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特海（A.N.Whitehead）晚年演讲文集Modes of Thought（商务印书馆2004年出版刘放桐先生中译本的标题是《思维方式》）前三章的标题依顺序分别是“重要性”（importance）、“表达”（expression）、“理解”（understanding），并且由这三章构成的第一部分的标题是“创造性冲动”（creative impulse）。在我以往二十年的北京大学课堂上，怀特海这本文集，尤其是它的前五章，始终为认真听课的学生们提供着最重要的思想指导，以至这些内容被我简约地概括为这样两项命题：（1）在任何理解之前，先有表达；（2）在任何表达之前，先有关于重要性的感受（简称“重要性感受”），并且进一步简约为这样的“三位一体”的短语：理解、表达、重要性。最后，对这样相互纠缠的三位一体的“知识过程与人生感悟”而言，“重要性感受”或许是唯一重要的。我认为，在任何社会里，这也是使教育具有合理性的唯一根据。在其他文章里，怀特海说教育就是让年轻人遇见自己的中年与老年。这句话让我想到“斯芬克斯之谜”，借助于教育，沿时间顺序发生的人生各阶段在同一空间里相遇。怀特海还说教育的目的是掌握“如何运用知识”这一艺术，他还说教育的目的是“理解”，他还说教育的目的包含了宗教性以及风格。总之，散见于各次演讲，怀特海提出了许多基本判断而不给出论证（这是他演讲的一项特征）。在他给出论证的判断中，给我影响最大的就是上述三位一体的思维方式。

让时间转变为空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古代中国、古希腊和近代西方都流行这样的教育。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出身富贵，早年在巴比伦和埃及做学徒（关于这位传奇人物最晚近研究是Alberto A.Martinez 2013年发表的The Cult of Pythagoras：Math and Myths，毕达哥拉斯密教：数学与神话，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配第（William Petty）出身很低，凭借聪明才智及运气，游学各国（参阅我的《经济学思想史进阶讲义》）。事实上，霍布斯（Thomas Hobbes）和配第时代（17世纪）的英国，流行所谓“大漫游”（grand tour）——根据这一风尚，教育的最后阶段就是到欧洲大陆漫游并与那里的名人交流学问。罗素（Bertrand Russell）建议过两种知识分类：其一是将全部知识划分为“科学”（经验的）、“神学”（超验的）以及介于科学与神学之间的“哲学”；其二是将全部经验依照我与世界的关系划分为“直接的”（我的经验）、“间接的”（他人传达给我的经验）和“内省的”。在东方思想传统里有类似的知识分类：其一是可传授的知识（外证的知识）——最接近这一短语的关键词，我建议读者检索“communicable knowledge”（可交流的知识）；其二是不可传授的知识（内证的知识）——或许，读者应检索的关键词是“incommunicable knowledge”。更专业的研究，读者应参阅我二十年多前发表于《经济研究》的一篇论文，专论时间维度上各项知识之间的互补性和空间中各项知识之间的互补性（“知识沿时间和空间的互补性以及相关的经济学”）。总之，如笛卡尔（Rene Descartes）所说，知识的唯一目的是“让心灵在一切方向上充分涌流”（我以此为题于二十多年前接受《三联生活周刊》记者柯凯军采访并发表了同名文章）。

知识不是人生的目标，它只是帮助人省思而已。未经省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但一辈子只省思的人大可视为没有活过。知识帮助省思，尽管知识过程可能很辛苦。知识是过程而不是静止的一堆观念，因此，任何想要一劳永逸例如借助于背诵“应试教育”提供的标准答案而获得知识的人注定与知识擦肩而过。知识帮助人省思是因为在知识过程中的人，逐渐感悟自己的人生从而有了经过省思的生活。所以，知识过程与人生感悟是相互纠缠的共生演化过程（这是我为《读书》1998年“二十周年纪念刊”写的一篇文章的主题）。柏拉图（Plato）想象的“知识”犹如心性天生就有的“种子”，通过教育或其他方式被唤醒，于是萌芽成为知识。种子是“先天的”，知识是“后天的”，于是苏格拉底（Socrates）式的教育方式是“助产士”的。

当然可以有决定性事件的冲击，导致内心那颗种子的“觉悟”或“顿悟”。美军士兵罗尔斯（John Rawls）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所罗门群岛的生死体验，让他感悟到一项只能由他自己而不能由他人去承担的使命，回到哈佛写了《正义论》，堪称“传世之作”。这是生命的一般特征，在生死关头迸发出的生命力量，往往是最精彩的。也可没有任何观测到的决定性事件，于多年孤独的沉思中有伟大的感悟或顿悟。我视野之内最精彩的智者克里希那穆提（Jiddu Krishnamurti），是这一类型的似乎无可比拟的典范。他说过，甚至思想，由于所思所想的都是陈迹，也成为阻碍心性自由的枷锁。老子对孔子说过类似的见解：凡可传授的都不是道而只是道的陈迹。

孔子“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因为，“上智者”不必教育——心性天然有足够的重要性感悟能力，而“下智者”无法教育——那颗“种子”也许不存在呢。苏格拉底的名言，“未经省思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现在可以有逻辑上更准确的表达：完全没有重要性感受的人生等于没有活过。逻辑上最准确的表达必定是重言式或同义反复，所以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关注同义反复的表达，或刚好相反，逻辑荒谬的表达，或诸如“大音希声”和“大辩不言”这类表达可能有的隐喻式含义。借用老子的隐喻式表达，我们也可以说“最高的重要性感受是完全没有重要性感受”，与“担水砍柴无非妙道”这样的表达相类。极而言之，我可以用一句禅语来开篇并且结束这本书：最不值得过的生活最值得过。

考察了许多诸如上述的逻辑荒谬的表达之后，我的结论是，这些表达的用意在于迫使我放弃语言可表达的或佛家称为“增上慢”的知识，从而转向内观或内证（不可传授的知识）。所以，知识与感悟不应分离。否则就出现不真的知识或不真的感悟。逻辑的真，借用金岳霖先生的理解，只是“通”而还不是“真”。金岳霖在《知识论》里有两次关于真与通的讨论，然后他说，倘若真与通不能兼得，他宁可求其真。他所说的真，是“真正感”的真——要求“正”而不能“邪”，并且要求“感”而不能“无感”。金岳霖在那部作品的开篇就说，知识的最高境界是“真且通”。我常说，“真且通”的知识是生命过程。

或许因此，在《教育之诸目的》开篇，怀特海阐释“理解”为一种类似“宽恕”或“原谅”所表达的情感。我们常对某一行为表示“不能理解”，然后，在充分知晓行为的动机之后又表示“可以理解”。换位思考导致感同身受，这是人类之为“社会性哺乳动物”最原初的情感能力，休谟（David Hume）和斯密（Adam Smith）称之为“同情心”，与孟子“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有相类的理据。因此，与康德（Immanuel Kant）所论的“纯粹理性”不同，理解的核心因素是感悟，它要求情感的介入，或韦伯（Max Weber）所论“同情理解”。也可以说，理解是介于逻辑与情感之间的过程。关于逻辑与情感的关系，我在为本科生写的那本《经济学思想史讲义》里说过，逻辑不能包含情感。因为，例如，“又爱又恨”或“悲喜交集”这类复杂情感的逻辑表达是悖论式的。

逻辑与情感，互补如左脑和右脑，并且相互之间难以表达，这一状况正需要“理解”。这是著名的脑科学家达马西奥夫妇（Antonio and Hannah Damasio）的研究思路。比他们更资深的，是认知神经科学泰斗加扎尼加（Michael Gazzaniga），他的经典研究是手术之后的“裂脑人”行为。根据他与达马西奥夫妇的观察，大脑左半球控制的身体和思想，与大脑右半球控制的身体和情感，因为缺乏交流渠道（胼胝体被切断），相互之间的冲突难以化解。我记得（参阅Rita Carter Mapping the Mind）其中一位患者试图将自己的被子叠成“整齐”的形状，却很难做到。因为她的右脑（负责判断叠好的被子外形是否方正）总是不满意她的左脑在缺乏整体判断的情况下根据以往记忆的“整齐的被子”的各部分之间的逻辑关系而叠好的被子。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撰写她生命中最后一部作品时，反复与她的英译者麦卡锡女士（Mary McCarthy）探讨德文“理解”一词的翻译。事实上，我更喜欢阅读的，是这部作品里麦卡锡撰写的篇幅长达十三页的“编辑后记”，那是一份很好的思想史材料。德文“Verstand”根据康德著作的标准英译，麦卡锡主张译为“理解”（understanding），可是阿伦特坚持要译为“intellect”——这一英文单词通常译为“智力”。我认为阿伦特试图使用这一英文单词的原初含义，即心性先天就有的知识的“种子”——著名的智商心理学家林恩在全球范围内测试并长期考察“智商”，他得到的引发争议的一项结论是：智商的先天因素比后天因素更重要（Richard Lynn，2008，The Global Bell Curve：Race, IQ, and Inequality Worldwide，“全球钟形曲线：种族，智商，世界范围的不平等”，Washington Summit Publishers）。也许阿伦特试图采取更接近生物演化思路的而不是康德逻辑理性思路的“理解”，于是她的理解就更富于情感因素。最终，麦卡锡接受了阿伦特的翻译，出现在英文版《心智人生》（The Life of the Mind）里的是生物演化思路的“理解”。另一位引发争议的人格心理学泰斗艾森克（Hans Eysenck）晚年著作《天才》，1995年发表，其中收录了他毕生都喜欢的一幅示意图，在这幅示意图里，“智商”只是可检测的心理指标之一，远比智商这一心理检测指标（以及示意图里比智商更高级的“社会智力”检测指标）更原始的是生命适应环境的能力，他定义为“生物智力”（biological intelligence）。

按照生物演化的思路，理解是伴随生命的过程。理解“理解”，是我在开篇引述的怀特海《思维方式》第三章的主题。并且，怀特海也是在阿伦特意义上理解“理解”的，他用的单词是“智能”。在他的“过程哲学”里，生物演化的理解尤其有根据。我说过，怀特海这本小册子需要反复阅读。对我而言，每次阅读都有不同感受，于是我在同一本小册子的页边写满了不同阅读感受的笔记，以至每次推荐并发给学生们这本书的时候，我要重新下载没有我的笔记的电子版（Alfred North Whitehead，1938，Modes of Thought，我认为这本书的标题的更贴切的中译名是“思想模式”，The Free Press）。

生命现象，在最基础的层次，首先是，例如，由细胞膜界定的“个体”与“环境”之分；其次是，仍以细胞为例，细胞膜内侧的许多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包括代谢过程和遗传过程。因此，第三是细胞膜两侧的信息和物质交换过程。参阅我写的《行为经济学讲义》和《经济学思想史讲义》，在生命演化的意识层次，怀特海阐释的“理解”，永远意味着某种洞察或穿透，生命试图洞察或穿透包围着它的生存环境，这是一种原始冲动或生命力在意识层次的表达。生命的原始冲动在于它试图渗透到它自身之外，由此获得更广泛的生命表达，也就是对有限性的超越。在数学定义里，存在无穷多的“有限”，也存在无穷多的“无限”。例如，虽然自然数的集合是无限集，但任一给定的自然数都是有限的。有理数的集合是无限集，无理数的集合是远比有理数的集合包含的元素多的无限集，诸如此类。事实上，无理数的定义是：“全体收敛到同一极限的不同有理数列的共同极限，确定了一个无理数。”哪怕不借助“公理集合论”，我也非常理解为什么毕达哥拉斯的信徒们拒绝承认任何“无限”，黑格尔（G.W.F.Hegel）似乎说过“无限性只能是恶的”。

无止境地试图超越自身的有限性，这就是我理解的生命力。也是在这一意义上，生命有了重要性感受。根据我理解的怀特海在这本小册子里的解释，创造性冲动起源于生命感受到的重要性。生命欲求“表达”自己，表达包括母代的基因型在子代的基因型上的表达，这是生命超越有限性的创造性冲动。我在《读书》2001年7月发表过一篇文章，《从读书的捷径说到叔本华认识论》，据我考察，叔本华大约早于怀特海一百年意识到与此相类的生命原理。所以，叔本华理解的“理解”，是最低等的生命诸如海星到最高等的生命诸如人类，在不同程度上通有的能力。

叔本华和怀特海都强调了理解的“直觉”维度。有限生命对无限性的领悟，只能是直觉的而不能是分析的。根据怀特海的建议，在时空的局限之内，我们直觉可以领悟的重要性感受，称为“perspectives”（前瞻、展望、透视）。直觉可洞察的最高的重要性感受是“整全”或“一”，即局部或有限生命（用数来表达就是“多”）对宇宙之为整体的领悟。怀特海说，借助于“展望”，这是“有限”获得的来自“无限”的礼物，对有限而言，这是“重要性感受”，并因此有表达这一重要性感受的冲动——创造性的原始冲动。怀特海是数学家，他或许更喜欢如毕达哥拉斯那样，用数来表达世界的本质。所以，有限生命或“局部”或“时空局限”或“历史局限性”，在怀特海这里表达为“多”（the many），而无限性或“世界的整体性”或“超越时空局限”，在怀特海这里表达为“一”（the unity）。

我常与宏观经济学家探讨“宏观经济学基本问题”，虽然我认为他们“不得其要”或我自己“不能入门”，但我用来开始我们之间探讨的是这样一项命题：每一个人，包括每一个经济学家，都有“微观体验”，但每一个人只可能有“宏观想象”。我的这项命题其实很直白，既然每一个人都是局部的具体的个别的，那么他就只能体验到局部的具体的个别的而无法体验到全局的抽象的整全的，于是他的任何“宏观”学说只能基于他对其他局部的具体的个别的事物或事务的“想象”。由此而生出宏观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就是“集结”——每一位经济学家必定有独特的视角来集结那些在他想象中的微观体验的整全性质，并因此而不同于其他经济学家的集结，于是有了不同的视角和学派，从而宏观经济学的“统一性”（整全）就成为问题，而且是基本问题。宏观经济学尚未解决甚至尚未直面自己的基本问题，故而它始终不成“体统”。就此而言，它远不如微观经济学。不过，恰好因此，它是一门正在发展的社会科学，这是它的生命力所在，并因此而吸引最优秀的学者。

为“微观经济学”辩解，我常介绍的一项命题是，微观经济学唯一重要的观念就是“成本”（或“代价”），围绕这一观念展开的，就是微观经济学的全部理论，不论那是哪一学派的理论，在芝加哥学派就是“价格理论”，在奥地利学派就是“市场过程学说”或“企业家学说”，在制度经济学里就是“交易费用”学说，运用于产业组织理论就是生产的成本问题，运用于金融学就是金融资产定价问题，运用于劳动经济学就是人力资本定价问题，诸如此类。

经济学家对整全或一的领悟，是经济学家的创造性冲动，最为原始，最有力量。在任何学术领域内，这就是所谓“打通”——从每一局部的“多”的研究而领悟到“一”，从学徒到大师。老师看学生，主要是感受学生的这种生命力或创造性冲动的强度。否则，不论他考试多么优秀，都不算是优秀学生。

科学体系要求逻辑的“通”，人文叙事要求情感的“真”。金岳霖要求学问的最高境界，“真且通”。以学问的最高境界为己任，原创性的冲动不可谓不强烈。这样的学生，必须对学问有极佳的理解力。因为让心性得以沟通逻辑与情感的，是理解力。智商研究表明，理解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先天的。如果智商分布是正态的，那么，人类社会似乎以一百万分之一的概率产生爱因斯坦这类天才，但为产生一个爱因斯坦这类天才必须先产生一万个次一级的天才头脑。换句话说，人类社会似乎以万分之一的概率产生着次一级的天才头脑。爱因斯坦的智商，根据通常的估测，在140分至160分之间，根据另一版本，在160分至190分之间，不算最高。陶哲轩的智商是230分，威廉·詹姆斯·席德斯（William James Sidis）的智商被认为有史以来最高，在250分至300分之间。但是当代的智商量表提供的最高分数是160分。根据2017年出版的《人格，智力与个体差异》第四版（John Maltby, LizDay, and Ann Macaskill，2017，Personality,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nd Intelligence，4th ed.，Pearson Education），在智商分数的正态分布上，人口的平均智商是100分，标准差是15分。从均值向左偏离15（智商85分）称为“正常愚钝”（dull normal），向右偏离15（智商115分）称为“正常聪明”（bright normal）。向右偏离正态分布均值两个标准差至三个标准差（智商提高30分至45分），智商分数在130分至145分，被称为“优秀头脑”（superior）或“非常优秀的头脑”（very superior）。更高的智商，145分至160分，被称为“gifted”（有天赋的）或“天才”（genius）。让我们想想地球上有多少人，只看中国人口吧，按照上述概率就应当出现至少几百至一千多个爱因斯坦这样的头脑。所以我写了一本小册子《行为社会科学基本问题》，试图让中国人关注这一事实：不论我们如何自信，我们的社会（文化、制度、政治、经济以及其他各类因素）每年扼杀了至少一千个爱因斯坦类型的头脑，并且我们的教育体制可能已使一千万个头脑濒临“脑残”。当然，因为先天分布的均等性质，绝大多数天才儿童降生于普通家庭而不是富裕家庭，所以，最近十几年的反腐败运动和扶贫努力，其实正在改善这一状况，但效果似乎很不显著。

理解是过程而表达（expression）却是逐次的。每一次表达，只是理解之为过程（不妨称为“意识流”）在某一时刻的思想截面。或许意识到表达的如此剧烈的限制，维特根斯坦很难表达自己的理解，大约与他同时期的直觉主义数学大师布劳威尔（Luitzen Egbertus Jan Brouwer）甚至拒绝表达。这是局部对整全的领悟之表达，任何对“一”心怀敬畏的人，确实很难表达。但是，二十年前我解释过，通常的方式是，在各局部的对话当中，“逻各斯”涌现自身。这一原理，我称为“对话的逻各斯”。对话当然要有表达并要求表达能够被理解，从而，参与对话的全体都对自身情境（局部性）有更好的理解。对话与沉思都重要，或许二者是互补的。阅读是一种对话，穿越时空，读者与作者相遇。沉思是独自感悟更高层次的理解，一种重要性感受。布劳威尔离群索居，想必是意识到社会对他的独自感悟有太多束缚。小门格尔（Karl Menger）追随布劳威尔随后又离开，很可能是受老门格尔（Carl Menger）的影响，他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感悟重要性。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倡导对话理论，想必是意识到现代世界诸神之争的割裂局面之化解是他最应承担的使命。生命既然是有限的，注意力就只好集中于最相关的问题。在怀特海思想里，相关性（relevance）是从局部性领悟整全性的指导原则。存在许多自洽的逻辑体系，其中只有少数，罗素说，通过“逻辑常项”与真实世界产生相关性。不相关的表达不能引发对话参与者的兴趣，虽然这些表达或许传达最重要的感受。

在学术传统界定的领域内，局部研究者的重要性感受借助学术语言来表达，并预期引发其他局部的研究者注意。我常说，任何学问的正确开端应当是这一学问的学术思想史。因为研究者或准备研究这一学问的学生，在思想史里逐渐培养自己对这一领域之内重要问题的感受能力。古代的学问是统一的而现代的学术是分化的，所谓“道术为天下裂”，最初的学问裂为诸子百家，末流学者墨守自家理论，习气沿袭，学生很少能从老师那里学习自家理论之外的重要理论。思想史是我们普通人判断或感受任何理论之重要性的或许唯一正确的视角，虽然，天才可以有其他视角。

关于“理解”，怀特海在那本小册子里告诉我们的另一要点是：康德以来两百年的抽象思维扼杀了伊壁鸠鲁、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留给欧洲思想传统的伟大隐喻。学者追求完备的知识，但富于穿透力的想象就在完备性的封闭当中完全枯竭了。归根结底，西方人追求知识确定性，这是一种错误，致命的错误。这是怀特海的感慨：思想史是生机勃勃的破除封闭性与死气沉沉的封闭性之间的悲剧性混杂。所以，刚好在不能完备的时候，各局部知识之间的不一致性蕴含着创造性冲动，这是由模糊性（ambiguity）或不确定性（uncertainty）表达出来的创造性冲动。应试教育体制每时每刻都在扼杀这样的冲动，因为制造“标准答案”的官僚化努力总是倾向于排斥或掩盖任何不确定性。那些为晋升而努力达到各类考核指标的老师坚持不懈追问那些以考分为唯一目标或迟早被体制改造为追求这一唯一目标的学生：你界定清楚你使用的概念了吗？请继续界定，直到毫无疑问为止。正是在这里，“理解”之为原始的生命体验，显得格外珍贵。学院派不妨批判熊十力的那些著作，但很难否定他那些著作喷发着的原始生命力。

对思想史而言，这些创造性冲动远比完备体系更精彩。我要再次强调：原创冲动的本质是有限性向着无限性的穿透（penetration）。没有人可能完全理解无限，有限生命只能“领悟”（comprehend）无限。这样的领悟（理解），在思想史视角下，永远嵌入于特定的时空情境。思想的这种“嵌入性”（embeddedness）——与现在流行的“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或达马西奥关于“意识的具身性”的阐释有某种“家族相似性”，既与“符号互动论”的社会学视角相关，又与网络社会科学的局部性视角相关，它意味着回归到韦伯的“同情理解”，或干脆就是回归到“柏格森（Henri Bergson）—詹姆士（William James）—怀特海”思想传统中“理解”的本义。我2004年12月2日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列出“情境理性”这一中文译名的若干思想源流，这里抄录当时我使用的六十六张幻灯片的第三张，并增加一些文字解释：（1）哈贝马斯：“situated reason”，这一短语，我倾向于译为“嵌入于场景的理由”。这里的“理由”，是王国维先生最初提供的翻译，以区分于康德使用的“纯粹理性”，他解释，理由比理性更宽泛，从而更符合中国传统。（2）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social self”，在社会交往中塑型和不断复制的自我，这一短语通常直译为“社会自我”。（3）社会心理学：“situated and embodied cognition”，后者继承了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思想。这一短语的前半句，我直译为“场景化的认知”。这一短语的后半句，心理学教材里，直译为“具身认知”。（4）认知科学：“episodic memory”（场景记忆）。根据心理学和脑科学的记忆研究，参阅我的《行为经济学讲义》，长期记忆划分为可读取和改写的“外显记忆”和主观很难意识到的“内隐记忆”，并且，外显记忆划分为温暖的“场景记忆”和没有温度的“语义记忆”。场景记忆似乎为人类独有，它产生“时间”，从而被认为是“历史感”的神经学基础。（5）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committed understanding”，同情理解。（6）布鲁默（H.Blumer）：符号意义的场景专有性，“symbolic interactionism”，个体理性的最重要的社会环境是符号交往。（7）西蒙（H.Simon）：“bounded rationality”，直译“有界的理性”，通常译作“有限理性”，源自西蒙长期从事的人工智能研究——西蒙早期主张的优化问题的“domain”（界域）概念以及西蒙晚期提出的“过程理性”概念。（8）布迪厄（Pierre Bourdieu）：“fields”（场域），以及“实践逻辑”等主张。（9）舒茨（Alfred Schutz）：“common-sense knowledge”（基于常识的知识）以及“社会实在论”。（10）阿马蒂亚·森（A.Sen）的“邀请信”。关于森的邀请信，可参阅我的《行为经济学讲义》，大致是说，一位年轻人收到参加聚会的邀请信，可是在他回信接受邀请的时候，他瞥见邀请信的下边写了一行小字：允许使用药物。通常，这就意味着可以吸毒。这一信息并不包含在正式邀请之内，但它对这位年轻人的选择具有决定性影响。在多次讨论之后，我认为“森的邀请信”的当代含义在于：我们观察到的绝大部分行为其实都不能满足“完备信息”假设，我们的理性能力让我们能够在“行为的过程”当中不断更新信息并不断调整行为。这样的理性是西蒙建议的“过程理性”（procedural rationality），或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史密斯（Vernon Smith）建议的“生态理性”（ecological rationality）。虽然史密斯的诺奖演说以此为标题，他并未引述荣格的深层心理学。我则越来越相信生态理性的基础是演化心理学，以及荣格（Carl Jung）心理学。例如，我们通常认为梦是无理性的，但在演化视角下，梦的主要功能是释放哺乳动物（例如猫和狗）感受到潜在威胁时的焦虑感并提醒哺乳动物关注这些威胁。不同于“野蛮人”，理性启蒙之后的“文明人”不再认为梦是合理的。这一演化论的描述意味着，梦失去“理性”是晚近几百年的事情。换句话说，在人类数百万年历史的绝大多数时间里，梦是合理的——演化理性或过程理性。荣格思路的一位重要探索者是坎贝尔（Joseph Campbell），他是神话学家，但他成为家喻户晓的作者是因为他写了几部最受欢迎的科普著作，最著名的一部，中译标题是《千面英雄》。多年来，我喜欢引用的坎贝尔名言是：梦境是私人的神话，神话是公共的梦境。后来，大约是2015年，我注意到荣格和坎贝尔思路的另一位重要探索者，多伦多大学的政治学与心理学教授彼得森，他1999年出版的一本书，试图继续荣格临终前主编的《人及其象征》一书尚未完全展开的科普工作（Jordan Peterson，1999，Maps of Mean-ing：the Architecture of Belief，“意义的地图：信念的构造”，Routledge）。彼得森将神话划分为四类：（1）关于存在过的“理想秩序”的神话；（2）关于威胁理想秩序的邪恶势力的神话；（3）关于秩序瓦解的神话；（4）关于重建秩序的神话。不可否认，他的这一视角意味着强烈的政治关注。

关于神话，在以后的篇章里我希望有更多探讨。理性是过程，但表达是逐次的，在生命存在的时空序列当中，在每一特定情境之内，在生命的重要性感受冲击下。如果不考虑诸如梦境和神话这样的表达，那么，任何有意识的重要性感受的表达首先要克服的就是语言的官僚化外壳。任何社会的任何观念，在演化中总是倾向于找到自己的标准定义，不再引发疑问。不如此，观念传播的成本就不是最小化的，于是有更标准的定义来替代不很标准的定义。直到毫无疑问为止，于是这一观念不再激发任何想象，因为完全标准化的定义没有为想象留任何余地。大约十年前，我写过一篇书评，《阿伦特为什么重要》。我认为阿伦特之所以永远重要，因为她最杰出地坚持将新鲜经验注入旧的观念里从而焕发这些观念的生命力。与她相比，她的老师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只不过擅长于玩弄文字游戏，他远不如阿伦特勇敢，也远不如阿伦特那样充满着女性对原始体验的敏感性。凡试图阐明重要性感受的人都遇到表达的困境，2013年，我写过一篇晦涩短文，标题是《涌现秩序的表达困境》（后来成为我的《经济学思想史进阶讲义》第六讲的“附录一”）。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几乎开篇，或开篇不久，就讨论了语言表达对重要性感受的颠覆性质。

与英语相比，汉语更加是官僚化的，它不仅积淀了以往几十年的政治宣传和意识形态，而且积淀了更早的几十年里社会革命的偏激情绪。或许更严峻，汉语在宋明时期已官僚化。对古代中国人而言，语言或任何其他表达，是与行动结合在一起不能分离的，这也是象形字的古典性质。在后来的两千多年里，或许因为表达的成本大幅降低，“言”（博弈论术语是“cheap talk”）与“行”逐渐分离，于是人们常说“听其言观其行”，意思是廉价的表达不再像行为那样是“不可逆转的”或“承担后果的”（commitment）。我想象，必须有这样一群人，他们都有原创冲动需要表达，并且他们都试图突破汉语的官僚化束缚，于是他们相互之间的对话逐渐演化形成一套新的语汇。这些语汇至少让他们相互之间可以理解他们生命的新鲜经验，这些语汇与他们的人生密切相关，引发他们的关注，激发他们的穿透力。自由，我说过多次，是整体的性质。哪怕遗世独立，一个人也很难有自由。因为，自由是有限生命与更高级的存在相互融合时产生的重要性感受。天才是例外，天才通过感悟可以直接洞悉整全。其实，至少我的阅读表明，任何普通人都可能有天才瞬间。源自拉丁文的“天才”这一单词，最初是指男性灵魂，它是一个人的守护神灵。也因此，为要回避“天才”观念的这一源自拉丁文的影响，当代心理学文献更多使用“天赋”这一单词。

任何普通人都可能有天才的瞬间。与普通人相比，那些被认为有天赋的人其实就是有更多天才瞬间的人。或许，我这样猜测，在很久以前（也许是六千年前，也许是一万两千年前），没有“凡人”与“天才”的区分，因为那时每一个人都有许多天才瞬间。不论你想到什么样的理由，或许那时的人为了生存必须是原创的，或许那些天才群体无法适应后来他们遇到的生存环境，所以消失了，又或许，就如《塞莱斯汀预言》（James Redfield，1993，The Celestine Prophecy：An Adventure, Warner Books）结尾描写的那样，那些天才群体意识到洪水将至，于是在原始森林里静坐升华到另一世界里去了（还可参阅：Graham Hancock，2015，Magicians of the Gods：the Forgotten Wisdom of Earth’s Lost Civilization，“诸神魔术师：地球上消失了的文明的被遗忘的智慧”，Thomas Dunne Books, St.Martin’s Press）。今天，社会的主流生活方式倾向于扼杀天才，因为天才倾向于颠覆主流社会习惯使用的话语，于是难以被社会包容。儿童的表达更容易出现天才瞬间，因为他们尚未习惯于使自己的新鲜经验服从于官僚化的标准语言。海勒女士（Agnes Heller）是我钦佩的匈牙利哲学家。我在《新政治经济学讲义》里特别介绍过她的传奇人生。在她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伦理学多卷本著作里，她阐述了每一个人无法避免的“双重历史性”，以及每一个人降生于特定情境之后如何协调他与这一情境之间的冲突，她列出三种途径：（1）将社会规范完全内置于自我，从而不再有冲突；（2）自杀、疯狂或以其他方式回避冲突；（3）为自我的不同于主流的生活方式寻找新的意义，海勒称之为“文化创造”。哈耶克（F.A.Hayek）设想的“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包容和鼓励每一个人在每一方向上的生活。从这些生活里，常有新的意义被表达并得到社会的承认。这样的社会可能产生远比其他社会多的天才，于是有远比其他社会更高的文明。这里所说的“文明”，在演化视角下，应当理解为人群适应不确定环境的能力。在我们想象中能够顺利实施“星际航行”的文明——例如卡达谢夫量表（Kardashev Scale）里的“II型文明”或“III型文明”，远比那些没有能力适应星际航行可能遇到的极端不确定环境的文明更高级。地球文明尚待进入“I型文明”，也称为“0.75型”文明，如果此前它不自我毁灭的话。“文明”（civilization）这一单词的字源学考察表明，它有三层含义：（1）城邦，古希腊的城邦文明；（2）市民，古罗马和中世纪欧洲的市民群体；（3）合理生活，群体包容不同生活方式同时维系群体自身不致瓦解的能力。

但是上述的文明生活方式，尤其是它的第三层含义，要在儿童时期养成。宽容的社会是由许多宽容的家庭构成的，这样的家庭和这样的社会有机会出现更多的天才瞬间。延续至今的人类文明，根据文明史的考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许多“天才瞬间”偶然聚集起来的一段时间——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称之为“轴心时期”——在这一段时间（大约两个世纪）里涌现出来的思想家们，塑造了以后两千多年的人类思想传统。虽然，已有迹象表明，至少，在六千年前出现过另一个“轴心时期”（例如苏美尔文明），并且在一万两千年前有过更早的“轴心时期”（例如，晚近十几年发现的土耳其哥贝克力石阵Gobekli Tepe）。今天的文明，可能只是偶然尚未毁灭而已。

文明其实很脆弱，凯恩斯表达过这样的见解。有时候，维系文明的，仅仅是少数人内心保持着的一些观念。唐君毅表达过类似的见解，他谈及“中华民族的花果飘零”时，其实指的是中华文明的“命悬一线”。思想史如果对文明有所贡献的话，可能就是在这样的命悬一线的关头，它传承文明的命脉。因为，人们通过思想史最容易接纳重要性感受的熏陶。

人有能力经过例如思想史的熏陶而对那些具有根本重要性的问题保持敏感性，这是因为人有一种通性，如果它不被遮蔽的话，让人在局部之内感悟整全。虽然脑科学，以及二十多年来我关注的其他相关学科，至今也无法解释这一现象。根据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对人性的分析，人性由许多不同的人格组成。关于人格的统计研究逐渐形成共识，例如，有了今天流行的“大五人格”（the Big Five）模型。现实社会里具体的人性多是这些典型人格的某种组合，当组合偏离正常状态太远时，就出现临床心理学“症状”。当然，如海勒所论，人格的“正常”组合，是由社会界定的。在中国社会激烈转型的时期，例如晚近百年，早已没有什么正常状态可言。所以，转型期中国要求本质上不同于稳态社会的临床心理学——这是另一项等候我和我的心理学界朋友们共同探讨的科研工作。

荣格不仅继承弗洛伊德将人性视为不同人格的组合，而且极大拓展了弗洛伊德心理学，使深层心理分析从个体的扩展为群体的。至今，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学说仍是最富争议的学说。彼得森尤其发展了荣格的“原型”（archetypes）学说于政治领域，例如，他论证希特勒与德国普通人共同激发了或共同创造了“纳粹主义”。他的这些演讲，至少我认为，对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学术界极富启发。

不论如何，人是能够感悟整全的，如果人与人之间不再以身相隔。按照梁漱溟先生的设想，未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将返回古代中国儒家的理想状态，人与人之间心心相通，诚如陆九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描述的那样，于是通性得以去蔽。按照彼得森的描述，在政治领域，那些努力使大多数人处于集体无意识笼罩之下的政治势力是邪恶的，因为它们剥夺或腐蚀了公共话语，于是使公众难以表达自己，从而他们的心智停滞于原型的各类形态之内。也是在政治领域，任何政治人物的鼓动之所以具有广泛煽动性，是因为这些鼓动恰好在集体无意识的层次形成共鸣，在这一层次，政治人物与民众有了“通性”——只不过这一通性是愚昧状态的，它需要启蒙，否则就只停滞于原型之内。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里描写了这类愚昧状态，他指出，独裁者最常用的鼓动是“他们”对“我们”的民族主义宣传，直到发动对外战争。与这类宣传直接产生共鸣的，是集体无意识层次的“恐惧感”，是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文化认同。于是民众需要领袖，很可能需要一位希特勒那样的领袖。但是毕竟，这是“愚昧的共鸣”，是使共鸣者降级到生命无意识层次的政治运动，就人的本质是自由而言，这样的政治运动，毋庸置疑，只可称为“邪恶”。现在我可以追溯阿伦特对“平庸之恶”的著名批判——在阿伦特那里，平庸或拒绝思考是一种邪恶，她称之为“banality of evil”（直译“恶的平庸”）。但彼得森的阐释更深刻，平庸之恶的源头，是集体无意识层次的恐惧感。犹如野兽害怕饥饿，这种经过了三亿年演化积淀的恐惧感，借助于五羟色胺（血清素）传播方式，产生足够强烈的焦虑以致无法正常思维。是的，就是要让民众恐惧到不能正常思维，这是“邪恶”的本质。表达的语言困境，在转型期中国社会，首先是政治议题。为此，我写了《新政治经济学讲义》。

我们看到，生存在具体情境之内，有限生命要么向上，独立运用自己的理性（康德定义的“启蒙”），洞悉更高存在的意义并由此获得永恒的宁静（不再恐惧）。要么，向下沉沦，永远被各种各样的原型操纵，犹如玩偶，不再有真实的生命体验。由此，思想史越发重要。

对古希腊人而言，知识分三类：物理的（发生着的物）、心理的（发生着的心）、历史的（关于以往物理与以往心理的知识）。在物理世界里，相对论视角下，时空四维，“宇宙”是时空的整全。宇宙的局部是“物”及其“环境”，投射为欧式几何学里的“点”和“邻域”（可扩展为“非欧几何”的点和邻域）。在心理世界里，“心”是整全，投射为“大一”。太一生水，月映万川。大一的局部投射为“我”与“情境”。物理知识和心理知识的表达是“理”。理一分殊，可以有百科知识。以往的理构成目前的知识史。知识史再表达为理，称为“史学”（historiology）。

思想，“思念”的思与“想象”的想，两字联用，这是第一解。思念的思是动词，以“观念”的念为对象。心理学视角下，“念”字是“今”与“心”的组合，此刻的心，投射于特定情境内的心，汉典的解释是“心中的想法”。“念”的甲骨文字形，心脑合一其上有口，故“念”的另一写法是“言”和“心”的组合，现代汉语的意思是“欲表达的感受”。思的对象是念，所以“思不及物”，它是“高阶的念”，可表达为“念念”。想象，比思念更直观。想象的想，以“意象”为对象。意象，在“我”的意识之内的物像，“意象及物”，是物在心里的像。想象的“想”是动词，它的对象是意象，故想亦不及物。虽然，与思念的思相比，想象的想更直观。因此而有第二解：思是动词，以想为对象。思想的对象是观念与意象，是金岳霖先生的解释，我姑且沿用。

自然地发生着的，是“现象”（全体现象的集合称为“现象界”）。关于现象的感受，可表达的，表达为“理”。可以表达的和无法表达的感受，如呈现于意识，就称为“思想”或思想内容。不被意识到的，称为“无意识”。无意识在梦中突显于意识里的，尽管有不可思议之处，却仍是思想内容，称为“梦境”。群体可能共享同类的梦境，表达为“神话”。在哲学与史诗之前，先有了神话。思想史涵盖神话、史诗、哲学以及由哲学派生的百科思想。理一分殊，思想史不能只有分殊而无“一”理。思想史基本问题，只呈现于思想史的“理一”框架之内。 0M1ftz+nYH+tni5XNRH/kw/CC2mSn89ZVuqMe8sZJL4t4I92RHlQ0MqiLeu3Zks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