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今社会中,有的事往往“做得说不得”,比如有些请客送礼,大家心知肚明,这绝不是为了联络感情、增进友谊,而是有事相求。但这话却绝不会说明白。
特别是在你投人之所好时,就更是如此。因为,他也知道自己的喜好是为人所不齿的,所以在投其所好时,都不会张扬,天知、地知,你知、他知,双方心领神会即可。换句话说,与这样的人相处时,当你靠某种见不得人的手段达到了目的,你只要安心地享受成功的果实即可,至少你的法宝,就像钱财不可露白一样,千万不可张扬。
光绪六年,慈禧太后染上奇病,御医日日进诊,屡服良药,竟不见好转。此时,朝中尤为焦急,遂下诏各省督抚保荐良医。两江总督刘坤一荐江南名医马培之进京御诊。马培之,字文植,在江南被人誉为“神医”。于是一道圣旨从北京下到江苏,征召马培之进京御诊。马培之家乡孟河镇的人无不为马氏奉旨上京而感到自豪。可是年逾花甲的马培之却是欢喜不起来。他自忖:京华名医如云,慈禧太后所患之病恐非常病,否则断不会下诏征医,可见西太后之病乃非同小可。此去要是弄不顺,只怕毁了悬壶多年所得的盛誉不算,还可能会赔上老命。
七月底,马培之千里跋涉抵达京都,即打探西太后之病况。其时,关于慈禧之病传说纷纭,有人传是“月经不调”,有人说是“失血症”,还有一些离奇的传说。马氏拜会了太医院的御医,先作打探,却不得要领,心中不由十分焦急。后又连日访问同乡亲友,最后还是一位经商的同乡认识宫中一位太监,请这位太监向西太后的近侍打听慈禧患病的真实起因以及有关宫闱之秘。果然,从这条皇门捷径传出了消息,使马培之大吃一惊:慈禧太后之病乃是小产的后遗症。慈禧早已寡居多年,何能小产,马氏吃惊之余,心中已明白了大半,也自觉心安了许多。
第二步,就是要善做“面子”工作,既要照顾到对方“面子”,还要考虑到自己的面子。最关键的是这种“涂脂抹粉”一定要自然,不流痕迹。
马培之在太监的带引下,不知拐了多少宫巷,跨过多少条门槛,终于来到了金碧辉煌、侍卫森严的体元殿。只见40多岁的慈禧太后,脸上虽然涂着很厚的脂粉,却难掩那血亏的面色。西太后先询问马氏的籍贯、年庚以及行医经历的一些细节。然后由太医介绍圣体病况。当时在场的还有京外名医薛福辰和汪守正等人,于是由薛、汪、马三医依次为西太后跪诊切脉。诊毕,三位名医又各自开方立案,再呈慈禧太后。只见老佛爷看着薛的方案沉吟不语,再阅江的方案面色凝重,此时三大名医莫不紧张,无不沁出冷汗。但当太后看了马的方案后,神情渐转祥和,金口出言:“马文植所拟方案甚佳,抄送军机及亲王府诸大臣。”
众人听罢,心中的石头落地,而马氏更是欢喜。马培之对慈禧太后的病因本来已心中有数,再切其脉,完全暗含产后失血症。马氏在其方案上只字未敢言及妇产的病因,只作心脾两虚论治。而在具体药方上却是暗渡陈仓,声东击西,用了不少调经活血之药,此正中慈禧下怀。西太后本来对医药就素有了解,见马培之方案,甚合己意,这是因为医生开的药方要抄送朝中大臣,所以必须既能治好病,又可遮掩私丑、塞住众口。马氏的药方正符合这两种要求。而薛、汪两位名医的方案虽然切中病因,脉案明了,在医术上无可挑剔,但免不了投鼠忌器而不中老佛爷的心意。后来,慈禧服用了马氏所开的药,“奇病”渐愈,一年后基本康复。马氏本人因此而深得慈禧太后的信任,留京良久,并且赏赐极丰。但是此后无论是在京还是返归故里,马培之对慈禧的病根儿始终守口如瓶,因而得以安享晚年。
可见,有些事情可以做,但万万不能说。
而有的事又往往“说得做不得”,例如对于一些可能会影响到自己安全的要求和问题,可以表面上说一说,至于做不做,那就是自己的事了。
冯某是某教育局的人事科长,经常处于矛盾的包围之中,上级的话他不得不听,违心的事也要办,下边的事不敢应,一应就是一大串,他的官做的苦不堪言。
在他极其苦恼时,一位智者提醒他,面对矛盾,你何不采取只说不做、回避锋芒的办法,这能使你得到解脱。这使冯科长茅塞顿开,连叹自己以前太笨,以致得罪了一些上级。
掌握了这一处理矛盾的秘诀,冯科长坦然多了。
一次,刘副局长让他想办法将其参加自学考试的侄子安插到某中学去当老师。这不符合政策,让冯科长很为难,因为一旦出现问题,承担责任的是他,而非刘副局长。这时他想起了只说不做,不直接对抗的退让之法,便小试牛刀。
冯科长对刘副局长说:“好,我会尽心为您办这件事的,你让你的侄子把他的毕业证、档案材料给我送过来。”
刘副局长的侄子来了,但只有档案材料,没有毕业证,因为他虽读完了两年学制,但学业不精,自学考试才通过了七门,哪来的毕业证,冯科长让他先回去等候通知。
过了几天,刘副局长又过问这件事情,冯科长先说了说他侄子的情况,随后说道:“刘局长,我说话算数,你给那所学校的校长谈谈,只要他们接收,我这就把关系给开过去。”
刘副局长从冯科长的话里显然已听出了弦外之音,只好说:“那就先放放再说吧!”
冯某对刘副局长没有采取直接对抗的方法,而是只说不做,回避锋芒,达到了保护自身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