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观念史

观念史是什么？这不是一个清楚而自明的概念。像“政治史”、“经济史”以及“社会史”等术语，无论其边界多么不清，无论它们有多少重叠，都不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它们旨在描述某些多少可以界定的人群：这些人做过什么，遭遇如何；他们怎么与人交往；有些人在某些方面产生过重要影响，改变了同胞的生活，他们的成就和命运如何；他们与外部自然的关系、与其他人群的关系如何，他们的制度——立法、司法、行政、宗教、经济和艺术的管理体制——是如何发展的，等等。同样的道理，无论会有多少困难，从理论上说，我们很容易理解，艺术与科学的历史指的是什么：何为艺术作品，何为科学发现或发明，以及取得这些成就的条件，都是比较清楚的问题。但是何为观念史呢？是观念的历史吗？是些什么观念？谁提出的这些观念？这些观念不属于任何一个有清晰定义的领域；数学观念、哲学观念、科学观念、美学观念、技术观念以及经济观念，都有各自“学术”领域的历史。可是把这些历史简单地排列组合在一起，显然写不出一部具有普遍意义的观念史。

撇开这个问题，为了便于讨论，我们暂且承认可以提出以下问题：哪些观念，或者更模糊地说，哪些看法流行于某个时代的某个社会；进一步说，我们能够，事实上也很想了解，在该社会的历史上，某个转型期的某些观念产生过哪些影响；此外，我们也许有理由说，某个观念流派夸大或低估了某些观念或一般而言的观念所发挥的作用——唯心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或实证主义者是正确的或错误的，因为他们认为，如果某个人或某个团体心目中没有形成某些信念或某种思维方式，某次革命或某场战争就不可能爆发。这些观念或态度是否某种非思维过程——如地理、经济或生物——的附属物，或者反过来，它们是否一些独立因素，不能根据它们以外的其他任何事物来解释，历史学家、哲学家与社会学家往往莫衷一是。这些思考与分歧所针对的问题是什么？如果不是具体学科的具体观念，那究竟是什么？有人说是普遍观念。何为普遍观念？这个问题更难回答。最后我们只能得到一种大致的猜测。

所谓“普遍观念”，我们指的是不同的观点、态度、思维习惯与情感特征，它们有的模糊不清，尚无定义，有的已结晶为宗教制度、法律制度、政治制度、道德体系、社会观点、心理倾向，等等。这些制度及其组成部分共同具有的特征之一是，与很多科学命题和常识命题不同，人们似乎不可能通过准确的定义或大家都认可的标准，来检验这些制度及其组成部分的有效性或真实性，也不可能通过大家普遍认可的一些方法，来证明它们是可行的或不可行的。关于它们，人们最多只能说，它们应该处于中间地带，在那里我们会发现不同的意见、普遍的思想原则和道德原则、价值观念的标准和价值判断、观念倾向、个人的看法与公众的态度——一切被粗略地概括为“观念背景”、“舆论”、“风俗”以及“普遍看法”的东西，我们通常称之为意识形态（这种说法起源于马克思）。这个定义不清但内容丰富的领域及其发展变化，就是观念史或“思想史”应该描述、分析和解释的对象。

这些历史，其存在本身就是人类自我意识发展的一种征兆，也是其结果，自我意识的发展导致了以下两大领域的划分：一方面是我们刚才讨论的这个领域——这是意识形态、基本观点、态度、神话、理论解释等人文学科的家园；另一方面是一些井然有序的王国，这里的概念和命题来自更高级、更准确的学科和领域。作为知识的一个门类，观念史诞生于18世纪的意大利，成长于德国（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成长于法国和英国）。它很快传遍了东西方。在19世纪和20世纪，俄国出现了一种其他任何国家都未曾有过的强烈的历史自我意识，与此同时，俄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关注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

“社会观念史”或“观念史”之类的名称，经常见诸俄语文章。文化历史学家或文明历史学家曾诞生于其他国家，俄国却是舆论史、普通知识分子的信念和一般观念史的故乡；这些人受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的进步以及政治、经济与社会现象的影响，但是他们不一定投身于这些专业事务——这些历史所反映的，不是专家的观点，而是业余爱好者的看法。这一现象的历史原因很多：19世纪初期，沙皇俄国的知识分子与世隔绝；西方式的人文学科与俄国的现实互相对立；俄国正在崛起为一个世界强国，与此同时，浪漫主义思潮，特别是德国的浪漫主义，却方兴未艾；知识分子对宗教的信仰日趋淡化，他们开始寻找道德和心灵的替代物；政府压制自由的政治活动与社会活动，人们开始想方设法地寻找自我表达与个性发展的方式——特别是以激烈的反抗形式——他们进入观念领域，因此观念成为知识分子的鸦片，尽管苍白无力，这却是难以付诸行动的他们唯一的精神替代物。这个题目很大，不能在这里讨论。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我们都能肯定，与其他任何地方相比，俄国人历史中对待观念的态度更严肃，观念的作用更大、更独特。不过，这里出现了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这些观念很少诞生于俄国的土壤。

现在，我们应该重新提出以上第二个问题：观念史应该研究谁的观念？对于曾在人类历史上发生过作用的某些思想观念，要追溯它们的起源或作者，这种研究也许毫无意义，因为它庸俗化了人们对观念和行动的看法。谁是民主观念的发明者？谁是权利观念的发明者？义务、荣誉、个体的客观性、进步以及其他一些概念和范畴，已经主宰了西方世界，谁是它们的发明者？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指出某种联系。西方政治理论的基本观念，不是起源于印度或犹太地区，而是起源于希腊；数学与自然科学理论也是如此：斯多葛主义者最早发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他们与伊壁鸠鲁主义者最早开始辩论意志自由问题的解决方法。据我们所知，《圣经·耶利米书》可能最先清楚地区分了个人义务和集体义务；作为人与人之间的两种主要关系，爱与正义的比较并非起源于希腊（尽管有《安提戈涅》），但是与人的情感无关的自然规律却起源于希腊，等等。

新的开端——能够改变人的思想和行为的那些观念——确实出现了。人们正确地把根本性的创新归功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和欧几里得、《以赛亚书》和《新约》的作者、《罗马法典》和《拿破仑法典》的作者、笛卡尔、康德、马克思、达尔文和弗洛伊德。毫无疑问，这些人都有各自的观念先驱，我们能在别的地方找到其理论根源；但是正因为他们提出了这些理论（无论是如何形成的），才造成了重要的不同，才对别人的思想感情和生活习惯产生了明显的影响。甚至在自然科学领域之外，在某些观念领域，这种追根溯源的方法仍然比较可靠：斯宾诺莎是高等批评的真正鼻祖，孟德斯鸠是历史比较研究的创始人，圣西门建立了技术专家治国论，等等。

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俄国人发挥了哪些作用？在数学和自然科学领域，俄国诞生了一批又一批天才人物。俄国人在诗歌领域的成就辉煌灿烂；19世纪的俄国小说举世无双；时至今日，一代又一代的音乐大师在俄罗斯的土地上茁壮成长——自19世纪初以来，俄国文化绝非死水一潭。但是在观念领域，她的显著特征不是创造，而是对他国观念做出独具特色的回应。事实证明，俄国的这个特征是现代世界的一个重要特征。客观真理是存在的，人们能够发现这种真理，个人与社会都能按照它来生活——在现代世界，俄国人的这一观念特征，比其他任何国家的人都更为明显。用极其严肃的态度来对待观念，这使其焕然一新；这是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基本观念的一个关键性结论，他们认为，观念与实践是统一的。一种观念无论诞生于何处，作家、艺术家、批评家、大都市的少数知识分子，以及在他们影响下，其他地方日益增多的、受过一定教育的、真诚而有理想的人，都会根据这一观念来发现真理，进而改造自己的生活。根据某些被认为正确的前提进行严密的推论，即使得出的结论不合心意，这是一种能力；相信只有当一个人把握了真理，并且按照真理生活，他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才会拥有幸福、创造力、智慧与美德，这是一种理性的信念；缜密的推理、求知的热情、尊严和勇气以及理性的信念——俄国的先进分子从未抛弃理性时代流传下来的这些信念。无论如何，正是凭借这些信念，他们才能改天换地。

其他人也曾发明或发现了某些观念，欣喜若狂，有人如获至宝，有人玩赏品味，有人认为这些观念表达了他们独创的自我张扬的个性，有人则视之以科学的超然态度，以此为科学研究的一部分，但是他们的个人生活或内心生活，往往属于另外一个领域或另外一个层面。俄国知识阶层，或者在19世纪俄国观念史上（以及在20世纪俄国革命史上）留下足迹的那些人，却走得更远：他们毕生致力于他们认为是正义的事业，矢志不渝；在西方，除了宗教生活，这种情况并不多见。知识阶层并不包括——远远不能包括所有受过教育的俄国人，但他们是这些人当中最活跃的分子。他们并不总是言行如一（受过教育的俄国人都知道，反对农奴制最强烈、最著名的两个人——涅克拉索夫和屠格涅夫——实际上并没有解放自己的农奴）。可是他们的言论鼓舞了其他人，使其成为英雄烈士。

首先，他们宣传人的本质是统一而不可分的观念，并身体力行。职业化的观念（某人作为专家的活动，要与其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活动分开，社会生活要与个人生活分开，人就是一个演员，时而扮演这一角色，时而扮演那一角色）在俄国的影响力，始终不如它在西方的影响力。职责的划分，专业的划分，有条不紊的社会制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地位与职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这从未成为俄国人的基本观念。甚至在18世纪早期，F.普罗科波维奇不仅是主教、教会官员和神学家，而且是社会与政治领域的改革家与教育家。至于罗蒙诺索夫，俄国观念发展的哪个领域对他来说是陌生的呢？作为诗人、物理学家、语法学家、教育家、作曲家、政府官员以及学识渊博的圣人，这位“俄罗斯的列奥纳多”当之无愧地排在那些多才多艺的杰出人物之列，他们代表着俄国文化。毫无疑问，在一个没有真正学术传统——尽管波兰信仰罗马天主教，其邻近地区偶尔出现异端思想以及西方观念的渗透——也没有发生过文艺复兴或宗教改革的国家，受过教育的少数精英，必须满足其愚昧无知的同胞的一切文化需求。诺维科夫没有多少学识，却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潜力；他能彻底开发自己在观念、艺术以及社交方面的天赋——尽管就那么多。在哪个国家，著名的化学家或真正的弹道学家，同时又是著名的作曲家呢？无论他们的作品多么美观，哪个国家的艺术家不是把自己看作物品的创造者，而是把自己看作先驱和预言家，仅仅因为他们自觉地承担了向民众宣讲的义务？在俄国（还有哪个国家可与之相比？），人们把这个举动看作精英所肩负的使命——实际上是一种神圣的义务——只说真话，只说他们真正相信并将用生命来表达与捍卫的观点；人们认为，对这个目标的任何背离、欺骗或自我放纵，不仅在美学上虚妄不实，在道德上也是一种背叛。

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代表人物都程度不同地体现了这一特征。谢尔巴托夫和当代欧洲，特别是德国的历史学家一样，严肃认真，乐于告诫他人，诺维科夫为公众利益而献身。冯维辛是旅行者、评论家，首先是讽刺性喜剧家，他的主要目的甚至比西方同辈更有爱国热情和说教意味。著名的历史学家卡拉姆津为祖国的未来殚精竭虑，他相信，他用挚爱、辛劳与文学才华所记录的历史，只是一个崇高的开端。他是俄国保守主义的奠基人，一如柏克是英国保守主义的创始人。虽然这两位始祖的中心观念也许都起源于法国、德国以及古代世界（卡拉姆津的某些观念来自拜占庭与希腊东正教），但是他们所强调的，不是准确地阐述历史事实，而是如何将这些真理用于现在或将来。他们对道德与社会问题的关注，不仅在他们那个时代，而且在整个19世纪都发挥着主导作用。普宁是这种真理普遍化倾向的更好例证。与洪堡相比，他只是个小人物，但是他志存高远：他毕生致力于翻译启蒙运动的观念，以满足俄国人民之需求；人们可能已经想到，他的翻译与原文相距甚远。

至于恰达耶夫，众所周知的《哲学通讯》颇具特色，其新颖之处不在于它提出了新观念，而在于它公开指责自己的祖国，因为她的文化落后于西方，因为她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或独创的观念。恰达耶夫的批评及其对西方传统观念与文化的神化，是人们理解此后出现的俄国“社会观念”的一把钥匙。这种批评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它为后来的作家定了调子，也敲响了关键的音符，直到俄国革命以及此后的年代，这些声音始终在俄国所有重要作家的作品中回荡。这种批评已经点出了一切：它宣布，俄国的过去是一片空白或混乱不堪，唯一正确的文化存在于继承了古罗马传统的西方；东西方教会的分裂剥夺了俄国的生存权，她被留在野蛮状态，孕育的过程夭折了，其他民族必须引以为戒，俄国是众多国家当中的一个怪物。

还有关注自我，是俄国人的显著特征，这一特征基本上来自德国，可是与德国人的作品相比，俄国人的作品更多地体现了这种特点。英国、法国，甚至德国的作家，都在写生活、爱情、自然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俄国则不然，尽管深受歌德、席勒、狄更斯或司汤达之影响，作家的作品却只谈俄国，俄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俄国人的性格以及俄国的优点与缺点。所有“该死的问题”（这种说法也许是海涅的发明）在俄语中变成了众人皆知的proklyatye voprosy ——关于俄国的命运（sud’by）问题：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为什么我们成为现在这样的人？我们应该教育西方，还是向它学习？在心灵的阶梯上，我们“宽广的”斯拉夫胸怀是否优于“欧洲人的”性格——我们这一种源泉可以拯救全人类，抑或我们只是患了幼稚症，还处于野蛮状态，注定被别人取代或毁灭？“多余的人” 的问题已经出现；恰达耶夫与《叶甫盖尼·奥涅金》的作者是亲密朋友，这绝非偶然。这种观念特征同样表现在恰达耶夫所做的一种与此相反的推论中，这个推论也必然影响到此后的作品；恰达耶夫问道：在世界各国都出席的盛宴上，俄国人姗姗来迟，她还年轻、缺乏修养和历练；与历史悠久、文化发达的那些社会相比，她有没有某些明显的优势呢？朝气蓬勃而充满活力的俄罗斯人民，也许能受益于他国的发现与发明；他们那些前辈曾为生活与文化而奋斗，他们却无需遭受那样的痛苦。姗姗来迟不也有很大的好处吗？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马克思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将以越来越强烈的乐观主义重复这个观点。

最核心、最具影响力的问题仍然是由恰达耶夫提出的。他问道：我们是谁？我们应该走什么道路？我们的教会——唯一的真正的基督教会——是否为我们保存着一些举世无双的珍宝（如亲斯拉夫者所主张的那样），而罗马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已丢失或毁坏了这些宝藏？西方人看不起这些东西，以为它们既粗糙，又原始，实际上，它们乃生命之源——在后基督的（post-Christian）日益堕落的世界上，这是唯一的纯粹的生命之源，是这样吗？还是反过来，西方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如果我们要发言，要发挥作用，要让世界看到我们是何种人，难道我们不该向西方学习，掌握他们的技术，在他们的学校读书，努力效仿其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或许还有其生活的某些阴暗面？此后的一个世纪，观念领域的战斗仍以恰达耶夫划出的战线为界：战斗所用的武器是思想观念，无论起源于何处，在俄国，思想观念变成了人们最关心的事情——常常关系到他们的生死存亡——在英国或法国从未出现过类似情况；即使在浪漫主义时期的德国，也从未达到这样的程度。基列耶夫斯基、霍米亚科夫和阿克萨科夫这样回答，别林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那样回答，卡韦林提出第三种回答。

思想观念起源于西方，它们在俄国人的逻辑与情感中发生变化，然后获得一种足以让它们的创造者惊讶得瞠目结舌的影响力。西方的观念理论与社会运动哺育了俄国知识分子：这些理论包括法国18世纪的怀疑主义、科学唯物主义和实证主义，德国的历史主义、浪漫主义和唯心主义，法国大革命的理论、信条及其后果，拿破仑建立的新的理性体制，19世纪早期的欧洲革命（中央集权的法国充当了样板），圣西门、傅立叶、欧文、卡贝和勒鲁的乌托邦，迈斯特、博纳尔德和谢林的反击，孔德、费尔巴哈和施特劳斯对形而上学的猛烈抨击，西斯蒙第、密尔、斯宾塞和达尔文主义者的社会理论。这些理论在俄国都有坚定的信徒。因为阅读别林斯基抨击时政的著名文章，陀思妥耶夫斯基遭流放；而这文章又是民主激进观念的表现，这种观念正在文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以理性、正义和自由的名义，号召大众起来反叛。别林斯基逝世后没过多久，欧洲大陆的所有大都市皆以此为信条，相继爆发革命。

西方思想家全神贯注地思考以下问题——心灵与肉体的关系、科学真理与道德真理的关系、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历史发展的模式、人类前进应有的目标（也许是被迫趋向的目标）、自由与决定论的关系、文化与大众的关系、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何者居于优先地位——这些问题引起了欧洲最优秀的思想家的深切关注。这些问题虽然也对俄国的社会实践不无影响，对大多数人来说，它们仍然是理论。但是在俄国的激进分子以及反对他们的保守分子看来，这些问题刻不容缓，人们准备为这些事业献出自己的未来和生命，比如后来他们曾为支持或反对民粹主义、马克思主义或诸如此类的某种信念而战（甚至献出生命）。读过屠格涅夫的《父与子》（甚至《前夜》与《处女地》）的人可能觉得，他生活在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卡韦林、安年科夫所描述和抨击的那个世界。西方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在观念上和道义上，知识阶层的献身精神是完全彻底的，不假思索的，有时甚至是狂热的；他们的性格纯洁无瑕，对真理的追求矢志不渝；任何背信弃义之举——例如通敌，无论这个敌人是国家，还是教会，或者支持某种反启蒙主义的势力——都会使他们惶恐不安。所有这些都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除非把握了这个特征，否则人们无法清楚地理解此后的俄国历史，既不能理解其观念史，也不能理解其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历史。

这些心理特征的发展史则另当别论。只要说马克思主义的种子撒在了最肥沃的土壤里，就足够了；人们彻底放弃旧世界，满腔热情地投身于社会改造。在欧洲，只有雅各宾派和清教徒有过这样的激情，这种情绪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种子生长发育。

把这种态度当作所有受过教育的俄国人的观点，就大错特错了。因为这并非19世纪以前出生的俄国人的典型看法——19世纪前数十年，俄国的艺术和观念与西方同时代的艺术、观念潮流有很多相似之处，人们通常不了解这一点。当梅里美翻译了普希金的散文，当波佐·狄·博尔戈称恰达耶夫为“完美无缺的俄国人”，这些发现可能在西方引起惊讶，但是其实不该如此。根据西方的任何标准，彼得堡和莫斯科都是高度文明的社会（如《战争与和平》所描述的那个世界），19世纪早期的俄国文学与艺术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反映了这种社会状况。与此相反，屠格涅夫《父与子》中的巴扎罗夫，如果不是对“60年代的人”的一种讽刺漫画，就是一种别具风格的、夸大了的肖像，皮萨列夫自豪地说他觉得巴扎罗夫很亲切，他宣传了一种朴素而彻底的实证主义，到19世纪末，这种思潮的典型性有所减弱。车尔尼雪夫斯基、皮萨列夫、特卡乔夫以及涅恰耶夫，代表了最强烈、最狭隘的教条主义，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执迷的、同样非典型的想象，以及契诃夫对于徒劳无益的研究，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众所周知的“斯拉夫灵魂”，在西方，人们经常错误地认为斯拉夫灵魂真的存在。

俄国革命前的两个朝代，俄国知识分子的领袖们，无论激进派还是温和派，无论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反马克思主义者，以及那个时代的作家和艺术家，既不缺宽广的知识面，也不缺均衡的想象力、批判性思维，也不缺冷静的常识——尽管人们经常认为，他们没有这后一种能力。谁要是怀疑这一点，他就该撇开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或皮萨列夫的《美学的毁灭》，看看1905年那次流产了的革命前以及随后几年的文学艺术，更应该看看当时的社会政治文献。俄国文化的“白银时代”——科学（包括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以及纯艺术的白银时代，是欧洲大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一种偏远的、野蛮的、怪异的、发展不平衡的文化所独有的成就。

后来的一代更富于怀疑精神。俄国知识分子的幻想破灭了，受过教育的人与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之间，出现了一条鸿沟。受过教育的人与社会的“有机”联系消失了，他们批判社会，本来是为了改造它，现在，他们不能对社会产生任何影响。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封笔之作，是以书信的形式完成的：一位年迈的著名评论家和他同时代的朋友——才华横溢的、有良好教养的、著名的象征主义诗人，讨论那个曾经哺育他们成长的世界的没落。批评家米哈伊尔·格尔申宗是犹太人，他坦言，过去并没有被忘记，更没有被埋葬，这副重担把人压得粉碎——有些人饱受西方及希伯来文化之熏陶，沉迷于历史，对这些人来说，无论如何，传统都是一副重得难以承受的担子。诗人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是“希腊”文化的代言人，也是拜占庭传统的继承者，他试图把西方古代文化与基督教、狄奥尼索斯与基督合而为一。他认为，这种综合即使不能改造并拯救民众，也能改造并拯救个人。一种文明正在衰落，这是其最终的、迷人而悲惨之绝笔。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毁于自己造成的巨大灾难，它的目光故意避开“新大陆”，而革命以后的俄国社会将开足马力驶向那里。当今时代，两大世界之间出现了一种划时代的（就该词的字面含义而言）对抗。俄国知识分子的文献，从几乎被遗忘的过去的历史中所勾起的，正是此前两个世纪那种文明中的社会政治观以及西方对它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