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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系列问题是哲学家，特别是逻辑学家和认识论者的传统论题——这些问题构成他们研究的中心。我认为之所以存在这些由来已久的问题，是源自对判断或命题的分门别类——否定的与肯定的、直言的与假言的、全称的与单称的；有关过去、现在及未来的判断；有关实际存在物或人的判断；有关知觉、记忆或想象力数据的判断等。
每一位哲学研究者都非常熟悉我说的这类问题，例如，假言判断能够恰当地被描述成是真实还是非真实，如果是真实的，那又是如何被决定的？是否存在一种特殊的“事实”，可以像某些直言判断被普通“事实”或“事件”证实或证伪一样，来确定情态判断的真伪？有关过去或将来的判断描述些什么？是否存在一种过去和将来的事实由这些判断去描述？如果存在，又是在何种意义上的存在？消极判断描述“消极事实”吗？如果不是，那么它们又执行什么功能？有关客观实在物的句子能否转化成有关观察者实际经验或可能合乎情理的经验的句子？实际存在物，在此意义上，是否被“还原”至感官数据？普遍命题是有关不同“种类”的命题？这些种类包括无限多成员？这种种类存在吗？如果存在，那是何种意义上的存在？换而言之，经验命题是否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命题，而只是“规则”或“指示”？（因果判断是否也是这样？）或者，这种陈述描述的对象并非真的无限物？而只是一些实际性的、建议性的习惯、行为倾向、完成各种理论或实践操作的安排？或者说，被描述的对象也许更多的是动词习性根据某些规则的运用？而不是这些倾向运作的实例？不是规则？
每位哲学研究者都会意识到这一点：很多著作，无论是现代的还是古代的，一直都在致力于解答这些问题，大量的智慧被用来为这样或那样的理论精心辩护，驳斥逻辑上或认识论上的异议。本文旨在表明，这种讨论的某些形式虽或在不经意之间给过人启发，但它基于至少一个基本谬论，这个谬论从该论题的希腊哲学起源开始就一直削弱它，现在仍然困扰着许多当代著名哲学家。
我想要讨论的谬论呈现出一个最顽固的症状，就是渴望将许多乍看起来不同类型的命题转化成一个单一类型的命题。这个过程对哲学家，特别是对于逻辑学家来说，是一个根深蒂固的实践，以至于我们几乎都不曾停下来，问一问这样做的动机何在。因此，传统的亚里士多德三段论强烈暗示，第一格Barbara中的第一式是科学知识里最理想的一个模式，它暗示如果科学没有这种命题转换的倾向，那么它就是有缺陷的科学。同样地，在笛卡尔理论知识中，那些体现“清晰而明确的观念”的命题占据着独一无二的特权地位；正如理性主义者只对这种“清晰而明确的观念”情有独钟，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乐见表达有关直接经验的“简单观念”或“印象”，罗素和他的追随者乐见“基本命题”和“原子命题”；早期维也纳学派的哲学家则乐见“原子命题”和“记录命题”，等等。
尽管上述学派在许多其他关键的原则问题上持不同，甚至完全相悖的观点，但他们至少有一个共同点：都明确赞同某一种类型的命题或陈述；认为这一类型的命题或陈述具有其他命题或陈述明显匮乏的一种优点；他们对其他表达方式所遭遇的问题和难题无动于衷，这些问题和难题被描述为它们的缺陷，可能导致悖论，而典型命题则体现出没有这种问题的优势。的确，有这种逻辑缺陷和难题的命题就相当于未能接近“好”命题的理想类型。
逻辑学著作经常引用的一句，“猫在垫子上”，就是一例这种“好”命题。这是一个似乎没有任何难题，也不需要任何理论来“解释”的命题，如果它是真实命题，并能被轻易证实——比方说，说话者的眼前刚好有一只猫坐在垫子上。那么，符号与它们所象征物之间的关系就可被认为是一种简单的对应：这句话就像是一顶帽子，之所以编成那样，是为了适合特定对象；这个对象在场，戴这顶帽子刚好合适；当这个对象不是所要求的类型，或者这个对象不在场，甚至根本就不存在，问题就开始出现了。只要这只猫是在垫子上，那么“猫在垫子上”这句话就明显是真实的，而且没有任何理解上的困难。但是如果这只猫离开了所在的垫子，这句话就开始困难重重了：它仍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现在它描述的是什么呢？这句话不是真实命题，但是如何将非真实命题与一个（按照他们的假说）只证实真实命题的世界联系起来呢？如果这只猫不曾移动过，那么这句话仍然还会是真实的；这种假言句子又描述了怎样的“事实”呢？如果它蕴含了“这只猫已经不在垫子上了”这一命题，那么这种真实的否定命题与世界的关系是否类似于与之相对应的、不真实的肯定命题与世界的关系呢？难道在垫子上不是一个“现实特征”？是否存在否定事实？是否存在消极事实？是否存在假言事实？是否存在不真实事实？如果不存在，那这些“有难题的”句子与它们所指主题之间的关系难道完全不同于那些“直截了当”的句子与它们的主题之间看起来所具有的那种简单、直接的关系吗？是否我们从一开始就太天真、太幼稚？以为这些直截了当的句子是由与外部现实一一对应的符号所组成的？
至此，读者会看到这样一个世界，这里满是熟稔已久的问题和解决它们的经典方案——简单的对应关系、复杂的对应关系（早期罗素）、连贯性、直觉、实用主义的各种方案、操作主义、强证实性与弱证实性等。这种类型的方法存在一个共同的假设，那就是存在一种简单的、直接的、“好的”命题（句子），它们不会带来什么问题，且暗示这样的推论：如果所有的命题都只是这种类型，那么就不会出现什么难题，也就无需发展什么复杂的、永远都令人不太满意的理论来排除这些难题。在对待这种文字的描述性用法上存在一种潜在的二元论，命题几乎被本能地分为两两相对型：直截了当的命题与引发问题的命题、易解决的命题与棘手的命题、范例类型的命题与属于需要特殊补救的古怪或变质类型的命题、好命题与差命题、绵羊与山羊。在逻辑学家及其所属学派的哲学观看来，各家遴选为“好”命题的理想模型自然应该各有不同：笛卡尔的信徒向神学和伦理学敬礼之后，转而将数学和数学物理学命题摆在最重要的位置；洛克、贝克莱、休谟、密尔、罗素和现代经验主义哲学家追求理想型经验命题，这一理想型命题排除一切可能让它们犯错误的因素，是直接的、无需矫正的、简单的命题，因而也是“基本”命题。然而，我不是要对比参与竞争这一优势地位的各个候选项，而是要引起对竞争这一现象本身的关注。在我看来，这一竞争的目标是虚幻的，它看待问题的全部角度都依靠一个巨大的、几乎与逻辑学一样古老的谬论；接受这一竞争的哲学家已经寻找到两条熟悉的出路摆脱困境，但这两条道路无一例外都是死胡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就在于所谓“困境”是不真实的，因而，处理它的方法不解决，也不能解决任何真正的问题。
不妨这样来设想，我们从提供信息的命题开始，把这样一个绝对安全的陈述拿来作为例子：“现在是下午三点，书在桌子上。”如果这一陈述是真实的，乍看之下它好像不会引起任何哲学难题：存在一些可靠的东西，可以观察时钟上的指针看时间，可以看到桌上有书，用适合的语言来汇报这一情况；陈述中的符号适合其主题，就像帽子的特别设计适合某人，或者像离弦之箭令人满意地射中靶子，或像表达同样意思的任何隐喻。显然，这是有关语言何以运行的最基本概念（或者隐喻）之一：一边是符号，一边是世界。前者被用来描述、表达、传递，或象征后者。两者之间的关系可谓是清晰可见的。如果有人问我这些符号是什么意思，我可以，或我认为可以，指着它们被用来代表的东西给出回答。一旦直接指出对象的可能性崩溃掉了，难题接踵而至。如果我从上述命题中推断出“如果桌子上有本书，这本书就不会在椅子上”且被人问及这是什么意思时，我发现自己不能以同样简单、明确的方式，用手一指就给出回答。这一论断句（“［这本书］不在椅子上”）引发了一个难题，因为很明显，它的不在场是指不出来的，这不像是指示一个就在我附近特定位置的东西。此外，这一假言命题也不等于否定这一联言命题，“书在桌子上和书在椅子上”。假定句的“意义”是无法用手指示出来的，不像有些直言句的“意义”可能指示出来一样，这就是我们将它们称为假定句的原因之一。假设我进一步思考这样一个事实，即一般来说，书不会有桌子那么大，我又一次没法在我所处的环境中指出我所说符号的“指示物”。此时，几分钟已经过去了，如果有人问我下午三点的时候书是否确实在桌上，我也无法在任何字面意义上“指示”这一“事实”，因为这一“事实”已经过去了，消逝了，不在我的面前了。这就明确表示，存在某一致命的分歧，将非常“适合”真实世界的原句与后面这些制造麻烦的句子区分开来，它们固然有明显意义，但是它们就像大量移位了的符号在真实的世界里寻找它们合适的位置——或者说，无家可归的名字徒劳地寻找它们找不到的主人。
关于符号如何指意这一问题已经出现了一种最原始、最强硬的形式。人们采取了两种对策来解决这一问题。多年来，每一种对策都已各自形成饶有趣味的思辨核心；然而，一经检验，它们都同样被证明是绝望的徒劳之举。为了便于讨论，不妨将第一种对策称为通缩法。它假定最真实、最成型的命题是那些受到偏爱类型的命题（不同哲学流派所偏爱的类型各有不同），而其他所有类型命题的逻辑推导能力都源自这一被偏爱类型，与之存在某种溯源关系。在我们做出选择的情况下，受偏爱类型的典范就是肯定的、单称的、直言的经验命题。因为它是合取的，而合取“事实”在自然界不容易找得到它，似乎最好的方法就是使它变得“更简单”，即把这一复合体分解成两个“简单的”命题：“书在桌子上”和“现在是下午三点”。但事实是，这样并没有完全解答问题。如果符号表达的意义标准就是其使用者能指示的存在，书、桌子，甚至一天当中的几点几分这些存在物，这并没有让这一过程变得更容易，因为它们不可能被简单地指示出来。此时，现象论者的所有（思想）装备开始发挥作用。有人告诉我不可能真的指示桌子，只能指示它平坦的形状特征或数据，我也不能真的指示桌上的书本，只能指示有关书在视觉、触觉方面的数据，它与我关于桌子在视觉、触觉方面的数据有联系。“下午三点”就更不可能被指示出来了，只能再次以视觉、触觉等方面的话将其意义进行转换，使之对应于我使用的语言符号。理想型命题逐渐显示需要满足一些最低限度的明确属性。因此，它至少必须具备以下几点：
（一）是肯定的，因为我何以指示存在物呢？
（二）是直言的，因为我何以指示只是可能存在之物呢？或者原则上不可能存在之物这一无法满足的假言所指？
（三）是单称的（或单称的有限集合），因为它必须是这样那样的某物，具体而可列举的，因为要去指示一个普遍之物，它不属于特定时间、地点，并无法被某一确切感官所发现，那会是怎样的情形呢？
（四）逻辑上来说很简单，因为我何以指示析取之物呢？要么这个要么那个？哪个都不明确？
我也不能指示合取之物，因为我何以既指这个又指那个呢？
（五）是现在特定的，它必须确指此时此刻存在于我感官领域的某物；因为我何以指出不在此处之物？过去存在物？未来存在物？如果句子的“对象/宾语”在别处或者已经结束，或尚未抵达，它就不是“实际存在物”，就像没有靶的箭，或者一顶不适合任何人戴的帽子。
（六）它必须指某“瞬间给予”之物，如果不是这样，“对象”就又不在此时此地了，那致命的问题又会以另外的形式重现。
（七）它必须是真实的（尽管真实命题是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秩序的必需品，对此理论并没有表示强烈要求，而是予以全力规避），如果命题是不真实，它不描述任何事，它做的是错误描述，错误描述也是箭未射中靶子的一种形式；如果意义可看作一种要射中靶子的行为，那么不真实的意义也就是无意义。
当然，这并非旨在提供一个穷尽所有“好”命题最低要求的清单——“好”命题是不会带来麻烦的命题，其示范陈述与其主题关系清晰、简单，即使不用其他陈述也不会产生逻辑或认识论问题。看起来这距“直接”接触现实不过只有一步之遥，彼时，思维与存在统一，黑格尔式绝对显现，那里没有问题，没有实现不了的精神追求，因为那是一个无思想追求、无物质追求的世界。
我们暂且不谈构成此类“好”句子或命题实例的要素（我们稍后再回到这一话题，因为这无疑是问题的重点），很明显，如果我们以这种方式着手研究，我们是在致力于把那些不符合理想型的句子或命题看作要么完全没有意义，要么属于次等命题，只因被证明与理想命题有某种逻辑关系而被碰巧保留下来，获得某种地位。我们仍然会挽救这类不完美的命题，按照它们包含“合理”元素的比例把它们看作是具有意义的命题；即能被作为复杂体予以分析，其中一些元素经审核是有意义的，是肯定的、直言的、简单的、单称的、真实的，是关于此时此地说话者面前的所有，等等——好比很多纯金颗粒被嵌在一块劣等材料上。这块材料之后可被移除，经检验证明毫无意义，最多也就行使了某种逻辑上或心理上的功能。逻辑结构主义理论背后就潜伏着这种观点，无论早先休谟版本的逻辑实证主义，还是后来罗素及其信徒发展起来的更为复杂的逻辑实证主义。
如果我们要实践这种分析，我们要从询问给定句子是否为真实性描述开始；如果说是，我们就会要求这一句子的成分被分析到如此地步，其中的真实描述成分应该被分析出“基本的”、“原子的”命题，这些命题具有“好”命题所需的属性，即直接对应上面所描述的经验。如此一来，被分析的命题就被揭示为一个不可还原的简单陈述的合成体，被逻辑常量联系起来并决定其形式属性。其他不能像这样被分析的一切都被归属到描述不清的领域，被贴上情感残余、表达残余、心理残余等标签（这过程就像从一个语言渣场提炼出珍贵矿石），这些句子残渣在某方面还是有点用处的，甚至在生理上、心理上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它们又容易让我们陷入形而上学或神学的困惑，如果我们错将它们当成提供信息、肯定事实的文字。描述性语言犹如一座用“基本（命题）”砖瓦，按照一定逻辑建造起来的“建筑物（结构）”，它只由“好”命题组成；剩余一切都将被归为非命题。
按照这一观点，所有自称命题（例如，假言命题或普遍命题、有关过去或将来的陈述、有关客观存在物或他人的陈述）都将会变成什么样呢？别无退路了：只要它们给出的是真实的信息，它们就不是假言命题，也不是过去命题，等等；如果想要完整保留它们不受损害，它们只有被逐出真实命题。这种窘境绝不仅限于经验主义者或实证论者。库克·威尔逊是亚里士多德和笛卡尔忠实的追随者，当他问自己单称的假言命题究竟是什么时，他说服自己现实由现在、过去和未来构成，而不是由可能是什么或本该是什么构成；因此，假言命题根本不可能是真正命题（它们描述的是什么？），只是问题与问题之间的关联物；对于问题来说，因为既不真也不假，它们既不断言，也不描述，无需满足真实命题被要求具有的条件。诚如答案与答案之间关系一样，问题与问题之间的联系并不紧密；事实上，“答案”就是那些陈旧的、未经掩饰的熟悉命题；所以问题终究还是没被解决。但是，想要证明假言命题不是恰当的命题这一令人奇怪的努力表明，引发这一奇怪努力的原则看起来似乎值得一试。
此外，F.P.拉姆齐之所以建议因果命题或许根本就不是命题，是因为因果陈述显然太笼统了，如果解释得太泛（如果不为其外延，还谈何符号的意义呢？），那又不能固定在任何可以指向的事情上；因为普遍命题似乎不能指向（压倒一切地被证实）任何感觉或思考之物，也不能被描述为某人的经验条目。追求一个纯粹只有外延的逻辑这种理想（只严格限于阐释意义的外延）以及将意图分析视为黑暗的形而上学故态复萌这种几乎迷信式的恐怖，都是上述态度的表征。
语言被视为一种词语信贷体系，其中描述性句子的功能就像支票一样，使用后不必立刻转化为黄金还是会保持它们的价值，只要它们在原则上还是可以转换的。这类句子的黄金外表在于直接经验的事实和有关“所了解知识”、“对象”的事实，并且这类表达具有的意义程度直接取决于用基本或“好”命题形式表现的黄金覆盖面大小——这些命题可以直接转化成它最终所具有的黄金“事实”。如果句子没有黄金覆盖面或者“好”命题，那么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它就容易被认为不是描述性的；如果句子要有意义是要去描述，那么这个句子就是无意义的。
这样一来，就自然地导致了孰不可忍的悖论，这悖论太令人熟悉了，毋庸在此赘述。例如，我们很难说，普遍命题或科学命题是非描述性命题（有人说，它们只是生产有意义句子的矩阵），因为这类命题很明显容易被驳倒，也就是说，被否定单称命题所证伪，即使它们被证伪，它们终究还是命题。在力图将各种不同类型的命题强制性变成普罗克拉斯提斯之床，变成自己想要的模式（“原子的”，不能进一步分析的，难以改变的命题）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臭名远扬的难题，困扰着形形色色的、严格意义上的现象论（或者早期各种强硬的逻辑实证主义）。现在，这些难题以更尖锐的形式出现了。
于是，悖论开始积累；早期实证派中更强硬的一些人要求将有关过去的命题都变成有关未来的命题——否则这些命题将会被淘汰。有关现在的命题也遭受同样极端的对待，于是不经意地出现了“有关将来”的两种意义：一种是正常意义上的，即有关将来的命题区别于那些有关现在和过去的命题；另一种是反常意义上的，即所有的命题在“某种意义上”或“出于论证目的”都是有关将来的命题；这一意义上的“将来”不再能与过去、现在或任何其他事物进行对比，所以最后的结果是它的意义被架空。
同样地，关于他者自我的命题被说成从属于关于观察者自身数据的命题，“我自身的数据”或“观察者自身的数据”这些词语的意义遭遇着同样致命的不可避免性；现在，所有的数据“在某种意义上”都是观察者自身的数据，随之而来的就是唯我论，因为没有可以陈述的非唯我论与之进行对比，所以结果同样是什么也没描述。逐渐明确的一点是，上述做法所要求的就是将一切有关说话者自己、他此时此刻直接经验陈述中那些非直言、非肯定、非单称的陈述统统都归类于“非命题”语言这一中间状态，但是因为这些属性从假设上说来不能与自身以外的任一事物（逻辑上不允许声明）进行对比，通缩方法——将所有的命题变为一个选定类型命题，自己鉴定为真实命题（还有其温和版，“不完美”命题，即真实命题的高贵血液流经它们的部分）——被证明是现代哲学最糟糕的无稽之谈。显而易见，这种通缩方法导致了某种僵局，不得不被摒弃。
另一种路径与通缩刚好相反，可称为通胀方法。同前者一样，它也认为真正有效的命题是直言的、真实的、单称的等；但是，由于明显存在其他不是这种类型的表达，如通常意义上的假言陈述、普遍陈述、有关他人过去或将来的陈述、不真实的陈述、无法证实的陈述、无法明确归类为经验的或先验的陈述等，而又不大可能否认这种类型表达的描述能力，通胀路径解决这一难题的方法就是决定大胆地接受它们也是命题，就像它们看起来的那样，是完全有效的、可以理解的命题，同任何其他命题一样具有描述性，不过是被不公正地怀疑为有缺陷，只因为它们非常不幸地被拿来同那些不会造成麻烦的“好”命题相比较。一旦人们领会到它们所关心的实体与后者不是同一类型，它们就有可能被解救，甚至获得与后者同样的地位。
例如，通胀原则认为，假言命题并非部分为直言命题，部分什么命题也不是，而是它们凭自身能力完全是“好”命题，只不过是有关特殊种类的实体——有关“假言事实”，或“真正的可能性”，或“本质”，或诸如此类的东西。同样地，普遍命题有一个完全属于它们自己的真正王国，由叫作“一般概念”的实体构成。有关过去和将来的命题分别涉及过去的事实和将来的事实；未实现的假言命题涉及“未成为现实的可能性”；最初被设想为理想模型的直言、单称等命题不再代表一种高级别的类型，它们被分配到同辈中，支配着其中一些事实，而不是所有事实，即支配着那些实际发生的、当前的、具体的事实。
新实体的多重领域顿时完全展开。那些被数学或逻辑实体所占据的领域被显现于这一景象——永恒不变的柏拉图形式，以奇怪的方式与这个“真实的世界”相连，或相离，安然于自己平静、美丽的世界。作为对想象、科学、数学、诗学等诸多形式的呼应，那些被不朽本质所占据的“实存”实体的领域随之诞生，且能容纳游戏、乌托邦、神话人物和纹章上的人物，以及其他多种符合逻辑的虚构物形式。这些变得越来越神奇的理论赡养所有已经被想到的和能被想到的、真的和假的、合理的和不合理的；普通生活的世界就有些模糊地被认为是一种奇妙的“实体”，与“实在”或“存在”这些伪属性区别开来，这一做法无视康德驳斥本体论论证这一致命武器。通胀原则的做法是一个不加控制的通胀过程，其操作原则非常简单：所有真正的命题，从根本上讲，都是直言、单称并真实的命题；它不像通缩主义者已经做过的那样，努力将那些真正直言的、非假言的、非普遍的命题从那些大量未经筛选的、表面上看起来像的命题中抽离出来，它只管勇往直前，将所有陈述都当成已经是直言并单称的命题，具有所谓真正命题所需要的一切属性，从而在此基础上着手探索与它们相呼应的实体。
因此，让我们假设说，假言命题在后面的分析下是直言的，那它们到底直言了什么？显然是有关假言实体的。如果普遍命题根本就是单称的，那它们描述的到底是怎样的东西？个体事物——被叫作“一般概念”的“事实成分”。普遍命题事实上是单称命题，它们的主语是一般概念，如同那些更常见的单称命题是事件或“直接经验”的事实一样。有关过去的命题因为“过去性”而合格，成为有关“永恒”的实体，正如有关现在的命题因为“现在性”而合格，成为有关类似实体的命题。假命题是忠实于“可能性”的命题，真命题是忠实于“实在性”的命题。这一点很简单：所有像这样的命题都是关于某事的直言命题，而形而上学与认识论的任务就是确立在任何给定的情况下这一“某事”所指对象的“地位”。
现在，这些永恒的“实体”或“本质”连同它们所有复杂的属性都是命题这支箭所要击中的目标，是语言这顶帽子在现实世界中恰好适合某人的形状。它们彼此的关系（“现实结构”）是一种新的形而上学学科领域，被叫作现象学或逻辑学等；一种特别的智能被视为（或被发现）理所当然，这种智能的任务就是解决系列实体对于彼此而言不可改变的“本体论地位”，这些实体包括数学的、历史的、心理的、科学的、虚构的实体等。这个问题总是以同样的形式出现：什么样的直言命题是假言命题？哪种类型的单称命题是普遍命题？否定命题确认什么？假命题又陈述了什么真实的内容？
通胀方法的缺陷与通缩方法的刚好相反：如果后者禁止多说许多可以理解的话，前者则鼓励人们去推测与描述很多不存在和因为无物关联而与现实世界无法关联的话。第一种方法使用奥卡姆剃刀原理，剔除了太多必需的实体；而第二种方法却没有对实体的增加设置任何限制。通胀方法不像它的对手有那么多的限制，但因为它产生的实体越来越不可思议，所以就导致了更荒谬的结果。这种伪造的“对象”的扩散甚至对于其创造者而言都太过分：想象的自由发挥不能含糊地被描绘为发现。
形式方法可以被用来揭示这种方法的荒谬性。根据“现存物”理论，一个真实陈述应该对应于“存在的”实体，而一个非真实陈述，如果有任何意义，都必须对应于不存在的“现存”实体（或命题）。根据这一观点看来，存在实体与现存实体之间如果有任何关系的话，到底是什么关系呢？任何描述此类关系的命题本身必须是有意义的，还必须对应于通常意义上“现存物”或“现存物”集合以外的任何对象，某种“更高层次”的“超级现存物”。但这就相当于将关系命题转换成关于实体的主谓命题；如果要描述这些实体，就需要与别的实体建立联系，然而这种关系一旦被提供，它们就很快变成需要它们自己关系的特称性命题，等等，这无疑是一种最明显的、最无限的恶性倒退。
就语言是表征这一理论而言，现实世界中的物就像岛屿，它们或彼此相连，或像裂口一样，被与彼此关系对应的实体所分开。点石成金的任何麦农式理论能够用实际存在的实体去填补这些裂口，这就使得描述任何特定对象成为不可能；因为对象要能够被描述，就必须是用它们与其他对象之间的关系，或它们内部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来说事，然而，此处的关系命题，同莱布尼茨类似体系中的关系命题一样，被当作根本就不存在；凡关系用作条件，就不存在关系之说。这种情况就像布莱德利的噩梦一样；所有的关系都被转化成条件，且新的关系必须永久地与新条件保持联系；关系才刚刚被创造，立刻就会转化成条件本身，并且要求关系与之关联；这些关系一旦被唤起，就确定成为条件本身。但是条件与条件之间是不能互相关联的；这一谬论，如同布莱德利和中年罗素常做的那样，将逻辑转化成为一种过度的本体论，是不能再发展下去了。
说来奇怪的是，通胀方法基于的这一谬论竟然类似破坏通缩逆向过程的谬论。因为两种情况都要求强行将所有的命题同化成一个给定的类型；在一种方法（通缩方法）中，非直言、非单称的、非真实的命题在某种程度上根本不被看作是命题；在另外一种方法（通胀方法）中，它们又都在原则上被看作是直言命题，与特定实体有关，要描述这些实体会陷入难堪的悖论。
在两种方法中，那些非直言的、非单称的，或非真实的命题都被当成是特有的、有问题的、需要特殊解释的命题。在通缩方法中，这是通过将一种类型命题之外所有其他类型命题视为有缺点而做到的，尽管部分被认为是可以救赎的，取决于它与理想类型命题的亲疏程度。在通胀方法中，所有的命题被宣布同样有效，那些被怀疑有缺陷的命题类型被解除了诅咒，诅咒此时被转移到命题对象本身。假设命题所对应的实体足够多样化，它们都可以被放入同一逻辑形式，也就是说，所有命题自身都是直言的、单称的、肯定的、真实的等。
通缩方法给人以这样的印象，仿佛只有“好”命题才真正正视真实世界，其他命题则只能以斜视、半瞎或全瞎的形式看世界。而通胀方法则体现所有命题都与它们的对象是平等的、面对面的，但是这种方法同时又因为赋予许多对象以极其怪异的逻辑与形而上学属性，令后者的存在或无法想象或过分超出直觉，长时间以来使得哲学家们显得不是太盲目就是太不在意。（就更富于想象的感知理论来说，这一类比轻易就会浮现在这一哲学流派人的脑中。）
当然，两种方法常见的，同时也是同样致命的一点在于对应模式。因为它导致这样的看法，认为有且只有一类命题能被恰当地称谓；通过简单应急处理消除其先验的竞争对手之后，这一得胜的命题类型却不再具有任何属性。那些没有可以与之对比的属性是无法描述的；因此，从原则上与字面上来说，所有真正的命题不可能具有同样的逻辑类型，因为那样一来，将没有任何办法说明它到底是什么。
这一致命的二分法（“要么是直言命题，要么就不是命题”）并不局限于某一特定的哲学领域或某一特定的思想学派。比如，在伦理学方面，它有时声称一些具体的伦理特征（无论是先验的还是经验的）是某人或某物“天生固有的”，这些特征既多又复杂，都想满足所有看起来不能再简化的标准，区分表达道德判断的句子中出现的各种伦理术语。假设采用的是通缩方法，二分法就会以一把无情斧头的形式横空出世，它将所有不能被转化为偏爱类型（或者被如此处理以后负隅顽抗留下的所有）的伦理陈述一一砍掉，以缺少合适意义或无益哲学分析的名义将它们丢入休谟的篝火之中；同样的方式也被用于处理美学、政治学、史学或任何顽固的判断之中。
也不只是经验主义者采用这种方法：柏拉图、阿奎那、笛卡尔、莱布尼茨，以及上述人士的现代追随者，只不过是代表了这一观点的对立面，他们认为感觉和其他经验证据的来源都是一些低劣的、让人困惑的认知“模式”，是低级的内心活动，应根据它们缺乏合适的先验知识和词语组合这一理想模型的程度而给予相应谴责，而一些特定的理性主义哲学家却恰恰认为那些词语组合是清晰无误的典范。在这方面来看，就明显支配对立思想学派的基本态度而言，选择是微乎其微：各个学派都谴责着其他学派的理想目标与实践，谴责它们未能满足相关标准，而这些标准都是来自同样误导人的神话。很多时候，他们的互相批评都还算是有效的；只有当他们给出实证理由时，我们才会感到大吃一惊。有时候，情况有些类似某人本已经非常令人信服地证明另外一个人是疯子，因为那人自称是拿破仑，然后这人补充说，他自己才是拿破仑。
有关通胀与通缩方法的优点，以及它们对偏爱表达方式的颂扬就到此为止。或许思考一下现代实证主义分析学派所钟情的“原子”命题的本质，会是一件饶有趣味的事。这种命题是长期以来备受两大方法器重的命题之一。按说，它们可谓是逻辑这一高层建筑中的最低层，它们能有什么独特的属性？它们应该是根本的、不能再进一步简化了的、其他一切必须依靠的“知识基础”；因此，它们应该是简单的、明确的，而且比其他任何方式更能直接、无误地反映现实的本质；否则，它们会失去特权地位，不再是金条，否则其他可被理解的表达形式的主张就可获准成为哲学的法定货币。如此说来，如果它们要正视现实，那需要怎样的特征呢？
它们必须拥有的一个属性就是，能以被排除其非真实性的方式而为人所知；它们必须是绝对安全的。它们在日常说话中或许并不常见，而且一旦真被人说出口的时候还难免看起来，或听起来显得笨拙、粗野；它们可能被证明是十分肤浅并乏味无趣，它们还可能在正常交流过程中几乎派不上用场；但是，它们有一个令人羡慕的属性，也是其他表达类型所无法对人吹嘘的——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是绝对的、不可再简化的；它们，而且也只有它们，可以完全接受任何理性人的考验，这在它们看来不过是一场娱乐，而且它们一定会是所有其他知识的基础——这当然是对它们甘于乏味和平凡的充分奖赏。
它最好去检查一下其中一个卑微而又必不可少的实体；让我们回到我们之前的那个例子，断言说“书在桌子上”。这不行；很明显，我们已经说得太多了；按照有关要求，这个句子不是“安全的”，也不是“基本的”。它当然也不是不可以改变的，因为我们或许被一个或几个感官所误导。我们眼前所看到的或许不是书，也没看到托着书的是一张桌子。按照由来已久的做法，若要使用经验哲学家们于二十五年前教给我们的严谨方法，我们开始“还原”过程，让这一过程引导我们发现什么将不能被进一步削减。我们不能说桌上有本书，我们必须说“有关书本的数据被有关桌子的数据包围着”——其余一切都是归纳的，是不确定的。但这还是行不通。我们说“有关书本的”，是想要表达什么意思？我们说“有关桌子的”，又是什么意思？这些数据会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出现？会出现多久？我们到底是对谁说这些话？我们怎样才能知道这些话在传达我们想要它们传达的信息？为了完成这一计划，一切不确定的因素（即可能被证明为非真实的）都必须被无情地删掉，不管剩下来的多么贫乏；因为要求的不是内容丰富，而是真理，特别是准确无误。因此，我们继续这个削减的过程。
削着削着，我们就不得不说，当我们说“有关书本的”和“有关桌子的”，我们的意思是想说与这些词语所定义的标准模型足够接近的东西。在我们面前的这些数据能够完全符合书或桌子的标准模型吗？我们要如何才能知道答案？难道我们必须要假设我们的记忆是准确无误的？难道这不会让我们要去做我们最想避免做的事？难道我们要提到过去、我们过去经验里存在过的实体？而那些实体“此时”又不在场，没有“在我们眼前”？可是基本句子之所以被造出来，就是为了要描述那些数据的。所以我们必须要继续删减；我们的记忆可能会犯错，而那些所谓过去的数据也没有出现；如果我们要给“有关书本”和“有关桌子的”合适的意义，我们就必须不再求助于这些词语的标准模式，而是要相信，无论是对是错，这种数据确实曾经实实在在出现过。通过“有关书本的”和“有关桌子的”，我们要表达的不再是与标准书、标准桌子相似的外形，而是我们相信它们可以与之相似的数据。然而，令人惋惜的是，即使这种具有英雄气概的自我否定行为还是不够。因为，哪怕只是为了相信这个或那个确实在我们过去出现过，哪怕只是为了要给符号提供最低限度的参照，像“之前”和“之后”这样的词语都必须指的是现在不在场之物。一旦我们放弃了“瞬间点”或“瞬间”现在这种虚构领域，理论上说来，我们就容易犯错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所指事物并不存在于我们眼前，而且可能与我们所以为的样子截然不同。
在此学术意义上说来，根本不存在什么我们不能怀疑的经验命题；我们并不确定是否存在其他自我能够理解我们所说的话；我们也不知道是否词语本身就执行着将我们的即时数据进行分类的任务，因为分类就包括与给定种类的其他成员进行同化，但是这点已经被排除了，因为我们没法在要求的意义上肯定，是否他们（同一种类的其他成员）事实上拥有被归于它们的典型特征，因为根据推测，类别中的其他成员必须不在场，因而也就无法检验。至此，变得清楚的一点是，我们正以快速的脚步迈向一个逻辑谬论。我们试着同时说，我们正通过准确无误的命题、传达直接经验的命题，来将某些特征归于我们的数据，然而，我们只能将这些特征与其他不在场的特征进行对比或对照之后，才能说出它们的名字，而那些不在场的特征又无法确认绝对正确，无法保证我们在试图比较或比照的时候不会犯错。
但是，要说某一事物是对的还是错的，起码就是要把它与过去或将来进行对比，要把它与不在此时此地的实体进行对比，也就是说，要将它放在一个比评估对象本身更广的领域里进行考察。只有当我说我们不是在断言什么，我们只是在命名时，我们才可以逃避做对错判断。但值得怀疑的是，如果不调用那些不在场，因而从理论上说来也令人可疑的东西，这个行为是否能够得以完成；在任何情况下，命名不是用来描述什么，所以也就不要说什么真或假；命名行为不是要表达一个命题，无论多么基础，多么琐碎，多么没有信息性。我们的基本命题就逐渐变成了过去常常被称作“纯粹的感觉”这一现象的名称。这种现象是否存在相对来说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在这个没有包含其他东西的世界里，描述、语言、真假命题是不能再予以阐释的词语。
这难道不正是那些人的追求？不过名义不一样罢了？不正是布莱德利追求的绝对即时性？康德追求的纯粹理性、纯粹知识——还没有被“不着边际思想”的范畴和观念所“歪曲”或“残害”的？柏格森所追求的未经打断的纯粹绵延？后者以追求特殊逻辑或逻辑专有名词所涉及的对象这种更为复杂的形式出现——追求世界的基本组成，这难道不是唯一的真实？但又因为词语的归纳特征无法被描述？
至此，应该清楚地看到，追求基本命题在此意义上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它的出发点就是一个致命的错觉；更有意思的不在于这些命题是否事实上能被表示出来，而在于这么多思想家如此迫切地想要了解它们的存在，并花费了如此多的精力在这项必然大失所望的任务上。换句话说，为什么哲学家寻找下列古怪问题的答案（有时乔装成各种各样的形而上学研究）：“当我们说出一个假言命题时，我们说的是哪种直言命题呢？”“当我们做出一个普遍陈述时，它属于哪类单称陈述呢？”“当我们谈及过去或是未来时，我们说的是哪一部分的现在呢？”“当我们说到远处的物体时，它们与我们身边的哪些物体相似呢？”“当我们问起他人的生活时，我们在参照自己生活中的哪些事？”“当我们谈到外部世界时，我们描述的是何种自己的‘内心’感受？”然而，这就是一个纯粹的外延逻辑所要求的；它还要求类似这种创见，例如，实质蕴涵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源自这一态度；它也许充当了使用这一武器将假言命题转换至合取或析取的直言命题过程当中最为强大的单一动机。并且它足够轻易地说明，用这种方式“削减”一切有条件的假言命题这一许诺虽然不可能实现，但是值得去研究何以如此多的精力被花费在试图用这种毫无前途的方法去进行转换。
其中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当然是，因为存在这种转换的需要，特别是在经历过分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之后，人们尤其强烈地觉得要找到一种标准，排除字面上看起来没有意义的一切。真理连贯论好像破坏了，或者至少模糊了在可以理解的意义上使用词语和无意义使用词语这两者之间的差异，而且，任何对意义拥有原初合理性的试验看起来都受到一些人的欢迎，他们努力修筑堤坝来阻隔洪流，来自那些有时虽看起来还不错但基本上不具备可理解性的文字。
此外，这种需要还来自想要阻止我之所谓通胀的做法。有太多形而上学者的行为显示出，好像表达类型的差异就是“事实类型”的差异的指针，如此一来就导致了这样一种看法，有多少不同表达方式在被使用，就有多少在形而上学意义上不可再简化的实体类型；现代经验主义和现代逻辑最主要的辉煌成就之一就是系统地证明，情况并非如此，名词并不一定“对应”事物，形容词也不一定表现特征。之前被认为在逻辑上是独立的句子现在被证明可以转换为其他句子，这一点毫无疑问，对实体的任意增倍具有相当于自动检查的效果，这表明许多形而上学的讨论因为其言语混乱而只是空穴来风。虽然探索绝对可靠的意义标准这件事被证明只是白忙一场，因为意义不是被一套特定的规则所决定的，但是这一方法还是的确标志着一次伟大的哲学进步，这一进步的意义远不止于质疑“每个句子都自有其逻辑语法”之类的准则。
然而，当我们应邀根据陈述与其所选模式的逻辑关系来判断所有陈述的时候，我们发现这种方法明显被推向不可思议的程度，由此而来的后果只有两种，要么以句子不是“基本的”、“原子的”以及不包含原子中的分子结构（不是世界的逻辑构造
中合适的砖块）为理由而拒绝许多有意义的句子，要么制造相关实体，让所有命题都能表现为直言的、单称的、原子的、基本的，或是它们的组合等；而偏偏就在制造过程中却发现，这些所谓“基本的”或“原子的”命题一经检验被证明靠近无意义的边界——不是可以被识别的描述人类表达的形式。这显然不是由于某种不负责任的、对奇特和奇异之物的热爱，驱使众多杰出的思想家走上寻求古怪良方
之路；它符合这部分哲学家某种长期的思想倾向，某些根深蒂固的隐喻控制着这些逻辑学家和认识论者的思维。也许正因为如此，关注这种哲学思维背后的心理或许能带来了解这一奇怪事态的曙光。
作为试探性假设，我想在此提出三种基本谬误，指出可能是它们的相互作用导致了这一态度的产生。
对于单词就是名字这样的假设，乍一看来并非特别不自然或者令人惊讶，但其实并非如此，意义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乍一看来它就是对应符号与事物之间的形式。毕竟，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学习语言的方式就是这样的，某物被展示给我们看，让我们去触摸、去拿，然后我们被告知用什么单词描述它们；许多单词实际上都是名称、类名称，但总还是名称，是贴在某类物上的标签，没有物就没法使用这些名称。继贝克莱在驳斥唯一名称谬论问题上显示出的才干令他名誉扫地之后，人们不免希望这样的观念会长存——因为存在全称名词，因此全称命题便居于宇宙的真正栖居者之中，贝克莱自己陷入了一种逆向谬论中，因为尽管全称名词无法代表通用实体（因为不存在这种实体），它们还是可以（如果它们是有意义的话）转换成的确代表实体的其他名词。这一思路迟早会导致这种信念，能够发现或创造一种这样的语言，它没有或能够防止逻辑上误导性的表达；这种语言将会达成“逻辑上的完美”，而且它将专门只由一种与物体及其属性所对应的单词组成，或者其构成专门只是逻辑词汇——类似逻辑常项、逻辑转换规则等，这些逻辑词汇本身的形式就会清楚地展示它们并不声称描述了或指示了任何事物。从此可以自然推断说，只要有人愿意，是可能得到一种单词组合，这种组合比日常使用的组合更接近现实——与现实保持一种更加面对面的关系；这就是上述削减操作的目的。
即使代表这一过程理想目标的“基本”或“基础”命题能被赋予一些意义，谬论并没有就此结束，而是直接把肇事者也卷入整个强求一致的程序中。因为它提出了两种方案，一是淘汰其他一切，只留下从逻辑上完美的语言中选择出来基础命题及其它们的组合，任那些未经转换也无法被转换的假言命题、普遍命题自生自灭，将它们视为心理态度方面、性情或状态方面、情感方面的残渣等；另一种是刻意用基础命题去掩盖（据说，强盗普罗克拉斯提斯对那些腿短的客人就是这么做的）某人必须说的话，这一做法导向那些容纳麦农式奇怪实体的幻想世界。
这是一个不合逻辑的谬论，因为并不是所有单词都是名称，意义也不是一种对应物，对应于某种三合一结构，或任何其他独特的、形式上可分析的结构（用特别牵强的调节去辩解，比方说，假命题所带来的明显麻烦）；不过，它也不是一个彻底荒谬的意义理论；很多单词或句子，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可以“对应”的；这个比喻，如果让有些方式还是不明不白的话，还是明确了另外一些词语的使用方式。但是，一旦只因、只要某一单词描述了某一整体的某一特例就有意义，而且说这意义也描述整体，一个逻辑性的谬论便产生了；并且结果是毫无意义。这恰恰就是致力于（也许是秘密地）将每一种命题都描绘成单一种类的组合的过程中所出现的状况。这是误入歧途的逻辑转化中最为严重的一种。
与以上谬误相关的一种趋向可视为对所谓爱奥尼亚谬误的延伸，这种谬误在于询问每件事物由什么组成的。爱奥尼亚的哲学家本身是完全无辜的，因为他们所问的问题很可能是关于物理学的，当时物理学问题和形而上学问题之间的界限大概也不是特别分明。但是这种探究问题的方式在后来（从亚里士多德到罗素）变成了一种在某种非经验层面上探究世界基本成分的方法。询问这个世界是否由事件、瞬间点、感观数据、已发生事物等组成，这真的是有意义的行为吗？这些词语被看作诸如物质、形式、未知低层、黑格尔理念等这些实体的改良版，因为它们乍看起来戴着一副经验主义的面具。但这不过是一场骗局。这些问题能引出什么样的回答呢？如果一切皆由“正在发生之事”或“已经发生之事”组成，那并非正在发生或并非已经发生之事的东西，又算什么呢？我们如何判断它并非正在发生或已经发生之事？凭借何种经验主义或形而上学路线？如若我们无法得知答案，我们如此肯定断言一切都是如此组成，又有什么意义？我们有什么证据能证明这一断言或者其对立面呢？当我们如此断言的时候，我们在排除哪些选择？我们又何从知道自己是否有正当理由进行如此断言？类似“所有事物都由……组成”、“所有事物是……”或“没有事物是……”这种句子形式，除非它是经验的（有观察或实验依据的），才能说有可能怎样而实际上不是这样，否则这种句子等于什么也没说，因为一个无法被有效否定或怀疑的命题无法提供给我们任何信息。尽管这是一个无需费神研究的自明之理，但还是不乏名望的哲学家被诱入这样的思路，以为他们可以有意义地询问所有事物是由什么组成的，就好像所有经验主义问题都是可以回答的一样，而不同的只是这一问题的答案都是诸如正在发生之事、感官数据、原子事实等这样的基本成分，俨然真的存在这样的实体，并且它们还具有自身的特点和历史；这样一来，这些思想家自然忠实地认为，描述这些“基本成分”的命题是所要求的基础命题。既然世界是由这些基本成分组成的，所以语言最好的作用就是像镜子一样如实地反映这些成分——再现“事实的结构”。原子命题便是这些基本成分的名称，分子命题便是它们的组合。这其实是一种极度的形而上学，缺乏比它更加有趣的传统形而上学体系的任何美德——后者有时还会伪装成逻辑或形而上学发现的形式，给人历史学、心理学或诗学上的启迪。这一奇怪的本体论将意义对应论的所有缺点，与实证主义者合理反对的合成的先验判断两相结合；这些声称要将宇宙分析到基本成分的判断算什么呢，它们被分析到无物可参照，除了合成的、先验的，也是毫无意义的判断以外。
最后一种谬误，杜威曾称之为对确定性的寻求。
很明显，哲学最大的刺激来自追求确定——有关不可再简化命题准确无误的知识。如上所述，无论这些命题被证明是多么枯燥无味、不充实，或多么难以明确表达，我们所有的努力和苦行将得到丰厚的回报，只要我们最终真正获得了不容置疑的确切，到达了岛上，哪怕它非常小非常荒芜非常偏远，只要它是一片未知的不确定的海上的那片陆地我们就心满意足。那些认为信念和看法能被提炼至出现某些知识颗粒（有人告诉我们，他们这是“预设”）的学说，那些旨在追求明确思想的学说，都不过是想表达，我们有时会达到旅程的最后一程，之后就是逻辑上行不通的路了，因为即使是最疲倦的分析之河，也终要在某处流入大海这一“基本东西”或本源。与此同时，他们尽可以认为没有乌云可以遮蔽对思想确定性的追求，不会有人能撼动这思想的质地简朴、结构简单，不是多个部分的复合，因而它是不可分、不可再变的，也不会有人说这基本的纯物质是一堆印象、一堆感觉、“基础事实”或“原子事实”或“记录句子”的堆积。这俨然是在告诉我们，逻辑安全性不是不可能的，不过代价是我们务必无比谦逊；如果我们要求太多，像雄心勃勃的形而上学家那样，我们的财富就会消散得无影无踪，但如果我们要求不高——降低我们要求的等级，因为它们被完全满足的机会越发显得遥远——我们就可能终究不会空手而归。少一点总比一点都没有好；我们的立足点将会非常危险，但只要我们足够小心，我们就绝不会滑倒；当我们将要求缩减到一个绝对最小值时，我们便能够为剩下的那一点点要求获取一个逻辑保证；我们的所得可能是很少的，但至少是安全的；为了那份安全，自然是值得付出任何牺牲。或者，另外打个比方来说，一个不断缩小的光圈下可能不会显示什么有意思或有意义的东西，但这也比被留在完全的黑暗中要令人安慰。
然而，事实却是，我们的卑微和克己亦无济于事；一个要求可能很卑微，但仍是一个要求；我们所寻求的保证，无论是否为合格的保证，总还是一个保证，因而是一个逻辑上的不可能性。无论怎样的心理因素导致对这一保证的追求，它都导致了致命的后果，因为它导致这样的信念，必须有一组命题，经测验后被发现是不可再分的命题，作为最低黄金储备，没有这一储备，智力货币就无法兑换。我们可以说我们有时相信，有时知道，有时正当怀疑，有时自以为怀疑，因为无论哲学上怀疑还是逻辑上怀疑都被认为是正当或可能做的事，即使我们事实上确定无疑（在“确定”的通常意义上说来）还是可以在此语境下说这话的。这么说是一回事，说得也对，但真要去寻求，以一定要找到的架势，那不可更改的命题，又是另外一回事。这种保证（康德寻找这种保证的努力比任何其他人的都更有趣）是得不到的；并不是因为自然对我们不友好，不愿意交出她的秘密，而是因为一旦付诸检验，保证这一观念就被证明是毫无意义的。
这一结论势必来自上述有关基础命题这一观念具有欺骗性的证明。要发表任何有关世界意味深长的看法，我们必须不仅要考虑当前（immediate，无论它可能是什么意思）经验，我们还要考虑过去和未来，还要考虑不在场的物体和其他人，还要考虑那些没有被实现的可能性，既要考虑普遍判断也要考虑假言判断，等等。如果因为我们无法给它们颁发确定证书就被淘汰，那么到最后真的会一无所获。我们无法不带着风险说话，至少在理论上说来如此；想要绝对安全的唯一办法，就是什么也不说；后者可谓是接近追求“基本”命题的渐近线走向了。
我们为什么如此执着地要保留这些不可更改的命题呢？因为有人告诉我们，如果发现不了这些命题，一切都将永远不得确定，真要那样的话，将不仅只是一种挫败，也可谓是哲学意义上的“无法满足”。但是，真要这么认为的话，便是又一例说“一切都是……”的谬误了；因为“不确定”一词只有同“确定”一词相对着使用，才得以解释，如果我们要赋予这一单词意义的话，我们必须要得到一个解释，或者可以想象的解释，至少有一个显示其特色的例子。而谬误所行之事就是，认为“‘确定’一词至少有一个应用”在逻辑上蕴含“凡是确定的就是不可改变的”这一命题。那些被引诱至以为确定性蕴含不可改变性的人，自然会对被确证为不可改变的命题青眼有加，将它们看作是所有命题必须依靠的基础。我们在此回到了基本命题这一特权阶层，回到了下列欲望，要么将所有其他命题转换至基本命题或者基本命题的组合，要么将它们描绘为特权阶层的穷亲戚——部分是值得尊敬的命题，部分是低人一等的非命题；最不济，就是压根都不是命题，应该被清理到令人蔑视的垃圾桶里去。
上述三种谬误，至少从心理学上来讲，明显是互相联系的，尽管它们当中无论哪一个都无法单独完全解释，通胀与通缩这一对致命的双胞胎究竟如何追求如此损失惨重的事业，但还是为认识其中涉及的重大谬误提供了一点启示；这一重大谬误指的是，相信或假定所有命题原则上应该被转换至，或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相关于经审批准通过的句子（只有它们才完全反映“现实结构”）；否则，它们就是不健全的，必须用特殊的逻辑“治疗”来进行辩解或掩饰，如果它们太顽固不化，必须连同它们的主人被清除出逻辑的范围。
我们从中可以得出什么教训呢？当然，这教训不会是指命题之间根本就不可能进行任何转换——除非是因为这种成功约减是一种对实体膨胀和增加趋势进行的有益的心理控制，作为排除有些无意义命题的方式不可或缺；这教训也不会是指哲学家不能用比喻来解释命题之间关系及其他们描述世界的功能。词语有意义，不在于确定一些现实，而在于有一种可辨认的用途，也就是说，它们的使用者知道怎么使用、在何种情况下使用这些词语去交流他们想要交流的一切；而且使用词语的规则是无穷尽的。但是，不存在一个单一的意义标准，也没有单一的方法或一套规则来测试它们，所以也就不能推断，从原则上来看，压根就不存在任何可以应用于不同语境和情景的用词标准、方法或规则。
但是，另一方面，很多隐喻被证明是致命的或至少是有误导性这一事实，也不就说明所有隐喻都可以或应该被清除，人人都要按表面意义意思说话。因为追求“表面意思”的理想在此严格意义上说来，又不过是另一例“基本”句子的谬论，错误地声称自己非常精准而完全适合“事实”，本文已经对此提出批驳。语言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隐喻的发展，尝试着区分文字的隐喻性和非隐喻性用法，不管隐喻是被用于日常讲话还是富有启迪的文字当中，区分两种用法都将是荒谬而迂腐的，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如若想要区分至极致。
如果转换、约减、缩减可以有助增加清晰度，可以有助简洁，并消灭不实之说，那么，它们在哲学上就是值得赞赏的。但是，很明显的是，命题或句子类型根本就不能被“约减”或“转换”而无损于语言，但还是有人尝试这么做，为了服从一种想象的“完美逻辑”标准，原来符合语言习惯表达的意义不再能用（有时还是根本就不能用）人造的语言充分或清楚地表达出来，应该指出这些尝试根源于一种虚假的意义理论，以及与之同来的、同样虚假的形而上学观念——认为宇宙拥有一种“基本结构”，由语言所再现的各种“基本物质”及它们的组合所构成。除非这一虚假性得到充分认识，否则逻辑转换还将继续被滥用，尤其是被尝试用来将所有命题服从某种统一模型，违者以降级或开除论处，从而使它们无法得到最重要的利用，它们之间的差异也被忽视。这几乎是所有哲学热情中最顽固的一种，带来一些因为虚幻而无法解决的哲学问题，在此意义上令哲学家受到严重的蒙蔽，给他们的双眼撒上了一层厚厚的灰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