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我一直想描绘一下真正的徽州，那个曾经存在于这个世界上，有过辉煌历史，今天却些许沉寂的徽州。历史上的徽州，它曾经孤独地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又孤独地弃我们而去。它就像我们眼前的河流，当我们看到时，它早已不是原先的流水了。世界在任何时候留给我们的，都只是它的背影。没有现实，现实只是过去和未来之间拦腰截断的一瞬间。当然，这样的感觉是哲学意义上的，也是最本质的。徽州的历史，从普通意义上说是公共的历史，是那种写在纸上、口口相传的历史；但就我个人而言，我更愿意把它当作是个人的历史，一种具有私密性的历史，这样的历史才会有血有肉、有滋有味。

关于徽州，我的记忆是大片大片的，就像黄昏时分天西边卷卷的鱼斑云一样。这样大片大片的记忆在经过岁月的搅拌之后又变得残缺不全，像一张破旧的古画一样斑驳破损。我的母亲是歙县人，而我自小在旌德长大，那个时候，旌德还算是徽州地区，所以我熟悉徽州的建筑、民风、方言、人物以及很多蛛丝马迹。我呼吸着徽州的气息长大，徽州的光与影便悄无声息地潜入我的身体，洇开，变成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一个人与一个地方的关系总是让人难以释怀”，这样的说法是指一个地方给予人的，不仅仅是美好、亲切，还会有巨大的悲伤、忧郁、伤感、宿命、抱怨、疏离等等。当一个地方给人以复杂而不可言说的情感时，他才算是真正地与这个地方拥抱并且合而为一。这样的东西，绝不是那种单纯在知识范畴内进进出出所能替代的。

徽州位于安徽省的南部，从历史行政区划上来看，徽州所辖的一府六县相对稳定，它一直领着歙、休宁、黟、祁门、绩溪以及婺源六县。虽然徽州算是一个地理概念，但在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徽州更应该是一种文化概念，这样的文化划分，使得徽州不仅仅包括现在黄山市的一些地方，而且包括皖南，也就是旌德、太平、泾县、青阳、石台等地。在这些地方，我们可以看到文化的同族与同根，看到徽州文化的延伸，看到一片云彩之下一模一样的文化和人。

如果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徽州文化并不算是一种很独立的文化，它应该是中国古代东南文化的一个支脉，只不过是由于地理位置等方面的原因，现在的它保存得比较完整，遗留得整齐一些。徽州文化与附近江浙的很多地方以前是紧密相连的，只不过外面的世界改变太多，而徽州又相对偏僻，所以在更多程度上能够提供一个比较完整的面貌。当年徽州文化很长时间的停滞曾经让徽州“自卑”，而现在相对的完整性又让徽州引以为傲。不过从更广的视角看，还是应该更客观地认识徽州历史和今天的价值，自始至终保持一个清醒的姿态。

从本质上来说，徽州一直建立在一种罕见的自然美与社会美的交汇之上。它在漫长的历史阶段中一直对文明持有一种敏感和积极的态度，如果把徽州已有的历史分为幼年、壮年和老年的话，那么，在徽州的幼年，它一直处于一种纯朴的农耕时期，充分沐浴着自然美的阴晴圆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也尽享生命的真谛。而它的壮年时期，外界开始无形地渗透，一方面，人们的头顶升腾起文化的光芒，另一方面，财富开始进入，人们涌动着对于财富的欲望，也处处留下了财富的痕迹。而它的晚年，当现代化在山外的世界激荡喧嚣的时候，徽州开始破落，破落得像悬挂于天宇上的一弯残月，冷清、孤独，它已发不出光来，只能寂寥地与世界保持着距离，反刍着昔日的时间和荣光。

我一直以为，在研究任何一种地方文化之前，应该具有的是一种客观的参照物，是弄清观察对象在整个世界坐标系上所处的位置。实际上不懂得中国文化，就谈不上对地方文化的理解；不懂得西方文化，就谈不上对中国文化的真正理解；不懂得人类，就谈不上对民族的理解；不懂得宇宙，就谈不上对地球的理解。对一个细小东西的判断，必须先确定它的坐标系，确定它的时间位置和空间位置，明白它的前后左右……因为所有的东西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总是互为犄角，彼此相倚。这样的说法，通俗的解释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从整体意义上来说，人类文化是一棵参天大树，东西方文化分别只是其中的主要枝干，而地方文化只是这棵参天大树上的枝梢。只有对最本质的东西有着清晰的感觉，才能将这种感觉传递到细小的末梢上。

对于徽州文化来说，只有对中国文化整体上有着一种准确的把握，才不容易跌入偏颇、狭隘以及自以为是。徽州的特点是朴素、简单，这样的特点，又是由自得、自享和自闭所造成的。这种朴素、简单、自得、自享和自闭从整体的意义上说，不应该单单指生产力的状态，与之同步的还有人们的认识程度。当徽州在明清时代得益于徽商的发达、资金回流富甲天下时，他们在行为和思想上都坠入了一个巨大的误区。在行为上，他们脱不了“小国寡民”的桎梏，将所有财富都用来精心构筑自己的“桃花源”。在思想上，他们自以为参透了人类的最高智慧，圆觉了所有的人情世故，所以就想着在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完成与山水的共融，从而完成人生的意义。这样的想法，从更高的精神程度上看，未免有点幼稚和天真，有点自欺欺人。撇开生产以及社会进步的狭隘之处不提，单就精神上来说，徽州人与很多地方的中国人一样，由于缺乏宗教精神，所以并没有在精神上完成一次真正的远行，而是在向前走过一段路程之后，便不由自主地画了一个小圆，自以为圆融了——这样的状态，很像是化蝶为蛹的感觉。蝴蝶虽然飞得不高，却以为遍知世界，然后自我成蛹，继而自我幻变。

关于这一点，可以说，任何地域文化都是有缺陷的，中国文化同样也是如此。就徽州文化而言，它自然是离不开中国文化及思想这一块大土壤的，而我认为，中国文化的根本局限和弱点就是缺乏真正的本土宗教精神。这样的宗教精神可以在更广的意义上开掘和维持人类的高贵品质，协调人与宇宙之间的和谐，并可以推动人类灿烂的艺术文化。虽然中国文化在宽泛程度上避免了因宗教愚昧所带来的很多磨难，比如说肉体的摧残、精神的折磨，甚至抛弃此岸世界被淹没的危险，但在思维的周密性、思想的广阔以及心胸和境界上却缺乏拓展。它表现在缺少抽象思辨的深刻力量以及深邃精致，缺少人类创新所应具有的不惑精神和忧郁深沉的超越要求，继而缺乏那种“一览众山小”的悲悯情怀。中国文化中闲散的生产态度和生活方式极容易走向疲惫、慵懒和木然，也很容易造成精神上的贫血和失重，结果很难形成一种坚定的张力……这样的整体缺陷当然是客观的，也决定了徽州文化的局限性，决定了徽州本身的局限——当年在外的徽商纷纷迁移回乡，购田置业，没有扩大再生产，除了当时社会限制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文化在精神上缺乏对财富的足够支撑。如果一个民族在精神上无法支撑财富的重量，那么经济的发展必然会是一句空话。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了。

自得圆满是可以的，但“天人合一”绝不可能。中国文化的很大一个误区就是将这两种在精神上距离相差十万八千里的东西混为一谈，人怎么可以跟“天”相提并论呢！这样的自以为是极容易把人的行为导入一种歧途，那就是精神上的不再拓展。

这样的想法一直是我思索的，也是我想探讨的。现在很多对于徽州的理解似乎有意无意地陷入了一个误区——我们把一些过去的东西想象得过于美好，在肯定它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的同时也高估了它的人文价值。实际上不仅仅是徽州，对于中国文化来说也是这样。如果把徽州文化放在世界文明的大平台上看，就能看出它的很多软肋和弱点：比如它精神高度上的相对低微；它过于强调稳定、和谐以及人际关系而导致的呆滞和刻板；它模糊而直观的把握所缺乏的领悟力；它的中庸心理、不狂暴不玄想所导致的自以为是以及徽州人封闭和内敛所形成的小气和促狭……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就不喜欢住徽州的那种古民居，当时，我的外公、外婆家在歙县斗山街，几乎每年我都要在那里住上很长一段时间。徽州的老房子让我感到压抑，那种刻意的做作和修饰，那种暗藏着的狭隘心理，那种居住在里面的局促和压抑，还有那种在局促和压抑表面之上的华彩和自得……徽州的老房子有太多违背人本的东西，它一点也不阳光、不健康，像一个古怪的老人。当然，用现代文化当中优秀的东西去否定历史上文化当中的劣根性是不太成熟的表现，因为所有的文化都不是完美的，彼此之间甚至是不能完全替代的。但我觉得一种优秀的文化以及一个优秀的民族应该以一种放松的态度来对待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宽容、诚恳、好学，然后自我完善。也正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之下，我觉得对于徽州文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包括我们身边的一切，我们都应该站在更高的角度，去重新审视和认识，因为它们都是人类的文化，是人类进步和升华的阶梯。

徽州越来越热了。沉寂静谧的徽州已成为一块炙手可热的地方，每天，有无数游客以及文人骚客拥向徽州，几乎每一个到过徽州的人都会着迷于当地的颓垣碎瓦、荒草冷月，叹服那里博大精深的文化，向往当地人那种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他们搜寻着古代徽州的古迹，一知半解地诠释着徽州，说着一些陈词滥调。他们哪里懂得徽州呢？他们多浮躁啊！他们的浮躁，还会给徽州带来浮躁。这样的浮躁使得现在的徽州越来越虚假，越来越生涩，甚至越来越虚荣。徽州变得越来越脸谱化，越来越戏剧化，甚至越来越时尚化。在急功近利的解说词中，我们见到了太多的臆想和水分，见到了太多的杜撰和粉饰。真正的徽州正变得模糊，接踵而至的，只是图片徽州、文字徽州以及电视徽州。在浮躁和虚荣中，是见不到真正的徽州的，也见不到真正的徽州精神。徽州正在飞扬的尘土中慢慢变得远去。这样的变化使我每一次到徽州都有一种新的茫然，也由此有一种越来越浓重的陌生感。

2002年底一个最严寒的日子，大雪纷飞，滴水成冰，我从合肥赶到歙县，去给我的外公奔丧。外公去世的时候已89岁了，他曾经是一个徽商，很小的时候，就跟很多徽州男性一样，下新安江到了浙江，先是在兰溪给人打工，后来又到了金华，帮当地人经营布店。那时正是我们家族从峰顶跌到谷底之时。我曾经在我的大舅那里看到过一个厚厚的黄皮账册，上面记载着外公的祖上到浙江湖州开钱庄时的收支，从账本上看，当时汪家在湖州相当兴旺。但汪家后来缘何从峰顶跌入谷底？这对于我们来说始终是一个谜，一直到后来，我算是部分了解了这个谜。外公一直是个不太爱说话的人，对于自己的身世，他似乎知之并不多，也没有多大兴致去谈论这件事。徽州人对于自己的家世，都有点讳莫如深的感觉。到了新中国成立后，因为子女众多、生活艰难，又要求割裂历史，所以对这样的话题就更没兴趣了。就这样，时光荏苒，我们的家族史，便与绝大多数的徽州家族史一样，成为永远的断章。

外公死的那一天天气极冷。在皖南，这样滴水成冰的日子可以说是百年罕遇。母亲说外公是想故意折腾一下我们。这个一辈子谦恭少语、在徽城镇很有名的县政协委员“汪老好”也许对一生的落寞心有不甘，越是心有不甘，就越要折腾一下他最亲密的人，以便让他们留下一个刻骨铭心的记忆。在我的记忆里，外公从不对任何事情表示出过多的兴趣，甚至自己的家务事以及儿女的成长，他也从不过问。他总是埋头喝他的酒，一天两顿。即使是1960年我的父亲和母亲结婚的那一天，40岁出头的外公骑车数十公里赶到现场，他也没有一句勉励的话，只是进了屋，然后像一尊石像一样，坐在那兀自喝他的酒。这样的行为，是由于生理依赖还是精神依赖，我们一直不得而知，也可能二者皆有吧。反正，外公在他半个多世纪的生活中，总是习惯于在一种恍惚中将时光忘却。外公去世那几天，汪姓大族济济一堂。因为是善终，倒没有什么特别哀伤的成分，大家只是在静穆中把一切程序走完。丧事请了县里几位“乡绅”般的人物来主持，他们对徽州民俗非常熟稔。外公在敦实的棺材里躺着，在他的身旁，拥拥挤挤地塞了各种各样的白酒。我们依次排列，每人手里托着一小杯白酒，然后把手指伸进杯中，蘸点酒，洒在外公的嘴唇上。由于紧张，轮到我时，我的手指一下子碰到了外公的嘴唇。外公的嘴唇是那样的冰冷，我心里一惊，那似乎是另外一个世界的感觉。我这才意识到，他真的是属于另外一个世界的人了，连体温都不一样了。这样的老徽州真的走了。

外公的墓地在歙县慈姑边的一座小山坡上。在慈姑一带，似乎这座小山坡最高了，山坡上长满了松树以及杂木。在半山腰，并排躺着的，还有外公几个兄弟的坟墓。离外公墓不远，有块荆棘丛生的隆地，矗了一个石碑，上面镌刻着“汪氏祖墓”几个字。很奇怪的是，在坟墓上还长着一棵粗壮的叫作“百鸟朝凤”的树。我不知道这棵树的真正学名是什么。后来深入地了解了家族史，我才知道自己家族这一脉是作为徽州“土地神”汪华的守墓人而繁衍的，并且一直以慈姑为轴心运转。一千多年来，这个家族一直生活在这个穷僻的地方。想想真是有意思，一个家族，在担当了守墓人之后，就迁徙于此，繁衍于此，终老于此，这需要多大的韧性和忍耐力呀，或者说需要巨大的麻木。这完全是一个徽州版的“千年孤独”！想起来似乎还真是这样，在慈姑这块地方的很多人，在骨子里都带有这样的成分：自尊、无聊、倔强、目光短浅、甘于平庸。他们一辈子的生活太狭窄，也太隐蔽。这样的情况，似乎是带有某种残留的。现在我明白了，这的确是一种守墓人的习性啊，是一种远古的记忆。这种守墓的意识，一开始是某种外部信号，是义务、是责任，而随着时间的延续，慢慢地就变成了一种习惯，变成了一种传统，变成了性格的组成部分，而最终幻变成了潜在的深层意识，变成了一种原始的回忆，变成了血液里的血清或者微量元素。

罗西尼12岁时所创作的《弦乐奏鸣曲集》可以算作是他艺术上的一个高峰，这样的高峰早早地就在他年轻的时候到来了。那种与生俱来的优美来自他对世界的一种准确的通感，源自他对这个世界的一种充满活力的感受和情谊。因为罗西尼拥有的是一颗俊美而优雅的心灵，那种与自然相通的气韵铸就了一个人的精神实质。最初的纯朴和混沌养足了，慢慢地变得博大了，便有东西涓涓地流淌出来，便有一种智慧的光晕和精神上的高度，也有着一种澄明的亲切。然后这种东西便变得圣明而不可颠覆，就如同清晨最初的阳光一样，新鲜而不炽热，有着一种无上的温暖和亲切。

同样，在徽州与我的关系上，似乎也是如此。我是从2000年之后开始关注徽州的，在此之前，我一直有意无意地忽视身边的土地，而将视野投入到远方。直到21世纪来临，我35岁，开始步入中年。我开始了对徽州的回望。在这样的年纪里与徽州相约，可以说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因为只有中年情结，才算是真正的人生滋味。而且那是一种深度的味道，不仅仅是酸甜苦辣麻，而且还是“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我算是真正地体味到了这一点。从绝对意义上来说，也许我现在对徽州的探究和写作，也是一种血液里的宿命，是一种前世的回光返照。我想我与徽州的关系，不仅仅是从文字上去描绘，从颓瓦残石的纹理中去揣摩，从我的眼睛中去观察，我更愿意在冥冥中去倾听，在记忆中去发掘，在内心当中去搜索。因为，在我的内心当中，也是隐藏着这样的集体无意识的，隐藏着这样的“千年琥珀”……写作徽州，写作徽州的历史和现在，包括描绘和记载这个地方的一切，甚至包括我透过徽州这个窗口去观察更广阔的世界，都可以说是我的愿望、我的情结、我今生的宿命。徽州的历史是一条河，我一直试图用我的文章在内部去整理考据学者们从外部所做的事情，那就是在这样的一条河里去游泳，不断地置身于同一条河流，虽然从本质的意义上说，这条河流已不是同一条河了。而这样写作徽州的过程，就是发掘和整理记忆的过程。这样的记忆，不仅仅是我个人的记忆，也是一种整体的记忆。徽州的史志是记忆，居民是记忆，“三雕”是记忆，文书是记忆……还有很多东西，都是记忆。徽州在某种程度上的博大和光荣，它的耻辱和衰落，都是一种记忆，一种刻骨铭心或者说不刻骨铭心的记忆。

我的文章只是徽州的影子，而我一直努力制造这个影子，是因为这个影子相对能代表我灵魂的黑夜，它可以去相对弥合存在于我和徽州之间的距离。我知道，一个人对一个地方的感受，绝不只是单单所呈现出的字面意思，更多的是游走于文字边缘的喟叹，是魂魄在字里行间的舞蹈，是文字中氤氲而起的雾霭。在一个地方生活得久了，地域灵魂就会与人的灵魂合而为一，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万物归一的时候，它们才会悄悄地浮上来，彼此之间对视凝望。

我想以一种较为干净的方式来写徽州，这样的方式不是泛泛的介绍，也不是自以为是的臆断，更不是功利的结论，而是源于一种发现、一种贴近的理解。那种与徽州之间的心有灵犀，以及这种明白中的诚实、客观和宽容，都是我想努力做到的。在很多时候，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懵懵懂懂的孩子，蹒跚在徽州的山水和历史之中，我的眼神闪烁着单纯，也闪烁着智慧，其实单纯和智慧是连在一起的。我看到了青山绿水，看到了坍墙碎瓦，也看到了荒草冷月，更看到了无形的足迹以及徽州的心路历程。任何一种存在，都是有着充足理由的，把它放在因果的光辉之下，或者把它放在真理的普照之下，那种反射出来的光亮，必将绚烂如花。

安静地栖居、聆听并写作，这样的人是有福的。我知道，能与徽州相对，彼此凝视，我是有福的。 AiEm9vJzcSEQvTcmKlJQC+6gj4O6E1oKg2Q/vODx0Pa/uOrIaH4/ymr3aWniNCa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