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

以赛亚·伯林将自己早年大部分哲学论文集结为《概念与范畴》于1978年出版的时候，他本人其实是不大情愿的。其中部分原因在于，他认为自己彼时已将哲学置于身后，转而潜心研究观念史了。有意思的是，恰恰是在该书收录的最后一篇论文的最后一段当中，伯林将自己多年以来潜心研究的一个重要哲学观点往前推进了一步，并且在此后非同凡响的学术生涯中继续致力于解释、辩护、研究它。这一观点就是，他认为存在多种善，否认“所有的好的事物都应该是彼此相容的” ，也就是说，在生活中或在建构某种社会秩序的时候，人们必定要为了一些善而牺牲另外一些善。正是伯林对这一观点的辩护，并且用它来解释各种政治、观念与文学纷争的事实，让他成为一位至今依旧非常重要的政治与道德哲学家。那么，他为何会觉得自己已经将哲学置于身后了呢？

伯林告诉读者说，这是他与哈佛逻辑学家H.M.谢费尔在1944年一次谈话的结果，他因此“离开哲学，转而进入观念史领域” 。然而，《概念与范畴》中的大部分文章事实上都是在此后多年才发表的——最后一篇是伯林任亚里士多德学会主席的发言稿，都已经是晚至1964年的事了。如此一来，就出现了两个问题。第一，伯林早期的哲学文章与后来的历史文章关系何在？第二，伯林为何会歪曲乃至错解这一关系？伯林的读者要感谢杰米·里德，他看到了伯林早期的哲学文章和后来的历史文章中都同样关注到一些重要问题。基于他的考察，我们可以确定有三个否认是伯林自己在后期著作中都假定其真实性的。

第一个是否认基于意义理论的考量让我们有足够的理由优待某一类句型或直陈句，其他类型的句子或直陈句只有在可以置换或还原到优待句型时才被看作有意义。如果这些考量被认为是不可抗拒的，它们将阻止我们发现道德、政治和审美的主张与义务的多样性和异质性。第二个是否认在我们赖以理解生活和作为行动基准的各种互相冲突的概念、范畴和模式之中，每一位理性的行为人只能效忠其中一种。关于相对立场的辩论一直在持续，也应该持续进行下去。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历史主要是这种辩论的历史，尽管我们也许有足够充分的理由只认同其中一种立场，我们也不该期望任何一种立场在辩论中取得决定性胜利。

无论是思想启蒙运动的主要参加者与18、19世纪对思想启蒙运动持敌意的批评者之间的辩论，还是自由派人士、托尔斯泰信徒与19、20世纪各种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辩论，它们的结果都至关重要。它们已经产生并将继续产生重要的历史影响。不仅如此，伯林还致力于第三个否认，即否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历史受制于预先决定其进程的规律，否认历史研究因找寻那些规律和解释模式，而与自然科学研究极为相似。上述三个否认是整体上拒绝20世纪30年代实证主义的部分表现。正是由于伯林的信心让他有理由拒绝实证主义，坚持上述三个否认，才得以继续自己对观念史的研究。那种自信的基础就显现在《概念与范畴》所收集的文章当中。

第一个否认预设了《证实》、《经验命题与假言陈述》和《逻辑转换》三篇文章中的论点，同时还有伯林在牛津大学的同事们提出的类似观点。“词语有意义，”伯林在《逻辑转换》一文的最后几段说，“不在于确定一些现实，而在于有一种可辨认的用途。” 他还说：“不存在一个单一的意义标准。”《哲学的目的》和《政治理论还存在吗？》两篇文章展现了哲学的概念以及伯林对哲学历史的理解，伯林在此将哲学家描述为致力于持续不断而非决定性讨论的人，他们的讨论围绕人类用以理解自身及其与自然、社会关系的概念与范畴。由此，它们也佐证了伯林的第二个否认。他拒绝历史决定论者对历史的理解这一观点在《科学历史学的概念》和《“希望不再，恐惧不再”》两文中都有体现。

我想表达的观点并不是伯林在写这些文章的时候，特别是在写1950年之前的三篇文章时，就已经想好了他后来会理所当然地认为正确的观点。这其中肯定存在一段时间，他主要把自己看作是同艾耶尔、奥斯汀、汉普希尔等人一起参与分析哲学对话的人（他自己说是从1945年以来，这也许是不对的，从这些文章的发表日期来看，应该要更晚一些）。不过，他并没有与哲学脱离关系，他早期的著述与后期的著述还是存在关系的，而且后期著述也还存在哲学的一面。伯林的确是致力于观念史研究，但他写的观念史总体来说还是得益于哲学的观念史。难道还可能不是这样？

对于伯林文中提到的参与讨论的人（对于我们这些伯林的读者而言，若要以史为鉴的话），重要的不是仅仅看谁在历史上胜出或败退，而是要看出哪些论点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的，要看到哲学错误可能致使社会和道德的混乱。他笔下关于思想启蒙运动主要参与者及其批评者之间的冲突是如此，关于俄国思想的叙述也是如此。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在伯林的观念史文章中，我们直面的观念不是抽象的，而是某个思想家在特定语境下以特定形式表达出来的观念。同样重要的是，他在描绘这些思想家时明显展示出同样的洞察力和富有想象力的同情，无论是他最不愿苟同的思想家还是他认可的思想家，皆是如此。

哲学家们普遍将对他们至关重要的讨论视为理论与理论之间的冲突，而不是理论家与理论家之间的冲突，所谓“笛卡尔”、“莱布尼茨”、“休谟”不过是他们论点和论据的代名词，并不是真指这些思想家在陈述他们自己与他人相左的观点。如此意义上的哲学史读来与伯林意义上的观念史非常不同，粗心的读者可能还真会相信伯林所言，以为他已经将哲学抛在身后了。但是，这样的读者错了。伯林所从事的观念史与常规意义上的哲学史不仅是互补的，还纠正了其中好些不足，特别是在道德和政治哲学史方面。诚然，伯林笔下的一些思想家在专业从事哲学研究的哲学家眼里算不上是哲学家（托尔斯泰就是显著例子），但这也恰恰说明过去存在一种对于哲学过于狭隘的认识。最重要的是，伯林的讲述方式让我们认识到一些哲学家的重要性，例如维柯和赫尔德，两人的思想在传统哲学史上要么被忽视，要么被边缘化。

伯林的确已经将那些后来被牛津和别处的分析哲学家们认领的主题和观点（他们在20世纪余下的时间里对自己的研究乐此不疲）抛在身后不再理会。他对于意义理论的探究后来在几个方向上展开，伯林在20世纪30、40年代所参与的讨论被认为是这类研究的前史——事实也的确如此。那种可以用来给历史与社会科学提供解释的概论，有关它们的讨论将会引发出一些更为细致的话题，而后者彻底改变了我们当初提出的问题。这是否意味着伯林的否定性结论的自信是没有正当理由的？不是，因为没有任何后来的研究佐证可以否认伯林的第一或第三个否认，而第二个否认则一直都还处在争议之中，一如从前。

值得注意的是，参与第二个否认争议的人主要都是哲学家。伯林或许自以为已经将哲学抛在身后了，但各持己见的哲学家们对此毫不领会，一直还将他看作是哲学领域的一个主要人物。1958年，在他就任牛津大学全灵学院社会与政治理论奇切利讲座教授期间，他所作的题为《两种自由概念》的讲座引发了有关“消极自由”的积极讨论，除此之外，还有自那时起就在他思想中占核心地位的主张，无论这一主张是先验观点或经验观察，都不能为我们

担保可以假定（甚至理解这么说意味着什么）但凡所有好的事物……都是彼此相容的。我们平常经验里的世界是一个需要我们平等面对各种极限选择、各种极端要求的世界，要满足其中的一些选择或要求，势必要牺牲其他选择或要求。

过去五十年来，这些讨论成倍增长，哲学家们在讨论各种不同的自由概念的时候，或者讨论自由和其他道德与政治价值关系的时候，或者在更为宏观的层面上讨论各种人类利益等级的时候，都少不了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存在一种让人类活得最好的方式吗？”于是乎，他们也就都少不了直接或间接地提到伯林。伯林在哲学正典中的地位是稳固的。但他为何至少有相当一段时间认为自己已置身于哲学之外了呢？

二十年前，大卫·皮尔斯曾暗示过，这是因为伯林对于哲学研究的认识与大多数分析哲学家的认识存在重大分歧。不过，伯林本人对那些分歧是非常清楚的，如果他愿意的话，大可以在此意义上详细描述自己从前期到后期的转变。但他没有回答，皮尔斯也没有正面回答，只是那么说过以后，要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就更难了。倍感困惑的我因而干脆对这个问题置之不理，唯恐再添乱。

伯林非常重视当年参与争辩性对话的质量，因而也致力于让当时的对峙令人信服。出人意料的是，我们当中对伯林观点提出强烈反对的人事后反而能更好地理解伯林的立场，也更好地理解了我们自己的立场。阅读伯林的文章也同样如此。他特别擅长让我们理解双方意见不一的时候，争议究竟事关什么。无论他作为历史学家去研究的那些争议，还是他积极参与的争议，他都有本事让人看清这点。也正是这一点，让我们阅读、重读《概念与范畴》一书中的文章显得具有特别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