化背景下的文人从本质上总是不太喜欢商人的，从一诞生起，他们就似乎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动物，就像猫与狗一样，有着前世的恩仇。
当徽商孙富被描绘成一个连妓女也不屑的商人时，徽商在世俗眼中，便怎么也高大不起来了。
在一个专制的农耕社会里，因为缺少对商业足够的理念支撑，也缺少商业秩序、商业文化以及相应的审美趋向和传统，要指望公众对商业和商人真正尊重，似乎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这样的情况不仅仅发生在中国，在欧洲也是如此。在晦暗的中世纪，商业在很长时间里一直被视为洪水猛兽，或者是三教九流。在英国的莎士比亚、法国的巴尔扎克以及后来的狄更斯笔下，不同样有心狠手辣嗜血如命的威尼斯商人、悭吝无比的巴黎小商贩，以及工业革命时伦敦的暴发新贵吗？商业的创造力和价值一直到近代才被社会真正认可。这样的认可过程，同样也存在着一个人们慢慢地适应商业规则的修订、商业社会理想的确立以及商人本身自我完善的过程。
商业的洪水猛兽就这样在人们的睥睨中行进了数百年。而关于徽商的产生时间，多年来一直有争论，有的说形成于宋，有的则说是东晋，但如果把徽商当作一个整体商帮来看待的话，它的出现应该是明朝中叶以后的事情。在此之前，只能算是徽州人从商的个体行为。徽商整体上呈现辉煌的前提，应该是随着农业社会的进程，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社会的供求关系随之发展和变化。这就表现为一定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按照时代背景来说，徽商的兴起主要有两点：
一是明中期之后，中国赋税制度作了改革，实行了“一条鞭法”，把所有的税种折合成银两，按照银两来交税。这样的政策，充分体现了货币的重要性，也促使了商业的发展。
二是由于中国东南部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城镇日趋繁荣，传统的经济状态发生了较大变动，其标志应该是以贩运奢侈品和土特产品、面向社会上层集团为主的商业，向贩运日用百货、面向庶民的商业转化。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徽商乘势而上，登上了商业的大舞台，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从明朝中叶的完全兴盛，徽商的发达一直持续了300多年，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商业奇迹。
至于徽商的具体成因，似乎也有一些争论，但有些东西已形成共识：
首先，徽州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是徽商兴盛的一个重要原因。徽州濒临江浙地区，致富的机会多；并且，徽州地处山区，在资源上有木材、茶叶、土特产、文房四宝等，这些物产都是富庶的江南所需要的。
其次，徽州人多田少，发展经济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因此徽州人不得不走向山外靠商业谋生。
再次，传统和榜样的力量。在徽州，很多人赚钱之后衣锦还乡，引得同乡人争相仿效。于是，亲带亲，亲帮亲，从商的队伍也越来越大。
此外，对于古徽州来说，它相对薄弱的封建思想基础也应该是他们从商的前提。美国经济学家W.阿瑟·刘易斯曾经在《经济增长理论》一书中阐明过这样的理论：在某种情况下，对一个集团的歧视会使这个集团在统治阶级所不感兴趣的方面显示出强有力的活力。比如，如果统治阶级轻视经济活动，同时又限制其他集团在统治阶级引以为荣的活动——诸如军事职业、政府或教会——中表现自己，那么，被歧视的集团就会利用经济活动的机会，并以此来显示自己的特色。刘易斯的上述见解，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徽商的成因。古代徽商的发展，从根本上说，也是源于这层关系，源于政治中心对徽州的忽略，源于一种距离，包括客观距离和主观距离。
同样，经济学家桑巴特也有这样的观点。桑巴特在分析欧洲历史上最具创新能力的群体时，曾经指出：异教徒、移民、受排斥的人最有可能成为创新者。而徽州，很明显就是移民和受排斥人的家园。
正因为如此，“山高皇帝远”的徽州有福了。历史就这样在不经意间，造就了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使得他们拥有相对务实的生活态度以及相对解放的思想意识。在我看来，这是徽商之所以叱咤风云300多年的根本原因。
同样，在思想上另一个起到至关作用的因素就是，儒学在很大程度上对财富也有一定的支撑意义。虽然这种支撑的空间没有基督新教那样宽泛，也没有那么强大的力量，但从总体上而言，儒学的“内圣外王”思想对财富是持肯定态度的。尤其是儒学所推崇的“外王”思想，决定了人们以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入世。在这样的初衷下，追求功名和仕途是为了发挥个人价值，而在功名和仕途无法得到的情形下，对财富的追求同样也可以那样，因为财富本身也可帮助一个人实现济世思想。一个人拥有财富，便可以多做利乡、利民甚至利国的事情，这当然是徽州人所追求的。虽然徽州作为程朱理学的老家，在徽学道路上偏重于程朱的“内圣”路线，但在“外王”上他们同样有深厚的济世情怀。这也是徽商兴起的思想前提和心理前提。
当然，在所有的原因之上，是主宰事物发展的宿命。
所有的事物在短时间看都是因果相对，都是必然的。但如果把它放在历史的长河中看，它的源头却无比偶然，并且自始至终，偶然性一直波涛汹涌。这个世界发生的所有事件，尤其是大事件，都有不可完全解释的宿命意义。徽商同样也不例外。从绝对意义上说，曾经浩荡的徽商现象就像是空蒙之中盛开的花朵，那种因绚丽而发出的光芒，闪烁于时间之上，无法诠释，也无法深究。
当年徽商最重要的路线是向东，也即到江浙地区从商。路有两条：一条是以新安江为路线，走水路，沿着新安江到达浙江省建德、淳安，然后到达杭州，然后再转到苏州、上海；另一条则是走陆路，即所谓“徽杭古道”，翻山越岭，从现在的绩溪县伏岭乡境内，到达浙江的临安县（今临安市），然后再走向浙江的其他地区。
徽州人走出家门之后，一般来说，先是经营徽州生产的茶叶、木材和文房四宝，而后贩卖外地的粮食、棉布、丝绸、瓷器等，然后再是“奇货无所不居”。
什么样的藤会结出什么样的瓜，商业与制度的关系同样也是如此。徽商在与统治者相处的过程中，往往表现出比其他商帮更多的过人之处。明清时代，由官府直接经营盐的生产和运销的办法已经越来越行不通了。国家为了维护榷盐制度，保证盐利的收入，就必须取得商人的帮助，由此国家也不得不给商人以某些特权和利益。由于徽商的慷慨，他们自然得到了最丰厚的回报。这就是借助封建特权经营垄断盐业。在这样的位置上，徽商通过他们的垄断特权，贱价收盐，高价卖盐，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明朝万历时，有人说：“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
清朝时徽人汪交如、汪廷璋父子，汪应庚、江春、鲍志道等，都成为“富至千万”的大盐商。
徽商借盐业而兴，当然不能怪罪于徽商的投机，因为商业规则就是讲究利润的。徽商投身于盐业，是他们从中发现了巨大的商机，这说明徽商对商业利润有着非常好的敏感度和嗅觉，这同样也是徽商“技高一筹”的表现。
在金钱与权力的交往中，捐赠、依附、逢迎与仰攀是必不可少的手段。在各商帮中，徽商与当局的关系可谓最好，这是因为：一来徽商富有，常常慷慨解囊；二是因为徽商“贾而好儒”，与缙绅士大夫容易找到共同语言，没有心理上的障碍。康熙、乾隆每次南巡，两淮盐商都实心报效，捐出巨资来接待，这当中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徽商江春造白塔之事。
扬州瘦西湖畔有座喇嘛塔，通体雪白，人称“白塔”。塔为砖石结构，分三层：顶层叫“刹”，上置青铜鎏金葫芦状塔顶；中层为龛室，呈圆棒棰形；下层台基作正方形。这种喇嘛塔北方多见，但黄河以南唯扬州独有，奇怪的是造型与京城北海的喇嘛塔相仿。这个塔的建造，就与乾隆的南巡有关。
民间对于乾隆下江南有各种各样的议论。有一种说法认为乾隆是陈阁老的儿子，陈阁老为了免祸隐姓埋名，落发于扬州天宁寺。不知为何走漏了消息。于是乾隆一直想去江南暗中寻查，终于有一次乾隆知道陈阁老的下落了，便急忙赶到天宁寺，但已是人去楼空，唯见床上倒放之鞋、壁上无须之剑。这个意思是说“孩儿到，无须见”。乾隆一看亲生父亲是这个意思，也就默不作声了。
乾隆皇帝知道父亲在扬州，便意欲把扬州装点得更加风华一些，也想让它带有一点京城的味道。所以在游瘦西湖时，指着一处秀丽的景区感叹说：多像北海的琼岛春阴呀，可惜差一座白塔。结果盐商江春听到了，连夜发动人马用盐垒出了一个与如今的北京北海公园一模一样的白塔。第二天，江春恭请乾隆帝登四望亭远眺。乾隆帝登上顶层，凭窗西望，阳光下白塔晶莹通亮。乾隆不由得感叹道：富哉商乎，朕不及也！
关于徽商的特点，现在统一的看法就是“诚信、节俭，贾而好儒”。也的确是这样，在商业文化上，徽商有着一整套的理念；在架构上，徽商普遍带着血缘和地缘关系，外出闯荡往往是父带子、兄带弟、亲帮亲、邻帮邻；在经营中，徽商尤其注意商业道德，讲究“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为利，仁心为质”；从出身上说，徽商奉行“以儒为体，以贾为用”的信条，追求儒为名高、贾为利厚，儒贾结合、官商互济，因而形成了“贾而好儒、弃儒为贾、亦贾亦儒”的重要特色。个性永远是建立在共性之上的。就商业规律和商业精神而言，商品交换所具有的特点应该是共通的。它在某些商帮中所体现出的特点，只不过是这些商帮在商品交换过程中成功的经验以及因为自身情况所形成的特点。比如说徽商的诚信等品质，实际上也是商业过程中所需要的契约意识、平等意识的体现，它并不是徽商独有的商业概念，而是商品交换之所以能够运行的必要条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对道德的普遍要求，是儒道在商业中的体现。后来之所以“诚信”被认为是徽商的特点之一，是因为徽州是“程朱理学”的老家，徽州人在道德方面执行得更严格一些，道德自律也更强一些，而且徽商在经商中标榜的“诚”“信”“义”，可以带来更多的商业利润。因此在此后的商业活动中，徽商便有意识地注重和光大这种以儒术建立起来的商业道德。
值得一提的是儒学对徽商的影响。任何一种社会现象都需要一种“内心的观照”。由于儒学特别重视对知识的探求，崇尚理性思维、实践伦理，有着积极的入世态度，这样的方式，与商业活动中所强调和需要的东西是一脉相承的。
实际上徽商真正的特点，或者说对他们的成功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在于他们有比较好的文化功底，在于“练达明敏”。由于徽州人受教育程度较高，比较有文化，自然在审时度势、运筹决算、取舍进退乃至整个经营活动中高人一筹。这些知识和教育，可以说是比原材料、资本、劳动力更为重要的东西。文化知识水平同一个人的气质、才干是密切相关的。这也是马克思所说的“抽象力”。商人的商业活动，诸如采购、运销、积贮、贩卖，都是需要这种“抽象力”的。
文化上的先进决定了徽商在先决条件上的优势。除此之外，徽商较早探索和实行的一些经济制度和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比如说当时徽商中已经出现了“牙商”，即经纪人经商的方式，还有股份制的形式，还有以资金委托代理人经营的形式，等等。正因为徽商有较为开放的意识，也有良好的商业习惯，并且在商业活动中形式上的创新与领先，这使得他们总是在商机发现以及实际操作上胜人一筹，再加上勤劳、务实等特点，使得他们能够较快地富起来。
徽商的富裕程度，就是像滚雪球一样，在外面滚起了一个世界。那富庶，可不是一般的富，是富甲天下，是笑傲江湖，是殷实海内外。以乾隆时期为例，扬州从事盐业的徽商资本有四五千万两白银，而清朝最鼎盛时的国库存银不过七千万两，以至于乾隆皇帝发出“富哉商乎，朕不及也”的感叹。当时社会的情景，就商业繁荣来说，徽商可谓是“独占鳌头”。
在明代，最富的徽商已拥有百万巨资，这已超过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最大船东勒迈尔的实力；在清代，徽商的商业资本已激增至千万两之巨，其经营的资本额，已达到了当时商业的巅峰。
在灯红酒绿的扬州、在月白风清的苏州，侨居异乡的徽商们对权贵们暗送秋波；在莺声浪语的秦淮河，在轻歌曼舞的上海滩，徽商们在青楼里一掷千金；对从京城幸临江南、拈花惹草的权贵高官，徽商们极尽献媚邀宠之能事；在名花美酒、曼声长歌之际，徽商们与盐务官诗酒文宴；在滨海泻卤的两淮盐场，在不绝如缕的大运河边，徽商们督课煎丁、催征船户；在巍峨的秦岭古道，在偏僻西南边陲，徽商们到处奔波、风餐露宿；在大江南北，他们囤积居奇、锱铢必较……
徽商，就是在那样的时代里演绎着无所不在、丰富多彩的情景剧。现在想来，如果没有徽商，很难想象出徽州文化的繁荣——是徽商，把纯粹是乡土菜肴的徽州菜光大到大江南北，并让徽菜有了“八大菜系”之一的美誉；是徽商，把江南水乡的秀丽与山区人文情怀相结合，创造了韵味独特的徽派建筑，也正因为徽商的考究以及审美情趣，形成了蜚声海外的“三雕”艺术；是徽商，把山村小戏与昆腔结合起来，创立了魅力无穷的徽剧，又包装戏班进京，促进了京剧的诞生；同样，是徽商，促进了新安理学、新安医学以及新安画派的繁荣……
金钱就是泥土里的肥料，徽州所有的一切，因为肥料供给得充沛，如同春天里的韭菜一样疯长。
沿着西子湖向北走，过太湖，入运河，跨长江，那里有一座中世纪最热闹的城市。这座城市的名字叫“扬州”。
扬州好啊！位于大运河上的扬州似乎从一诞生起，就显得与众不同。这是那个时代真正具有城市概念的地方，活力四溅、热闹非凡，它是商业和财富的堆积，也是一座弥漫着世俗气息的温柔乡。在这座城市里，一切都显得真实而有趣。文人的放浪形骸，商人的挥霍无度，女人的风情万种，生活的随心所欲，都在这里荟萃放歌。“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这是徐凝的诗句，这首诗将扬州的烟花明月夸耀到了极致。
因为自由，也因为财富，所以扬州的上空刮起了一股奢靡之风。“大风起兮云飞扬”，这股风起于明代的嘉靖、万历年间，盛于清代的康乾。那些富甲天下的盐商们仿佛一下子看透了世事似的，他们把大笔的银子花在了园林的建设上，花在了衣饰、饮食、婚嫁以及娱目欢心的嬉游上，也花在了附庸风雅的爱好上。满城市的人都及时行乐，花钱如流水。这样的行乐之风是源于一种世界观呢，还是源于对本性的放纵？在金钱的支撑下，高雅的“扬州八怪”出现了，昆曲也出现了，收集古著以及翻刻古书蔚然成风，私家园林层出不穷。在市井意义上，扬州更成了名副其实的销金窟——早茶馆与汤浴大面积涌现，运河水巷点着红灯笼的船只无所不在……白天的扬州，莺歌燕舞，纸醉金迷；夜晚的扬州，则是灯红酒绿，满水胭脂姹紫嫣红。
千年一觉扬州梦，而徽商就是扬州上空高悬的一轮明月。
近人陈去病在《五石脂》一书中说：“徽州人在扬州最早，考其年代，当在明中叶，故扬州之盛，实徽商升之，扬盖徽商殖民地也。故徽郡大姓，扬州莫不有之。”
清代李斗的《扬州画舫录》是一本有关扬州风土人情的“大百科全书”，记述了康雍乾时期扬州的繁华与热闹。78岁的袁枚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感叹道：记得40多年前，我到平山去玩，从天宁门外出发，乘船而过，看到那时的河也就二丈多宽，两岸也没有什么像样子的楼台和房子。后来两淮盐商兴起，开发扬州，现在，河也宽了，山也秀美了，雕栏玉砌的亭台楼阁也造了不少，梅花开了桃花开。这样的景色，真是天上人间。
从文中可以品味得出，这个昔日的江南才子在为李斗写序的时候，仍然对如此惬意的人生意犹未尽、恋恋不舍。也的确是这样，越是奢华多彩的世界，越是让人难分难舍。袁枚一直算是一个风流倜傥之人，当他78岁时为这样的一本妙书写序，想着扬州的繁华，想着去日不多，当然会百感交集！
那时扬州甚至可以说是个国际大都市，不仅仅是徽商以及全国的商人，甚至还有阿拉伯、波斯、吕宋的商人聚集于此。他们的日子说好听的是会生活、会陶冶性情，说不好听的是奢侈淫逸、附庸风雅。生活的背后总是与世界观相关联的，这样的行为，至少暴露了一些人的世界观和金钱态度。对于那些富甲天下的盐商来说，社会的现状严重限制了金钱的出口通道，于是索性彻底地潇洒一回，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徽商是这群人当中很独特的群体。在他们身上，一直携带着斯文之气，他们不似晋商那样“土老帽”，也不似湖广商人那样执拗小气。他们似乎是最会精细生活，也能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如诗如画。徽商的身影总是与文化相连的。当然，扬州的风流不仅仅是徽商文气冲天的原因，还有大运河的传统。大约从隋朝开始，大运河上就活跃着丰神俊朗的才子们，他们吟诗作画、弹琴演戏，他们在运河边伫立的身影以及迷离的眼神，流入了诗歌、音乐、戏剧和话本小说，成为最具煽情效应的一道风景。这样的故事，只要翻翻盛唐之后的文学史，便随处可见扬州的春梦和诗行。因为有这样的传统，便可以解释为什么徽州人到了扬州便有如鱼得水、乐不思蜀的感觉了。徽州的春情萌动到这里找到了最佳发挥的自由领地，那种自由的感觉让情感压抑的徽州人舒畅无比——还是扬州好啊！
扬州让有钱的徽州盐商如鱼得水。钱还真是一个好东西，它就像雨露一样，能够对文化幼苗进行灌溉。钱可以让文化长高，可以让文化长大，也可以让文化变成庭内的盆景。歙县籍的盐业总商江春算是扬州盐商中的“大佬”了，他一直是两淮八大总商之一，曾经以布衣身份上结天子，并且始终参与乾隆下江南的接待，那个矗立在瘦西湖边的扬州白塔就是他的“杰作”。这样的“大佬”心中也有挥之不去的“文化”情结，因为自己早年落榜的经历，江春一直在内心做着文化之梦。他喜欢戏曲，也喜欢赋诗，有时候，他甚至请人悄悄地为自己作诗，然后刻成书籍，散发给大家看。这样的行为，简直有点附庸过头了，但江春就是喜欢。江春在家还养有戏班，有事无事时总是在自己的园林里搭个台子，然后泡上一壶好茶，上几个点心，闭上眼睛摇头晃脑地听戏。有时候江春感到戏瘾难耐了，还在众人的叫好声中走上台去，来上一两段昆曲。江春着实是一个性情中人，他能挣到钱，也想得开，人生一世，何必抱残守缺呢？该用的时候就用。所以江春喜欢跟文人交往，因为文人清雅，哪里像有些商人呢，抠门得仿佛一个人能过几辈子似的？想想他们的德行，江春就觉得憋屈。
扬州的个园是天下闻名的园林了，它也是由徽州盐商兴建的。个园的主要特色是竹，在园中有着大片大片的竹林。个园，也由竹得名，有“个”才有竹啊。除了竹之外，个园里最有特色的就是用石头垒成的假山了，假山按春夏秋冬分列，分别有春山、夏山、秋山和冬山。
春山由太湖石垒的，翠竹修篁摇曳生姿；夏山则是云峰临水，清流环绕，山顶秀木浓阴，山下涧水潆洄；秋山由黄石叠成，气势雄伟，峻峭挺拔；最漂亮的莫过冬山了，构筑冬山的是宣城石，洁白如羽，整座山置于南面向北背阴的墙下，像未融的雪山一样肃洁。
徽商的财力使得他们可以在自己的私家花园里凝固春夏秋冬，同样，他们也可以在自家的阁楼里收藏历史与文化。在个园的东南角，有一个人迹稀少的小院，里面残有一栋貌不惊人的小楼，古朴而冷清。这就是当年“小玲珑山馆”的“藏书楼”。小玲珑山馆当年的主人是清代的祁门盐商马氏兄弟，即马曰琯、马曰璐，时称“扬州二马”。二马在当时的扬州非常著名，他们一直有着文人之心，对功名和仕途不感兴趣，因为官场不自由啊，而且要干很多违心事，比不上当盐商，钱来得容易，花起来也舒畅。所以当有人推荐他们去亦官亦商参加那个“博学鸿词科”的考试时，二马不约而同地拒绝了。平日里，二马最喜欢的是文人的飘逸生活，小玲珑山馆建起来之后，二马开始广交天下名流，一些江南的才子如厉鹗、郑板桥等，都是二马小玲珑山馆的常客，他们经常在这里吟诗作画、互相品藻。二马就像春秋时的孟尝君一样，结交着各路精英。
马氏兄弟经营盐业的情况，后人一直了解甚少。二马的闻名更多的是由于其文化上的造诣，当年马氏藏书楼曾以藏书十万卷闻名。全祖望在《丛书楼记》里说：“百年以来，海内聚书之有名者，昆山徐氏、新城王氏、秀水朱氏其尤也，今以马氏兄弟所有，几过之。”由此可见当时文人对马氏的藏书楼是非常推崇的。
《四库全书》编纂时，朝廷征求海内秘本，马曰璐之子马振伯进献藏书776种。在当时，全国私人进呈书籍最多的共四家，其中马氏为最多。为了褒奖马振伯，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乾隆皇帝下旨赏赐马氏《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全书共5600卷，分类32典，经马振伯装成520匣，藏贮10柜，供奉正厅。
小玲珑山馆除了藏书，又以刻书出名，世称“马版”。一般的著作和画，在三日之内可以刻版付印，并发行于扬州全城，这样的速度，真可以说是雷厉风行。
不仅仅是“二马”，在扬州的许多徽州籍盐商都有这样的藏书癖。扬州近代藏书家吴氏昆仲——兄引孙、弟筠孙，也是祖居徽州的扬州人。宣统二年（1910年），吴引孙自编书目12卷并付梓刊行，所藏书称为“测海楼藏书”，一时名冠天下。诸如二吴这样的徽籍藏书家，还有很多很多。
除了文气之外，与其他地方的商人相比，在徽商的身上，还有很重的仁德之气。汪应庚，这位歙县籍的盐商跟江春一样，也曾经是扬州的盐业总商。富甲江南之后，这位敦厚的徽州人总想着如何造福一方百姓、如何发扬儒学的济世意义。汪应庚曾经在江南大饥荒时救活了近十万民众，也曾在扬州重修平山堂，栽松十万余株，兴修了蜀冈，并和他人一起建造漆园供扬州的百姓游玩。值得一提的是，平山堂不同于私家花园，它是对公众开放的。当年写《浮生六记》的江南才子沈三白在游览平山堂时，称赞平山堂的品位之高，“即阆苑瑶池，琼楼玉宇，谅不过如此”。汪应庚也因此在江南的百姓中有着非常好的口碑。汪应庚去世之后出殡的日子，几乎全扬州城的百姓都赶来为他送行。在此之后的很多年，每逢汪应庚的祭日，扬州乃至江南的老百姓都会自发地在平山堂等地为他烧香。另一个与江春齐名的歙县籍徽商鲍漱芳，在他富甲天下之后，这位徽州人也一直思考如何为社会做出一些自己的贡献。1805年，黄河、淮河先后发生水灾，淮河流域的洪泽湖也破堤，鲍漱芳先后捐米6万石、捐麦4万石，救济了数十万灾民。扬州兴修水利、疏浚芒稻河，他捐资6万两；改六塘河从开山归海，他集众输银300万两。
虽然有些徽商的捐资深究起来也有点不情愿的成分，在很多时候，他们的善举多由官府号召，但总体上来看，深受儒学影响、怀有济世情怀的徽商在这方面还是做得较好的。也许正是在这样的捐助中，他们找到了个人的价值所在，也得到了不少安慰。
到了康乾盛世，以扬州盐商为代表的徽商可以说是无可奈何地达到盛世的顶峰。
之所以说“无可奈何”，那是因为这个“顶峰”有很大程度的虚假性。客观地说，扬州盐商的兴旺主要靠垄断政策、靠专制制度的支持。并且，这个“顶峰”还有着分水岭的意思，寓意着盛极而衰。扬州数百年的盛世就像是历史上的一次豪华盛宴，浓丽繁奢，莺歌燕舞。
似乎在突然之间，那些曾经富甲天下的徽商就不知所终。这一切就像是一艘庞大雄伟的巨轮，起先是呼啸着，乘风破浪。然后，巨轮倾斜沉没，变得无影无踪。关于徽商衰落的原因，跟它的兴起一样，曾有多种说法，但我想，任何事情的成因都与它的自身以及所处的时代有关。每一个自身以及时代都暗藏着生长以及摧毁的无形力量。徽商自然也不例外。
梅花落了，桃花开；杨花落了，李花开……扬州的四季跟所有地方一样，都是轮回，都周而复始。烟雨迷蒙中，时光已逝；云卷云舒间，满城飞絮。对于现在的扬州来说，景已不是那个景了，人也不是那个人了。昔日的徽商再也没有了踪迹。他们就这样消失了，如梦一样消失，如烟一样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