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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边思索一边沿着新安江行走。一有机会，我就会呆呆地凝视着江面。我想知道新安江深处隐藏的秘密，历史的秘密和时空的秘密。有多少人生从这水中匆匆掠过，又有多少骨骸深埋于水下的泥沙之中。新安江并不是沉默不语的，她似乎一直在叙述，她的叙述，就是水面上细碎的波纹。沿着河流行走，有时候倏然就在心中升腾起沧桑感慨，人生无常，世事无常，它们就像眼前的波光潋滟一样，无法捕捉、无法懂得。
河流是人类文明的摇篮，这已是毋庸置疑的了。列子说：“缘水而居，不耕不稼。”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早期文明与水的关系。虽然水不是人类文化产生的唯一条件，但人类早期以农耕为主的生存方式对于水的依赖是不可替代的。如果将人类早期文明看作是河流带来的话，那么人类文化的发展史，便是一部壮美的“河流文明”的大篇章。河流是人类文明的源头，但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替代河流文化的，必然是那更博大，也更深邃的海洋文化。徽州同样也是如此，新安江曾经给徽州带来了太多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但到了一定阶段，这种给予变得吝啬，变得稀少，徽州文明会因此而饥渴、缓慢，甚至裹足不前。文明也是有层次的，如果不带有立场和偏见的话，各个地域所形成的文明在层次上也是有着区别的。文明的地位和层次取决于它对于世界的定位和认识——定位越准确，认识越透彻、越深入，文明的根基就越牢固，文明的大树也就长得越高。从更高的要求来说，新安江流域所造就的文明如果放在一个更广阔的空间来看，她所蕴含的内在精神还显单薄，她在精神的高度和宽广度上还缺乏很多。也许可以这样说，这样的河流只能算是一条聪明的河流，她还不能算是一条大气磅礴的智慧之河。
屯溪的由来，同样也是因为水，“溪者，水也；屯者，聚也。诸水聚合，谓之屯溪”。另一种说法则是：三国时东吴的孙权曾经在这里屯兵，准备打仗。不管这两种说法是否准确，屯溪位于诸水汇聚之处，地理上得天独厚的优势却是公认的。当年的屯溪山清水秀，江回峰转，十里江面，帆樯林立，桅火与街灯相映成辉。歙人汪道昆曾有诗句“十里樯乌万里竹”，由诗可以推断出屯溪行舟鳞次、商贾纷至的盛况。正因为优越的自然条件，才有了这块“三江交汇处”的后来居上。
那一天晚上，我们住在屯溪。我们是从黟县吃过晚饭后开车赶到屯溪的。迎接我们的，是屯溪的夜色和灯光。我们依然从横江与率水的交叉口经过，依然看到那座古老的屯溪老大桥，以及桥下汤汤的河水。河水勾起了我的记忆，有好几个夏天，我天天都在老大桥的桥洞下面游泳。对于老大桥，我是再熟悉不过了——沿着河边的阶梯往下走，桥边有一个石壁，上面镌刻着节选的朱彝尊的《屯溪桥记》，这篇文章记述了古桥之由来；在水边的台基上，还立有一个碑，上面同样镌刻着1934年郁达夫来屯溪时所写的一首诗：“新安江水碧悠悠，两岸人家散若舟。几夜屯溪桥下梦，断肠春色似扬州。”
在屯溪，横江和率水从遥远的山里款款而来，姐妹般相会了，也拥抱在一起，她们从此不分彼此。先前，当她们在拥抱的时候，两岸是萋萋的青草，草滩上悠闲的水牛反刍着时光；而现在，屯溪已今非昔比，呈现在河流面前的，是漂亮的花山，是一座灯火辉煌的美丽新城市。
从率口而下，一直到歙县浦口，这条河流有了一个新名字，叫渐江。渐江往东南方向流去，一路上桃红柳绿，山温水软。比起率水和横江的清纯，这一段河面变得宽阔了，也丰满了，她长成一个美丽妖娆的女子，楚楚动人。从这里开始，这段叫渐江的河流，顾影自怜，婀娜多姿，款款地向东南方踏歌而去。
徽州人清脆的算盘声响彻在山外的世界里。
带着算盘走四方，这已是徽州人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了。经商理财，当然要会算账，而算账，自然算盘要打得好。程大位就是徽商中算盘打得最好的人。
程大位是渐江边的屯溪前园南村人，在很小的时候，他就已经显出过人智慧。20岁的时候，程大位和村里人一起出门经商。程大位经营的，只是小本生意。在生意上，程大位做得一般，但算账，程大位却是出类拔萃。有时候，同乡们在一起，谈起自己的生意，程大位便喜欢拿出算盘，一五一十地算给老乡们听。程大位在数字上绕来绕去，一下子便把老乡们绕晕了。很快，老乡们都知道程大位是一个算术天才，有什么账目上的难题，便来找程大位帮忙解决。而程大位似乎特别乐意做这样的事，对于此类问题，他总是不厌其烦穷根究底。
大位“走火入魔”了。这个来自徽州的生意人显然走上了“本末倒置”的歧路，他太热衷于计算了，以至于对赚钱倒显得热情不高。程大位无可救药地陷入了计算的游戏当中，有时候会为一些算术问题，废寝忘食。很快，程大位在算术上已经变成“孤独求败”了，江湖上无论什么难题，程大位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出招加以解决。40岁那一年，因为对于算术的热爱，程大位索性将自己的生意盘给了别人，带着几大箱算术书籍，回到了家乡屯溪小镇，专心研究数学。
在邻里友人困惑的眼神中，一晃20年过去了。突然有一天，程大位推出了《算法统宗》。这部书的精华部分，是全面介绍了珠算以及珠算的各种方法和归除口诀。此时，程大位已是一个年过花甲的老人了。程大位在这本书的后记里说：“凡是前人的著作里，没有解决的，我把它解决了；没有提到的，现在我把它补充进去了；太烦琐的，我把它简化了；而过于简单的，现在记得详细了。”程大位在写这段话的时候，心里是平静的，虽然他走的是条孤独小径，与整个徽州甚至整个社会逆向而行，但他毕竟走通了，也走出来了。在他孤独的身影之中，有着一种欣慰，不可抑制地流露出来。
现在，程大位故居坐落在市内前园村，始建于明弘治年间，距今已有400多年历史。这是一座很简陋的民居，屋子只是三开间两进，两层，砖木结构，几乎没有徽州民居固有的“三雕”，能够想象得出来，当年程大位的家境并不算富裕，也难怪，一个整天把心思用在算术上的人，哪里会有精力去挣钱，更谈不上去考科举博取功名了。
生前，程大位是寂寞的，寂寞是因为他的兴趣、爱好和追求无人理解，而死后，程大位同样也很寂寞，在他死后的数百年时间里，一直没有多少人提及程大位这个名字，虽然他的《算法统宗》被收进了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并由日本人毛利于明朝末年译成日文，开日本“和算”之先河。据说，一直到现在，每年的8月8日，日本的一些地方还会举行“算盘节”的游行活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众人抬着一个巨大的算盘，紧跟其后的，就是徽州人程大位的画像。但在中国，那种森严壁垒的官僚体系，又怎么会重视一个小商贩的“旁门左道”呢？程大位被忽略了，也被人淡忘了。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当时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余介石和安徽师范大学教授胡术五在研究程大位珠算著作时，意识到这个人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人物，他们多方求证，直到1966年才找到了程大位的第九代嫡孙程纬丞，从他家珍藏的程氏家谱和故居原始房契的有关资料记载中得到确认。随后余介石教授在日本《珠算界》杂志上发表了《关于〈算法统宗〉作者程大位的生殁年代及其故居》，程大位才算引起珠算界普遍关注。20世纪80年代初，当一帮日本数学权威人士在北京有关方面的陪同下恭恭敬敬地来到屯溪，要对程大位的故居进行朝拜时，中国文化才正眼端详一下这个被遗忘的人物，也开始掂量起他的分量。后来的《中国数学简史》是这样评价程大位和他的著作的：“在中国古代数学的整个发展过程中，《算法统宗》是一部十分重要的著作，从流传的长久、广泛和深入来讲，都是任何其他数学著作不能与之相比的。”
程大位的历史地位终于得到确立了。现在，在程大位的故居边还建有一个算盘博物馆，在馆内，陈列有古今中外各式算盘、程大位著作、程氏宗谱及各种珠算资料、图片等，在众多展品中，最令人瞩目的是形状各异的算盘，大者有81档，1.75米长，小者如戒指算盘，长仅2厘米。在这里，程大位被当作“算盘之神”供奉起来。其实，程大位并不是发明了算盘，他只是对算盘的运算方式进行了改进，也进行了规范。他所做的，看起来似乎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但这样的事情，对于文明的进程，却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一个原先微不足道的徽商一下子变成了名垂青史的人物，这肯定是程大位生前无法预料到的。在生前，程大位感受到太多的失落，这样的失落，只能归结于中国文化本身的缺陷，是我们曾经的主流思想，让程大位这样一个数学天才寂寞了300多年。
离屯溪只有3公里的篁墩古村一直隐藏着徽州的不解之谜。
据说，当年篁墩一带的风水极好——新安江故河道从不远处流过，开阔的江面正对篁墩。这一带是一个很大的浅滩，自然而然，也形成了一个码头和栖息地，上下水的船只一般都要在此停留一下，水边上人来人往络绎不绝。每天晚上，从篁墩这里，总能看到不远处河滩上星星点点的灯光。有一句顺口溜曾形容篁墩的风水：“白天有千人拜揖（纤夫拉纤时的姿势像拜揖），晚上有万盏灯火，脚抵长片园，头枕凤来山，身穿六合水，代代出状元。”清代嘉庆、道光年间，《新安大好山水歌》的作者潘世镛也写有《晚过篁墩》绝句：“水绕山环峙一墩，绿烟夹道近黄昏。停车细访先人宅，犹有千年老树存。”
这个现在看起来并不太大的古村落，在历史上曾跟徽州诸多望族颇有关联，篁墩就像是一个绳结一样，将很多新安氏族系在这里。这当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篁墩当年的繁荣处于南北朝以及隋朝时期，这个时期，恰巧中原居民大批向南迁徙。徽州在历史上有过三次比较大的移民浪潮，最大的一次，就是南北朝时期。徽州望族程、朱、江、胡、吴等姓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北方迁入的。迁徙主要是为了躲避战乱，但南方的富庶、肥沃的土地以及宜人的气候，也是吸引他们迁居的重要原因。当年迁徙徽州的各个望族，在沿着新安江深入屯溪盆地之后，会先到篁墩歇一下脚，盘整一下，然后再到其他地方安居下来。篁墩就像路途之中的凉亭一样，招摇在徽州的风雨之中。
徽州历来就有“徽州八大姓”和“新安十五姓”的说法，所谓八大姓，是指程、汪、吴、黄、胡、王、李、方诸大姓，倘若再加上洪、余、鲍、戴、曹、江和孙诸姓，则称为新安十五姓了。新安各姓中，程氏位列于《新安大族志》之首，“新安程氏，自篁墩始”。根据程氏宗谱的记载，两晋末年永嘉之乱时，程元潭起兵镇守新安，遂为当地太守，也由此，程元潭被后人尊为新安程氏的始祖。程元潭病逝徽州之后，其子孙即以徽州为家。到了200年后的南朝梁武帝末年，侯景起兵叛乱，程元潭的后人程灵洗又从徽州起兵，后来被梁元帝萧绎任命为新安太守，并封“忠壮公”。在此之后，程氏家族一直居住在篁墩，一直到唐末黄巢农民起义时，篁墩为唐朝部将所占领，程氏族人四散逃命。动乱结束之后，一支程姓才摸索地重新回到篁墩，并在这里建立了程氏宗祠。
篁墩的地位重要，还在于这个弹丸小村跟纵横历史上千年的“程朱理学”有着紧密的关系。村里现有一座题为“程朱阙里”牌坊，巍峨壮观。之所以题为“程朱阙里”，那是因为篁墩曾经是程颢、程颐兄弟和朱熹的老家。关于这一点，曾有着详详细细的考察过程，在这里不妨原原本本地追溯一下。
明朝成化年间，程氏后人出了一个著名文学家、大学士程敏政。程敏政曾经写过一本书，叫《新安文献志》。在书中，辑录了不少程姓先贤的资料，算是理清了程颐、程颢的家族脉络——程颐、程颢这一支是从篁墩迁到休宁，再从休宁前往河南中山博野。如果说程敏政的推断只是光凭年谱墓志铭等记述，并没有实证，尚不足以正信的话，那么，稍晚一点，确凿的证据被歙县岩寺的另一进士、做过江南布政使的方宏静找到了。方宏静有一天在豫章郡唐氏家中，无意看到了程颢写的书信，落款处盖有“忠壮公裔”印章。方宏静大喜过望，感叹说：“噫！千载之疑，而一朝决之也。”从印章上看，程颢自己承认是忠壮公程灵洗的后裔。
相比之下，朱熹家族的脉络就要清楚得多。在篁墩村中的富仑山前，有一个朱家巷，那是宋代大理学家朱熹先世的故居所在。朱熹祖上迁至婺源，对这一切，他们都并未忘怀。朱熹本人在《婺源茶院朱氏世谱后序》里曾经开宗明义地说：“熹闻之先君子太史吏部府君曰：‘吾家先世居歙州歙县之黄墩。’”也就是朱熹的父亲亲口告诉他祖居地是在篁墩。根据这本族谱，朱氏的始祖朱师古因躲避黄巢战乱，举家从苏州洗马桥迁徙篁墩（这时已改名为黄墩）。师古的儿子朱瓌奉当时的刺史陶雅之命，率领三千兵马驻守婺源，因守土有功，子孙便在婺源安了家，朱瓌也被尊称为“茶院府君”，也就是婺源朱氏的谱祖。到了朱师古的第九世孙，也就是朱熹的父亲朱松这一代，朱松被派到福建为官，举家迁往福建。朱熹也生在福建。但朱松年轻时曾经在新安郡学——紫阳书院求学，来闽后，一直思念着故乡，并刻有“紫阳书院朱某”的印章一枚。朱熹自小耳濡目染，时刻不忘自己是新安人，也常常以“新安朱熹”自称。
不仅仅是“程朱”，后来的思想家戴震，族谱显示，祖上同样也来自篁墩。这样的“巧合”真有点让人震撼了，一个弹丸之地竟然与中国历史上几个显赫的大思想家有如此紧密的联系，中国的思想文化史，是在篁墩显灵吗？世界上真正的大问题都是那样的鸿蒙难解，篁墩所面临的，同样也是如此。
现在，在篁墩，因为交通相对发达，距城市较近，遗存下来的古迹已经不多了，能供游人访古寻幽的去处，只有蛟台、鼓吹台、洗马池、烨卜桥等传说中程灵洗的遗迹，另外就是朱熹先世故居所在的朱家巷。但篁墩在所有程氏的心目中，占的分量仍很重。几乎所有的程氏家谱中，篁墩都是一个极其关键的词语。据说在日本，也有一部很完整的程氏家谱，上面同样也有着关于篁墩的很多链接。据70岁的当地居民程中敏先生说，仅仅是篁墩这一脉的程氏后来就有108派，分散在徽州及全国各地，每年都要进行祭祀活动，并且确定几个派别，负责从联络到祭祀的全过程。祭祀10年轮流一次，每次祭祀分工都极为细致。程中敏今年70岁，看得出来，这是一个极热心于自己的乡土文化和沿脉的长者。在徽州的任何一个村落，都不乏这样潜心于自己的文化与历史的研究者和捍卫者。从他递给我们的名片上看，他是黄山市程朱理学研究会理事、“程朱阙里”宗亲寻根接待处负责人，也是元潭公六十三世孙。早年做过生意的程中敏在60岁以后，一直从事着村里的文物保护以及有关程氏家族的很多事宜。他和一帮人花钱把村里的很多古物买来，集中在村里的老学校。有很多文物贩子来收购，老程总是一口回绝，从不出卖。显然，程中敏所做的一切都不是商业用途，他自己甚至为此掏出了很大一笔钱。对于每一个来到他家的人，程中敏都显得非常热心，他有一本厚厚的签名册，总是让每一个来过他家的文化人在签名册上留下姓名和联系方式。像徽州很多村落中常见的那种老人一样，程中敏喜欢孜孜不倦地向人们讲述篁墩的旧事，而这样的旧事，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内容。
离篁墩不远的新安江对岸的花山，同样也存有一个巨大的哑谜。
新安江从屯溪一路奔流而来，在这一带打了一个弯，这里江水较浅，流起来环佩叮当，犹如弹琴一般。江的这一边是一望无际的开阔地，极目远眺才能见到隐隐约约的山影；而江的另一边，是连绵的山丘，因一年四季鲜花盛开，所以被人称为花山。
20世纪中期，花山里发生过两件奇怪的事情：一是有位药农上山采药时不慎跌入极其隐秘的洞穴之内，洞深无比，药农好不容易从洞中爬出，惊慌失措，洞口从此也就暴露了；二是当地有位农民不小心把鸭子赶进一个山洞，洞口杂草丛生，野藤交错，人难以进入，可是被赶进洞内的鸭子后来却在花山脚下的新安江里出现了。
从此，附近一带的人都知道看起来不起眼的花山中有谜窟。一直到了20世纪末，花山谜窟的真面目得以暴露。人们发现，花山中竟有三十六窟之多。
花山洞窟开凿于什么年代？是谁发起开凿的？洞中的石料是怎么运出的？运出之后又作为怎样的用途？为什么史志从没有有关记载？如果它不是采石场的话，这样一个庞大的洞穴究竟有何用处？它为什么一直尘封了近千年才浮出水面？——这些疑问，都构成了花山的谜团。对于这些疑问，解释莫衷一是：有皇家陵墓说，有越王勾践秘密备战基地说、贺齐屯兵说、方腊洞说、花石纲说、山丘说、巢居说、盐商仓库说，等等。甚至有人大胆提出天外文明说——毕竟，这个被称为“花山谜窟”的地方正好位于北纬30度的“神秘线”左右，与世界诸多大奇观埃及金字塔、百慕大群岛、黄山等处于同一个纬度。
证论自然容易找到一些佐证，而佐证往往更加神乎其神——据说仅现在的35号窟，所采的石料就可以铺成1米宽的石板路，从黄山一直铺到杭州。并且有人还推测出，这36个洞窟所凿出的石料，徽州根本用不完。
沿着脚下的石板路一直前行，我们来到了2号石窟。洞口在山坳东侧的半山腰，呈虎口张开之势。刚到洞口就感觉到有一股清冷之气扑面而来。这是一个长140多米、总面积达4000多平方米的洞窟，进入洞口不远，便是近千平方米的“厅堂”，空间奇大，沿着石阶往下走，可以看到洞内有数十根留着人工凿痕花纹的石柱错落分布，组成了一个地下长廊。在石壁上，明显有着钢钎开凿的痕迹。显然，这个洞穴是人工开凿的。但这样庞大的石洞，绝非是一朝一代能够完成的，肯定是经过了几个朝代、一段漫长的历史时期不断开凿而成。花山石窟最大的秘密是在于石料的用途。由于风水思想的影响，在徽州，一般的情况下，是不允许开山采石的，那样随意的开采会让人觉得断了龙脉，或者坏了地气什么的。或许正因为如此，徽州选择了花山这个地方，用这样一种集中的方式进行开采。
也许从这样的角度说，花山谜窟并不神秘，相反，它的由来和留存，更值得人们敬佩。
在花山的边上，是被称为渐江的新安江了。渐江的两岸，坦荡着一派田园风光，散散淡淡，但又错落有致。这一带比上游疏朗多了。在这一段，当年的船只来来往往……风不大，船帆懒懒的，且是满员，水面和船沿几乎平了，很有几分惊险。前方又是礁石了，艄公们一齐从船舱里弹了出来，操起长长的竹篙，狠狠地刺向礁石，船静止了一下，速度放慢了，但它巨大的力量，使得竹篙变得弯曲了，像一张弓一样。另一根竹篙也刺上去了，两把弓合成一股力，船终于改向了，几乎是擦着礁头掠了过去。艄公和船上的所有人都长长地吐出一口气，尤其是那些家眷，手心都是湿漉漉的汗。这是下水，是船装满木材、山货、文房四宝驶向山外世界的情景。
上水呢，则是另外一番情景——岸上的纤夫几乎不穿衣服，只是在肚子一块，随意地蒙了一块布。他们永远是一种姿势，身体倾斜，有时候因为用力，他们的膝盖要跪在地上。领头的那个汉子最壮实，那往往是他们的老大。老大用当地土话唱起歌来，七荤八素的，其他纤夫便跟在后面唱，有一句无一句的，但声音却是洪亮无比。逢到特别浅的航道，纤夫便要跳入河中，挖出渠来，然后再一起拉着船只向上走。在船上，有盐有建材，也有黄金珠宝，主人往往是衣锦还乡的徽商了。对于回家的徽商，纤夫们并不羡慕，他们见得多了，也认命了。他们知道，那些钱也是不易得的，是含辛茹苦、委曲求全得来的。
渐江在经历花山这一带后，水势渐趋于缓了，但她的热情还在，在水中飘荡着一个又一个旋涡。这时候，船帆可以张得很满了，可以高瞻阔步，旁若无人。自此以下，江水徜徉而去，犹如闲庭信步般从容。
一走进柘林，脚步便不由自主变得沉重起来。柘林是一个很小的山村，坐落在新安江边，交通极为不便。从雄村开车过来，要绕一个很大的弯，过一座窄桥，然后经过一段坑坑洼洼的黄沙路。到柘林去，是为了看一个名叫汪直的明代徽州人的墓。
经过一番打听，穿过村落，又走过一畦农田，我们终于来到汪直墓前。只见墓上堆满了许多柴火，小山似的将墓遮捂得严严实实。
有一年两个分别来自江苏与浙江的青年教师在游览黄山后，赶到柘林，砸碎了汪直的墓碑，在网络上引起了一片纷争。经历这场风波之后，当地村民明显是想以这样的方式来进行保护，回避争论。这样的方式，他们曾经使用过，那是在“文革”时，他们用黏土，将自己屋舍中精美的木雕砖雕糊得严严实实。正午的汪直墓一带很安静。虽是初春，阳光还是火辣辣的，晒在人身上有点发烫。我们在太阳底下掀开了那些柴火。墓碑上刻的并不是汪直名字，而是“王氏祖墓”，因为明史一直以王直来称谓汪直，所以也就以讹传讹了。墓是20世纪90年代重修的。“王氏祖墓”的墓碑并没有被砸，被砸的只是边上一个据说是汪直后人的日本人立的一个纪事碑，纪事碑也只是被砸了一个角。我们在墓前拍了几张照片，在拍照片的过程中，不时有当地人从不远处伸出个身子，往这边看，但人却没有过来。墓边很静，静得我们都懒得说话了。照完相之后，我们仍将那些柴火移到墓上。或许，这样的历史目前还不太适合暴露在阳光之下，该尘封的还得让它尘封。历史在更多时候上总是迫不得已，它还要继续躲在黑暗中，品尝自己的孤伤。
关于汪直的身世，除《明史》外，徽州很多史书上并没有完整的介绍。只是许承尧主持编纂的《歙县志》上有一段，说他“少任侠，及壮，多智略，善施予，以故人宗信之”。根据有关史料推论，这个自幼生长在柘林的徽州人，从少年时起，就外出经商了，之后，一直活跃在东南沿海一带。到了16世纪初，汪直已经是一个有胆有识的大航海家和大贸易家了。嘉靖十九年（1540年），汪直趁海禁松弛之际，与徐惟学、叶宗满等徽商远赴广东沿海打造巨船，满载明王朝严禁出海之硝磺、丝绵等，驶抵日本、暹罗等国进行贸易，仅仅五六年间，汪直即获得了暴利，成为一个海外大富豪。由于汪直在海外贸易中讲信誉，深得各国商人的信任，被称为“五峰船主”。
就在“徽王”汪直如一艘巨轮一样高歌猛进在东南沿海时，形势直转而下，嘉靖后期，由于经济发展与财政税收政策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加上官吏、豪绅的盘剥，江浙一带民不聊生，大批流民前往海外谋生。在这样的背景下，明王朝不仅没调整自己的有关政策，反而武断而粗暴地进行镇压，将出海经商的百姓当作“通番奸民”，进而全面实行海禁。明永乐年后出现的繁荣的海上自由贸易遭到冰冻，其中损失最大的，就是汪直的海上船队。汪直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奋起反抗的。关于汪直与明王朝对抗的直接原因，有一句话可以作为参考。汪直曾与一帮人在一起商议道：“中国法度森严，动辄触禁，孰于海外乎逍遥哉！”
由于汪直拒不执行明朝的海禁政策，仍旧半公开进行着海上贸易，明朝开始派军队对汪直势力进行围剿。汪直也倚仗自己的经济实力，以梁山好汉的方式进行还击。双方之间先是经济的摩擦，而后发展到武力的对抗。自此之后，明王朝与汪直之间进行了长达十几年的战争，刀光剑影，喋血成河。由于寡不敌众，汪直被迫将基地移至日本岛，并在日本领土雇佣一些当地的职业武士和浪人，组织起来进行反抗。这一年是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万历《歙书》上写道：“遂起邪谋，招聚亡命，勾引倭奴，造巨舰，联舫购一百二十步，上可驰马。”这样花钱购买士兵的方式，在商人出身的汪直眼中，他们之间只是一种买卖关系，这些士兵是一种“雇佣兵”性质。从汪直的人马结构来看，主要成员和首领都是徽商，日本人占不到三分之一，所扮演的只是一些冲锋陷阵的喽啰。
但正是汪直人马的不纯净，给明王朝抓到了把柄。明王朝含混地将与汪直之间的争斗上升到“民族战争”的层面。引人注意的是，在这场被称为“民族战争”的对抗中，双方领头的竟是两个徽州人：一方是被称为“倭寇”首领的“徽王”歙县人汪直；而另一方，则是时任浙江巡抚兼七省总督、后来位居兵部尚书的绩溪人胡宗宪。
战争一直如火如荼。一直到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汪直才被胡宗宪以诱降的方式捉住。胡宗宪派人远赴日本汪直的根据地劝降，以皇帝的名义承诺不杀汪直。为了争取明王朝的开释，汪直只带了几个随从来到杭州，准备跟胡宗宪谈判。汪直一到杭州，就被关进了大牢。起初，胡宗宪并不想杀汪直，他只是静观其变，每天，都拿好酒好肉款待汪直。但后来，有人举报胡宗宪，说他勾结同乡汪直阴谋造反。胡宗宪承受不了各方的压力，两年之后，于杭州官港口法场上将汪直处以极刑。
汪直与明王朝的战争结束了。现在看来，这场战争最起码可以定性为闭关锁国的封建国家政权与一群要求发展商品经济的民间资本之间进行的战争。至于战争过程中一些事情的无可控制，只能当作战争本身的灾难。而汪直与胡宗宪，同为徽州人，他们之间并无私仇，他们所代表的是两个集团的利益——胡宗宪所代表的，是停滞而无生气的封建官僚体系；而汪直所代表的，则是新生的带有浓厚商品经济意味的商人阶级的利益。他们的行事和为人，都是由他们的政治和时代背景决定的。
现在，隔着清澈宁静的练江，从柘林可以看见影影绰绰的雄村。怦然心动中，我想的一个问题是，从古到今，徽州地域性格是有很大改变的，而徽州整体地域性格的改变，应该与汪直事件有关——徽州人早期的生命原型，其实并不像后来那样严谨、慎微、实利，它有着粗犷而强悍的品质、不甘寂寞的开拓欲望。这样的性格，在汪直事件之后，在程朱理学的荫翳之下，棱角被慢慢磨平，变成与江水中的卵石一样圆滑。在这样缓慢消解的过程中，肯定会有一些少有人知的秘密角落，有一堆无法追究的耻辱和悔恨，有沉埋的隐忍和遗嘱……这样的隐秘，就埋藏在柘林，埋在“王氏祖墓”、埋藏在青山绿水之中。
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侨寓扬州的徽州盐商程庭回歙县岑山渡省亲，他是第一次回到渐江江畔自己的老家，这次省亲，给他的印象太深。程庭虽是一个商人，但写得一手好文章，在他随后所著的《春帆纪程》当中，程庭记下了所看到的新安江两岸的美景：
徽俗士夫巨室多处于乡，每一村落，聚族而居，不杂他姓。其间社则有屋，宗则有祠……乡村如星列棋布，凡五里、十里，遥望粉墙矗矗，鸳瓦鳞鳞，棹楔峥嵘，鸱吻耸拔，宛如城郭，殊足观也。
岑山渡附近的雄村，就是程庭笔下典型的徽州村庄。在村口，有一座雄伟的大牌坊。村落不大，目前尚不到2000人。但这个小村风景优美异常，位于两条龙脉交汇的开阔地上，清澈的渐江从它的旁边流过。在江边，有一片茂密的桃林格外引人注目，虽说现在不是桃花盛开的日子，但完全可以想象它在春天时的姹紫嫣红。这一块风水宝地在长达上千年的历史中一直人才辈出，确实“所在为雄”。有一位叫作曹元宇的雄村游子曾作了一首《题雄村图》，对故园作了颇为自得的描述：
练江蜿蜒村前绕，
上接岑山下义城。
竹为饰山疏更密，
云因护阁散还生。
……
诗中的“竹为饰山”指的就是村中的竹山书院。因为竹山书院是雄村最有名的建筑，也成了雄村的象征。当我们走进竹山书院时，我大吃一惊，没想到这座相当有名的书院竟如此破败，霉苔荒草，野墙断垣，只有园子里的很多株桂花树在落寞地疯长，阴阴的，带有野气。乡政府的人介绍说，原先竹山书院系协议承包给别人搞旅游开发的，但对方一直没有真正投入，乡政府又不便再介入，所以目前就成了这样的局面。
这样的场景不免让人心事重重。在破败的书院里徜徉，揣摩石碑上斑驳的文字，想象清晨来临，柔和的亮光开始映在古旧的瓦檐上时，书院里便会有琅琅的书声泛起，掺杂在练江的雾霭之中，单纯、清脆、缥缈。那该是怎样的一幅情景呢？
书院是一种气象，也是一种气场。竹山书院是一座二进三楹的学舍建筑，正壁悬有蓝底金字板联一副：“竹解心虚，学然后知不足；山由篑进，为则必要其成。”这副对联既解释了竹山书院名称的由来，也寓意着对治学和处事的态度。“竹解心虚”暗喻这个书院曾经出过清朝时的大人物曹文埴，曹文埴的字就叫“竹虚”；而“篑”则是盛土的竹器，“山由篑进”指的是由一点点的泥土堆积而成。这样的比喻，跟荀子《劝学》一样，阐述的都是一种学习的道理，也是一种做人、做事的道理。
竹山书院的建造同样源于徽商。寓居扬州的两淮八大盐商之一的曹堇饴称富宇内，曾奉命接驾第二次南巡扬州的康熙皇帝，达到了一生荣光的巅峰。曹堇饴读书不多，但向往晨钟暮鼓的读书生涯，向往着“学而优则仕”。而于商，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自卑和无奈。在曹堇饴辗转病榻、弥留人间之际，他再三地嘱咐两个儿子曹景廷、曹景宸：“当在雄溪之畔建文昌阁、修书院。”
18世纪中叶，乾隆年间一个春天的上午，阳光明媚，由曹景廷、曹景宸兄弟捐资建造的竹山书院终于矗立在雄村村口。这一天可以说是雄村人的节日，八乡四邻的人都来了。尔后，这幢清丽幽雅的书院便成了曹姓子弟叩击仕途的演练场。
从雄村走出的名宦当首推曹文埴、曹振镛父子尚书。曹文埴25岁考中传胪（即第四名进士，居状元、榜眼、探花之后）。在内廷为官多年，官至户部尚书。清代，编纂《四库全书》时，乾隆皇帝任命他为总纂官之一。他偏房所生的儿子曹振镛，更是直接在竹山书院就读，刚成年就考中进士。关于曹振镛的苦读，雄村至今还流传着一个故事：曹振镛在竹山书院就读时，顽劣异常，不肯用功，其姐十分着急，规劝他：“你不读书，将来如何登堂入室，承继父业？”曹振镛夸下海口：“他日我定为官，且胜吾父。”姐姐激他：“你若为官，我当出家千里之外为尼。”曹振镛从此潜心攻读，后一举中榜，并官至军机大臣，权倾朝野。其姐为不食言，坚持要出家，曹振镛苦劝无效，又怕姐姐在千里之外孤苦伶仃，只得借当地俚语“隔河千里远”之意，在雄溪对岸建了一座慈光庵供其姐修行。
现在，与竹山书院隔着河流的对岸的山上，一抹绿树修竹之中，坐落着寂静的慈光庵。当年，曹振镛的姐姐就一直在这座尼姑庵里出家至死。这样的故事又能说明什么呢？说明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牺牲？说明为一种价值观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竹山书院庭院深深，廊庑曲折。在徽州的书院里，似乎都有着这样的布局，这样的布局是学海无涯的象征。穿过回廊，就是后院的清旷轩了，这是一个院落，族人曾立下规矩，凡曹氏子弟中举的可以在院内种植桂花一株，以示嘉勉。故而书院的清旷轩，又有“桂花厅”的别称。因为这样的勉励，雄村的子弟自然格外勤勉，仅清朝年间，光进士，就中了23个之多。可以想象的是，当时的书院院落里，长满了各种各样的金桂银桂，即使是现在，园内还留有数十株桂花树，平日里郁郁葱葱，而到初秋之时，满庭桂花，香飘数十里。整个雄村更是笼罩在香馥浓郁的气息之中，那种书院的芬芳无处不在。嗅香思源，这香气，无形中也成了激发子弟的一种动力。
值得一提的是雄村竹山书院培养出来的曹文埴，他是徽州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曹文埴一直以做事干练、能力强著称。他在清朝服役了数十年，而他居高位，也给当时的徽商以及徽州人以极大的便利。或许是久居朝廷厌倦了站班叩头繁文缛节的生活，或许是敏锐地嗅出朝廷对于和珅的警觉，曹文埴选择了在山雨欲来之前独自离开。52岁那年，曹文埴向乾隆提出了告老还乡的申请，理由是老母年岁已高，在徽州家乡没人照料。乾隆很快批准了。曹文埴摘去了顶戴花翎，沿着大运河先到了扬州，然后又打点行李回到徽州雄村。曹文埴回到徽州时，正是初夏季节，雄村就像是一幅展开的美丽山水图：清澈的练江缓缓流过，两岸树荫掩映，倒影婆娑，水面上不时掠过一叶扁舟，载着捕食的鸬鹚，宁静而悠闲；放眼望去，雄村的边上有一片茂密的桃树林，风姿绰约，虽说现在不是桃花盛开的日子，但完全可以想象它在春天时的姹紫嫣红。还是家乡好啊！人说桃李遍天下，拥有竹山书院的雄村不正是这一片桃李之地吗？
在雄村休息了一段时间之后，曹文埴开始奔波于徽州各地。他所做的一件大事仍是跟教育有关——那就是全力复建“古紫阳书院”。可以想象，当时年过花甲的曹文埴在做这件事时，付出了多少心血：争取官府的支持，征集富贾的捐助，商议书院的设计……在他的主持下，“古紫阳书院”在几年后终于落成。曹文埴亲自题名“古紫阳书院”，并且亲自撰写了两篇关于“古紫阳书院”的文章：《古紫阳书院记》和《古紫阳书院续记》。而当这一切完成之后，曹文埴也似乎觉得自己的人生圆觉圆满了，不久，曹文埴欣然告别人世。
曹文埴不愧为一个徽州“精英”啊！他有着读书人的追求，也有着商人的精明。就做官做人来说，他比胡宗宪要聪明得多，也圆滑得多。他在朝廷做着大官，也做着大事；他的儿子曹振镛也子承父业，继续在朝廷做大官；而他的兄弟在扬州做着大生意。这样一来，曹家父子名誉地位赚钱都不误，还深得皇帝的宠信。当年乾隆皇帝六下江南，有好几次，都是曹文埴出面在扬州承办一些差务。而当曹文埴在朝廷当了几十年命官之后，眼见风云变幻之时，曹文埴“见好就收”，主动提出告老还乡。这样的“世事洞明”，那些毕生专注于“大学”的鸿儒哪能达到呢？这样的“葵花宝典”，非得是自小有着科举“童子功”，深得中国文化三昧之人才可以练就的。
当年曹文埴归隐雄村之后，还曾在雄村建造了一座漂亮的私家园林，题为“非园”。“非园”完全可以跟扬州园林相媲美，有着“欲榜斋”“得此山房”“排青榭”“听雨窗”“广寒蹬”“春风领袖亭”“学圃”“旷如亭”“玉照轩”“证一亭”“蹑云蹬”“水香亭”十二景。从京都回乡之后，曹文埴特意从扬州带回来一拨戏班，没事就在“非园”里唱戏排练。江南才子袁枚有一次去黄山游玩，从山上下来之后，曹文埴把袁枚请到雄村，在自己的“非园”里接见了他，并让家中的戏班为袁枚演出了新排练的剧目《闹天宫》。袁枚在“非园”里一直住了将近半个月，乐不思蜀。后来袁枚回到南京，也根据“非园”的样子建了一个“随园”，但“随园”终没有“非园”那样巧夺天工，袁枚哪有曹文埴那样的财力呢？只可惜的是，“非园”毁于后来太平天国的兵燹，富庶的曹氏庄园在那样的情况下，自然是觊觎的目标。抢劫一空之后，都会放出一把火来，大火会掩盖罪恶，而那些巧夺天工的胜景，也随同罪恶一道销声匿迹了。现在，昔日的竹山书院静静地安卧在练江边上，从外部看，风光旖旎，一派安宁；但在内部，已很难呈现当年的荣光和典雅了，剩下的，只是一个空巢，霉苔荒草，野墙断垣，只有园子里粗大的桂花树在葳蕤疯长，阴阴的，带有落寞的野气。
从雄村这边看对岸不远处的义城，但见烟树葱茏，掩映着栉比而立的黛瓦粉墙。义城的出名，是因为那个在《资本论》当中被提及的王茂荫。
我们费了好大气力，才找到了王茂荫的故居。王茂荫的故居躲在一条窄窄的老巷子里，没有标志，就像藏在书中一段不引人注目的文字。这幢屋子本身也很普通，没有雕梁画栋，甚至连精美的木雕都没有，并且已经相当破败了。在徽州，王茂荫是有后人的，以前都住在这个老屋里，只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他们才将这间破旧的老屋卖给他人。现在，王家房屋正厅已经倒塌，剩下的只是一左一右两个旁厅，同样破败不堪，似乎一声咳嗽就会让这样的老房子倒塌似的。这样骨架松散的老屋，在徽州的乡野随处可见。我们进了老屋，但见厅堂上悬有“敦仁堂”三字匾，此匾为晚清重臣李鸿章题写。客厅正壁上挂着王茂荫的遗像。在堂前，一个老人躺在躺椅上，当我们问起有关王茂荫的事情时，老人爬了起来，从抽屉里翻了本杂志给我们，那是当地一本社科内部刊物，在刊物上，就有一篇文章，写到了王茂荫的一些事。
王茂荫并不出生在义城，但他却死在这间屋子里。清同治初年，王茂荫在歙县杞梓里的家被太平军焚为灰烬。第二年，刚刚调任吏部右侍郎的王茂荫千里迢迢赶回故里为继母奔丧，面对满目疮痍的故园，王茂荫悲恸欲绝。在草草安葬继母之后，王茂荫举家迁往新安江畔的义城村。现在的这两间屋子，正是王茂荫此次回徽州为他的家人购买的。当68岁的王茂荫安顿好这一切后，自己也抵挡不住病魔的袭击，不久，王茂荫病逝于义城村。
王茂荫1798年出身于歙县城杞梓里村一个徽商家庭。少年入私塾，曾就读于歙县城紫阳书院。在科举中了举人进士之后，一直在户部任职，直到50岁以后才擢升为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成为清廷主管财政货币事务的官员之一。王茂荫任京官前后达30年，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不携眷属随任，一人独居京都的歙县会馆，以两袖清风，直言敢谏闻名。这一点，可以从王茂荫所买的这几间屋子可以看出，在当时，这几间屋子只能算是小康人家。
王茂荫的出名是因为《资本论》。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第三章的一个附注中，马克思提到了王茂荫的名字——“清朝的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向天子上了一个奏折，主张暗将宝票宝钞改为兑现的钞票。在1854年4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他受到了严厉申饬。他是否因此受到笞刑，不得而知。审议报告最后说：‘臣等详阅所奏……所论专利商而不便于国。’”
关于这次著名的上书，还得原原本本从头说起——咸丰元年（1851年）九月，太平天国起事，清政府的财政、货币危机进一步加剧。由于从云南到京城的交通受阻，从云南铜矿运至京城的青铜跟不上，由于原料的缺乏，朝廷无法铸成铜钱，一时形成了货币运行的紧张。在当时的情形下，只有两种解决办法：一种是铸大钱，减少货币的流通量；二是发行纸币，以纸币来代替铜钱。这时，王茂荫在陕西道监察御史任内给咸丰上了《条议钞法折》，正式提出了改革币制、缓和危机的主张：旗帜鲜明地反对铸大钱，主张有限制地发行可兑换的纸币。与当朝很多科举官吏不一样，对于国家经济，王茂荫是有理解的，在那一次奏折中，王茂荫阐述了发行纸币的重要性，也强调了发行纸币的注意事项。王茂荫阐述道，发行纸币有两种可能的出发点：一种是从财政需要出发，滥发纸币，掠夺民间财富，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另一种则是从经济角度出发，以发行纸币来改善货币流通的状况，便利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王茂荫企图把这两种出发点结合起来，他为自己发钞主张提出的原则是：既要“有利于国”，又要“无累于民”。从“有利于国”出发，他企图用发行纸币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缓和财政危机。王茂荫反对铸大钱，因为铸大钱同样可以造成流通的不便，并可能造成通货膨胀。
与此同时，王茂荫还强调在行钞中一定要防止通货膨胀，建议发行的丝织钞币可由银号出资代行政府兑现责任，这样就可以防止通货膨胀。
但咸丰显然没有理解王茂荫的全部思路，他只是一厢情愿地听从了发纸币，忽略了王茂荫关于防止通货膨胀的建议。咸丰的出发点一开始就是错误的，他根本不想从国库里拿出钱来承担这个风险，而是想借机从发行钱币中悄无声息地从民间捞上一把。不过从那一次当中，咸丰记住了王茂荫的名字，他还特意打听了一下王茂荫的出身，当咸丰得知王茂荫是徽商的后裔时，不由得点点头，毕竟是经商世家啊，对经济的运作还是相当熟稔的，这样有想法有才干的人还是可用的。
咸丰三年（1853年），清政府发行了不兑现的“户部官票”，同年底发行了不兑现的“大清宝钞”和各类大钱。由于在这样的过程中清政府完全没有听从王茂荫要求的注意事项，纸币发行之后，造成了大面积的通货膨胀，当时北京城的物价飞涨，民怨鼎沸，有人甚至闹起事来。目睹这种局面，王茂荫焦虑不安，咸丰四年（1854年）春天，王茂荫只好再次上书。
这篇名为《再议钞法折》的奏折不同凡响，这是王茂荫针对通货膨胀向咸丰皇帝所呈交的关于改革币制、缓和危机的第二方案。情况紧急，这个方案集中到一点，就是力主朝廷承担起责任，将不兑现的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继续反对铸造当百当千的大钱。很明显，王茂荫是试图用兑现的办法来刹住继续增发不兑现纸币的势头，制止通货膨胀，以挽回纸币的信用。
也就是这样的事情，竟然被地球那边的一个伟人知道了。如果没有马克思，真不知道这个叫作王茂荫的徽州人，会不会青史留名？
马克思博士在那段时间对于中国的事情一直非常关注。在王茂荫上书之前，马克思已经知晓了太平天国运动。当咸丰三年太平天国林凤祥和李开芳带领北伐军从扬州出发，一路北上所向披靡并直抵天津郊外的时候，正在伦敦大英博物馆里埋头读书的马克思当时就写道：
最近东方邮电告诉我们：中国皇帝因预料到北京快要失陷，已经诏谕各省巡抚将皇帝的收入送到其老祖宗的封地和现在的行宫所在地热河，该地距万里长城东北约80英里。
很明显，马克思是从英国当地的报纸上得知这一消息的。但英国报纸显然将太平天国北伐军的形势乐观化了。咸丰并没有像马克思所预料的那样收拾财富逃到热河，而是派出僧格林沁的部队将这个单骑突进的北伐军歼灭。随后，形势逐渐趋于稳定，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王茂荫向咸丰上书一封。
马克思之所以知道并在《资本论》中提及这件事，按照一般的说法，是因为这件事曾被当时驻北京的帝俄使节写进了《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的著述》一书中。1858年该书又被德国人卡·阿伯尔和弗·阿·梅克伦堡译成德文版发行，而后来，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过程中看到了这本书。但根据上述的情况来看，由于马克思一直对当时中国的形势极为关心，于是他很可能在当时的英国报纸上对此事就有一个大概的了解，而在几年之后，由于他对这一段历史的关心，使得他对这一段历史有了新的重温和研究。显然，马克思对王茂荫的货币观点是赞同的，他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就这样说过：“如果纸币以金银命名，这就说明它应该能换成它所代表的金银的数量，不管它在法律上是否可以兑现。一旦纸币不再是这样，它就会贬值。”他甚至说：“只要纸币以某种金属（一般是一种）本位命名，纸币的兑现就成为经济规律。”
王茂荫是倔强的。这从他数次大胆上书阐述同一个主张就可以看出。这也是徽州人的普遍性格，也是一种入仕的理想和追求，“不求富贵终生，但求兼济天下”，当初王茂荫中了进士，离开歙县上京城去户部就职的时候，家乡人对于他是寄予很大希望的。70多岁的老祖母当时就拉着王茂荫的手说：“孙儿啊，我们不指望你发家致富，我们只想你能为朝廷多分点忧，为老百姓多分点忧，做一个好官就行了。”当王茂荫拿着咸丰驳回来的奏折时，他只有一声长叹。毕竟，这是皇帝的家天下啊，想为老百姓做点事，该是难乎其难的吧！
一个平庸的时代是做不成什么大事的，而英才的可惜就在于他偏偏处于一个平庸的时代。面对这样的情景，倔强的王茂荫只有仰天长叹。但王茂荫仍是幸运的，幸运的他走进了一本不朽的恢宏巨著。这样的结局，对于王茂荫来说，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吧。
渐江到了浦口，江面变得更加宽阔了。渐江从西北顺流而下，练江则从北面迤逦而来。她们就在这个地方融合了，平平静静，一点波澜都未起。沿江两岸，是肥沃的田畦，黄灿灿的油菜花像长疯了似的。金光四溢的反差下，浅绿色的新安江倒显得有点忧郁了。那些深藏在河水中的忧郁是一般人很难察觉的。实际上不止新安江，任何一条河流，在本质上都是忧郁的。因为河流承担的东西太多，隐藏的也太多。一个东西，如果承担太多、隐藏太多，那它必定不堪重负，心事重重。这一点就像时间，这一条无形且无限的河流也是忧郁的，虽然它看起来那样理智而无情，但在骨子里，它充满了慈悲心，忧郁而悲悯。时间一直看着人们无助，也瞅着人们自以为是、妄自尊大。它总是善意地提醒，但很少有人觉察到。一直到时间放下面孔，冷若冰霜地穿过生命时，人们才恍过神来——这些鼠目寸光的人啊！
浦口曾经是热闹的。在历史上，这里也曾是一个重要的码头。当年，从休宁、黟县、屯溪方向的商贩们沿渐江而下，与从练江方向来的绩溪、歙县等地的商贩在这里会合，然后，他们结伴而行，小船换成了大船，顺着江水继续东行。同样，沿着新安江逆流而上的船只在这里换成小船，分道而行，各回自己的家园。
下新安，一般都是在黎明或者傍晚，小舟缓缓地撑离码头，天际一弯不甚明澈的月亮，除了橹声，几乎就没有其他声音，偶尔有小鸟飞来驻足船头兀自啾鸣。船尾摇橹的艄公往往蓑衣竹笠，消消停停，有一搭无一搭地跟船舱里的旅人说着话。船舱里的人哪有心思回答啊！此时此刻，即将离家远行的游子们早已失魂落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