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44年，詹巴蒂斯塔·维柯逝世，从此他成为观念史上的一个特殊人物。在自己的祖国，他名声卓著；在其他国家，却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名字。关于他的观念，甚至专业的哲学家们也很少提及，至少英语国家的情况是如此。然而他是人类观念史上最大胆的创新者之一。他的名声主要归功于两个人：一个是历史学家儒勒·米什莱，在维柯去世前不久，米什莱曾这样评价他：“维柯是我唯一的老师。他所谓生命力的原则、 人类创造自身 的原则，是我著述与教学的指南” ；另一个是哲学家贝内代托·克罗齐，在漫长而多产的学术活动中，他曾不厌其烦地称赞维柯的才华。然而，维柯无论在他那个时代，还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始终处于主流哲学传统的边缘。他的观念还不是真经，还属于伪经——他还是一个古怪的、特立独行的人物；专门研究哲学史、意大利思想与文学或者18世纪早期历史的人，才会对他感兴趣。仿佛半个世纪前作曲家当中的柏辽兹，或者19世纪画家当中的皮耶罗·德拉·弗朗切斯卡，他是一位只有少数人敬重的大师，这个领域的多数著作家对他都是轻描淡写。

维柯的成就却令人惊讶。他提出的关于人和人类社会的本质的观念，既大胆，又重要；他抨击当时人们所理解的知识的本质，揭示或指出一种到那时为止人们从未讨论过却非常重要的多样性；他实际上创造了文化观念；直到我们这个世纪，人们才认识到他的数学理论具有革命意义；他预见到浪漫主义者与历史主义者的美学，几乎改造了这一学科；他实际上创造了比较人类学和比较语文学，创立了历史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的新方法；他对语言、神话、法律、象征以及社会发展与文化发展的关系的理解，体现了一个天才人物的真知灼见；他第一个做出了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的著名区分，从此这种划分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可是与古代哲学家不同，与笛卡尔和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和洛克、贝克莱和休谟、康德和黑格尔不同，他一直处于主流传统之外。尽管有人赞同他的观念——例如柯勒律治、雷奥帕蒂或米什莱——但是被他们发现以后，他很快又湮没无闻了；19世纪末，他再次被人发现，又再次被人遗忘，只有在他的祖国例外。

今天，人们对他又产生了兴趣，但是这种兴趣看来不会持续很久——维柯肯定会被再次忽略，不过，思想家们会再次发现他，他们为其湮没无闻打抱不平。这种遭遇的主要原因也许是，他的著作晦涩难懂而且杂乱无章。他的观念是一片盘根错节的森林地带，包含着新颖的思想、深奥的典故与引述、突如其来的注解与题外话——思想丰富、奇特、模糊不清、引人入胜、富于暗示，却没有可读性。太多的新观念在同一时间蜂拥而至，争相表现；他想就太多话题发表太多见解；不同的观点相互冲突，又相互掩盖；这虽然赋予其所有著述一种澎湃的生命力，却无助于清晰或优雅。读者会被他攻击，会觉得手足无措，直至精疲力竭；任何观念都没有得到恰当的表述或进一步的展开，也没有组织成一篇连贯的文章。读他的文章会很累人。正如比才对柏辽兹的评价所言，他是一个没有任何才能的天才。但他说的很多东西都非常重要——新颖独特，令人信服。

维柯的人生有点像他的著述：缺乏安排，灰心丧气，没有被充分认可。他父亲是那不勒斯的一个穷书商；他知识渊博但缺乏条理，很可能也是因为，他既有机会读书，也有机会与他父亲的顾客交谈。青年时代早期发生的一起事故让他落下终身残疾，损害了他的健康。他始终处境窘迫，一生都在努力养活自己和全家，他觉得很难让学者们对他的著作感兴趣，不过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开始有名气了。他当过那不勒斯大学的修辞学教授，可惜这个职位工资不高，迫不得已，他经常为一些支持他的名人代笔，以贴补家用。简言之，他是一个穷困潦倒、脾气暴躁、多少令人同情的学者，只要有条件，他就著书立说，可惜他所处的那个社会未能认识其卓越才华。尽管他一直渴望被社会认可，但是当他形成了《新科学》的核心观念时，他知道，“进入一个此前无人涉足的领域”这句老话完全适用于他：他知道他做出了天才的发现，这个信念一直支撑着他。

这个发现是什么？其中心思想如下：人类能够理解自己的历史，其方式不同于，而且在维柯看来，要优于他们理解自然事物的方式。唯因如此，要理解某物，不仅仅是描述它，或者把它分析为不同的组成部分，就必须懂得它是如何出现的——事物的产生与发展；而某物的本质恰恰在于成为它那样的事物。简言之，真正的理解总要追本溯源，对人类及其成就的真正理解总是历史的，而非超时间的或者分析的。

17世纪末，人们并未忽视历史研究。事实上，学识渊博的文物专家，包括教会内外的所有人士，正在为现代历史学打基础。然而，只有数学家和自然科学家才是那个时代真正的学界大师，他们的成就是那个时代的骄傲，在他们看来，历史研究值得怀疑。在维柯的青年时代，笛卡尔及其信徒主宰着思想界，笛卡尔清楚地指出，真正的知识以清晰的、不可反驳的公理以及这些规则的应用为基础，根据这些前提，人们能严密地推导出某些结论，建立一个各方面都有逻辑保证的知识体系。

只有在这种无比坚实的基础上才能建立真正的知识体系。变化是历史结论的显著特征，可是变化的规律何在？什么历史公理已被证明是毋庸置疑的？历史或许像旅行，是一种惬意的消遣，然而，即使对古代世界做最详尽的研究，人们也不会获得像自然科学的巨大进步显然已经取得的那种意义上的新知识。在科学领域，科学家以前人的研究为基础：后一代能比前一代看得更远、更深，因为他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但是在人文学科领域——在寻找过去的知识时——我们顶多能知道他们知道的那些事情。我们对自然界的认识远远超过古人，但是，笛卡尔问道，最博学的罗马研究者能知道西塞罗的女仆不知道的事情吗？这是进步吗？此外，历史学家的研究方法丝毫不科学，既无证明，又无实验，因此它们不值得重视：他们的结论也许有趣，却无关紧要。真正能推动知识向前发展的人，是不会在这些问题上浪费时间的。

还有一个领域也开始抨击历史研究。15世纪中叶以后，怀疑主义者已经指出，人们几乎没有理由相信历史学家：他们可能主观臆断，心怀偏见；纵然不是贪财受贿、腐化堕落的雇佣文人，但是由于虚荣、爱国热情、党派精神或愚昧无知，他们也可能歪曲真理。一切历史归根结蒂都是以目击证人的证词为基础。如果历史学家本人参与了他所描述的这些事情，他就会不可避免地支持某一派系；否则他不可能清楚地知道那些重要信息，因为只有参与者才能知道内情，他们不可能泄露这个秘密。因此，历史学家要么参与他所描述的历史事件，因而支持某一派系，要么不参与这些事件，而可能为那些歪曲事实、从中渔利的人所误导；还有一种情况，他可能远离正确的信息源，知道的不多。所以历史学家们很容易互相矛盾，不同时代持有不同观点，甚至不同历史学家也持有不同观点，这是众人皆知的事实。

这种系统化的闲谈有何用途？如果某人试图脱离文献资料，只依靠现存的文物古迹，那么这些还不足以证明历史学家想要描述和解释的那些人的真实生活、动机、目的和行为。文物古迹差不多适用于任何理论，它们过于空洞，提供的信息太少。

维柯最初深受触动——与其说是受皮洛信徒（人们经常这样称呼他们）的怀疑主义，毋宁说是受笛卡尔主义者的正面进攻触动。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的巨大成就是不可否认的，它们无所不在，引人入胜，不过他的兴趣在其他方面。从性情看，他是古文物家，也是法学家，喜好法律、制度，特别是罗马帝国的历史；他待人真诚，直觉敏锐，精通文学，想象力丰富，对风格、观点与表达方式的细微变化非常敏感——但是他不能感知抽象体系的结构或外部世界的数量特征。他这种类型的人能发现经验中那些难以把握、不可分析的特征，却不能认识那些可测量、可定义、能归入清楚的合乎逻辑的科学体系的事物。

他高举反叛大旗：他承认，笛卡尔对数学的论述是正确的、可证明的、完全清楚的、不可反驳的，但这是因为数学不能给我们提供任何关于世界的知识。数学是人类观念创造出来的一个体系，仿佛一种游戏，规则是由人类制定的，其目的明白易懂，因为它们正是为了这一目的而被制定的。数学是人创造的，它不是实在（reality）的摹本。他大胆地否定了自毕达哥拉斯或柏拉图以来人们一直持有的一种观点，即数学命题体现了完美无缺的永恒真理，它们高于不断变化的世界，符合实在的最普遍特征——数学是实在的骨架或永恒结构。与数学不同，现实世界绝非清澈透明：它晦暗不明。

他重新提出古代基督教的一个真理：人能完全理解他自己创造的事物。如果像上帝一样，人能无中生有（对上帝来说，认识即创造），他就能理解他的创造物，因为他是创造者——万物是其自由的创造性意志的产物。唯有上帝完全理解世界，因为他创造了世界。至于人，他不可能完全理解外部世界，因为他没有创造世界。我们完全理解几何学，因为我们创造了它；如果能创造物质世界，我们就能完全理解它，可是我们不能创造宇宙。物理学中有我们无法理解的事物，即物质本身，我们只知道它来自外部，我们不能像上帝那样认识物质，它来自上帝的意愿——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上帝的观念。我们只能理解我们创造的事物：数学、艺术作品、法律体系与规章制度，因为我们创造了它们，所以我们能从内部认识它们。

这本来是中世纪的理论，霍布斯发展了它；维柯用它来区分两种不同的知识，其成熟的理论发表于1710年。正如上帝知道人一样，莎士比亚知道（维柯没有用这个例子）哈姆莱特是什么，因为他创造了这个人物，但是莎士比亚不知道一块石头或一棵树是什么，因为他没有创造它们。我们可以说，一棵树长什么样，在它身上发生过什么事情，也就是说，在一个外部观察者看来，那些事情意味着什么，但是我们不可能“理解它”，因为我们不可能变成一棵树，也不可能创造一棵树。我们永远不可能透彻理解自然界的某些事情，因为我们不可能创造物质。笛卡尔确实主张由清楚明白的观念构成的知识，这适用于数学，因为数学不在“自然界”，而在“我们心中”，它确实可知，但是它不提供任何关于世界的知识。

至于外部事物，只有清晰、明确还不够。“例如，当我不舒服的时候，我不可能知道不舒服有什么形状；我心里很难受，我不知道其边际何在”；但是“不舒服的观念鲜活而真切，毋庸置疑”。 我能说它不是真的吗，因为它不能被定义、不能被测量、不能被分析为同一的基本因素？性质不符合笛卡尔提出的那些范畴，就不是真的了吗？我们的力学知识多于物理知识，如霍布斯所言，在力学领域，我们可以随意使用那些零件。我们理解我们的使用方法，因为那是我们制定的；但是外部自然所遵循的规律，却不是我们创造的，我们只能记录和描述，却不能理解，因为只有按照自己的目的创造了它们的人，才能理解它们。因此数学、物理学与通常所说的自然科学，并非人们所夸耀的知识之典范，可是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以及此后的年代，它们一直被看作知识的典范。

可是有这样一个领域，在这里我能获得比这更多的认识，没有必要只记录事物的统一性——什么事物发生于什么事物之前或之后，或者与什么事物同时发生——我还可以进一步追问：“它为什么会发生？”“其目的是什么？”如果我解释自己的行为，我不仅要描述它，而且要说明我的动机、我之所以这样做的理由以及行动计划，我的行为是这个计划的一部分。这也是我的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我能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告诉别人——至少从理论上说，我能随意地修改它、接受它或者抛弃它，我必须对此负责。当我有意识地做某件事情时，我起码知道，我的行为显然是有原因的；我不仅可以问，我的身体正在做什么，而且可以问，我的目的是什么，我的行为是为了什么，我想做什么。我绝不能对树木、石头甚至动物提出这些问题，即使它们有某种动机，我也不敢谎称我看得透这些动机。

如果我能反思自身，根据目的——或根据希望、恐惧、愿望、决定、怀疑、爱、恨、自私、原则等——来解释我的行为，那么我也能用它来解释别人的行为，因为我与他们交往时，已假设他们和我一样。如果我可以这样理解我的现在，我就可以通过回忆和想象力的再创造，来理解我的过去；我就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理解与我有关的那些人，例如我的家人、我的宗族、我的城市、我的阶级、我的职业、我的民族、我的教会、我的文化，乃至整个人类。与生物学家不同，我不仅是通过观察身体动作、推测原因，来认识他们。通过直接的类比，根据别人对我的反应，根据我与他们的交往，我也能理解他们。和我一样的被造物对我讲话，我能理解他们。在文明时代，他们使用高级语言，但是人们还通过其他方式进行交流——例如手势、象形文字、唱歌、跳舞，文字的出现可能远远早于口头语言。他们互相讲话，还与不可见的力量讲话，他们相信，这些力量比他们更强大，是他们的主宰——例如早期文明所信仰的众神、古希腊人和罗马人心目中的森林女神以及犹太人和基督徒所崇拜的真神。他们以礼拜的方式与神明交流。

人们希望交流，希望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希望建立共同的制度，以表达其信仰、希望、心愿、恐惧和想象，于是他们创造了社会制度。我们是人，所以我们能够理解别人的经验；我们可能出错——这种知识不是绝对可靠。这样的互相交流，建立在人们对不同的动机、观点和生活方式的理解之上，从理论上说，这种互相交流的基础不同于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因为归根结底，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只能记录已发生的事件或发生的方式，我们全然不知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件，甚至不知道这个问题是否有意义。这种理解也不同于形式学科——如数学、逻辑以及各种比赛规则，我们完全理解这些学科，因为是我们创造了它们，可是（和我们对自身的认识不同）它们不能为我们提供关于实在的任何知识，也不能告诉我们，什么事物真的存在。后一种知识能让我们在心中重温过去。

这就是维柯迈出的重要步伐。他提出这种观点的时间大约是1720年，当时他正醉心于重新撰写人类历史的宏伟愿景，他要根据人的行为，根据人们对文物古迹的研究，根据人类行为留下的冰冷遗物，重写历史；历史学家的著作也许真实，也许不真实，他没有依赖这类著作，而是依赖人们创造的事物，他们用这些事物与其他人或上帝进行交流：例如古代文物、词语、艺术作品以及社会制度，其他人也能理解这些事物，因为他们也是人，因为这些交流是在人与人之间进行的。

当我读一本书或听一个人讲话时，我能理解他在说什么，换言之，我知道他想做什么。自然这部大书只有上帝能读懂；社会制度则不然——例如神话、传说、语言结构、礼仪、诗歌、艺术作品、法律以及习俗——人类创造了它们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因此通过想象的同情机制，别人也能理解这些制度。这棵树比那棵树高，水能灭火，恺撒征服了高卢人，如何计数，如何骑马，这类知识完全不同于另一类知识，例如什么是爱国，什么是敬畏上帝，什么是嫉妒对手，什么是反抗暴君，什么是祈祷，什么是挨饿，什么是使用权力，什么是维护原则，什么是叛徒，什么是发动革命。

维柯的理想是建立一门真正的新科学：从“内部”看，换言之，从参与者而非旁观者的角度看，通过他坚称可能的、有时却很艰难的一种方法——凭借想象力（fantasia），“进入”在时间或空间上远离我们社会的那些人的心灵——去考察他们创造了什么，他们曾经是什么，他们做过什么，他们遭受了什么苦难；新科学应该以此为基础。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需要让前人的作品直接与我们交流，这样我们就会明白，他们如何理解世界，他们希望做什么，世界如何显现给他们，他们如何适应、理解、改造和征服这个世界，他们如何互相征服，如何建立新的关系，如何创造，如何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如何采取行动。维柯在青年时代就读过卢克莱修的著作。卢克莱修不是基督徒，更糟糕的是，他信仰伊壁鸠鲁的无神论，胆小怕事的维柯却是一个高度专制而势力强大的教会的成员，因此他并不强调这一点；然而他深受卢克莱修的影响，具体地说，卢克莱修认为，人类会从残酷的野蛮状态迈向更加文明的生活方式。维柯告诉我们，只有通过极其巨大的努力，我们才能进入那些野蛮而残酷的原始人的想象之中，他们与我们截然不同；不过他们是人，因此也是交流者与行为者；如果我们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那么无论如何，至少能在某种程度上重建他们的世界。随着他们更接近我们的时代，他们会变得更容易通过“移情作用”来理解。

基本原则仍然是，人类只能真正理解他们创造的事物；他们理解得最好的，是自己创造的那些事物，但是他们也能理解别人创造的事物，因为创造是集体行为，原始社会尤其如此。因此，神话绝非邪恶的牧师所散布的关于实在的不真实的故事，他们并非愚弄弱智民众的骗子；神话既不是诗人创造的、用来怡情养性的人造饰品，也不是哲学家创造的、能更有效地表达真理的方法；神话实际上是早期先民天生就有的、理解和管理世界的方式，是决定着他们的视野的一些概念和范畴。当罗马诗人说，万物都充满了朱庇特主神，他的意思可能是什么？一方面，朱庇特是长满胡子的雷公，是众神之主；与此同时，他还是天。雷电同时还是无边无际的天空，这个说法对我们没有意义；但是对原始人来说，雷公一定是有意义的，原始人清楚地表达了他们那个社会所具有的视野；现在的任务是，我们必须进入一种情境，由此我们才能逐步理解，既然他们以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那么在他们看来，世界究竟如何——这就是维柯所谓“可信的不可能性” ——对他们来说，这种明喻、暗喻和象喻，是描述世界，表达思想感情的自然方式。

对古希腊人来说，波塞冬既是挥动三叉戟的人，又是掌管着世界上所有海洋的神；西布莉既是悍妇，又是大地之神；赫拉克勒斯既是一个英雄，同时又是许多英雄。希腊人还有阿哥斯的赫拉克勒斯、雅典的赫拉克勒斯以及底比斯的赫拉克勒斯；他是多，也是一。对我们来说，这是陌生的，甚至是无法理解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希腊人来说也是如此。（维柯认为）我们一定能进入这些远古的野蛮人的意识，以他们的方式观察世界；这样，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他们的诗歌、神话、制度、礼仪及其社会，才能明白我们从何而来。

理解的意思是，弄清与别人交谈的那些人的看法——他们的谈话也被我们偶尔听到。通过研究某些话语的历史，我们能明白，这些话语所指的事物究竟是什么意思，人们对它们的看法是否发生了变化；在我们想理解的那些人的生活中，这些事物发挥了什么作用。维柯所做的词源说明有时异想天开，但其观念新颖而丰富；语言旨在表达观念，它与观念是一体的，语言的变化不仅能证明观念的变化，它还是观念之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神话、艺术、法律以及宗教的历史，都是如此。人类历史是创造世界的人们的活动史，分期史是一代又一代的人对这些世界的态度的历史，是集体生活的历史，人类在这些生活中先后发挥了不同的作用。艺术不仅是一种装饰——它是一种正在说话的声音，它要通过具体的物质形态来表达一种观念。

维柯认为，所有民族注定要经历相同的文化周期：从原始社会到野蛮状态和严厉的寡头政治，然后是富豪统治、民主制、言论自由、怀疑论，最后走向衰落；从虔诚、严厉、处罚，到逐步宽容与奢侈，直到崩溃。此后可能出现几种情况：要么软弱而堕落的民族被某个充满朝气的、尚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的民族所征服，要么回归某个强大的矢志复兴的统治者（如奥古斯都，维柯在考察历史时，主要以罗马为对象）所重建的坚定的道德信念，要么彻底崩溃，返回原始洞穴，再度开始一个新的周期。

唯独犹太人例外，因为上帝已经赐予他们真理，他们已经找到自觉的道路，不需要进化了，上帝（或神）让其他所有民族接受进化，却未必将他的用意启示给他们。正因为我们缺乏历史想象力，我们才觉得，古人的诗歌与神话仿佛一些幼稚的错误。如果我们不理解原始社会，那么我们绝不可能理解这个社会的那些壮丽诗篇，例如荷马史诗——它们是当时人们的思想感情的自然表露。在维柯看来，荷马不是唯一的作者，一个人凭空想象了那些诗歌，像后来的某些诗人那样；他代表了整个希腊民族，他们正在庆祝其勇敢的生活方式，正如但丁在第二个文化周期——人类的中世纪——的相应阶段所写的那些诗歌。

文化有自己先定的历史，各种文化都有各自的特点、主要风格以及生活方式，某种整体性结构把所有这些方面联系起来，因此某些种类的语言习惯、视觉艺术、宗教信仰与宗教形式以及诗歌与散文，总是对应于某些经济结构——事实上，由某个基本模式统一起来的文化，决定着人们的所有活动——这个新观念是维柯提出的最新颖、最富创造性的观点之一。举例来说，人们普遍认为，古罗马人的最早的法律“十二铜表法”来自梭伦统治时期的雅典；在他看来，根据以上理论，这显然是错误的。从历史的角度看，这种传播是不可能的。他观点的事实依据是当时罗马特有的拉丁语成语（十二铜表法的语言）以及我们所知道的、体现于传说中的早期罗马帝国的习俗（传说往往有某种“真凭实据”或者说真实性）——这些生活方式及作为其表达方式的语言，与梭伦时期的雅典文化毫不相容，那种文化同样是由语言、法律、习俗以及文物来表述的，那一种文化不可能转化为这一种文化。文化差异非常之大。

根据这种历史分期法与历史归属法，人们不仅有理由说某首诗、某个花瓶或某场战争不属于某个时代或某种文化，而且有理由说它不可能属于这个时代或这种文化，因为它不符合这个时代的其他特征——这是人们对某种文化结构的认识，现在的艺术史、技术史以及经济史（仅举少数几例）都建立在这种认识之上——这种方法实际上是维柯发明的。除了意大利，其他国家的人都不读他的书或理解其观念（即使在意大利，读他的书的人也不是很多），这是一个不幸而奇怪的事实。维柯当时的影响，可能只限于那不勒斯的法学家，但是这无损于其观念的原创性。

历史理解不同于我们认识或把握外部世界的方式，不同于科学方法，无论演绎法或假说—演绎法，抑或归纳法；不同于形而上学的“直觉”或概念分析（无论我们如何定义它们）；也不同于形式科学的方法，如逻辑、数学、博弈论、纹章学等——无论这种观点在何种程度上是正确的，它都是维柯名垂青史的一种资格。他的本质观也是如此，在他看来，本质不是静止的，而是在流变：人的本质不是一个永恒不变的核心，自然规律的倡导者却认为，任何时代、任何人的本质都是相同的；维柯认为，人的本质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是一种生成（nascimento），本质（natura）起源于此；人类历史上发生的所有事件，只能发生于大循环模式中的某个适当位置。

由此看来，大约十九个世纪以前波利比乌斯的悲叹——如果哲学家（而不是祭司）负责管理人类社会的开端，他们本来可以避免很多错误和愚蠢行为——显然是荒谬的。维柯对波利比乌斯和理性主义者的回答是，除非是在文化的早期阶段，否则哲学不仅不会，也不可能出现。发展的顺序是永恒不变的，巫术的出现必然早于理性思维。人们观察世界的方式各不相同，这些观察方式依赖于人类已经达到的发展阶段：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因此，荷马史诗的美与力量只能属于野蛮社会，主宰着这里的是冷酷无情、野心勃勃而又贪得无厌的寡头统治者，这是荷马史诗的发祥地；它们不可能再现于一个以法律纠纷、哲学和散文为文化特征的时代，因为这个时代缺乏那些自发的、栩栩如生的明喻和暗喻，只有它们才能表达对于复杂程度与自我意识十分有限的早期文化很自然的观点。

如果说神话是一道门，我们可以由此追溯人类观念的发展，“进入”先人想象中的那个宇宙，那么暗喻则不同于现代的暗喻，不像维柯那个时代的法国评论家所批评的那样，是一种自觉的、虚假的、巴洛克式的装饰，这些批评家拿这些丰富的暗喻，和“伟大时代”的伟大作家所具有的古典式直白与明晰，进行不利的对比。暗喻和明喻开始出现时，是一种自然的表达方式。如果英雄时代的诗人说心中热血沸腾，那是因为在他们看来，与他们所熟悉的世界上其他任何事情相比，愤怒之情更像一腔沸腾的热血。如果这个“英雄时代”的人们说到河流的嘴、花瓶的唇、大地的脖子、矿石的脉络、大地的内脏（或者微笑的天空、低语的波浪、哭泣的垂柳），他们的目的不是要增强语言的效果，刻意追求诗性或传达神秘玄奥的真理，相反，这种语言自然而又自发地表达了他们所感知的世界。

万物有灵论和拟人论是两种集体意识，属于不同的社会组织，会随着该社会组织的消亡而消亡；起源于这集体意识、作为文明的某个阶段的声音的诗歌，它所具有的那种力量和崇高精神，不可能在世界历史上再次出现，除非人类历史的永恒的周期式发展，又一次达到了相同的文化阶段。希望原始人能用我们所谓本义文字来描述他们的宇宙，是一种全然无知的表现，这种观点不懂得人类是如何发展的，他们是什么，因为人类就是其诞生、上升、到达顶点，然后衰落的过程。在我们看来是有意为之的一些暗喻，实即我们的祖先与生俱来的表达方式，他们要表达自己所看到的、感到的、听到的或担心的事情——与他们有着密切的联系的一切。人们必须以这种方式来理解所有的艺术，把它看作一种自然而然的反应方式和表达方式。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艺术是通向历史之门户。

据称，认识真理或正义的唯一正确的方式是存在的；从理论上说，自然规律是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把握的真理。很久以前，亚里士多德暗示了这种观点，斯多葛主义者坚持这种观点，与维柯属于同一世纪的格劳秀斯也持这种看法；在维柯看来，这些说法不堪一击。原始人没有，也不可能按照永恒不变的、超越时空的原则来生活，因为如果那样，就不可能有发展或历史变化，只能有永恒的循环，一如动物的生命。人是一种具有自我改造能力的动物，某些需求满足后，他会改变自己的性格，产生新的需求，选择新的生活方式：他就是永恒的成长，神意指引着他，作用于他的情感和缺陷。固定的、永恒不变的、适用于所有时代和所有人的“核心观念”并不存在，人类生活与人类历史中的一切，只能被理解为某个过程中的一些变化因素。人们能认识这个过程，因为它遵循着一种可以理解的模式，维柯已经发现了该模式的永恒原理，在这个模式中，精神因素、经济因素与社会因素相互交织。

与其他天才的创新者一样，在新视野的支配下，维柯也会过分强调自己的发现。欧几里德，甚至修昔底德都是他们时代的产物，但即使不从他们各自的文化背景来考察其观念，人们还是能够理解（尽管不是完全理解）他们的语言。不过维柯的观念具有革新力。他是历史主义和文化社会学的真正鼻祖；他首次提出，各种形式的艺术或文化，在各自的时代都是合理的；如W.刘易斯所言，他是反对“人文科学进步之魔鬼” 的第一人。最重要的是，他区分了两种知识：理解一个笑话，一首诗，一种性格、观点、价值体系以及某种文化，不同于理解数学知识、科学知识、实用技能以及日常的实际知识。最让他出名的，却是他的所有理论中原创性和可信度最低的一种理论，即历史循环论。他生前已经厄运缠身，死后还是厄运不断。

他那个时代的名人基本上不知道他。少数几个意大利学者做了一些他们力所能及的事情；他的信徒——杜尼、切萨罗蒂、费兰杰里——努力提高他的知名度。但他那个时代最著名的思想家还是基本上不了解他的著述。即使某学术期刊的一个编辑，以及一两个不重要的德国学者，多少注意到他的著作（他总是不知疲倦地向当时的名人传播自己的著述），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孟德斯鸠读过他的书。（后来有一两个评论家宣称，孟德斯鸠重复了维柯的观念，这种说法似乎没有根据。）

意大利的法学家和批评家从他那里获益匪浅，他们认为某些法国学者也是如此。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伏尔泰或丰特奈尔、沃尔夫或休谟曾听说过他。然而他却预见到后来一个世纪，德国古典学术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某些最辉煌的成就。“如果毕达哥拉斯还记得，他前生曾在特洛伊城下战斗，”1831年米什莱这样写道，“这些大名鼎鼎的德国人就应该记得，他们都体验过维柯的观念。《新科学》这部小而杂的著作，几乎囊括了所有的大批评家，还绰绰有余。” 当这一事实摆到著名的荷马专家F.A.沃尔夫以及同样著名的罗马史专家B.G.尼布尔面前时，他们都显得不是很愉快。

柯勒律治、托马斯·阿诺德、马克思、狄尔泰、叶芝以及乔伊斯（例如《芬尼根守灵夜》有很多维柯式论断和暗喻）都承认他的才华。但是除了在他的祖国，除了专门研究文学史或观念史的人，其他人并不读他的书。哲学家和哲学史家还是对他不感兴趣，只有少数几个例外。这显然就是他那些著作的命运，正如他自己的理论对人类本质的论述，它们将被遗忘，然后再次出现，成就了短暂的辉煌之后，再度湮灭无闻，直至下一轮回，如此反复，以至无穷。 +DZj6JJentVRwDzg/RksNfPwiCuVc0X+wjM9jmDjNp5OfhwPMneJuwymRMD4pXD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