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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记忆里，童年时生活的旌德新桥算是最美的一个地方了。新桥并不有名，但它却在胡适的父亲胡传的日记中出现过。胡传当年离开家乡绩溪上庄去外地时，曾在新桥住了一晚，然后匆匆地在日记当中写了一句“宿旌之新桥”，便笔尖一转，移到他处了。想必胡传当年是从上庄走到新桥的，在驿站新桥住了一晚之后，便又步行到泾县，从泾县乘船去芜湖，再转到上海。不知当年的新桥给胡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后来的胡适，极有可能，是沿着当年父亲走的路，先到上海，再远渡重洋去美国的。这是一个典型的徽州小山村，依山面水，坐落在徽水河畔，背靠高高的大柳山，山顶之上，有一面倒塌庙宇的断墙，远远看去，像一尊高高的宝塔。徽水河清澈地从新桥边上流过，在河上，横跨着一座漂亮而精致的石拱桥，那就是新桥。新桥建于清朝顺治年间，桥身上长满了爬山虎，夏天的时候整座桥身都掩蔽在绿色之中。桥的两边，是两条窄窄的小街，小街的两边是简朴的徽州民宅，青石板铺就的路总是干干净净的，小街上还有一些杂货店和面点店。而离桥不远处，有一个油坊，黑咕隆咚，里面一直有水碓在转动，声音绵长而幽远……
每个生长在徽州的人，在记忆里都会有一个最初的新桥；而这样的新桥遍布徽州各地。每一个山村都有着一个山村的历史，每一个山村都有着一个山村的故事，每一个山村都有着一个山村的魅力。
无论从哪个方向进入徽州，映入眼帘的都是一幅清新淡雅的水墨画长卷：青山逶迤，绿水蜿蜒，树影婆娑的水口，棹楔峥嵘的牌坊，粉墙黛瓦的民居，钩心斗角的祠宇，以及桥吐新月、塔摩苍穹……徽州，展现给我们的就是这样一幅宁静自得的《清明上河图》。在绿色的背景下，黑色和白色是那样的纯粹，那样的平易和自然，它们似乎就是从这片土地上长出来的，就像是树木结成的果实，譬如栗树上结着一粒粒褐色的栗子，或者就如河边滋生的一片片灰色的蘑菇群。
歙县唐模是一座沿溪水而建的非常美丽的村落。它的整体布局可谓是匠心独运——在村口，有几株冲天大树，有一座八角古亭，作为唐模村的水口。八角亭之后，是一座三间三层、四柱冲天的石牌坊，这是当年旌表该村进士许承宣、许承家的“同胞翰林”坊。康熙年间，许氏兄弟二人双双中进士，一授编修，一授庶吉士，故有“同胞翰林”之称。沿着道路往村里走，两旁绿树成荫，绿草如茵，走上半里路左右，就可以看见一个漂亮幽静的湖泊，这就是在徽州相当有名的檀干园。
檀干园的由来同样也是因为徽商。据说清代初期，唐模有一家姓许的典当商，在江浙各地经营有几十家当铺，但他的老母一直在家乡，年事已高，行动不便。孝顺的儿子便想着要将天下绝美的西湖搬到唐模，供老母游玩，于是他斥巨资挖塘成湖、垒坝成堤、叠石栽花，模仿着西湖的样子，也在湖中修建了白堤、玉带桥、湖心亭和三潭印月等风景。最后，“小西湖”终于建成了，站在堤畔塘隈，抬眼望去，湖中荷叶亭亭玉立，小桥曲径通幽，亭榭池沼，石栏花径，真是别有一番西湖的情景。
虽然唐模一片胜景，但它只能算是徽州最好的村庄之一。在徽州，随处都可以见到如此和谐宁静的村落。
徽州是人们的田园梦想。物由心生，徽州之所以呈现出宁静安谧的景象，那是因为徽州人有蕴藏于胸的情感和美学追求。实际上不仅仅是徽州人，在中国农业社会里，无论是从伦理上，还是心理上，人们都表现出了对土地的根本性依恋。徽州文化从根本上来说是儒的，那是一种积极入世的精神，执着而实在，低调而倔强。那种对仕途的追求、对成功的追求，以及为人处世的道德感和人情世故的平衡感，都可以说是这种文化的体现。再加上商业文化对徽州影响很大，使得徽州人更理性务实，为人精明，工于算计，人生的负重较多。不过所有的东西都不是单一的，徽州人在表面精进的同时，深埋在进取之心之下的，应该还有另外一层思想，那就是山水共融的愿望。
世界上也许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像中华民族那样热爱和寄情山水了。山水成了中国人最重要的精神支柱之一，它不仅仅是生活上的依靠，更有着哲学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山水成了中国人的安乐窝，也成了中国文化的救心丸。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观念，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味自我麻醉的药剂。在中国文化看来，人与山水是可以共融的，山水可以消解所有的人世烦恼，也有助于一个人精神和本质的提高。比之于山川湖泊、青山绿水，热闹的地方是脆弱的，人在自然中诞生，应该，也必须回到自然中去。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一直伴随着中国人的身前左右，使得他们在遇到挫折和烦恼时，陡增生活的信心和能力，也使得他们在内心深处找到了精神安慰。在这一点上，徽州人显然不仅仅是这种传统思想的信奉者，而且还是这种理想的身体力行者。
在檀干园，有很多楹联层出叠见，有一副长联充分表达出了当地人的居住理想：
春桃露春浓，荷云夏净，桂风秋馥，梅雪冬妍，地僻历俱忘，四序且凭花事告；
看紫霞西耸，飞瀑东横，天马南驰，灵金北倚，山深人不觉，全村同在画中居。
好一个“山深人不觉，全村同在画中居”。可以想象，对于在外奋斗的徽州人来说，一旦回到山清水秀的家乡，环绕身边的是鲜花、小鸟、野草、池塘，这样的情景将引起怎样一种心花怒放、轻松愉快！在这里，疲惫和紧张消失了，健康和宁静重现了，道德和精神也随之回归。对于衣食无虞的徽商来说，生活在这样的桃花源中，闲暇时观赏着夕阳的余晖，触摸着清晨的甘露，呼吸着大地的芬芳，实在是人生的最大惬意。
徽州各村落的建设可以说就是这种人文理想的集中体现。从建筑上说，徽州民居的外墙都是用砖砌成，表面涂抹白石灰，室内的间壁大都以木板构成，整个房屋呈框架结构，很坚硬，也很牢靠。它从不给人以华丽之感，一概用小青瓦而从不用琉璃，所有勾栏也都保持青石、麻石等纯石质材料的质感而不施丹青，门楼和屋内的石、砖、木“三雕”精细、婉丽，不用五色勾画，隔扇、梁栋等也不施髹漆。这样的建筑从整体上给人的感觉是明快、淡雅、幽静，风格内敛而沉稳，精致中又不失大气。
从风格上说，徽州民居殷实而精巧，有点儒雅，更有点莫测高深、拒人千里之外的感觉。除了粉墙黛瓦外，高低错落的五叠墙或马头墙，似乎也以其抑扬顿挫的起伏变化，体现了徽州民居的独特韵律。这样的感觉就像是古筝奏出的一首曲子，那是如“高山流水”一类的。老房子屋角上的饰物也很多，还有一些带点抽象意义的画，寓意着吉祥，体现了农业社会人们的共同愿望。当然，这样的建筑也是有提防心理的，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在房屋与房屋的间隔之地，由于怕邻近的房子着火殃及自己，每一幢老房子都有着高低错落的防火墙。这在当地，被称为“五岳朝天”。
从徽州民居的建筑思想来说，我们还可以看出暗藏在徽州人身上浓烈的聚财心理——徽州民宅大门的朝向都是向北，因为从五行上看，北为水，水象征着聚，表示聚财；而南方为火，火则不代表财运。在民居的内部，与“五岳朝天”并称的是“四水归堂”。这也是徽州民居的主要特征，尽显农业社会的“自私”与自保。民居进门之后便是天井，由天井居中，组成了整个房屋的结构。天井不仅仅有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意味，更多的是一种上古之风，可能来源于中原一带原始人类的穴居方式。人类从潜意识里，是盼望安全感的，怕面对神秘的自然、怕面对无法左右的社会、怕面对自己内心的嬗变。以现代建筑理念来要求，徽州的民居从整体上来说，既缺乏人情味，也缺乏实用性。也许，在徽州人的观念中，“理”是第一性的，至于性和情，自然要服从至高无上的“理”了。归根结底，徽州民居的特点是徽州人意识和思想的体现。当然，从建筑学的专业角度来说，可以把徽州的古民居分为：1.庭院，2大门，3门厅，4天井，5厅堂、厢房，6格门、格窗，7屋顶，8火巷。这样形式上的分类能让人一目了然。
婺源的汪口像水面上的一扇荷叶；泾县黄田的洋船屋则是一艘高歌猛进的船；绩溪湖里村像新安江边的一尾鲤鱼；黟县的宏村则是模仿着农业社会的吉祥物牛的形状来设计的，有“牛肠”“牛肚”和“牛胃”；至于徽州区的呈坎村，整个村落的布局就像是一幅八卦图，村落里曲曲折折的道路迂回缠绕，进了里面，仿佛进入一个迷宫——徽州村落的一个重要支撑点就是风水。可能由于是理学大师朱熹的家乡吧，这里更注重从文化上，甚至是“天理上”去寻找和赋予自己民居和村落以深刻意义，不断地通过“格物”来“致知”。在这里，中国文化的虚玄走向表现得非常明显——在缺乏足够支撑，进入不了以实证为基础的科学道路之后，中国文化往往在单骑突进一段路程后，转而进入“虚玄”的领域，将实用转化为审美，将实证转化为文化。徽州文化当中的很多东西也是如此。徽州人对于风水堪舆的迷恋和笃信程度与“新安医学”等行业一样，在很大程度上转向了虚玄，将很多本不相干的东西胡乱地联系在一起。
这种源自“巫”的文化传统和方式就像徽州上空的云一样盘旋萦绕，在很多时候，人们是缺不了天空的云彩的，因为它带来雨露、带来清凉，有时候还会带来五颜六色的晚霞。在很长时间里，人们把这样的方式当作一种习惯、当作理所应当、当作一艘通向未知的渡船。于是，罗盘出现了，这种起始于地球引力的器具最初一直被认为是神灵附体，具有相当的魔力作用，所以在风水气氛浓郁的徽州，一直有旺盛的生命力。即使是在现在的休宁县万安镇，还有着著名的“罗盘一条街”。那时候，人们崇拜罗盘、崇拜罗盘的神秘性，在他们眼中，这个小小的、上面镌刻着天干地支诸多内容的神秘器物显然是人们与未知世界通话的媒介。每当村落选址、新房建设，总要先找风水先生用罗盘量一量、丈一丈，然后神秘地总结出一大堆说法。与其他地方相比，徽州人细致的性格使得他们格外注重地势、天时，注重山川河流、阴晴圆缺与人世之间的联系，注重一种神秘的象征性和体验。有人由此总结，整个徽州便是因山环势、水口严密、风水绝佳的地方，故而走出了在明清两代殷富无比的徽商。确切的情况可能就是这样，徽州可以说是在无意之中暗合了风水的至理。徽州非常重视选址、山势、水口等，甚至连房屋的朝向、附近的树木等，都异常谨慎。这样刻意的结果，使得徽州的每一个村落都有着近乎天成的结构。这也是徽州村落看起来精致和神秘的重要原因。
除了实用和虚玄，徽州的风水意识还给徽州人带来了某种审美观念。徽州的古村落，往往都选取山坳之中的一片开阔地，村落都有水系包围，水系或清清浅浅，或湍急迂回。以山水为血脉，以草木为骨架，村庄掩映于山麓水畔，点缀于古树幽深之间。这样的地方，若种植一片桃花，就不免让人疑心是不是到了“桃花源”。整个徽州湖光山色，流水潺潺，树影婆娑，青瓦粉墙，也难怪古今的很多人把这里当作陶渊明的“桃花源”。
世间是否存在一个真实的桃花源？桃花源究竟在哪里？这也就成了后人争论不休的话题。有人推断，陶渊明在彭泽时生活的牛头山与黟县直线距离不过70多公里，山重水复之间，陶渊明极可能到过黟县，便依着黟县的风情风貌写作了《桃花源记》。这种说法很是大胆。人们甚至说，黟县赤岭村和黄潭村的陶氏，就是陶渊明的后人。当年陶渊明的后人在经过赤岭的时候，看到这个地方实在太美了，便留了下来。赤岭村中至今还有着“五柳社”，显然那是为了纪念他们的先祖陶潜的。而黄潭呢，则是另一支，村里同样也有一个标志，那就是村东的“五柳堂”。
15世纪左右，当宏村的汪氏家族在外赚得盆满钵溢回到老家的时候，他们想的，就是如何找一个最好的风水师，来构筑他们的家园。
汪氏人当然是重视风水的。其实也不仅仅是汪氏家族，每个徽州家族都有着浓郁的风水观念，这样的传统源远流长。元代之后，全国风水文化的中心已从江西的赣州转移到徽州。明清时代在江南，甚至全国拿着个罗盘神秘兮兮看风水的，绝大多数是徽州人，尤其是徽州婺源人。在这些风水先生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落第的文人，仕途不中，便潜下心来研究《周易》，研究堪舆地理之学，从这样的方式中找到了自我存在的价值，也找到谋生的手段。况且由于徽商发达、有钱，又笃信于此，有很大的市场需求。在这样的情况下，徽州有一大批风水师整天帮人寻觅着“龙脉真穴”，也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宏村人找到的是休宁县城海阳的风水师何可达，其实说风水师已是不准确，应该说是风水大师了。何可达在当时的徽州非常有名，许多村落都由他来设计定夺，包括歙县的唐模村，此外还有许多宅基地、墓地等等。徽州大户们只要稍有风吹草动，就请何可达出面测量一番。何可达往往在东张西望间，就能逢凶化吉、点石成金。
何可达来到了宏村。当时宏村还是一个小村庄，百来户人家，布局凌乱。何可达先是跟宏村的老百姓们大谈了一番风水理论，比如“商家门不朝南，征家门不朝北”之类，因为商属金，南属火，火能克金，故不吉利；征属水，水克火，也不吉利。“商”“征”实际上都是徽州商人或移民的代称。然后，何可达引经据典说了一通墓地选择的要素：程颐就曾说过“五患”，程老先生的“五患”是什么呢？就是在选择葬地的注意事项，该地他日不为道路，不为城郭，不为沟地，不为贵势所压，不为耕地所及。朱熹朱夫子也说：坟地要“安固久远”，“使其形体全面神灵得安”，如果“择之不精，地之不吉”，则“子孙亦有死亡灭绝之忧”。风水大师何可达还真是满肚子学问，把宏村人听得如坠烟云。
何可达开始工作了，他手执一个万安罗盘，在宏村和附近的山野里东量一下、西量一下，丈量了很长时间，然后一言不发地回家去了。回家后很长时间何可达闭门不出。一段时间后，何可达又来到宏村，给宏村的村民们提出一个很大的方案，说这个建于南宋的村落为什么很长时间内一直不发达呢，是因为村址没选好，地势气理不顺，必须重新改造。
村里人听信了何可达的话，说，先生你尽管设计吧，钱不是问题，只要宏村有朝一日发扬光大，从头再来又何妨！宏村人的确有这个底气，自明朝永乐年间起，外出徽商纷纷返乡，带回了大笔资金，钱自然不是个问题了。
有了这句话，何可达便开始设计了。在详细审察山川走势后，何可达确定了宏村在整体上按照“牛”的形状进行建设的方案。牛是农业社会的图腾，把村庄建设成牛形，日子一定会平平安安、和和美美的。另外，那个时代的人，谁不喜欢牛呢？住在牛形村庄里，他们会觉得踏实、亲近。于是，宏村便按牛形来设计了，不仅有“牛肠”“牛胃”，还有“牛肚”等其他“器官”。根据何可达的安排，村民先把村中那口仅有的小泉窟，按照民间“花开则落，月满则亏”的传统说法，开掘成半月形的水塘，取名为“月沼”。然后水接上游，引出西流的活水，南转东出，在各家各户门前流淌，经过月沼，最后流回溪水下游。这样一来，山涧之水便顺坡而下，清澈的山水从每户人家的门口经过，不仅方便了居民的生活，而且有利于民宅的防火。
在建设村庄的过程中，宏村各界旅外人士按照惯例纷纷捐款，时任山西粮运主簿的宏村人汪辛，就为家乡的水系建设捐献了一万两白银。
何可达让宏村初具雏形。然后，在漫长的岁月里，宏村人一直按照何可达设计的规划进行填充。牛肠水圳建于明永乐元年（1403年），引西汐河水凿圳绕村屋，然后引西来之水南进东出，流入村中天然窟中。水圳建成后，水绕屋，院掘池，流经千家，全村滋润。到了明朝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由于宏村人口的增加，村中月沼蓄存的“内阳水”已远远不能满足当地人的使用需求，这时候宏村人又集资，将村南百亩良田凿深数丈，四周砌石立岸，建成南湖。其间，宏村人不断进行道路、水系、建筑、绿化的综合规划建设，傍塘沿圳垒建民居。此后，宏村人又在村西虞山溪上，架起了四座木桥，作为“牛脚”。在村口，种植了两株树，一株为红杨，枝丫似伞，盘曲交错；另一株为银杏，树状如剑，直刺天穹——至此，一个牛形村落完全形成了，“山为牛头，树为角，屋为牛身，桥为脚”。从高处俯瞰，整个宏村就如一头悠闲地斜卧在山前溪边的青牛。
就这样，一个美丽宁静的乡村在百年多的时间内，像一幅巨大的山水画，一代又一代的画笔，让它慢慢变得成形，变得完美。到了清朝中期，整个村落群山环绕，山水翕聚，既有山林野趣，又有水乡风貌，村中鳞次栉比的层楼叠院与旖旎的湖光山色交相辉映，宏村呈现出一派优美的风光。
南湖书院也是后来补上去的一个章节。关于书院，倒是有一则绵长的故事：南湖书院又叫“以文家塾”，以文，就是汪以文。汪以文是宏村人，屡次考第不中之后，只好去杭州做生意。到了杭州后，汪以文先是跟着同族商工汪授甲当学徒。跟了一段时间后，汪授甲看汪以文不是做生意的料，便将汪以文推荐给杭州知府当管账。没多久，知府因为贪污受贿被查办。汪以文想到汪授甲刚刚送给知府的两坛寿酒，便潜入库房，打开酒坛，发现里面藏有很多银元宝。汪以文赶紧将元宝从酒坛里倒了出来，换成清水，还在里面放了一面写着“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木牌。
不久，杭州城里的不少商贩，因为知府的案子受到牵连，有的被抄家，有的被关进大狱，汪授甲却因为汪以文的暗中帮助得以幸免。汪授甲得晓其中的原因时，汪以文已经回到了宏村。为了报答汪以文，汪授甲连忙赶到宏村，要送汪以文很多银两，又邀请汪以文再赴杭州。汪以文死活不从，汪授甲无法，灵机一动说：“我在南湖边建一个书院吧，让你在里面教书，教宏村的孩子读书。”汪以文这回没有拒绝，他答应了。于是南湖边很快就有了这个书塾，并且以“以文”命名。汪以文接受的原因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村里的孩子。对于这个坐了一辈子冷板凳的穷书生而言，让自己家乡的后生们金榜题名，是他最大的理想。
宏村就这样建了南湖，又建了书院。可以想象的是，当白天琅琅的读书声退去之后，一袭布衣的汪以文闲散地在南湖边散步的情景。这大约是他最惬意的时候了。夜晚的南湖看起来比白天更美，湖中的荷叶在夜色之中婆娑着、暧昧着，像一幅水墨画一样，这时候南湖边上的书院沉静而优雅，它坐落在那里，似乎本身就是一本线装书，是他读了一辈子的书。
与南湖书院相对应的，是建于清朝末年的承志堂。承志堂是宏村乃至徽州比较有代表性的建筑。这个堪称木雕博物馆的民居完全就是由财富堆积起来的：屋舍占地2100平方米，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整个屋子的工艺考究异常，可以说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屋内的门楣窗棂，随处都是精美无比的木雕，镀金饰银。木雕有戏文图、有吉祥图、有百子图，还有“官运亨通”图、“财源茂盛”图。设施也很完整，整个屋子，不仅有美化环境、陶冶性情的花园、鱼塘厅，而且有打麻将的“排山阁”、抽鸦片的“吞云厅”，一切可谓应有尽有。据说，当年屋子的主人汪定贵在造该屋时，仅用于木雕表层的饰金，便费去黄金百余两。
关于汪定贵的具体身世以及个性特征，有关史书上记载得并不翔实，只是说他曾经是一个徽商，在积累了巨大财富之后，人生目标遭遇到厚厚的城墙，无奈只好归乡退隐。当汪定贵带着大量辎重财物来到宏村时，这个退隐还乡的徽商仍心有不甘。汪定贵先是花了很多钱捐了一个五品官，得到这个空名之后，仍然觉得心里不踏实。很多时候，汪定贵还是觉得村民们表面的恭敬背后，隐藏着某种不屑。汪定贵不能忍受这样的目光，他觉得窝囊极了。后来，他决定拿出一大笔钱来打造自己的金窝银窝，不能雕龙凿凤，还不能金碧辉煌吗？他派人在徽州各地雇请了最好的工匠，让他们来到宏村，给他的住宅雕刻最精美的图案。汪定贵放出话来：我就要做最好的木雕，我就要住最好的木雕楼！
这时候的汪定贵竟有点像赌气了。没法跟这个社会赌气，还不能跟自己赌气吗？他想不通的是，为什么钱能买到东西，却不能买到地位以及身份，也买不到人们的尊敬和认同。既然自己辛辛苦苦挣到的钱买不到这些东西，那还要它们干吗？在这个山沟沟里，自己丰厚无比的钱财又有什么用呢？既然钱的出路已经堵住了，没有出口，与其让它们在这个山旮旯里腐烂，还不如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关起门来自得其乐。在这种动机下，财富变成了精致无比的木雕，锁在深宅大院里。汪定贵还恶作剧地想了一个主意，他让工匠把自己的大门做成一个“商”字形，让所有来自己家的客人都得低头从“商”字形的大门下走入。凭什么是“士农工商”？凭什么商人得位居“三教九流”中的末流？汪定贵就不服这个气！当一个个客人发出一声声惊叹，离开自己家，从那个“商”字大门走出去的时候，汪定贵总是得意扬扬地看着他们的背影。然后，便会让人闩上大门，自己面对天井，点上水烟袋，躺在客厅的太师椅上，抬起头，看木雕上的戏文故事，有一句无一句地哼上几句——时间，就是这样舒舒服服地过去了，那种对功名的欲望，对名利的追逐，并没有因为隐匿而变得淡泊，欲望只是从明处转到了暗处，从思想渗入到骨髓，从白天的幻想变成了晚上的游梦。
徽州一直是有很多汪定贵的，中国也有无数汪定贵。这种表现为敦厚贤良、纯朴自足甚至奢靡安乐的生活方式，就这样一直暗藏在人们的生活理想中。“山地文化”的方式就是一直在寻找着人在山与水之间的平衡，当水给人以安慰、山给人以定力时，也就意味着人生的富足和成功。从一开始，我们的文化就是这样指示我们的人生观的，就是这样调节人在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和生命观。这当然是一件无可厚非的事情。问题是，当另一种富有侵略性的“海洋文明”和“大河文明”形成气候，并且以它的视野开阔、通达远近、崇尚流变形成一种机敏、锐进、应时、开通、理性的品质，进而对“山地文化”的温良敦厚产生威胁时，这种纯朴的方式就应该进行相应的改变。没有一种文化是独立而生的，它总是伴生，互为犄角，是一种平衡或补充。当一种平衡被打破的时候，它就应该调整自己的坐标，重新进行确立，争取新的平衡。而这就需要保持精进的态度，对自身进行修正。
对于汪定贵们的生活方式、对于他们在金钱面前的态度，或许我们应该抖擞起精神，以一种新的视角来看待——如果把徽州放在一个较大的坐标系当中来判断，当这种自视圆满的行为不可避免地进入歧途的时候，也意味着倾斜的到来。风水先生何可达测量风水、准备大规模建设宏村的时候，正是明代永乐年间。与此同时，在西方，达伽马航海、哥伦布航海、麦哲伦航海，西方正把他们的触角开始慢慢伸向地球这边的东方，并且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来进行价值和历史的判断。与西方的欣欣向荣相比，这个古老的东方帝国落后得太多，掣肘也太多。
在那个时代，西方各国甚至已经开始募集社会资金，以一种公司的方式将资金集中起来投入社会建设，16世纪，在荷兰诞生了第一个股票证券交易所……而我们呢，从宏村的建设开始到19世纪末年，在宏村这个弹丸之地上，投入了多少财富，囤积了多少财富，又腐烂了多少财富呢？无数财富都用于细得不能再细、考究得不能再考究的木雕、砖雕、石雕上，用于别出心裁的暗藏和自恋上，用于诗词的排遣以及麻将、大烟上。
当欧洲列强用威猛的战船去追逐财富遍地的“印度”时，我们却把财富囤积在群山深处，竭力构筑自己的“桃花源”。在重重叠叠的群山之中是看不到海的，也不知山外世界的日新月异。我们就这样与世界渐行渐远、南辕北辙。
当然，如果脱离当时所处的环境，脱离中国文化的价值观，以此来表达对于原始财富观的轻蔑，显然是苛刻的。理念的开拓与时代本身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徽商是个时代的产物，它只是浓郁的自然经济的一部分，带有一点点资本主义萌芽的性质。从更深的意义上来说，因为那个社会还缺乏配套的法律制度，缺乏相关的经济政策和环境，与世俗的伦理也不相融，还没有诞生一整套相对完整的商业理论，商人的地位并不高。指望一种经济现象超越它的社会背景显然是不适合的。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徽商在赚得一笔钱之后，也就选择了隐逸、与自然对话的归途，而他们的家乡徽州，无疑是山水共融的最佳场所。
宏村，就这样静静地躺在自然的怀抱里，一代一代地做着田园梦。但梦并不是永远的，当历史走向工业革命的轨道时，轰鸣的春雷声中，宏村的梦一下就碎了，而醒来则是一片失落。
旌德的江村坐落在金鳌山下。从形状上看，江村就像一个巨大的鳌。
传说中的康乾盛世同样适用于江村，太平天国爆发之前的那段时间应该是江村的极致。那时江村人口有好几万，村落庞大，道路宽阔，一切都井然有序。在村口，簇拥着好几株大树，有银杏，也有香樟，树粗壮得十来人手牵手都合围不过来。
树是老村的一道风景，也是老村的魂魄，高高的树梢上有很多鸟窠。平日里，村口一带总是白鹭蹁跹、遮云蔽日。村里人们恬淡处世，如同仙境。
但咸丰过后，“康乾盛世”的余晖一下子变得暗淡，尤其是经历过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江村似乎一下子衰老了，如同一个早年过度操劳的村妇一样，呈现出疲惫的容颜。她蓬头垢面、步履蹒跚，原先健壮的身躯如今已不堪风雨。经过长时间的动乱，村口那些老树也倏然不见了踪影，仿佛在一夜之间消失殆尽似的，连村里人都不知那些老树去了哪里。到了后来，村口只剩下两株数百年的红豆杉，看起来落落寡合，一点也不引人注目。现在，据说红豆杉的树皮当中能提炼出抗癌物质，这种树由此变得价值连城。这两株红豆杉究竟种植于什么时代，又由何人种植，已没有记载了。村口的宗祠早已不见了踪影，但聚秀湖还在。江村的聚秀湖一直是神奇的，它的神奇之处在于，就像一面镜子一样，能把周围的远近山峦都尽收湖中。
与徽州的很多古村落一样，江村的历史也有上千年了。江村始建于公元600～630年，江淹的五世孙江韶从宣城迁徙至旌德，见“金鳌山峰峦回合，山水清明，环绕双溪，别成一境，有蓬勃不可遏之气，遂卜居焉。名其地为江村”。
江韶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他是个典型的书生，饱读诗书，但对于功名却不热衷。不仅如此，江韶还有着强烈的隐居愿望，也许是身逢乱世，稍微优秀一点的人都会想着避世吧。江韶原先住在皖南小郡宣城，按理说，在这样的小城生活，应该是安全惬意的。但即使在这里，江韶也觉得不太习惯，或许是因为对人情世故的通晓和洞察，或许还有对世态炎凉的深切体味，江韶总觉得宣城市声鼎沸、人声喧哗，不太适合久留，他一直考虑把家安在一个更宁静的地方。为了选取一个更幽静，也更安全的地方，江韶曾经到宣城以南的山区考察了很多地方。当他有一日来到万山环绕、一水穿行的金鳌山下时，他终于下定了决心。于是，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江韶带着人马和辎重，将全部家当搬到了江村——江韶也就成为济阳江氏金鳌派的始祖。
值得一提的是，江韶曾居住的宣城就有一座山叫鳌峰。也可能江韶对于宣城仍有一丝眷念吧，江韶把江村附近的这座山叫作“金鳌山”。鳌是一个好东西，它就是大龟或者大鳖，在上千年的中国文化当中，龟是一个吉祥的符号，是长生不老的象征，也是延年益寿的象征。有了金鳌山这样的神龟相伴，迁居到江村的江氏族人也就相信，他们的村落会像一只大鳌一样长生不老、生生流长。这也难怪，中国文化一直是有这样的传统的，在中国文化很长时间的理想中，人们的最佳归宿就是变成一只鳌，屏息凝神，终老南山，和谐于山水天地之间。
与海洋文化一样，山地文化同样有它故步自封的概念。在这样的观念中，时间不是连绵不绝的，而是循环往复的。就如我们的计时方式，甲乙丙丁、子丑寅卯本身就是一种循环，它像圆一样既无始无终，又像圆一样周而复始。这样循环往复的时间方式是有安全感的，它不会让人们产生恐慌，人们也不会在无始无终的时间面前陷入迷乱。
江村的发展史可以说具有山地文化的某种代表性。一个村落在拓展时总是与清风明月相伴，并且与飞鸟禽兽为邻。一开始，这个地方闭塞、荒芜、局促、坎坷，所有的农田都需要重新开垦，所有的屋舍都要建造。江村的发展就是这样，它在很长时间里都显得困乏而单调，日子沉闷而绵长。而在此之后的数百上千年里，江村可以说是一点一滴地逐渐形成，从纯朴到恬静，由原始到淡雅。也可以说，正是由于水滴石穿的积累和积淀，才使得江村逐渐蜕去了山野莽荒之气，依靠着文明的积累形成了自己独立的风格，慢慢形成了人与天相和谐、人与地相和谐、人与人相和谐的局面。一直到唐末年间，数百年过去了，终于有一天，一座美丽的村庄现出雏形，水光山色烟树葱茏中，掩映着鳞次栉比的黛瓦粉墙。这是一派清新野逸的田园风光。
不久，新的问题出现了。急剧膨胀的人口，很快超过了当地生态和土地的承载能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家族不得不召集全族人开会，商议如何进行新一轮迁徙。通常情况下，家族一般都会动员某一个支派进行整体迁居。江村也是如此。江韶当年从宣城迁至金鳌山后，共有三子，长子知敬、次子知德、三子知节。过了四代之后，先是知节的四世孙悬卿迁往歙县海宁；然后，知敬的四世孙江烈迁往泾县丰乐。到了江韶八世孙的时候，知德这一脉有了兄弟三人：老大从义、老二从厚、老三从政，老大和老三同样也从江村迁徙了出去……几乎每过一段时间，村落便开始一次大规模的迁居行动。而这样的变动，在家谱上有清晰的记载。
在徽州，每一个聚集而居的家族都有一部甚至数部家谱。随着人口的增长和迁徙，大宗派生出小宗，小宗又派生出更小宗，就像大树屡开新枝一样。而家谱也因此变得厚重起来，枝丫分为通谱、世谱、总族谱、分族谱、统宗谱、大同宗谱和小宗谱等等，往往多达成千上万种。每一个姓氏都是一株树，树生枝，枝生枝，树生树。族人们对此乐此不疲，精心打造。这样的良苦用心，当然源于他们对于宗族的重视，对血脉的一往情深。这种凝聚和发散的方式，实际上也就是中国家族繁衍的方式和特点。一边是聚合，人的聚合，财富的聚合，文化的聚合，审美的聚合；而另一边则是发散，人的发散，财富的发散，文化的发散，审美的发散。这两种力量像太极图所标明的那样，首尾相衔，循环往复，互相转化，既向心又离心。这种与自然相统一的天道方式，使得徽州的村落像春天雨后的山花一样开满山野。
在这样的情形中，江村就像江氏人来人往当中的一个驿站，先是憩息、长大，然后是盘整、远离；又像河流上的一个码头，航行，落脚，接着又是扬帆远行。从本质的意义上来说，这样的迁徙过程，与人生的意义又何其相像。人类的繁衍和生长，本来就是分分合合的流水宴席，通篇都是迎来送往的熙攘人群。生命如水，那是指生命在有限与无限当中的凝固、流淌、蒸发，然后又凝固的过程。
江村算是一株名副其实的千年古树了。据说，最繁荣时期的江村竟然有好几万人，这是—个让人惊讶的数字。因为现在的江村是那样的小巧和不引人注目，它只有2000人左右。我们在不大的村落里闲逛，一会就从村的这头走到那头。昔日的几万人是一个什么概念呢？那是一个小城镇的规模。这个小城镇在度过了自己的繁华和喧哗之后，慢慢地显赫模糊了，衰败应运而生，那种繁荣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委顿的状态。到了后来，那种阶段性的热闹竟像从没有出现过似的，如雪地里的飞鸿爪印，在一层层雪花的飘舞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但一些“人杰地灵”的影子还是顽强地遗留下来。在经历了太平天国的兵燹以及“文革”的磨难之后，村中仅存的两座牌坊格外引人注目。“父子进士牌坊”建于明代，是为了旌表江氏四十八代江汉和江氏四十九代江文敏父子而兴建的。虽然这对牌坊在历经许多年的磨难之后，有些残缺不全，但仍是巍峨挺拔，横梁一面书“青云直上”，另一面书“金榜传芳”。《江谱·仕宦表》曾经记载了这个村落的荣光——明代以来江氏族人跻身仕宦的文职官员达80人、武职31人。而《科名表》则记载了明清两朝江村的进士共18人、举人56人、武举6人。值得一提的是，在近代史上，江村更是红极一时、人才辈出。除了民国代总理江朝宗（江世尧）、民国安徽省长江绍杰、民国海军将领江泽澍出生于这个弹丸小村外，在文化界还诞生了几位非常有名的人物，他们是：人文学博士江绍铨（亢虎）；民俗学家江绍原，他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五四运动中参与了“火烧赵家楼”，后赴美留学，回国后在任教的同时创办《语丝》杂志，与鲁迅关系密切，著有《中国古代之旅行》《发·须·爪》《血与天癸》及《宗教的出生与成长》（译）等；医学家江希舜，他曾发明“人痘接种法”，据说比欧洲要早100多年；清翰林编修江志伊，他是《江氏宗谱》的修订者，著有《沈氏玄空学》4卷以及《农书述要》16卷；北大教授、著名数学家江泽涵，他是中国代数拓扑学的主要创建人。
值得一提的是，胡适的夫人江冬秀也是江村人。胡适所在的上庄与江村只有一山之隔，在它们中间有一条蜿蜒的山间石板路相连，小路全长15里。当年，从美国归来的胡适就是翻山越岭走了约15里山路来江村迎娶江冬秀的。江冬秀的家学也颇有渊源，她的曾外祖父吕朝端以及外祖父吕佩芬是旌德县庙首的父子翰林。
一个山旮旯里的小山村，在漫长的岁月里凭着大量人才的输出确立了它的荣光和地位。在这方面，江村对于整个徽州同样具有某种代表性。
历史的天空总是布满着斑驳光影，而这样的光影在更多的时候总显得寂寥而冷峻。到了近代，当一种外来文明以自己的强大力量对另一种文明所自恃的自得圆满形成巨大冲击时，世界一下子变得倾斜起来。时间，在经过了很长一段循环往复的螺旋式转动之后，进入了清晰而快速的直线状态。速度变得重要起来。文明的中心在工业革命之后也不可扭转地从乡村转向城市，一种强大的颠覆力量像瓢泼大雨一样扫荡着广大的中国农村。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与中国所有的山村一样，江村不可避免地迎来了破落和衰败，农业社会所遗留的所有东西，与百年老屋的天井、马头墙一样变得斑痕点点。
现在的江村，正是这样情形下的残留物。当年大片大片精致的徽州民居，现在只剩下黯然别墅、茂盛堂、江泽涵故居等十几幢了，千年古村变得面目全非。在对待传统建筑方面，中国人这么多年来一直习惯于拆房子、拆路、拆桥，清代拆明代的，民国拆清代的，现代拆民国的……江村目前老屋子中，值得一提的是茂盛堂，它是民国代总理、北平特别市长江朝宗的祖屋，属于明代建筑，占地十余亩，依山傍水而建，气势很是庄严不凡。另外一个则是黯然别墅了，这座中西合璧的建筑是民国安徽省长江绍杰1927年所建，整个建筑与邻近的徽派建筑不同，它的门楼竟然是圆的，不设天井，也不设“三雕”。江绍杰为什么“黯然”呢？是因为生逢乱世、辞旧迎新，一切都由不得自己，只好躲在这个小山村中独自怜惜吧！这样“黯然”的情绪，就像身体的影子一样挥之不去，即使告老还乡之后，那样的沮丧仍如云缠雾绕。其实江绍杰还真的应该感到庆幸，那个千疮百孔的时代又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呢？还不如“好了，好了”，让一切都好好地“终了”一番。
当然，“黯然”的另外一层意思也可能在于，江绍杰只想表示一下个人的“低调”吧，或者就是发泄自己的不满。一个从专制政治舞台上隐退下去的人物，除了不可告人的事情之外，剩下的就是不可抑制的凄清了。
同样感到“黯然”的还有江村。当海洋文化以一种排山倒海的方式卷起世界的风暴时，最感到“黯然”的，就是代表农业文明主流的山地文化了。但问题是，当一种直线的时间观念以排山倒海的力量冲击着那个周而复始的圆圈时，所有的一切都天崩地陷了。这时候的江村就像是一场大爆炸后的灰尘，它飘摇着，在风雨之中、在时间之中，如同一片飘荡在空中的树叶；或者是，缩回自己的老巢，像一头老龟一样，苟延残喘，做着益寿延年的千年之梦。
江村一直是有着示范意义的。它的示范意义不仅仅在于它所行走的千年轨迹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不仅仅在于它是山地文化村落的一个代表，还在于：如果这样的生活哲学和生活方式自始至终处在一种稳定的社会状态中，也可以说这样的生活方式极具人生的真谛。但问题是，当两种截然不同的时间观念发生撞击时，那种以和谐和稳定为理念的方式就显得弱不禁风了。与山地文化相比，海洋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那种抑制不住的活力，能够极端性地调动人的内在潜能，从而激发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的活力。如果说人一生是在画一个圆的话，那么海洋文化的出发点就是力所能及地将这个圆画得更大。也就是说，如果山地文化的图腾是一只千年老龟的话，那么海洋文明的图腾更像是鹰，那种一直努力飞得更高的天空之鹰。悲剧往往是事件发生之后才造成的。在冲撞中，那种强悍文化毁灭了弱者文化所有既定的伦理和秩序，毁灭了很长时间培育出来的敦厚自足、坚毅忠诚的性格，也毁灭了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万古不变的定力，而千百年来徽州追求的，就是这种亘古不变的常态。当一个时代渐渐远去的时候，作为后人的我们能听到的，只是三三两两的呼哨声在空中或有或无地划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