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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昭和十三年）的春天，稻盛家的好哭郎也要去上小学了。
母亲带我来到离家不远的西田小学参加入学仪式。仪式结束后，分完班，我坐到了自己的位子上。
直到此时，我还安好无事。待到老师讲话告一段落，说了句：“各位家长，请回吧！”一听到这句话，我的大脑霎时空白了。一想到母亲要抛下自己回去了，我就泪如泉涌。母亲想回也回不去，只能一个人站在教室后面。后来她还总是说：“从没有那么丢人过！”
之后的一段时间，家里人为送不愿上学的我可谓大伤脑筋。据说那时哥哥、母亲、还有住在一起的叔叔他们轮流哄着我去上学，有时甚至还用自行车强拉着哭闹的我去学校。可是如此厌学的我，一年后竟然成了成绩全优的优等生。这让我的父母吃惊不已，母亲高兴地逢人就说：“我们家和夫全都是优啊。亲戚们的孩子里也没有这么棒的。”
可这样的日子没持续多久。
如果被人夸奖聪明，自己也努力的话，说不定就会真的成为优等生了。可是父母从没有对我们说过：“要好好学习啊。”家里也没有什么书。我看到朋友们家的书架上，大都放有文学全集之类的书，就问父亲：“为什么我们家里没书呢？”得到的回答是：“书也不能当饭吃。”
稻盛家有一个和勤奋老实的父母完全不同的异类——父亲的弟弟兼一叔叔。他在父亲的厂里帮忙印刷和经营。与父亲反差很大，兼一叔叔是个时尚青年，很有小孩缘。一到星期天，他就会对我说：“喂，和夫，去看电影吧！”夸张一点地说，我是通过兼一叔叔才开始了解外面文化的。
昭和初期，少年们的理想是当军人，聚在一起玩的都是打仗游戏。特别是萨摩地区自古就有尚武风气。西田小学的校训也是“坚强、端正、淳美”。在和这一群顽童乱跑胡闹中，我最终与泪水诀别了，但也和学习渐行渐远。
一个胆小鬼的脱胎换骨也得益于鹿儿岛独特的“乡中教育”的锻炼。乡中教育原本是武士子弟的学塾。明治以后各地区将其保留下来，由学长来训练低年级中小学生身心。其中有的还教习流传在萨摩藩
的示现流
剑术。
不知从何时开始，我认为只有高高在上，才算是男人，并体会到了分兵布阵时的成就感。就这样，淘气大王觉醒了。我经常把小伙伴们分成敌我双方，并委以他们探子、传令兵等职。作为统帅，只有蛮力是不行的，气势与魄力也很重要。同时还得有体恤之心，要用草编成勋章表彰功臣或是分发零食犒劳部下。虽然我当时的“势力”最多相当于一个中等财阀，可是我像大老板一样，最关心的是如何掌控集团。
曾经有过这样的事情。有个从台湾回国的同学，头顶上有一个一分钱硬币大小的秃斑，经常被大家嘲笑。我觉得他很可怜便总护着他，也许是感恩于我，他主动成了我的小弟。他的家里有棵大大的柿子树。秋天柿子成熟的时候，他对我说：“我爷爷让我把稻盛君和其他好伙伴都带到家里，大家一起摘柿子。”可是，他家离得又远，我们又忙于“南征北战”，所以没有答应他。后来也许是为了讨好我，他又来热情地邀请了一回。
经他几次邀请，我们终于想去了。可他却说：“今天爷爷不在，不太方便。”改天再问时，他还是说：“今天也不行。”如此几次三番未果，有一天，我对大家说：“既然爷爷说了让我们去摘，那他不在也没关系吧！”于是决定率领众小弟蜂拥而至。虽然我还是觉得爷爷在家时去比较好，可是受不了总是愿望落空，所以我们不顾那个孩子如何为难，将他家的柿子树“洗劫一空”。
傍晚爷爷回来时，发现引以为傲的柿子树已经面目全非。第二天他就怒气冲冲地闹到学校里，“我问过我孙子了，说是有个叫稻盛的小子，不让他去，可他偏要去摘。真是岂有此理！”这话让我觉得简直是莫名其妙。
这是个沉痛的教训，让我懂得不能随便听信别人的话。一个人嘴上说可以未必真的可以。语言是没有单独的意义的，要看说话人的人品。虽然还是个调皮鬼，可我已经明白了这个道理。
到了六年级，我的成绩依然没有起色。连作业都写不好的学生，在老师的心里是不会有好印象的。偶尔去问问题，老师也是爱答不理的。相反，对衣着整洁、家境殷实的孩子，老师就会很疼爱。我们认为是老师偏心，便在那些孩子回家的路上伏击并教训他们这些所谓的好孩子。
第二天，我们就被老师给抓住了。刚争辩一句“我们就是不允许老师偏心他”，“还狡辩？！”——立时就挨了老师几拳。我一面在心里呐喊：“我们这是正义的战争！我们没有错！”一面咬紧牙关强忍着脸颊的肿痛。最后连母亲也被叫到了学校。
回家后吃的晚饭也是味同嚼蜡，我默默地吃着，一言不发。平时寡言少语的父亲开了口：“今天是怎么回事啊？”“老师就是偏心眼！”我最终也没有道歉。接着父亲又问：“你觉得自己是对的才做的吗？”我回答：“嗯。”接下来父亲就再也没说什么，沉默不语，他相信了我。这对我而言已经足够了。
只是，这个“正义感”不久以后就变成了我的绊脚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