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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赛金花
世事如棋，天道轮回，转来转去总是转不出这样的思维方式。那种文化的阴翳，以及民间的浅薄、人心的苔藓也在这样的过程中毕现。明白了这样的历史渊薮，也就明白了赛金花的“横空出世”以及她后来的香火不绝，似乎是一件最自然不过的事了。
到黟县，一心想看的，是那个红红火火的“赛金花故居”。
早就听说黟县在大兴土木修建赛金花的故居了，几次到宏村，半路都经过那个矗立着“赛金花故里”的路牌，却一直失之交臂。所以这次到徽州，当朋友问我有什么打算时，我立刻就说，去赛金花的故居看一看吧。
于是就去了。由县城出发，不一会就到了一个类似于江南园林的建筑。一进门，即见假山曲径，并以长廊相接。园林内古木新枝，翠竹摇影于其间，藤蔓垂挂于其上，满园子相映成趣。虽然屋舍的一切都是仿古的，解说词也尽量往赛金花的家世上靠，但还是能看出这座屋子的绝大部分物件都是后来制作的。当然，这个“假古董”的确做得不错，不是内行人，还真分不出个究竟来。有人介绍说，这座园林是一外地老板所建，他曾在黟县县城搞房地产开发，赚了钱之后，便兴建了这样一座徽式庄园。
赛金花故居取名为“归园”，导游解释说，赛金花一直向往回到黟县的家乡，所以有此一说。我漫不经心地听着导游的解说。现实给我们的历史总是别有用心、太多功利。商业像个巨大的魔兽，它不仅仅在现实中一路高歌，而且正慢慢地渗入历史，以它的方式吞噬着时光的阴影，混淆着视听。虽然归园悬挂着很多赛金花的照片，也配备许多言之凿凿的说明，但这个平民女子的真面目还是浑然难现。一个小女子真的有那样“惊天动地”吗？我深表怀疑。要是赛金花有朝一日来到这堂皇气派的“归园”，看到这里的说明和评价，或许连自己都羞赧得不敢认了。
从照片上看，赛金花一点也不具巾帼气，只是一个温婉的小女子。按现今的审美标准来看，她根本算不上天姿国色，只算是小家碧玉型，秀气而乖巧，有点楚楚可怜罢了，而晚年的赛金花就显得更为寻常了，不仅没有高贵的风韵，甚至连风尘气也消失殆尽，只像是一个最普通的市井妇女，眉宇之间满是紧张和烦躁，甚至带有暴戾之气。但就是如此一个女子，竟然在百年历史幽暗的山谷中，激起一片喧哗和骚动，以至于现在还有不绝于耳的回声。
赛金花的身世，归园上是这样写的：郑彩云，艺名赛金花，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10月9日生于安徽黟县二都上轴，父名郑八哥，祖父在苏州经营当铺。
12岁时，由于母亲病故，遂随父到苏州。后经熟人引见，最初化名“傅彩云”，成为花船上陪客调笑不陪宿的“青倌人”。光绪十三年(1887年），适逢前科状元洪钧回乡守孝，对彩云一见倾心，遂纳为妾，洪时年48岁，傅彩云年仅15岁。不久，洪钧奉旨为驻俄、德、奥、荷四国公使，其原配夫人畏惧华洋异俗，遂借诰命服饰给彩云，命她陪同洪钧出洋。19世纪90年代初，同洪钧归国，不久洪病死。1894年，傅彩云在送洪氏棺柩南返苏州途中，潜逃至上海为妓，改名曹梦兰。后至天津，改名赛金花。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时，居北京石头胡同为妓，曾与部分德国军官有过接触，也曾改换男装到皇家园林西苑（今中南海）游玩。1903年在北京因虐待幼妓致死而入狱，解押苏州，后出狱再至上海。晚年生活穷困潦倒，1936年病死于北京。
这样的编年史显然是后人整理的。最初，有谁知道赛金花这个人呢？而赛金花的传奇般露脸，竟然是在一系列的小说中。清末曾朴的市井小说《孽海花》中首先出现了赛金花这个人物，不过在书中叫傅彩云。在小说中，曾朴对彩云颇多美化，在赴德就任“公使夫人”期间，彩云不但很快学会了欧语，其美貌和聪明也引起了普遍轰动。《孽海花》上说，甚至德国皇后也与她合影留念。当然，这样的市井小说忘不了男欢女爱，狎妓嫖娼。《孽海花》也写了赛金花与一个德国青年军官瓦德西在柏林邂逅的情事。
《孽海花》是典型的“谴责小说”。国破山河在，稍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便会由恨生怨，由怨又生出很多不恭来，于是想着通过小说来说怪话、发牢骚，含沙射影，尽讽刺之能事。小说首要的攻击目标自然是那些身居高位的国家栋梁。那些“栋梁”表面上“高雅斯文”，但其实谁又把国家当个事呢！在书中，那些庙堂之人表面上冠冕堂皇，背地里却整日考据版本，赏鉴古玩，饮酒狎妓。傅彩云的相对美好，正是为了反衬中国男儿的低下和丑陋。
紧接着，赛金花又出现在《孽海花续》当中。《续》是“燕谷老人”张鸿所写。这部小说又提到赛金花，说赛金花在送灵回南的途中潜逃到上海，重操旧业当了妓女，挂牌接客，名声大噪。
小说《孽海花》以及《孽海花续》都没有涉及赛金花在庚子事变中的“义举”。也可能当时的曾朴与张鸿尚没有听说民间的传闻；或者是，当时的民间还没有这样的议论。也不知是从什么时候起，北京城关于赛金花的传说不胫而走，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后，赛金花因为通晓欧语，得到了西人的宠幸，而她在西洋时就与联军总司令瓦德西相识。此次异国重逢，旧情复发，于是赛金花也就凭借这一层特殊关系，力劝瓦德西少扰百姓。拜倒在她石榴裙下的瓦德西自然满口应允，这也就有了联军进京三日抢掠后的平静，而“辛丑和议”之成，同样也得益于赛金花的幕后周旋。
这样的传说无疑在某种程度上有着“振奋人心”的意味。一个中国最底层的小女子，就那样轻巧地摆平了虎狼之师的总司令，当然值得大快人心。但传说究竟来源于何处？最初是出自赛金花的口述，还是雾成于其他通道？现在看来，这已是百年悬案了。但以讹传讹之后，街头巷陌一下子议论纷纷，民众不仅愿意相信这样的传闻，更愿意沸沸扬扬地推波助澜。传说像流感一样迅速蔓延，而微妙的大众心理无疑加快了传播的速度。
到了另一本清末小说《九尾龟》，传说一下子变成白纸黑字，并且写得活灵活现，甚至都有“文革”时“高大全”的影子了。赛金花到紫禁城与瓦德西叙旧，看到国人眼中神圣的皇家宫苑被联军占领，面目全非，本能的爱国心由此被唤起：“我虽然是个妓女，却究竟是中国人，遇着可以帮助中国的地方，自然要出力相助。”因为华德生(影射瓦德西）请她作翻译文案，赛金花借此劝说华德生不要虐待中国人，释放被押的中国官员。更为人称道的是赛金花使出她的娇媚手段，帮助中国的议和大臣洪中堂（影射李鸿章）说服华德生在和约上签了字。乱世之中，一个风尘女子如此深明大义，救百姓于水火之中，自然赢得一片交口称赞。
到此时为止，赛金花便以一个爱国的“末世名伶”姿态登上了历史舞台。这样招摇生动的故事，真是“天造地设”啊！赛金花可以说是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地点所出现的最适当的人物。有了这么多适时的机缘和心理，就不难明白为什么赛金花会迅速地走红民间，也会迅速地扬名中国大地了。
一个爱国妓女的“大模样”就这样形成了，这似乎是中国版的《羊脂球》，又是一个近代版的《桃花扇》。
但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有关赛金花传说的真实性一直没有得到证实，尤其是正统官方，对于赛金花的所谓贡献只字未提。虽然这当中有这样那样的猜测，民间辨析的声音也逐渐热闹起来。不过，赛金花故事的“讽喻”意味一直让人觉得不太舒服。所以在赛金花因为“虐婢”事件被捕之后，市井中关于赛金花的议论似乎一下子又倒了个个。不过一阵波澜之后，有关赛金花的议论又淡下去了，甚至在很长时间里，坊间与报刊上都没有再出现“赛金花”这个名字。新的市井故事每天都会诞生很多，人们总是习惯于每日“追蜂捕蝶”，慢慢地开始淡忘赛金花了。但没过多久，20世纪30年代初发生的一件事，又使赛金花的故事变得沸沸扬扬。
起因是北大教授刘半农——这个在五四运动时期冲锋陷阵的留洋语言学博士，有一日忽发奇想，突然想去采访一下很多年前“庚子公案”的主人公赛金花。刘博士带着他的学生商鸿逵到北京的老胡同，登门造访赛金花畅谈“天宝遗事”。
这时候的刘半农是什么身份呢？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刘半农已经从北大教授的位置上退下来，和周作人一般，做做打油诗，自号“桐花芝麻室大诗翁”。处于这样状态中的刘半农，想从赛金花这样的老妪身上挖出点东西来，也不算很奇怪的事。
除了刘半农极浓烈的“名士”个性之外，社会环境也是另外一个“孵坊”——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占领东北后又向华北步步进逼，中国民间抗日呼声高涨，中国政府却奉行不抵抗政策。也可能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刘半农想重新以赛金花这个“古董”去刺激一下民众和当局。而这时候的赛金花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变故之后，正蛰居在北京一个旧胡同的四合院里。这些曾经的变故包括：1912年，赛金花回到上海认识了曾任江西省民政厅厅长、参议员的魏斯灵；1918年6月20日，45岁的赛金花与魏在上海结婚，证婚人是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但不久，魏病死，魏家人认为赛金花红颜祸水，对她奚落嘲讽，赛金花只好又去了北京。“美人自古似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虽然赛金花少、中年时并非美貌如仙，但也在中人之上，可到了晚年，生活艰辛，竟然蜕变成一老妪。从赛金花晚年的照片和手书的字迹就可以看出，赛金花的人与字都尽显粗陋，不堪入目。有一个例子似乎能说明赛金花的生活状况甚至品位。赛金花晚年穷困潦倒之际，时任山东省主席的韩复榘很倾慕赛金花大名，特地召见她一次。哪知这一见，让韩复榘大倒胃口。韩复榘寒暄两句后，便给她一些钱挥之令去。但赛金花却受宠若惊，居然请人捉刀写了一首诗表示感激，其中有两句：“多谢山东韩主席，肯持重币赏残花。”其实韩复榘只是给她一张十元的纸币而已。赛金花如此市侩，可见一斑。
也正是此时，刘半农从胡同深处挖掘出了这个“宝贝”，甘愿自己埋单请赛金花翔实述说当年的旧事。刘半农提问，赛金花回答，他的学生商鸿逵在一边记录。在这个过程当中，刘半农也发生了一些意外，1934年刘半农外出考察感染热病突然去世。不久学生商鸿逵将《赛金花本事》整理出版，书的封面竟是赛金花亲自题写。这本书出版之后，赛金花又变得大热起来。胡适在当时惊呼道：“大学教授为妓女写传，这史无前例。”
对于这本书，《赛金花本事》中刘半农的一句话可以彰显他的初衷：“本世纪初，中国出了两个活宝：一个卖国，一个卖身；一个可恨，一个可怜；前者是西太后慈禧，后者就是名妓赛金花。”很明显，刘半农是把这本书当作一个反讽的工具来写作的。
新一轮的“赛金花热”明显带有错综复杂的“集体无意识”。很快，“赛金花热”传播到全国各地。1935年，上海“四十年代”剧社率先上演《赛金花》的话剧，由夏衍编写，王莹饰主角赛金花，夏霞饰女仆顾妈。该剧连演了22场，观众达30000人次，轰动一时。与此同时，在北京，熊佛西也编撰了同为《赛金花》的剧目上演，演出同样火爆。一个妓女的命运和责任一下子引起了国人强大的共鸣。而这些话剧的思想，夏衍的一句话足以说明：“庙堂上的大人物的心灵还不及一个妓女。”于是赛金花自然在这样的哄抬中变得理想化了，精神化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符号化了。
舞台上的赛金花凛然伟岸，真实中的赛金花依旧落寞悲惨。令人奇怪的是，大出风头的赛金花并没有因为自己的风头与名声改变命运，甚至连原先答应给她的稿费都没有收到。她仍旧寡居于北京居仁里16号的平房里，一主二仆，靠借外债度日。此后不久，赛金花又因为拖延房租，被房东告到法庭，法庭限其迁出。因为这样的晚年生活，所以也难怪赛金花晚年的照片中尽显暴戾之气，毕竟，生活的压力是可以让一个人彻底脱胎换骨的。
一冷一热，世态炎凉。这种巨大的反差意味着什么呢？真实是真实，谎言是谎言，符号是符号，似乎人们在潜意识里从来就分得清清楚楚。反差的形成，似乎不是人们无意忘却，而是人们有意地忽略。
一直到1936年12月4日凌晨赛金花于北京胡同她的破屋里去世，人们才幡然想起舞台上光彩夺目的主人翁还残留着一个原型。
当天下午，北京的《大晚报》这样写道：“艳闻洋溢时代角色(眉题）赛金花晨病故(主标）享年六十二岁，症为衰老气喘，身后殓葬费用一切皆无所用。”赛金花逝世时的情景，陈谷的《赛金花故居迁吊记》写得更详细：“时天已甚冷，无法加煤，炉火不温，赛拥败絮，呼冷不已……赛氏将死前一日，不食不言，进以鸦片烟，亦摇首弗欲，后乃示意欲食藕粉，仅哺一勺，而哇出之。后此不发一言，气绝时为子夜，尚能以无光之眼瞪视两仆。”一代“名伶”，就这般凄惨地告别了人世。
各界人物恍过神来的时候，也是他们登台做戏的时候。很快，京城的一批社会名流粉墨登台了，梅兰芳等四大名旦，马连良等四大须生，还有齐白石、徐悲鸿、李苦禅等众多画家，他们有的义卖筹款，有的捐款捐物。斯人已去，其言也善。赛金花的事迹再一次口口相传。
名流和民众提议将赛金花的棺木葬于陶然亭风景区最优美的地方，似乎这样的地方最适合流芳百世。陶然亭的和尚也情愿赠地皮一方，为赛建墓。
赛金花就这样安歇于陶然亭的花团锦簇之中了，在她的周围，一派鸟语花香、姹紫嫣红。据说，齐白石为她题写了墓碑，张大千以她为题作了一幅“彩云图”。更多的名流纷纷为她撰文题词，有的抒“风华之情”，有的抒“政治之情”，有的抒“抱负之情”……赛金花本身一下子变成一个剧场，正剧、喜剧、活报剧，都在这里热热闹闹地上演。值得一提的是1937年北京沦陷之后，汉奸潘毓桂还硬要替赛金花墓树一个碑，在碑上，镌刻着潘自己做的碑文，在文中，潘毓桂以赛金花“媲美于汉之明妃和戎”。这样肉麻的吹捧，想必赛金花地下有知，也会起满身鸡皮疙瘩的。
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赛金花飘然远去很多年后，仍旧是一片花影重重，这样的现象甚至一直持续到现今。在后人为她的树碑立传中，情节也是越来越神秘、越来越离奇。越来越多的人都想蹚“风流的浑水”“涉外的浑水”“爱国的浑水”……
一个赛金花的历史，似乎浓缩着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很多东西。
在写作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翻读了很多有关赛金花的资料，阅读之下不由得大吃一惊。我没有想到有关赛金花的资料是那样繁杂，也是那样的莫衷一是、正反不一。在中国历史上，为一个如此女子引起的争论，也算是绝无仅有了。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一是赛金花在“庚子事件”中是否有着制止联军杀戮的作用？如果有，到底起多大作用？从延续的说法来看，赛金花所做的“善行”，似乎全是民间传说或者由她自述。在曾繁的《赛金花外传》中，赛金花是这样有声有色描绘的：“后来我便借机和瓦德西将军说：“杀死克林德公使的并不是北京的民众，更不是慈禧太后……北京的百姓受义和团的蹂躏，已经民不聊生，今更受联军的肆意残杀，更何以堪，将军还要下令安民，肃整军纪才好。”
瓦德西第二天便下令不准士兵违律妄行，京里的居民，此后才可以不致再遭遇到屠戮之苦。这是联军入京第五日的事，第五日之后，京民便得安宁了。”在赛金花晚年，当她看完陕西易俗社演出的《赛金花》一剧后，似乎自己都感到羞赧了，她这样说：“一、余与德将统帅八国联军之瓦德西，虽有一段情缘，但斯时系在清皇宫之仪銮殿上，爱史为人生秘密中之秘密，闺房中事，岂能为局外人道？该戏关余与瓦德西之钟情，未免描写太过。二、阻止外兵屠杀民众，及劝德公使克林德夫人应允中国议和之事，余不过斯时见外兵屠杀我国人民，一时激于临时情感，随时向瓦一说，并非预有若何救国之成竹在胸，而出于有计划爱国举动也。该戏演来，少失真相，虽十分夸奖我，但于我良心上，诚为不安。”
二是赛金花究竟跟联军统帅瓦德西是否认识？在这一点上，曾朴的《孽海花》是持否定态度的，曾朴说赛的私通对象瓦德西是“一个雄赳赳的日耳曼少年，风采奕奕，一身陆军装束，很是华丽”。这显然不是后来的联军统帅、时年68岁的德军元帅瓦德西。而赛金花自己对此事的说法似乎有点前后不一，在《赛金花本事》中，据赛金花自述，“我同瓦以前可并不认识”。但在曾繁的《赛金花外传》中，赛金花在访谈中又是这样说的：“那年(在德期间）结识了瓦德西将军，他和洪先生是常常来往的。故而我们也很熟识。外界传说我在八国联军入京时才识瓦德西，那是不对的。”
三是赛金花与瓦德西究竟有没有肉体关系？这一点也很关键。在《赛金花本事》中，赛金花专门为此事进行了辩白：“他们说我，天天夜里和瓦德西一同睡在西太后的龙床上，有一天，睡到半夜，着起火来，我俩都赤裸着身子，由殿里跑出。这简直是污辱我，骂我。我同瓦的交情固然很好，但彼此间的关系，却是清清白白；就是平时在一起谈话，也非常地守规矩，从无一语涉及过邪淫。”但1934年《申报》访问赛金花时，赛金花的回答却有点有意的暧昧，当记者问道：“你在皇宫住了几天？”赛金花答：“我与瓦德西住在仪銮殿(此殿即今日中南海之怀仁堂），共四个月，他走的时候要带我回德国去，我不愿意。他又叫我随便拿宫中宝物，我也没敢要。”按照正常推理，这样紧密的关系，那非得是有点事情不可的。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所有有关赛金花前后不一的东西其实都是赛金花自己说出来的。对于一个风月场上的老手来说，这样习惯性的诳语似乎太正常不过了。一个下层人物，有时胡乱编几句谎言，借机来抬高自己的身价，本来也无可厚非。不过似乎连赛金花自己也没有想到，她的诳语一下子成为“千古绝唱”。
其实在早年有关赛金花的诸多辨析中，有一个人已经对赛金花的标榜做了正本清源的说明。但不知为何，他言之凿凿的材料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而是作为一家之言，慢慢被人们忽略。这个人就是齐如山(1875—1962）。齐如山早年曾经留学欧洲，归国后，一直在京城从事戏剧文化工作，也曾是梅兰芳的搭档，为梅兰芳写过很多剧本。齐如山在“庚子之乱”时曾经和赛金花有过一些接触，他是实话实说，简洁清楚。我就照录：“在光绪庚子(1900年）到辛丑一年多的时间，我和赛金花虽然不能天天见面，但在一星期之中，至少也要碰到一两次，所以我跟她很熟，她的事情颇知一二……我跟刘半农倒畅谈过一次，不过我同他谈的时候，他所著的《赛金花》一书，将要脱稿。我说我相信赛金花没有见过瓦德西，就是偶尔见过一两次，她也不敢跟瓦德西谈国事。第一，她那几句德国语就不够资格，就说她说过，瓦德西有这个权可以答应这些事情吗？瓦德西确是各国联军的总司令。但这种司令是哪一国官级高，哪位就担任此职。所以由天津往北京的时候，总司令是英国人，瓦德西到得很晚，到京约一个月之后，德国陆军才到，才换他为总司令。这种司令仍不过是只管军事，至于一切国事的交涉，仍由各国公使秉承各国政府的意旨进行，或主持。
“在庚子那一年，赛金花倒是偶尔在人前表功，她倒是没有见过瓦帅，她总是说跪着求过克林德夫人(克林德在此之前被义和团所杀——编者注），所以夫人才答应了她。她这话没有对我说过，她知道我知道她的底细。我料想她没有见过克林德夫人，我虽不能断定，但以理推之，却是如此。因为她庚子年在北平，不过是一个老鸨子的身份，一个公使夫人怎么能接这样一个人呢？再说我也常见克林德夫人，总没碰见过她。或者有人说，为什么德国武官愿意跟她来往呢？这就另作别论。一群少年的军人，他们什么都不管，只要是女的他们就欢迎，何况会说几句德国话呢。所以同她来往的人都是中尉、少尉，连上尉都很难碰到一个。因为上尉已经是一连之长，举动上便需稍微慎重，因为中尉、少尉得算他的部下，在路上碰见，有点不好意思的……当时半农听了我这些话，似乎有动于衷，他这本书永远没有给我看过，也或者为此。然自此之后，便没有再谈过这件事情，听友人说，后来半农对别人也不多谈了。”
齐如山还描绘了庚子之时与赛金花同时见到瓦德西的情景，齐如山当时受人之托，在德军里当翻译。“一次同一位军官到中南海，见紫光阁前，月台上堆满了书籍，山堆大垛，乱七八糟。我问这是怎么回事，适管理此事一军官由阁中出来，说是要用此阁养马，所以把书都扔出来，问我要不要，他可以管送，不要钱。我说一来我没有那么多房间去盛他，二来将来政府回来也许有罪过。他很相信，且领我到阁中看看。一进门便见赛金花同两个军官在里面。我同她说了几句话，忽见瓦帅同一军官从南边走来。与赛金花一起之军官，很露出仓皇之色，商量躲避之法，我便出来。瓦帅见我是个中国人，问和我同行的军官，我是何人。军官代答，并说我说很好的德国话，我便对之行一敬礼。瓦帅很客气，问我去过德国么，对以没有。他问我在哪个学校学的德文，当即告彼，又说了几句话就走了。又有一次在瀛台，又遇到赛同别的两个军官。我跟赛正说话，又远远地见瓦帅同站岗的士兵说话，这两个军官也露出不安之色，其一说瓦帅不会进来，后瓦帅果然走了。这两次赛金花都没敢见瓦帅，所以测度她没有见过瓦帅。就是见过也不过是一二次，时间也一定很短暂，至于委身瓦帅，那是绝对不会有的。再说那样高级的长官，也不敢如此胡来。”
齐如山在文章中还记述了其他几件事，比如说，赛金花手下的一个叫刘海三的人因为带着德国兵到处敲诈，被德国临时知府科德斯拿获，赛金花无法，便找到齐如山去求情。齐去了，科的回答是：“案情很重，没办法，他毁害你们中国人啦！”仍然将刘海三枪决了。齐如山是这样评价赛金花的：“由此可以知道她对于德国人没有办法。并且可以看出她言谈动作还很轻佻，仍是一种妓女作风，没有一点公使的身份。如此她与外国人往来不过是玩玩闹闹，不会有高尚的交接，更不会有什么高尚的言谈，何况是国际大事呢。”齐如山还说：“赛之德语稀松得很，有些事情往往求我帮忙，实因她不及我，但我的德语，也就仅能对付弄懂而已。”
齐如山的文章对当时赛金花的身份和境况已说得很清楚了。在读完他的文章之后，在此之前关于赛金花的诸多疑问似乎一下子消失，事实一下子变得清晰起来。联军进京之时，30来岁的赛金花只是充当一个老鸨的角色，有时替联军的下级军官们拉拉皮条(想必也会亲自上阵吧）；有时帮他们买买东西，组织一点粮草。充其量也就是这些事情了。但问题在于，一个简简单单的事情就这样变得越来越复杂，也变得扑朔迷离，甚至升腾起诸多光环。这样的结果，难道只是因为赛金花的虚荣心吗？后来我想清楚了，所有的事情都不是无来由的。这样的结果，源于中国文化当中一个重要的情结，源于无数文人美丽的梦想，源于对政治浅薄而幼稚的认识，也源于中国历史变更当中的耻辱、自尊以及“精神胜利法”。
我在想的一点是，赛金花的持续走热，似乎与她本身的经历和作为并没有太大关系，而是隐藏着太多的转捩点。历史往往与知识分子的情绪紧密相关。而中国的知识分子的集体无意识，往往又是一个持续千年的永恒梦呓。赛金花现象就分明是中国千年文人名士的一个梦，带点自由，带点好色，带点幻想，也带点意淫。它有着强烈的审美意味，也带有强烈的自恋成分，除此之外，还夹杂着自大、自淫、自虐、自残……这样的传统使得他们更愿意从赛金花一身蓝丝绒布中去找寻昨日的温山软水；于一缕白发中，一厢情愿地领略雪后的一剪梅。而赛金花独特而离奇的传奇色彩，仿佛是一把微微褪了色的古代绢扇，遗失在苍凉寂寥的历史大道边。那些传统的知识分子在行路时偶然碰上了，便小心地拾起来，嗅着残留的一缕淡淡的幽香，于惘然中多几丝欢忭，于失落中多几分想象。
在写作这篇文章的同时，一个单位组织了一个由英国剑桥大学历史研究员朱恩平，中国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执行院长、博导汤书昆以及我共同主持的一个“东西方文化比较三人谈”的全天讲座。我本是不想参加这样的讲座的，偌大的中西文化，实在是不好说，不好说啊！但架不住主办方的一再邀请，便硬着头皮参加了。朱恩平研究员是合肥人，他对于东西方历史文化有着很深的研究和理解。但或许是长期生活在国外的缘故，也可能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乡情”更深，他在讲座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竭力褒扬，说儒学才是世界大同的真正归宿，而西方文化只会导致人类的毁灭。我不太赞成这种“东方主义”的文化思潮。在我看来，所有的地域文化都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分支，就如同河流一样，虽然源头的支流不一，流向不同的地方，但它们的实质都应是一样的，都是人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只不过有清有浊，有浅有深，有湍急有舒缓。但淌着淌着，自然会河流相汇，相融为一，彼此不分了。就中国文化本身来说，在我看来，中国五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以及中国人生存的自然环境造就了中国文化非常复杂的双重性。当一种文化和学说从专制的通道中走出来的时候，就早已变形扭曲了。一方面，中国文化崇尚中庸，崇敬自然、和谐与简单；但另一方面，中国文化“明儒暗道”或者说“明儒暗法”的特征又非常显著，似乎阴谋的成分非常多，工于心计，表里不一。我一直以为，世界上可能没有其他一种文化会像中国文化这样重视人伦日用，重视人际关系。与此同时，中国文化由专制性而形成的另一个不好的地方是不重视“本心”，同时还造就了中国文化一些其他的特质，比如说模糊性、虚伪性、实用性。这都是与西方文化所不尽相同的，也是与西方文化有着差别和距离的。反观西方文化，实际上在它的发展中同样也存着一个进步和提高的过程，现在我们所说的西方文化，也是长时间兼收并蓄的结果，它的主干是：基督教的背景、希腊的理性思维、罗马的法律思想以及德国近代辩证法的结合。既然中国文化是人类文明的诸多分支中的一个，它就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阶段文明的一些局限性，也带有人类自身的一些局限。它同样也存在着一种在与世界其他文化的交融和撞击中不断提升，也不断升华的过程。而真正的好的东西应该说是这个世界人类文明共同的产物，是不应该赋予它“东方”或者“西方”标签的……
——“理论”似乎一直是灰色的，不妨绕开这些，回过来再说赛金花。
在有关赛金花诸多的事宜当中，我的另一个兴趣点是赛金花的籍贯。《赛金花本事》当中赛的自述是“我本姓赵，生长在姑苏，原籍是徽州”。这似乎写得比较清晰了。但具体是徽州的哪个县，赛金花当时并没有说。曾朴曾经认为赛金花是盐城人，这明显不对。在曾朴的《赛金花外传》中，谈及自己的身世，赛金花是这样说的：“我的祖籍是徽州休宁县，但我却出生在苏州虎门附近的萧家巷。”
赛金花最后的籍贯固定在黟县，似乎是因为程梦余的一篇文章。这篇名为《回忆赛金花发配原籍》的文章发表于1982年12月出版的《安徽文史资料选辑》当年第3辑中。在这篇文章当中，程梦余述说了在黟县王吉祥饭店结识赛金花的情况。也就是在这篇文章当中，赛金花确切地告知了自己籍贯的详细地址以及身世背景。问她原籍黟县哪一都，赛金花回答是出生在二都上轴郑村，她原姓郑，傅是从鸨母的姓。而这篇文章似乎也是赛金花“发配回原籍”的唯一佐证。曾任安徽政协常委的程梦余在文中写道：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赛金花因为“京城救国”，使当权者蒙羞，遂以赛金花的一个叫凤铃的丫头服毒为借口，以“虐待婢女”定罪，遣返回原籍，落脚在黟县王吉祥饭店。其间，结识了当地名士程梦余和富商余履庄。余履庄追求赛金花未果。其后程梦余疏通官府帮助她离开了黟县，时年赛金花31岁。
程梦余写到，在跟赛金花认识后，赛金花是这样述说“庚子公案”的：八国联军入京时，她住在北京韩家潭，当时，联军军人到处横行。有一天，几个德国人闯入她的住处，她先用英语与之交谈，他们不懂。当她得知他们是德国兵之后，她就用德语向他们说她与瓦德西相识，德国兵才不敢放肆。他们回去后，报告了瓦德西，瓦就派车来接她进宫。她一见到瓦，就提出两项要求：一是要保护文物，不能重演圆明园的悲剧；二是要保护善良，由瓦德西规定一项标志，发给善良的居民，只要门上贴有那种标志，联军军人就不得入内骚扰。瓦德西听从了她的意见。当时，满洲贵族子弟，纷纷投向她的门下，拜她做干娘。赛金花还说李鸿章亦曾令其子李经才与她联系，要她在瓦德西面前斡旋。
——在这篇文章中，似乎连程梦余都觉得赛金花所言有点夸张，有点不太相信了。但还是自我解脱说京华文物之未成灰烬，居民少受戮辱，多少是与她的活动有关。
程梦余通篇文章当中没有提及一苏州富商为了追求赛金花，曾赠一处房产即归园的事。在黟县期间，赛金花一直住在黟县县城南街的王吉祥饭店。
对于这次发配的原因，即“虐婢案”的原委，赛金花的自我说明，无论是她与程梦余的谈话，还是她后来跟刘半农所说的，明显看出的一点是她在为自己开脱。在《赛金花本事》中，赛金花是这样说的：“我因白天去陶然亭骑马回来，路上受了凉，身上觉得有些发烧，早早便歇息，也没有起来打招呼。第二天是鹿中堂的少爷约定在班里请客吃午饭……只剩下凤铃，她伏在桌子上，低着头，也不动也不说话……我扶起她的头，一看，眼睛通红，两只手只挠胸口，我看样子不好，像吞吃了鸦片烟，就握着她的手急问：‘凤铃，凤铃，你吃了什么东西吧？是鸦片吗？你不要想不开，没有不好办的。平常也没有把你错待呀！何必竟寻此短见？快快告诉我！’”赛金花的言谈与口吻，完全是一派无辜的模样。
实际上真正的情形是怎样的呢？曾有作者寒瀑在查录清宫刑部档案资料后作文《清宫刑部档案中的赛金花》，在文中，赛金花的“虐妓”之事算是真相大白。当初赛氏回京时，曾挑选6个上海姑娘带回京城。回京后又花了600两银子买了一个叫凤铃的姑娘。然而这凤铃却不听赛氏的吩咐，不但不接客，反而经常得罪客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6月2日，清户部尚书鹿传霖的少爷约定在赛寓妓班宴请客人。当姑娘们忙于梳妆打扮之际，赛氏又叫凤铃接客，凤铃依然不从，赛氏训斥她，她就用言语顶撞赛氏。赛氏便凶狠地用鸡毛掸子抽打凤铃，并将其左肩胛和后背抽伤。凤铃难以忍受这非人生活，遂乘人不备，吞食了足以致命的鸦片。赛氏闻知凤铃服毒，并见其眼通红，两手抓胸，赶忙叫人上街买药，并将凤铃抬至赛家车厂内用药灌救。终因药量过大，灌救无效，凤铃于翌日黎明前死亡。
这样的叙述已然非常清楚了，从事件本身来看，不仅近乎恶劣，而且有点凶残了。既然事实清楚，依照大清刑律，赛金花自应按例问罪。经过刑部审定，“合依和买良家之女为娼者枷号三个月，杖一百，徒三年刑，上加一等，拟杖一百，流二千里”。但是由于赛金花经常出入王府宫宅，结交显贵达官，发落自然从轻。经过一番打通，最后判决只是不准赛金花在京逗留，发配回原籍，交地方官管束，饬五城察院随时严查，勿令再行来京滋事。
在《赛金花本事》中，赛金花对这样的结果也津津乐道，她又“吹牛”说：“在监里一点罪也未曾受，部里的诸相好给我预备得太周到了，连澡盆全有，还许抽片烟。”
这样的情形是真是假姑且不论，也就是在这样的情景下，赛金花回到了徽州。程梦余在黟县客栈见到赛金花想必也是事实，但赛金花所说的祖籍黟县二都上轴郑村，又鬼知道是真是假呢！也可能是道听途说之后的信口雌黄。我不清楚为什么一个人在谈及自己最简单的籍贯时为什么会那么不一致。这当中想必有其他原因吧。但至此之后，黟县似乎一下子变成了赛金花的正宗出生地了。也就是因为这点来历，“归园”似乎一下子找到了出处，说当年赛金花回黟县后，有一个苏州商人因追求赛金花，便将这座归园送给了赛金花。这样的“出处”明显有杜撰的痕迹，其实哪有这段故事呢！赛金花只在黟县待了半个月，并且一直是待在王吉祥旅馆里，甚至可能连郑村都没看一眼，就又离开了徽州，去上海重操旧业了。
在《赛金花本事》的第二节“家世”中，刘半农在记载了赛金花自述是徽州人之后，在最后有一句注释：“或谓伊之姓赵，也是冒出，实乃姓曹，为清代某显宦之后。”这句话倒是比较重要。无独有偶，不久前看到作家李平易引用的曹谨的文章说，赛金花其实是姓曹的，曹姓大都是歙县雄村人，而雄村是清代父子宰相曹文埴与曹振镛的家乡。所以这也就跟刘半农文后的注释对上了。作为一个妓女，也许最忌讳的，就是说自己的身世来历了。所以大凡向别人告知时，都不会说自己完全确切的老家。更何况赛又来自理学森严的徽州。赛所说的原籍休宁和黟县似乎都不足为信，反倒是她不太提及的地点倒会有可能。所以赛的原籍极可能是歙县雄村，也极可能是从雄村出去的。因“虐婢”事件发配回原籍，她当然不好意思回自己真正的老家，所以只好选择在附近的地方转悠。毕竟，她所面对的是“程朱阙里”的徽州！
徽州终于出了—个迥异于徽州文化的女性另类了。这样的情形，是有极大反讽意味的。一个地方和一个人一样，往往在它意想不到的时候，呈现出另一个完全相悖的极端来。
赛金花就是这样匆匆地与徽州擦肩而过，很显然，赛金花是不喜欢这个安静的老家的，也不喜欢这里令人窒息的理学氛围，更不想也不敢面对古板严谨的乡里乡亲。即使是黟县有个真正的“归园”，我想也是留不住赛金花的。一辈子喜欢繁华热闹的赛金花，哪愿意在这里度过“清夜孤眠窗迎冷”的岁月呢！
有时还真是得佩服鲁迅的某些方式，因为他最能说到一个人的痛处，最能点到中国文化的死穴。
20世纪30年代夏衍的话剧《赛金花》在全国如火如荼上演的时候，曾经在鲁迅与夏衍以及左翼联盟之间，发生了激烈的论战。鲁迅不冷不热地说了一句：“连义和拳时代和德国统帅瓦德西睡了一些时候的赛金花，也早已封为九天护国娘娘了！”(《这也是生活》）
鲁迅如此冷嘲热讽这样一场“爱国剧”运动当然是有深刻原因的。国破山河在，历史的悲伤与耻辱尚未淡去，花边和八卦就应运而生了。一个山崩地裂的时代就这样想当然地浓缩在笙歌红裙之中。而从赛金花的身上，中国人似乎一下子把耻辱和伤痛都忘却了，反而津津乐道于那些伤痛之后的猩红热，以为一个小女子就能轻轻松松地摆平八国联军。这样的潜意识，不仅仅有点下贱，甚至都有点龌龊了。
但赛金花仍旧红了起来。这样的结果，只能归结于中国文化这片土壤了。其实这样的传统和习惯是早已有之了。每逢一个时代遭受重创之时，在七尺男人们支撑不住半壁江山的时候，就会涌现出几个孱弱的女性，用她们的勇敢来给柔靡委顿的时代添几分峻拔和阳刚。像南北朝时的“木兰从军”、北宋时的“杨门女将”。男人们如秋风中的纷纷落叶，而女人却成了傲雪严寒的一剪梅。这时候的反衬以及寓意一开始还是健康的。到了后来，似乎连寓意也变了，全只剩下反衬了。清军入关时，以柳如是来反衬钱谦益、以李香君来反衬侯方域。柳如是和李香君的身份都是妓女，这是最下等的职业了，但如此下等的弱女子都有风骨和节气。在国内上下都忙着卖国求荣、卖友求荣、卖身求荣之时，只有那椒兰红粉、烟花世界中还残存着一些气节，这既是深沉的悲哀，也是巨大的讽刺，更是一个民族委顿之时的“强心针”。
世事如棋，天道轮回，转来转去总是转不出这样的思维方式。那种文化的荫翳，以及民间的浅薄、人心的苔藓也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毕现。明白了这样的历史渊薮，也就明白了赛金花的“横空出世”以及她后来的香火不绝，似乎是一件最自然不过的事了。这样的文化，必然会产生这样的“九天娘娘”。
现在，离黟县不远的“归园”每天车水马龙。导游们像蜜蜂一样，每天辛勤地给赛金花的故事扑上一层金粉。同为徽州老乡的胡适早年就曾感慨过：“历史就是一个小姑娘，让她怎么打扮就怎么打扮。”这样的感叹，正是人在世界面前的无奈啊！纲常千古、节义千秋、残灯无焰、史书破旧。当年的赛金花含糊着不敢认祖归宗，徽州也掉过头去从不正眼看一眼赛金花。但现在，似乎谁都愿意跳出来拉着赛金花敲锣打鼓归去！那是因为什么呢？不是为了政治，而是为了背后的商机。这样的情景不免让人一喟三叹。这个虚假的故事虽然温馨而欢愉，然而梦醒之后，必然魂断，那种怅然若失之后的津津乐道，就是一个古老民族人文精神匮乏的怜然象征。
何处是归园？长亭连短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