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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我的故乡鹿儿岛有三座工厂，分别在川内、国分和隼人。我想要在滋贺之后物色下一个新的工厂用地时，收到了鹿儿岛县的金丸三郎知事和县北边川内市的相关人士的热心邀请，希望通过引进我们的工厂来强化县内的经济基础。
在去当地签署合同的前一天，我住在鹿儿岛市内的老家。“你办工厂就已经够担心的了，还要在川内买这么大一块地，真的没关系吗？”爱操心的父亲一点儿都不高兴，一直劝我说：“算了吧！算了吧！”
1969年（昭和四十四年）的夏天工厂开工了，这是公司创立的第10个年头。开业的那天早上，我从鹿儿岛市内的家里出发，驱车前往川内，不巧遭遇了瓢泼大雨，好不容易到达了川内，但因为市内的川内川河水泛滥，大桥停止通行，无法到达对岸的工厂。打了电话了解到工厂里四处渗水，好像不能开工了。但是昨天都已经支起帐篷做好了开工典礼的准备，现在延期也不吉利，所以我决定即使贵宾们不能出席，至少也要鼓励员工继续举行。
不管什么情况，我必须赶到工厂。当时唯一的办法就是，徒步通过国铁的铁桥到达对岸，所以我决定从川内站出发走过去。穿过川内川河的时候，从枕木的间隙可以看到浊流形成的漩涡。行走间，我听到后面传来脚步声，便回头看，在大雨中，一个年轻的女性拼命追了过来。我对她说道：“这条路，就是男人走也很危险，你快回去！”可她说自己有要事一定要过去，便要超过我。我问她：“到底要到哪里去？”听到的回答竟然是“京瓷”。听了这话，我想，有这样的员工，工厂一定前途无量。
川内工厂就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诞生了，也因此记忆才最为深刻。那时，正好迎来以美国为中心的半导体产业蓬勃发展的时期。
1965年前后，现在仍然使用的作为半导体主流的硅晶体管，已经大量地用于电气化制品中，同时硅晶体管的密封容器陶制串珠也被大量使用，公司收到了大量的订单。
1965年，美国的德州仪器（TI）公司从我们公司订购了用作电阻器的陶瓷棒，应用在阿波罗计划中使用的电子仪器上。因为这层关系，我会经常到TI公司去。一次，一个技术人员问我：“贵公司能生产这样的产品吗？”那是将两枚陶瓷板重叠起来、起到保护IC作用的封装试制品。看到那个东西的一瞬间，我意识到这将会翻开陶瓷历史崭新的一页。我预感到它在将来可能会成为决定公司命运的新产品。
为了把这个商品概念做成实际的商品，我悄悄地展开了研发工作。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新产品。要将像口香糖一样富有弹性的陶瓷薄板重叠在一起，做成IC封装。在瓷片上印上电路，使IC的电子信号可以通过电路自由出入。
事实上，在构思设计的过程中，订单就已经来了。飞兆公司向我们订制实践这个构想的封装样品。于是，我们立即组成由青山令道（后任京瓷的专务董事）为领导的8人企划小组，计划在三个月之内完成这项任务。
但是，一旦开始研发，我们就发现困难重重。把陶瓷薄板做成带状、再把它们叠合烧制、在陶瓷薄板上印刷精密的电路这些工作都是第一次，整个工序都有难题。但是在三个月之内，经过废寝忘食的开发，我们终于如期交付了20个试作样品。
这让飞兆公司也非常吃惊。因为这个在技术上需要多次突破的新产品，仅仅三个月就完成了，他们对我们表示了深深的谢意。虽然遗憾的是这些产品只是止于试制品阶段，但是听到这个消息的TI、摩托罗拉、英特尔、美国的AMI等公司还是纷纷委托试制或发来大量订单。
这个多层陶制封装，开始只是用于计算器的IC，不久，又被应用于电脑心脏的MPU以及通信用半导体的封装。我最初在TI公司获得的灵感，终于变成了现实。
川内工厂专门负责向美国大量供给这种半导体封装。1971年，川内工厂月产量达到100万个，一跃成为世界第一的陶瓷封装工厂。如果没有川内工厂的话，可能就看不到硅谷的繁荣景象了。这是一个极具戏剧性的开始。凭借在这个过程中确立的量化生产技术，1972年我获得了大河内纪念生产特别奖。
在川内工厂步入正轨之后，鹿儿岛县又邀请我在位于锦江湾北侧的国分开设工厂。虽然我表示有川内一家就足够了，婉言拒绝邀请，但是最终在对方的坚持下，我最终同意了。最初我只打算买下一块地，但在对方的建议下，最后竟就把四块地（约22万平方米）都买了下来。因为不断地扩建，川内工厂已经达到饱和状态，考虑到将来的情况，公司就在国分市立即开始了工厂的兴建。
在以香烟产地而出名的国分建立起工厂是1972年的事情了。在这里生产的是计算器中用于显示数字的荧光显示管的陶瓷基板，这种产品曾经一度销售势头极其强劲，每天生产的产品都会填满当天最后一班航班。但是好景不长，由于生产厂家的泛滥，计算器价格一降再降。如果使用陶瓷部件，就会超出成本。于是，曾经火爆的交易突然停止，工厂从超级繁忙的状态一下子变成超级空闲。这让我认识到，无论多么畅销的产品也可能在短暂的周期后退出市场。
随着公司在鹿儿岛不断新建工厂，对外出口的不断扩大以及出口部门的快速成长，位于滋贺工厂的总公司就显得非常不方便。一直以来，我都在考虑在京都新建一栋总部大楼，在物色土地的时候，看中了沿东海道新干线的京都山科一带的土地。1972年，五层的大楼竣工了，在当时看起来与周围很不相称。总部机关、关西营业部、贸易部、商品开发部机构都集结在这里。
随着公司规模的逐步扩大，就有人建议我考虑上市的问题。那时正好是川内工厂投入生产的时候。我从创业之初就坚持集体参与经营的大家族主义。在此原则下，我提议公司职员持有股票，股东的80%都是公司职员。只是企业资金需求逐年加大，同时也越来越难保障稳定的工作岗位。
1971年10月，公司决定在大阪证券交易所第二市场和当地的京都证券交易所上市。上市有三个方法。一是通过把原有股东所持有的股份卖入市场的方法，这让为公司的创立立下汗马功劳的创业者等老股东享受巨大的经济溢价；二是公司通过发行新股公开上市的方法，公司获得上市时的股票收益；三是前面两者的折中方案。证券公司一般会推荐第一种方案，理由是这样可以回馈公司之前付出的艰辛。事实上，大多数上市企业也选择了这种方法。但是我选择把公司所有的股票以新股的方式卖出去，不是为创业者谋得利润，而是为了使公司获得更加充实的资本。
如果公司的经济实力不雄厚，就很难在动荡的社会形势下存活下来。为了那些亲似家人的员工，也要储存更多的资金。经营者的职责为整个企业谋求利益，而非个人。
相对于400日元的公募价格，开盘价达到了590日元，初日成交量达到80万股，这让我感触颇多。我经常把企业经营比作马拉松，我最喜欢马拉松比赛，以前是用收音机听，现在用电视机来看。日本企业在战后的1945年（昭和二十年）重新开始了马拉松比赛。参赛的选手既有著名选手——从战前坚持到战后的大企业，还有无名选手——在战后，像雨后春笋般冒出的黑市商人。包括旧财阀在内的这些有名、无名的选手也都在企业战争这个漫长的比赛中奔跑着。
京瓷是在1959年创业的，当时第一梯队已经遥遥领先跑了14公里，而我们那时才刚刚站在起跑线上。对于长跑，我们完全是个门外汉，穷得连鞋都买不起，就是一副衣衫褴褛的寒酸样。
从没有跑过这样的比赛，一下子能跑完这42.195公里的赛程吗？虽然自己也不知道答案，但是我们拥有超乎常人的旺盛进取心。既然决定出场，就要抱定悲壮的信念全力以赴。既无资金、亦无人才，一穷二白。由它去吧！在这场残酷的比赛中，只能不顾一切地一路狂奔，奋力冲刺。
在比赛的过程中，有人停下走了起来，有人摔倒脱离了跑道。我们目不斜视，只管咬紧牙关向前奔去。转过弯道后，突然来到了视线开阔的直线跑道。我们看见了在第二市场上市的第二集团的背影，不禁大声惊呼：“我们竟然都跑到这啦！”
就在上市的当天晚上，我们在滋贺工厂的运动场举办了庆祝会。席间，我说道：“今天的喜悦尽可吹散我们以往的辛劳，可是我们不能一味地高兴。”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从现在开始，除了公司职员和家人，我们还要向投资者和股东负责。他们期待着京瓷在今后能再创佳绩，才购买了我们的股票。我们就好像是在地方比赛中取得了好成绩的赛马，他们相信我们能在宝马齐聚的全国比赛中获得冠军，而买了我们的马券。
所以，我们必须要不断取得胜利。我号召大家：“要有责任感和心理准备，要像《奔跑吧，光太郎》那首歌里唱的那样，奔跑到双腿折断。不，即使折断也要永远地奔跑。”让世人看看我们这匹乡下马驹的斗志。
在这期间，还有个小插曲。公司上市后，有人把一位叫作宫村久治的优秀注册会计师介绍给我。我联系他想拜托他来做公司的审计，他说：“我想先确认你是怎样的经营者之后，再决定要不要接受。”他的回答让我感到颇为意外，因为我原以为他会马上接受我的邀请。
两人见面后，他更严厉地对我说：“有人对我说，不要太严厉，不要太苛刻，但是我认为经营者要永远保证公平，如果经营者不能坚持正确的原则，我是不会接受的。您觉得这样可以吗？”我马上回答道：“当然可以！这也是我为人处世的原则，这是求之不得的事情。”但是他还是没有同意。“大家一开始都是这样说，能够上市说明现在的业绩状态还很好，但是经营状况不好的时候也能做到公平吗？这是我必须要看清的。”
我心想这真是一个顽固的注册会计师。可是光明正大、透明公开正是我从创业以来所坚持的经营哲学，于是我低头恳请道：“我正是想拜托宫村先生这样的人，请一定相信我。”
尽管如此，宫村先生仍说：“一个风险企业，这么快就上市，公司内部的管理体制还不健全吧？”之后他便对公司内部的管理体制进行了彻底的调查。从北美的子公司到日本的总公司，都进行了彻底的审计。在调查过程中，他将各种发票、现金和账本进行对照检查，实物、发票、现金都能一一对应，连美国的一个小销售公司的账目也是没有丝毫的混乱。从那以后，“顽固的注册会计师”宫村先生便对京瓷的会计系统刮目相看了，而我和宫村先生不但结为工作上的伙伴，也成了生活中的挚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