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6～前87年）欲联合大月氏共击匈奴，张骞（公元前164～前114年）应募出任使者，于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出陇西，途经匈奴时被俘。张骞羁留匈奴十余载，“持汉节不失”，后设法逃脱。西行至大宛，经康居，抵达大月氏，再至大夏，停留了一年多才返回。在归汉途中，张骞改从南道，依傍南山，以避免被匈奴发现，但仍为匈奴俘获，又被拘留一年多。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匈奴内乱，张骞乘机逃回汉朝，向汉武帝详细报告了西域情况，汉武帝授以太中大夫。因张骞在西域有威信，后来汉所遣使者多称“博望侯”以取信于诸国。

张骞出使西域本为贯彻汉武帝联合大月氏抗击匈奴的战略意图，但出使西域后汉夷文化交往频繁，中原文明通过张骞开辟的西域通道迅速向四周传播。因而，张骞“凿空”西域这一历史事件便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

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年）在其著作《中国》一书中，把从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间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Seidenstraβe），这一名词很快被学术界和大众所接受，并正式运用。

历史上的文化交流所能达到的深远程度常常超越人们的意料之外，人们往往赞叹明朝郑和（1371～1433年）下西洋的伟大壮举，其实，早在唐朝就有一位名叫杨良瑶（736～806年）的官员，在唐德宗贞元元年（785年）就已受命出使阿拉伯半岛的黑衣大食。杨良瑶从广州出发，走海上丝绸之路，经过3年时间，完成联络大食、夹击吐蕃的政治使命，返回唐朝。杨良瑶聘使大食更为重要的成果，是给唐朝带回来珍贵而完整的海上丝路的航海日记。据考证，这应当就是贾耽（730～805年）记录的《皇华四达记》中从广州到巴格达的航海路线。当然，这条路线也正是800年之后耶稣会士们梯航东来的路线。

在东西方交往的陆地“丝绸之路”与海洋“丝绸之路”上，不仅有丝绸玉器、陶瓷琉璃、香料药材，还有佛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儒家思想和道教方术。火药、指南针、造纸术和印刷术也是沿着丝绸之路传向西方。而对于中外数学文化交流来说，沿丝绸之路数学知识的传播与交流，一直为学者们所关注。

1925年，钱宝琮（1892～1974年）著文《印度数学与中国算学之关系》，比较了中国数学与印度数学的若干关系，论述了佛教与中印数学的传授。值得注意的是，钱宝琮在论文开篇指出：

西算史论印度算史者，有谓印度算学除小部分传自希腊外，创造甚富。有谓印度算学大多取材于中国算学。持第一说者漠视中国算学与印度算学之关系。持第二说者对于中国算学又往往过事夸大，易启疑窦。皆未明中国算学之过也。

1927年，钱宝琮发表《〈九章算术〉盈不足术流传欧洲考》，在该文的“结论”部分，钱宝琮指出：

中国算学西传，为西域诸民族，及欧洲中古算学所采用者，其例甚多。盈不足术，特其显而易见者耳。但近人熟悉中国算学者少。撰世界算学史者，往往藐视中国算学之地位，以为中国僻处东亚，其算学传授，可以存而不论。兹编述盈不足术之世界史，以补西洋算书之缺憾。取《〈九章算术〉盈不足术流传欧洲考》为本篇题目者，将以引起读者之注意耳。

李俨（1892～1963年）也十分关注中外数学的交流问题。相关文章有：《中算输入日本之经过》（1925年）、《明清之际西算输入中国年表》（1927年）、《印度历算与中国历算之关系》（1934年）、《伊斯兰教与中国历算之关系》（1941年）、《从中国算学史上看中朝文化交流》（1955年）。

在李俨所著《中国算学史》（1937年）和钱宝琮主编的《中国数学史》（1963年）中均列有专章论述中外数学交流。 H6FNC6kRMnM0zuayYdSISYNykGwMRu6UN2kyIcC4BB/YEBIAE9LcBwaqEgVd+mf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