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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就是记忆。只有记忆，方能将现实与过去联结起来，才能使世界充满光华。当人的记忆呈现，世界才算是混沌顿开，真正有了存在的意义，而在此之前，它们一直在漫漫长夜中昏睡，只有空间，没有时间。对于世界和人生，我一直以为人与万事万物的关系是一个整体，是对应互生的关系，心物一元。没有意识，就没有世界；没有意识，也就没有时间。同样，一个地方，如果没有人的活动，没有记忆，就谈不上历史。人在大多数情况下，生命如蜉蝣一样短暂，像草木一样没有思想。如果没有记忆，生命更显得没有意义。但从另外一层意义上说，记忆又像疲劳的旅客，每走一程，就会抛弃一些无用的行李。这样，历史往往又会在某一个清晨或夜晚，像迷途的孩子一样，把自己的来龙去脉忘得一干二净。
徽州一直就是孤独的。
孤独的意义在于，徽州一直处于偏僻之地，似乎在很长时间里，人们一直忽视这个地方，而徽州也承认这样的忽略，安静地待在偏僻一隅。就徽州来说，徽州的各个家族史，包括家族的个人史，组成了徽州的历史。有人曾经把徽州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山越时代、新安时代、徽州时代。这样的分类是有道理的。在山越时代，相比较于中原的繁华和热闹，这片土地显得微不足道，一切都是刀耕火种，时间缓慢无比。而当大批中原人举家迁徙于此时，徽州开始变得热闹起来，热闹的原因一部分是因为人，另外则是因为文化。文化使得这个地方呈现出繁荣，也呈现出市井的暖意。可以想象的是，当年中原大批望族和平民拖儿带女举家南迁时，内心怀揣千种凄楚。他们来到这里，往往借助一轮弯月的亮光，月黑风高，这些中原的名门望族坐在辚辚的车上，广袤无垠、热气腾腾的中原大地已在他们身后渐渐远去。然后他们来到这青山绿水之中，这一切是那样的寂静，“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南方与北方所有的一切都那样的不同，不仅仅是树、气候、花草，还有人情、世态和风俗，甚至人们脸上所呈现出的表情。这种不同，还有那种细微的差别，只有落到生命底线的人们才能感受得到，并且他们还不得不接受一些悄然变化。他们把家安在这里，可以说不仅仅是改变了地点，改变了一种生活方式，同时改变的，还有人生观和世界观。因为从此之后，他们所面对的，就是这里的冷山清水，还有就是生命的落寞和凄清了——对于这些来自中原的名门望族来说，也许一到徽州，也就意味着孤独、意味着颠覆、意味着遗忘。
徽州“明经胡”的来历似乎就有着这样的代表性。
这是一个类似“赵氏孤儿”的故事——
据胡氏宗谱记载，现在西递大族胡姓原本是唐代皇族的后裔。公元904年，唐昭宗李晔受梁王朱温的威逼，仓皇离开长安。东逃行至河南陕州时，皇后何氏生下一个男孩。李晔深知此去洛阳凶多吉少，便命何氏将婴儿用帝王衣服包裹起来，设法藏匿民间。当时，歙州婺源人胡清正在陕州做官，为了替朝廷分忧，胡清便丢弃官职，接纳下太子，悄悄潜回家乡婺源。李晔到了洛阳三年后，朱温篡位，自立梁朝，李晔一家全部被杀，唯有逃离虎口的太子幸免。而在婺源，胡清将太子改姓胡，取名为昌翼，昌是吉祥平安，翼为翅膀，意思是吉祥平安地飞离虎口。
故事的背景年代是五代十国时期，这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个时期，也是最纷乱的时期。古语说“乱世出英雄”，似乎的确如此。比如说战国时的英才辈出；秦朝末年，项刘之争，出了多少大英雄啊；即使是三国时代，曹操、刘备、孙权、诸葛亮等，也是一等一的枭雄和豪杰。但五代却是一个例外——英雄不出，小人得志，群魔乱舞。朱温本身就是一个人渣，无才无德无义气，连他的兄弟都指着他骂：“朱阿三，你也能当天子吗？”但朱温还是一意孤行想当天子，在谋朝篡位后不久，朱温同样也死于别人的刀剑之下。
对于个体的生命来说，生活在这样的时代是不幸的。一方面，在这样的时代里，个人价值无法体现；另一方面，在这样的时代里，名誉和生命也变得无足轻重。胡昌翼就赶上了这样的时代。十多年之后，胡昌翼长大成人，胡清告知了他的身世，并把当年何皇后留下的御衣、宝玩交给他。按照中国传奇的习惯延续，似乎接下来就是李氏孤儿设法报仇雪恨什么的。但什么也没发生，故事便戛然而止。一切回归平淡和自然。可以猜测一下当胡昌翼长大后知晓这一切时的心理状态，那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呢？悲愤，激越，气馁，或者干脆就是麻木和无动于衷。最大的可能性还是后者，徽州毕竟是远离这一切纷争的，也远离仇恨，它只有清静，也只有孤独。清静和孤独会使人不由自主地放松什么。这当中的原因只有两种可能：一是胡昌翼极想报仇，但能力远远不及；二是因为胡昌翼懂得了太多的人情世故，懂得了高处不胜寒，所以再也不愿意铤而走险，于是选择了韬光养晦，在平庸中与生活握手言欢。
公元925年，胡昌翼因精通经义考取了当时的明经进士。但这位“明经进士”在知晓了自己的身世后，放弃官场，选择了耕种田野、自给自足的平静生活。这从他对待自己姓氏的态度就可反映出来，胡昌翼并没有将自己的姓氏改为李姓，而是仍旧沿用了胡姓。也许在他看来，自己承接的平民姓氏更有安全感。胡昌翼自此隐居于婺源考水，“倡明经学，为世儒宗”，一直到宋咸平二年（999年）才谢世，足足活了96岁！
自此之后，徽州的姓氏当中出现了很重要的一支，那就是“明经胡”，也即“假胡”。这一脉“假胡”一直在徽州繁衍生活，几乎人人都知道自己有着皇家血脉，他们一直把自己当作是帝王子孙，与徽州其他的姓氏和平相处、共同繁衍。而这一脉“假胡”中，后来还出现了两个很重要的人物，一个就是清末“红顶巨贾”胡雪岩，他出生在绩溪的湖里村；另外一个就是出生于上庄的近代新文化领袖、学者胡适。如果对这两个人溯本追源的话，其实应该是姓李才对。而到了宋元丰年间，胡昌翼五世孙的时候，有一支胡家人由婺源迁到了西递安居，胡昌翼也就成了西递胡氏的第一世祖。现在，在西递的追慕堂里，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唐太宗的画像悬挂在高高的龛台上。
对于徽州来说，几乎每一个姓氏在走进徽州时，身后都拖着辛酸和血泪的阴影。徽州一直有“徽州八大姓”和“新安十五姓”的说法。所谓“八大姓”，是指程、汪、吴、黄、胡、王、李、方诸大姓，倘若再加上洪、余、鲍、戴、曹、江和孙诸姓，则称为“新安十五姓”。这些名门望族早期都来自中原，他们几乎都是从黄河边南下来的，然后陆续在这个群山环绕的地方扎下根来，聚族而居、繁衍成长。据徽州各谱系自身所证，在汉代，有方、汪、程等姓氏迁入；在西晋，有邵、余、鲍、金四姓迁入；在东晋，有黄、叶、戴等姓氏迁入。唐末以及五代十国，由于中原内乱，迫使更多的士族南迁徽州。特别是金兵铁骑南侵，赵宋王朝移都临安之后，形成了一次史无前例的民族大迁徙，文化经济的重心转移到南方，徽州也成了逃亡者的乐土。这在很多姓氏的家谱中，都有明晰的记载。他们一直忘不了自己的根，也忘不了自己曾经的显赫家族史。徽州大家族中的很多人，都能对自己的来历如数家珍。
历史发展到北宋时期，平静的徽州似乎不甘心长时间的平淡，这时一个人的出现，在这个地方掀起了轩然大波。
这个人身穿衮龙袍，头戴平天冠，骑一匹银鬃白马，腰佩三尺宝剑。他应该是英俊高大的，浑身散发着一种慑人的光晕。他振臂一呼，数十万民众如痴如癫、云集响应，他挥挥手，这支头缠方巾的神秘之师便以摧枯拉朽之势，轻松攻占徽、睦、杭数十城。
这个人就是方腊。关于方腊，《宋史》上说他是睦州青溪人，也就是现在浙江省的淳安县。但徽州人说方腊原籍歙县罗田马岭，是方腊祖父一辈从徽州迁徙过去的。北宋宣和二年（1120年）秋天的某一天，方腊率众在歙县七贤村起义时，徽州像炸了锅一样惊慌失措。在此之后，方腊迅速移师睦州，举行“漆园誓师”，改元“永乐”，自号“圣公”，建立政权。随后，方腊的军队势如破竹，接连攻克睦、歙、杭、处、衢、婺等州县，一下子拥兵数十万。
后来的事史书上记载得很清楚了。宣和三年（1121年）初，朝廷任命童贯为江、淮、荆、浙等路宣抚使，率领15万大军南下镇压。方腊控制的州县相继失陷。四月，方腊率部退守帮源洞，与官军决战，所率7万人皆战死，方腊被俘，押送汴京处决。余部继续在浙东转战近一年，后被消灭。罗贯中在《水浒全传》一百回甚至说宋江被招安后也参加了这场围剿，并担任了先锋。《宋史》对此未提及，在记述这一事件时，官方史书的“春秋笔法”冷静得出奇：“四月，生擒腊及妻邵、子毫二太子、伪相方肥等五十二人于梓桐石穴中，杀贼七万。”寥寥三十来字的背后，该是怎样的刀光剑影、血雨腥风。
俱往矣，当年的金戈铁马、喋血江南！从现在看，方腊对徽州的影响，已然雁过无痕。不仅如此，徽州现在连宋代的遗迹也很难看到了，宋代的遗址大约只有现在横亘在新安江上的水利工程——渔梁坝。在休宁县的齐云山上，还有一个“方腊寨”，传说那是当年方腊安营扎寨的地方。比较有名的是居于浙江省淳安县千岛湖附近的帮源洞，那是方腊最后战败被俘的洞穴，现在已改名为“方腊洞”了。洞前石碑上的字是当年郭沫若所题。现今它已成为一个旅游景点，人来人往，异常热闹。据说县政府还打算招商引资进一步开发。《水浒全传》第一百回描述说，鲁智深是在洞口附近活捉到方腊的，那时候方腊弃了帮源洞，急急似漏网之鱼，脱了衮龙袍，丢去金花幞头，又累又饿地翻了几座山之后，看见一个草庵，正打算进去讨点吃的，没想到正好被鲁智深撞见，一禅杖打翻，便用绳索捆了。宋江是否征讨过方腊，历史上一直有争论。有一种说法是童贯率15万大军进攻方腊，被方腊击败。朝廷又只好急令张叔夜率领在山东水泊梁山刚刚招降的军队30万赶来增援。如果是那样的话，梁山的军队就极可能与方腊的义军交过手，那么《水浒全传》所写的就并非是小说家的一腔呓语。
方腊为什么要造反？《宋史》的解释有点含混不清，它只是提到：“唐永徽中，睦中女子陈硕真造反，自称文佳皇帝，故其地相传有天子基、万年楼，腊益得凭藉以自信。”似乎方腊是想学当年同乡陈硕真：“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而《水浒全传》第一百回则说方腊原本是歙州的山中樵夫，因为去溪边净手，水中照见自己头戴平天冠，身穿衮龙袍，于是便告诉别人他是真命天子，于是便造反了。其实真实的原因无外乎官逼民反。徽睦一带比较富庶，官府的赋税一直很重。当然，方腊本身应该是一个有野心的人，他一直有着鸿鹄之志，只要时机适当，便会伺机而起。我猜测的一点是，给方腊以重大影响的，应该是那位曾经起兵反隋并在后来被徽州人尊为“太阳菩萨”的汪华。汪华正是因为揭竿而起建立功名的，并在徽州有很大影响。大丈夫总想轰轰烈烈一番，方腊期盼着在徽州这个相对僻远的地方打下一片江山来，与那个赵姓皇帝对抗。
这支带有诡异色彩的农民军如夏天的暴风雨一样席卷了江南，他们所到之处，头顶上的红巾如天边的彩霞一样绚烂，他们的行为又如雷雨前的乌云一样神出鬼没。《宋史》记载说方腊的农民军“以巾饰为别，自红巾而上凡六等。无弓矢、介胄，唯以鬼神诡秘事相扇”。借助于神灵来虚张声势，一直是中国草根革命的传统，东汉末年的黄巾军以及后来的红巾军、白莲教等，似乎都有这样的特点。方腊所遵从的教义是摩尼教（明教），它在3世纪为波斯人摩尼所创立，在唐代前后传入中国，核心教义为“二宗、三际”。“二宗”，谓光明和黑暗，即善和恶；“三际”，谓初际、中际和后际，即过去、现在和未来。在这样的教义中，光明王国和黑暗王国一直存在着争斗，最后，充满真善美的光明王国必将战胜黑暗王国。所有的宗教在精神实质上都具有同样意义，摩尼教也如此。
可以想象的是，樵夫方腊一开始接触到摩尼教时，这种新教义像一束光一样直射进方腊的内心世界，长时间被压抑和幽闭的心灵之门如阿里巴巴的山洞一样，一下子被打开了。那种发自彼岸的观照以及此岸的平等意识让方腊热血沸腾，激情难耐。这样的情景一点也不奇怪，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是循规蹈矩讲究秩序的，而那种秩序一直是低水平的维系，是以牺牲自我和个人的欲望为代价的。在这样的背景下，芸芸众生很难领略到个体的生命之光。那种外来宗教所带来的平等意识以及彼岸意识，就像黑夜中突然燃烧的火把一样，具有极大的蛊惑力和震撼力。
方腊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为一个虔诚的摩尼教徒。这种从西域传来的宗教仿佛是一把“刺杀自己的匕首”，一下子把方腊的内心打开，从此获得强大的内心力量。当然，对方腊而言，他一开始入教时，可能并不打算利用宗教来谋取私利。或许他想的，只是给自己卑微的灵魂寻找一片安静的栖息地，也为自己的人生寻找一点安慰。而当他周边的生存状态对他的人生产生巨大挤压，同时他又觉得宗教有利于自己凝聚人心时，他便开始利用宗教的力量了，信仰和精神上的支撑使得他揭竿而起。
但宗教是有着绝对清净意义的，它是一把双刃剑，只有内心干净、欲望清静的人才能面对并把握它。当方腊的内心充满私欲，把宗教作为一种武器之时，所有的一切都已然变形扭曲了。以方腊的认知水平和思辨能力，是很难领会宗教精髓的，他只能是一知半解地生吞活剥，或者在某种程度上加以篡改，以实现自己的目的。悲剧不可避免地来临，正义变成了邪恶，崇高走向了毁灭。当方腊披上龙袍戴上头冠的时候，他就已经变成“魔鬼”了——摩尼教《忏悔文》第九条的“十戒”，其首戒就是“不拜偶像”。方腊在做这一切之时，大约早就把这样的教义丢到了九霄云外。
这样的误区，在中国历史上发生得太多了。错误是重复的，灾难也是重复的。利益和欲望的驱动往往使宗教失去了精神之度，更多的时候，那些怀有不可告人私欲的人，在编制神话、排斥异端、约束行为、解释教义等方面走向极端。这样的结果必定导致战争和悲剧，无视正常的生命价值、生活质量和社会进步，把现实人生过得一塌糊涂。教义往往就是一张纸，纸的正面，是云淡风轻、鲜花盛开；而它的背面，则是乌云密布、阴风瘆人。
宗教就这样巍然耸立，像一朵漂亮无比的花，开于悬崖之上。取其上者，在人类的意义上走向崇高；取其下者，往往在狭窄的意气中滑入深渊。在这样的峭壁上行走，是一件极其崇高，也是极其危险的事情。一切都取决于内心的把握。
以中国文化的思维角度和特点，在介入宗教时，极容易堕入一个误区，在思维模式以及思维习惯上犯错误：一方面，由于缺乏缜密的理性思维习惯，又不擅长思辨能力，极容易将宗教简单化，不容易看到宗教的立体效应；另外一方面，又极容易将宗教绝对化、世俗化、形式化，陷入虚玄和迷信，将宗教与神学混淆起来。这样的理解，极容易使我们在面临宗教时陷入一个大面积的、长久的沼泽。这样的沼泽，使得中国文化一直没有机会和能力产生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本土宗教，即使是面对外来宗教，我们也往往陷入长久的错误当中，陷入形式当中，从而偏离它本来的意旨。
我一直在想，方腊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这个人具有怎样的内心、怎样的性格呢？也可能，方腊是一个殉难者，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悲剧结局，但他所想的，是以自己的生命作为祭品，实施最后的祭奠。毕竟，以宗教的观点看待人生，人生只是一个简短而没有意义的过程。只可惜，我一直无法知晓方腊真正的心声，有关方腊，除了那个名曰正史的《宋史》上有些记载之外，几乎所有的书籍都没有关于方腊的文字，只是后来乱七八糟的话本中，有着风马牛不相及的方腊故事。这样的故事有什么意义呢？既无史实，也无人心。中国的方块字一直是相当势利的，很长岁月里，它总是有意无意地将一些事情忽略，或者武断而粗暴地对待至关重要的细节。这些历史观和方法论的错误，根源在于世界观和文化观的幼稚，或者是本权者的别有用心。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那个揭竿而起的大头领方腊，极可能是一个真正的孤独者。
孤独的意义在于，他是能领会真正教义的，也能领略存在于他身上，也存在于人类自身的痛苦。这样的痛苦对于智者来说，不是一种赎罪，而是一种进化。方腊极可能是有着精神追求的，有着灵魂的痛苦和寻求解脱的强烈欲望，而他排遣痛苦的方式就是以一种轰轰烈烈的方式来毁灭自己的人生。不过方腊的选择方式却进入了一个误区，当他一旦不得已卷入这样的旋涡时，他很快就变得身不由己了。于是他便开始变得孤独、变得暴戾、变得乖张，甚至变得可怕。宗教本身的压力加上权力的压力以及欲望的压力，是极容易摧毁一个人的。
与历史上的同类者相比，方腊的重要意义在于，在他的身上，有着诸多的神秘性和臆想成分，那就是或多或少，或真或假地将宗教的意义纳入了他的反叛。与之前的王小波、李顺等纯粹的农民起义相比较，似乎方腊的口号和行为更具有虚玄性，方腊所提出来的口号或者主张在更多层次上维持着某种神秘性。尽管这样的神秘性不排除欺骗的成分，但最起码，这样的造反要较那种单纯地为生存或权力的目的要曲折得多，也复杂得多。
但我们一直忽略了这样的动机，也忽略了思想在人生中的举足轻重。
当然，从方腊的行为来看，也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这个不善言辞的家伙其实只是一个阴谋家、一个大骗子。他所鼓吹的东西甚至连他自己也不相信。他不真诚，只是想利用这种虚玄的宗教幌子作为一种纲领来凝聚人心，谋取权力和金钱，欺骗那些没有文化、根本没有理解力的最基层的民众。
现在，在徽州，已经很难看到方腊的影子了，很多书籍在谈及徽州时，已有意无意地忽略这个人物。也许，人们很难理解他，或者是不屑理解他。人们总是浓墨重彩于徽州文化与徽商，对这个曾经在历史上激起惊雷而又消失得无影无踪的人物，就那样一笔带过，似乎谁也懒得去发掘这一段烟云。
方腊就这样带着历史和哲学的疑问逝去了。在《宋史》的描述中，方腊的形象是模糊的，我们看不清这个人的真实模样，也摸不清他的思想，更感受不到他的音容笑貌。同样，在那本子虚乌有的《水浒全传》中，我们同样也看不清方腊的真面目，只能从字里行间看到一个阴阳怪气的家伙。方腊就像一片纸剪的假人一样，挂在徽州的竹竿树梢上飘摇，云腾雾绕中，连一个虚幻的影像也没能留下。
让我们换个角度，从江氏的族谱来理清一个徽州的脉络。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更愿把徽州当作一个文化概念来看待。这样，不仅仅古徽州一府六县属于徽州，同样，与它相邻的，在一段时间划入徽州地区的旌德、太平、石台等县也同属徽州，甚至泾县、青阳等县的一些地方也应该属于徽州，因为无论从传统、文化风俗等方面来说，它们之间都有着割舍不了的联系。它们本身就是一体。
20世纪90年代初，我曾在旌德县县志办看过旌德江村的《济阳江氏金鏊派宗谱》，这本厚达数十卷泛黄的谱牒应该说是徽州保存得最完好的一套族谱。这件江氏宗谱由清末翰林江志伊先生于1917年开始，花费了很大的人力、物力组织修订，直至1926年才得以完成，历时近10年。《济阳江氏金鳌派宗谱》分类非常合理，第一册为谱序、蒙规、祖像、先人训言、祭仪、乐章、祖墓图、联名百世图、江村图；第二册为江姓缘起、远祖世系、江国世系、济阳世系、临淄世系、宣城世系、金鳌世系、从厚公世系；第三册至第十八册为世系繁衍详录；第十九册为序记、志传、家传、行状述、墓志表；第二十一册为传像……
这套缜密的《江氏宗谱》曾经在世界范围内得到高度评价。20世纪20年代巴拿马万国谱牒大会上，《江氏宗谱》曾经作为一种中国历史文化现象的代表，和爱新觉罗家谱、曲阜孔姓家谱一道，向会议代表展示。《江氏宗谱》跃上了如此重要位置，一个重要因素系参加会议的中国代表江亢虎博士就是江村人。因为对于家族谱系的熟悉，江亢虎博士可以随时回答各国专家学者提出的问题。当江亢虎博士用流利的英语向与会的各国专家学者介绍着谱牒的作用时，一贯不重视血缘延脉的西方人简直惊呆了，他们没有想到东方文化如此重视血脉，这样严谨的家族脉络，可以说是世界上其他民族都不具备的。从这种严密无比的家族制度中，西方人一下子明白了这个古老民族生生不息的原因。
《江氏宗谱》也道出了江姓的由来和变迁：“吾江氏系出颛帝玄孙伯益子玄仲，受封于江，今信阳东南有安阳故城，即其地也……”在此之后，江氏家族进行了数次迁居，家谱当中都有清晰的记载：江氏始居，起于济阳，又自济阳而临淄，自临淄而河南考城，自考城而汝宁江家宅，自江家宅而处州，而山阴，而宣城，而金鳌里，而歙州，而婺源，而浮梁，而贵溪等处，其居族迁移之不一也。
从《江氏宗谱》的引言可以看出，江氏家族与汪氏以及徽州诸多宗族迁居徽州有很多相似之处，最早都来自中原，是黄河流域的名门望族，后来由于战乱或者其他一些原因，迫不得已举家南迁。翻阅《济阳江氏金鳌派宗谱》，江姓家族的枝枝丫丫可谓一目了然。家族的繁衍就像一棵树一样，树干生枝丫，枝丫又生枝丫，不断地生长壮大，直至长成一株千年古树。
《江氏宗谱》并不是特例，在徽州乃至中国，几乎任何一个姓氏都有这样的家谱，只不过有些家谱相对完整、不露破绽，而有的支离破碎、漏洞百出。相比较而言，徽州重要姓氏的族谱、家谱都比较完整。一个家族的谱牒就像一部厚厚的长篇小说，一些重要的情节和细节，都在厚厚的发黄的册页中表现得清清楚楚、一目了然。
这样的谱牒是明细表，也是功德碑。在谱牒中，记载的不仅仅是脉络，也不仅仅是事件，贯穿于始终的还有臧否。这些臧否带有盖棺论定的意味，它对于整个家族，对于这株大树上的树干、枝叶，也有训警的意义。这种文化和道行的力量一直悄然潜行，既有助于家族的壮大和繁衍，也有效地避免了家族的分裂和瓦解。可以料想的是，假如没有那种来自宗族本身的约束力以及保障力，在它复杂的延续过程中，这个家族必然变得散乱而分裂，像生了锈的铁链一样四分五裂。
太平、泾县、青阳交界的查姓在当年就是一个极具秩序的大家族。
查姓的集聚地叫“查济”。这是一个诞生于隋朝末年的古村落。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中，查济与徽州众多村落一样，坎坷而小心翼翼地向前推进着。到了明朝末年，查济达到了鼎盛时期，整个村落已有数万人，相当于现今一个小型城镇的规模。在人口急剧增长、家族谱系变得复杂错乱的情况下，查济的长老们又一次站出来，他们聚集在总祠当中，开会布置重修家谱，并借此整顿家族的脉系。于是，在溯本求源的基础上，把村里的查姓分为八支，即一甲、二甲、三甲……直至八甲。每甲设置一个祠堂，即一甲祠、二甲祠、三甲祠……每个祠堂设立一个族长，由各甲人员推选而成。族长对全甲人员的教育、伦理、生产、生活之事负责。在此之上又设立一个总族长，对八甲之间的事情进行管理协调。每甲之间也有较分明的位置安排，以村里的三条河流浒水、石水、岭水为界线，分别向纵深处扩散，不可以侵占别人的领地。
这一次家族的盘整，动静很大。也由此为契机，查济进一步明确了村落和家族中的很多乡规民约：村里横直交错的道路有官道和民道，官道由青石板直着一条连着一条，民道则由青石板横排相连而成。平日里若官不在，民可以走官道，若穿着红、蓝、紫袍的官员迎面而来，普通百姓即要回避。村里的布局也得到重申，各个家庭的基础设施，如下水道、救火用的土龙等必须严格配备。每个姓查的官宦告老还乡之前，必须为乡里乡亲做一点善事，诸如办学堂、修庙宇、修道路等。查济还制定了严厉的处罚措施，有栅栏圈就的囚室、水牢等，严酷的族长可以下令处死某个触犯戒律的人……
徽州的村落和家族，总是在一段时间的松动之后，停下来，盘整一下，喘息，然后继续向前。
居于绩溪县龙川的胡氏宗祠是徽州最有名的宗祠之一。这座雄伟的宗祠始建于宋代，明嘉靖年间大修，当时主持修缮的，就是出生龙川的兵部尚书胡宗宪。当胡氏宗祠修建完毕的时候，整个龙川胡姓人氏都感到由衷的自豪。这是一座各方面都趋于完美的祠堂，从地理位置上说，它坐落于离绩溪县城20来里的一片开阔地上，四周山峦起伏，一条清澈的河流从村庄边流过。从结构上说，宗祠分为前后三进，由影壁、平台、门楼、庭院、廊庑、尚堂、厢房、寝室、特祭祠九大部分组成，采用中轴线东西对称布局的建筑手法，结构壮观，气势宏大。内部处理上，也几乎达到了尽善尽美，它的木雕尤为突出，分布在门楼、正厅落地窗门、梁勾梁托和后进窗门上，以龙凤呈祥、历史戏文、山水花鸟、优美境地等为立意构图。花雕采用浮雕、镂空雕和线刻相结合的技艺手法，图案活灵活现、栩栩如生。
不仅仅是胡氏宗祠，在徽州，几乎每一个宗族的祠堂都修建得气势磅礴、精美绝伦——婺源汪口的俞氏宗祠，歙县大阜的潘氏宗祠，岩寺呈坎的罗氏宗祠，屯溪篁墩的程氏祠堂，绩溪华阳的周氏宗祠，黟县南屏的叶氏宗祠……这些祠堂都可以说是农耕社会家族宗法制度的杰作。对于一个家族来说，尊祖是宗法制度的根本原则，祠堂的兴建正是为了尊祖，申述报本反始之心，激发子孙后辈的孝心。祠堂就像农耕社会的血脉图腾，在时间的上空放射出耀眼的光芒；是看得见的圣殿，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
客观地说，在国家管理体系相对松散单薄的背景下，这样的家族制度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这一体系造成的缺陷。可以这样说，封建的国家管理制度与家族管理制度具有异曲同工的意义，它们互为犄角，也互为补充，支撑着那个时代缓慢地、平稳地向前发展。
徽州的历史，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应该是浓烈的家族伦理和制度所控制的历史。虽然它在表面上呈现一片金色的祥和，但在骨子里，它一直是紧张的，在它的内部一直有一种阴郁的控制力，无所不在，又无处不在。尽管徽州家族的宗法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缺乏人道、狭隘的一面，但它对于家族的稳定以及强化凝聚力，的确有不可或缺的作用。曾有人认为，汉民族在经历很多次外族的入侵之后，不仅没有分裂崩溃，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从文化上化解了这种入侵，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拥有严谨而周密的宗法制度。“血总是浓于水的”，上千年所形成的宗法制度，就如同这句古训一样，生生不息，滚滚东流。
宗法制度的精神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又相当于西方的宗教。任何一片从这棵树上生长出的叶子，都会自然而然地意识到自己的根系来源，并由此生发出骨子里的感恩。当一个人走进徽州祠堂，立即会感受到那种四面八方传递来的无形气场，那样的气场给人以震撼，让人感到谦逊而卑微，意识到自己的渺小，也意识到自己的血脉责任。
徽州的地域灵魂，就在这样强大的磁场中软弱而坚强地前行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