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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收集的一些文章原是我二十多年前在牛津大学讲授哲学时所作，亨利·哈代博士提议将它们单独结集出版时，我其实是并不情愿的。倒不是说我想收回或大幅度修改文中观点（我没法忍受去重读它们），我只是觉得这些文章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可谓代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盛行于牛津大学有关实证主义的讨论与争议，鲜有什么观点值得三十年后重申。对于之后写的一些文章，我也抱有同样的怀疑。很显然，哈代博士对这些文章的评价比我的自我评价要高，当我一再固执己见，哈代博士遂建议我们诉诸仲裁，请来了伯纳德·威廉斯教授。鉴于伯纳德·威廉斯是一位有创见的哲学家，也是一位公正、率直的评论家，我原希望他会赞成我的看法。可是当他也赞同结集出版时，说实话，我是有些喜不自禁的，尽管我还是不无怀疑他的裁决是否更多出于好意而非公正。哈代博士还顺势邀请威廉斯教授为这本集子作导读。对于哈代博士如此矢志不渝的友谊，我在此深表感激。
偶尔总有人问起我何以不再教哲学，毕竟大多数英语国家的大学都还在理所应当地开设哲学课程。对于这一问题的最好回答莫过于让我回顾一次谈话，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我与已故的哈佛大学H.M.谢费尔教授在哈佛的一次谈话，那时我在华盛顿的英国大使馆工作。作为当时最有名望的数学逻辑学家之一，谢费尔告诉我，他认为，有且只有两门可能增长永久性知识的哲学学科：一门是新发现、新方法层出不穷的逻辑学——像自然科学或数学一样，逻辑学是一门有关确切知识并确实取得进展的学问；另一门是心理学，这门学科的某些方面在他看来具有哲学意味——它是一种经验研究，而且很显然取得了稳定发展。当然，此外还有哲学史：但它本身不是哲学学科；逻辑学和心理学不同于哲学本身之处在于，它不像历史或者古籍学习一样，发展的观念、知识积累的观念都不适用于它。“说一个人深谙认识论，或者一个学者伦理学知识渊博，”谢费尔指出，“都是说不通的；它不是那种学问。”
他接着说，哲学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思想体系，但在他看来，这一体系并没有因为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家的所作所为而有所发展，反而是被他们严重摧残了，受到像他自己一样的逻辑学家的影响；“卡尔纳普公司”（他给他们如此冠名）所做的一切让他厌恶——它毁掉了他和他导师罗伊斯设想中的真正哲学：“如果我的任何工作刺激了它的发展，我宁愿不曾降生于世。”
尽管我当时和现在都无法接受谢费尔教授对于逻辑实证主义的价值和影响的彻底诋毁，也不赞同他不惜打破自己早先对逻辑和哲学进行严格区分的立场，他的话还是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随后几个月里，我反复问自己是否愿意将余生奉献给一门这样的学问，无论它本身多么奇妙、多么重要，无论它取得了如何全新的成就，却不如批评或诗歌一样丰富人类实证知识的积累。我逐渐认识到自己还是更愿意献身于一个可以在有生之年不断丰富的领域，于是我从哲学研究转向了观念史这一多年来我乐此不疲的领域。
我之所以说起这段往事主要是出于历史性原因，它道出了这位现代逻辑学奠基人之一在垂暮之年对哲学的认识，而有关他的思想观点，无论巨细，据我所知还不曾出版；此外，关于这次谈话的内容已有一些错误的说法在流传，其中之一还刚刚出版面世，我想不如还是自己出面澄清事实，让真相大白于天下。
以赛亚·伯林
1978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