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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和IBM的交易为契机，公司的出口量急剧增加。1968年（昭和四十三年）的夏天，贸易部部长上西阿沙和部下梅村正广（现任副社长）两人在洛杉矶的丸红饭田株式会社里开设了事务所，并驻扎于此。
为了尽可能地节约开支，他们住进了一天5美元的便宜旅店。通常情况下，如果是大公司的员工，一般会住25～30美元的宾馆，所以可以说我让他们吃了不少苦。更加难熬的是连英语都不会说就被派过去的梅村。在加拿大出生的上西就变成了梅村的老师，命令梅村在三个月内禁止说日语。梅村付出了艰辛的努力，皇天不负苦心人，他终于在短时间内学会了英语。
我们最大的客户是美国半导体产业的先驱者飞兆公司，其本部位于旧金山南部的山景城。他们二人经常坐夜车去那里推销业务，但因为效率实在太低，他们就搬到了旧金山附近的森尼韦尔。那一带后来成为了硅谷的一角，而当时那里还是一片樱桃园，完全看不出日后的景象，在日企中京瓷应该是最早进驻那里的。
1969年，我们在当地成立了分公司，现地法人京瓷国际（KII）。我担任社长，上西就任董事总经理。营业部长、总务虽然聘用了美国人，但事实上上西是负责人，和梅村一起处理公司事务。
两人白天奔走于硅谷的厂商之间推销业务，晚上要给日本的总公司上交估价单、订单和报告书等。周末也因为忙于准备下一周的安排不能休息。公寓也只是个半夜回去睡觉的地方。美国人非常重视家庭生活，看到他们如此拼命地工作，就把京瓷国际戏称为“神风公司”。不过，当时工作确实是应接不暇。
当时，美国迎来了半导体产业的勃兴期，飞兆公司中有能力的技术员纷纷跳槽，相继成立了英特尔公司、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等企业。在后面的文章中，我会详细介绍，从这些半导体公司纷至沓来的陶瓷封装外壳的订单，成为了京瓷公司发展的又一契机。
1971年美国经济发展的势头有所减弱，我在当年访问了飞兆公司。会面时，对方的副社长突然提出：“有没有想过买下圣迭戈（加利福尼亚州）的陶瓷封装工厂呢？”KII虽然成立了，但从没考虑过在当地设厂生产，所以我没有接受建议。但对方还是坚持说：“先去看看吧！”最后我还是跟着去看了下。
后来，出于可以给美国客户提供稳定货源的有利因素，也出于对进口限制的担心，我便最终决定把这家工厂买了下来。急急忙忙去KII赴任的长谷川桂佑（后任京瓷的专务董事）和从日本派出的4个技术人员组成了团队，着手新工厂的组建。
收购这家工厂两个月之后的5月份，大概有30人的KII工厂开工了，但是，生产怎么也上不了轨道。究其原因，不仅语言不通，日美的劳动习惯也大为不同。
美国的技术人员绝对不会和一般的工人一起工作，他们美国式的做法就是待在办公室里遥控指挥。与此相对，京瓷的工作人员则经常出入工厂解决问题，通过亲身示范指导工人。在圣迭戈，只要按照京瓷的方式工作一定会招来投诉，而且当地的工人即使工作没有按进程完成，也会准时下班。这样的话，产品质量以及交货期限出现问题也无法解决。
日方的成员都有一种肩负工厂未来的使命感，如果出了问题，他们会直接与本国的负责人直接联系协商，这在美国的厂长看来，是一种无视上司、让人不齿的行为。
如果人事管理不善的话，那么生产也不会安定，甚至会影响到产品质量，造成持续赤字。这样经营陷入了恶性循环，导致当时的厂长心生厌倦干脆辞职。那个时候，为了改善经营，我每个月都会到美国去做一些具体的指导。但是累计赤字在半年之内就超出了收购价。要失败了吗？我做好了关闭工厂的心理准备，却遭到了那5个人拼命阻拦：“我们一定会成功的！”在第二个月访美时，我这样对他们说：“如果这1亿日元的赤字，能够让你们在美国得到磨炼，也是值得的。不要留下遗憾全力拼搏吧。”
身处绝境的他们注重强化与员工的纽带关系，努力打造一个有人情味的工厂。看着他们全力以赴投入工作的样子，当地的员工深受感动，渐渐地也主动要求加班了。其实他们也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情，只是把京瓷身先士卒的工作方式坚定不移地在美国推行罢了。五个人在距离工厂15分钟车程的地方租了一套公寓，无论刮风下雨，他们从早到晚艰辛地劳作。不难想象孤独的他们身处异国他乡的不安，他们是通过全身心投入工作来忘记那种焦躁感。终于忘我的付出得到了回报，随着美国经济的渐渐好转，1973年3月，即收购后的1年零10个月，公司开始扭亏为盈。
我每次到圣迭戈的工厂之后，都会马上换上工作服到达现场，据说没有一个社长像我这样。不知从何时起，我每次访美，工作人员都会给我举办欢迎会。大家从家里带来的菜肴一个个摆在桌子上，我一边享受着这些精心烹饪的佳肴，一边在想，这种人情味浓厚的管理模式，既非美国式也非日本式，只要行得通就是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