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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密陷入泥潭
从大业十二年初秋到大业十三年夏末，天地走完了一个四季的轮回，而杨广也在莺歌燕舞的江都当了一年的鸵鸟。
这一年里发生了太多事情——太多惊天动地的大事。
可它们基本上都被杨广的“鸵鸟术”成功屏蔽掉了。
但是让杨广郁闷的是，自从大业十三年四月那个叫元善达的使臣带来了关于东都的坏消息后，他维系了将近一年的屏蔽网就仿佛被撕开了一道口子。尽管他很快就把元善达处理掉了，可更多让人讨厌的坏消息还是像苍蝇一样嘤嘤嗡嗡地钻进了杨广的耳中。
这些消息都是关于东都的。
杨广听说，那个破落贵族李密真的攻占了洛口仓和回洛仓，像一个穷凶极恶的疯子一样紧紧咬着东都不放，不但把它啃得遍体鳞伤，而且随时有可能把它一口吞掉。
杨广很生气。他不得不从温柔乡中抬起他那高贵的头颅，狠狠地关注了一回现实。
大业十三年五月下旬，杨广命监门将军庞玉和虎贲郎将霍世举率关中部队增援东都。同年七月初，杨广再命江都通守王世充率江淮精锐，将军王隆率邛地黄蛮（四川西昌少数民族），河北大使韦霁、河南大使王辩等人各率所部驰援东都，共同讨伐李密。
东都洛阳曾经是杨玄感人生中最大的一场噩梦。
为了得到它，杨玄感付出了一切，包括最后葬送了自己的生命。
而对如今的李密来说，东都洛阳也正在成为他生命中最大的一个泥潭。眼前的洛阳城看上去是那么近在咫尺、唾手可得，可李密的数十万大军围着它打了好几个月，却始终一无所获。
李密会不会因为这座东都而变成第二个杨玄感？
有个人对此产生了疑虑，他就是李密的帐下幕僚柴孝和。
就像当初李密劝杨玄感西进关中一样，大业十三年五月，柴孝和也向李密提出了相同的建议。他说：“秦地山川险固，秦朝与汉朝皆凭借它而成就帝王霸业。而今之计，最好是命翟让留守洛口，命裴仁基留守回洛，由您自己亲率精锐，西进袭取长安。一旦攻克西京，大业的根基稳固，然后再挥师东下、扫平河洛，如此天下可传檄而定。方今隋失其鹿，四方群雄竞逐，若不趁早下手，恐怕会有人抢先，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啊！”
可令人遗憾的是，当年的杨玄感拒绝了李密，而今天的李密也同样拒绝了柴孝和。人是会变的，当年的李密只是一个幕僚，现在的李密却是一个领袖。
屁股决定脑袋，位子决定思维。此时的李密当然会有一些新想法，他说：“此计诚然是上策，我也想了很久。但昏君还在，他的军队也还很多，我的部属都是山东人，见洛阳未下，谁肯跟我西进关中？况且军中的多数将领皆盗匪出身，如果我独自西进，把他们留在这里，我担心他们谁也不服谁，万一产生内讧，大业会瞬间瓦解。”
不能不说，李密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他的情况与当年的杨玄感有所不同。杨玄感出身政治豪门，而且本身又位高权重，在帝国政坛和军队中都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所以他起兵后对自己的部属和军队也具有绝对的控制力。在此情况下，他没有听从李密的建议及时入关，导致隋朝大军把他围困在四战之地，这肯定是失策的。
而李密呢？在来到瓦岗之前他只是一个穷困潦倒的落魄贵族，一个四处漂泊的失业青年，仅仅是凭借他的心机、智谋和运气，再加上一则语焉不详的政治谣言，才使他后来居上地篡夺了瓦岗的领导权，说难听点就叫作“鸠占鹊巢”。因此他对瓦岗群雄的控制力实际上是很有限的，他的领袖地位也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稳固。在此情况下，如果放弃洛阳，西进关中，很可能就会导致他所说的两个问题：一、属下的山东豪杰不听号令，各行其是；二、瓦岗内部产生内讧，自相残杀。其实还有第三个最大的隐患李密没有说出来，那就是——如果他独自西进，就完全有可能会丧失瓦岗的领导权，更别提什么四方群雄的盟主地位了。
所以，明明知道西取长安才是上策，明明知道洛阳是一个危险的四战之地，可他却毫无办法。
在攻下洛阳之前，李密和瓦岗军哪里也去不了，这是李密的无奈。
就在柴孝和与李密说这番话的同时，李渊正在太原招兵买马、摩拳擦掌，随时准备挥师南下，西取关中。
李密的无奈最终成全了李渊的辉煌。
用古人的话说，这叫天意。
用今天的话说，这叫时势。
而无论是天意还是时势，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很难以个人的主观意志而转移。
为了拿下东都，李密可以说拼尽了全力。
在大业十三年五月，他多次亲率大军攻入东都的西苑，与顽强的隋朝守军进行了一次比一次更惨烈的厮杀，然而每一次都被隋军击退。最后李密甚至身中流箭，不得不在回洛仓的大营中疗养了多日。
这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庞玉、霍世举等第一批隋朝援军抵达东都。越王杨侗当天就命庞玉、霍世举、段达等部于夜晚出城，对回洛仓发动奇袭。李密和裴仁基仓促应战，结果被打得大败，士卒死伤被俘的超过一半。李密只好放弃回洛，退守洛口。庞玉和霍世举一路乘胜追击，最后进驻偃师，与瓦岗军对峙。
六月十七日，经过休整的李密对隋军发起反攻，在洛阳东北的平乐园与隋军会战。这一战李密几乎出动了全部精锐，把骑兵置于左翼，步兵置于右翼，中军则全部使用弓弩兵，对隋军发起了猛烈进攻，终于大败隋军，再次夺回了回洛仓。
九月初，隋武阳（今河北大名县）郡丞元宝藏献出郡城，投降了李密。李密当即任命他为上柱国，封武阳公。元宝藏为了表示感谢，命自己帐下一位文采出众的宾客给李密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提议改武阳为魏州，并愿亲率部众西攻魏郡（今河南安阳市），再南下与李密会合，攻取黎阳仓。李密大喜，随即任命元宝藏为魏州总管。
这个替元宝藏写信的宾客，就是后来大唐历史上乃至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千古第一诤臣”——魏徵。
魏徵的父亲魏长贤是北齐的一个小官，曾担任屯留（今山西屯留县）县令，在魏徵年少时便已过世，所以魏徵是在“孤贫”“落拓”的环境中长大的。贫寒的家境导致魏徵的人生起点很低。如果是一般人，很可能会找一个贩夫走卒的职业糊口，然后庸庸碌碌地了此一生。可魏徵不干，他“不事生业”，偏偏出家当了道士。关于魏徵当道士的动机和具体经历，史书上没有记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当道士就不用为衣食奔波，并且有大量的闲暇时间可以用来读书。所以《旧唐书·魏徵传》称他“好读书，多所通涉，见天下渐乱，尤属意纵横之说”。
通过元宝藏与李密的书信往来，魏徵的文采和学养得到了李密的赏识，随即被调到总部，担任元帅府文学参军、掌记室，也就相当于现在的办公室主任之类的职务。对于一介布衣魏徵来说，这绝对可以称得上时来运转了。魏徵很珍惜这个崭露头角的机会，随后就向李密献上了安定天下的“十策”。
可结果却令他大失所望，因为李密一条也没有采用。
此刻的魏徵对于未来一定颇为茫然。他绝对料想不到，若干年后他会成为唐帝国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并与唐太宗李世民共同演绎一段“明君诤臣”的千古佳话。
大业十三年九月初六，李密派遣徐世勣率五千人北渡黄河，与元宝藏、郝孝德等部会师，一举攻占了黎阳仓。
黎阳仓是隋帝国在河北最大的粮食储备基地，其规模之大、储粮之多，不亚于东都的洛口仓与回洛仓，所以攻占此仓的战略意义十分重大。短短十天之间，便有二十多万河北的青壮年投奔了瓦岗军。与此同时，武安郡（今河北永年县东南）、永安郡（今湖北新州县）、义阳郡（今河南信阳市）、弋阳郡（今河南光山县）、齐郡（今山东济南市）的隋朝将吏也纷纷举城向李密投降，甚至包括已经称王的几大义军首领，如窦建德和朱粲等人都忙不迭地派遣使节去晋见李密，表示归附之意。李密随即任命朱粲为扬州总管，并封他为邓公。
就在瓦岗军攻克黎阳仓的同时，以王世充为首的第二批隋朝援军也已在东都完成了集结。九月十一日，越王杨侗命部将刘长恭率东都部队，与庞玉、王世充等部共计十万人，大举进攻李密据守的洛口。
隋军与瓦岗军就在洛水隔河对峙。
杨广从江都发出了一道诏令，命所有讨伐李密的部队皆受王世充一体节制。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李密和王世充就在东都附近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和消耗战……
就在他们打得热火朝天、难解难分的时候，李渊已经悄然入关了。
长安城的末日
李渊进入关中就像蛟龙游进了海。
他所受到的欢迎和拥戴连他自己都始料未及，基本上可以用“盛况空前”来形容。史称其“舍于朝邑长春宫。三秦士庶衣冠子弟、郡县长吏豪族、弟兄老幼，相携来者如市”（《大唐创业起居注》）。
当了这么多年的帝国高官，他被人们大力追捧和热烈欢迎也不是头一回了，再怎么热闹的场面他也见识过。可这一回却有所不同，除了热闹之外，李渊发现人们仰望他的目光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
他依稀记得，过去人们只把这种目光投给杨坚，曾经有一段时间也把它投给了杨广。而现在，成百上千个在乱世中找不到命运方向的关中士民则像一群迷途的羔羊一样，把一种渴望获得拯救的目光齐刷刷投到了他的身上。
说老实话，李渊很喜欢这种目光，被人视为救世主的感觉真好。
屈突通得知李渊已经渡过黄河直扑长安，立刻命鹰扬郎将尧君素坚守河东，然后亲率数万精锐南下潼关，准备经蓝田驰援长安。
可是刘文静早已按照李渊的部署挡在了他的必经之路上。
屈突通抵达潼关时，原驻守在此的隋将刘纲早已被义军斩杀，潼关已经陷落。屈突通在此遭遇了刘文静的顽强阻击。双方相持月余，屈突通始终不能越过潼关半步。最后屈突通命部将桑显和夜袭义军营寨，刘文静仓促应战。双方混战至次日凌晨，隋军连续攻破了义军的两座营寨，只剩下刘文静的一座大营还在坚守。桑显和随即率部对刘文静的大营发起更为猛烈的进攻，好几次都险些将其攻破。混战中刘文静身中流矢，将士们顿时士气大挫，最后这座堡垒也已岌岌可危。
可就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隋军的攻势却忽然停了。
桑显和发现士兵经过一整夜的鏖战之后都已精疲力竭，所以传令部队暂停进攻，先吃早饭，准备等士兵们恢复体力后再对刘文静发起最后的攻击。
很显然，桑显和认为自己已经胜券在握，不差这一顿饭的工夫。
可他错了。
他低估了义军的反击能力，对形势的判断也过于乐观了。就在隋军生火做饭的短暂间隙里，负伤的刘文静已经调整了兵力部署，分兵潜入已被攻破的两个营寨，杀死隋军哨兵，重新夺回了阵地。
刘文静是想据险而守，尽量拖延时间以待援兵。
此时的他绝对不敢奢望自己能反败为胜。
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再次出乎他的意料，隋军还没吃完饭，一支义军却鬼使神差地出现在隋军阵地的后方。他们并不是援兵，而是一支只有几百人的四处巡弋的游骑兵。可谁也没料到他们竟然会在这关键时刻“游”到了桑显和的背后，并且对毫无防备的隋军发起突然袭击。面对这支从天而降的敌方“援兵”，隋军士兵顿时惊慌失措、阵脚大乱。与此同时，刘文静抓住战机，下令士兵从三个营寨同时出击。隋军大败，或死或降，基本上全军覆没，桑显和险险逃过一劫，只身逃回大军驻地。
桑显和功败垂成并且损兵折将无数，令屈突通大为懊丧。前面的去路被堵，后面的根据地被围，屈突通彻底陷入了进退两难之境。
他意识到长安的陷落已经不可避免，而隋王朝覆灭的日子也已经屈指可数了。可他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既不能挽狂澜于既倒，也无力扶大厦之将倾。屈突通感到了绝望。
随后的日子，义军不断遣使劝其归降。屈突通仰天恸哭，说：“吾蒙国厚恩，历事两主，受人厚禄，安可逃难？唯有一死而已！”那段时间，他经常摩挲自己的脖颈，慨然长叹道：“当为国家受人一刀耳！”（《旧唐书·屈突通传》）李渊多次招降不果，最后找到了屈突通的一个家童，命他前去劝降。结果那人不但没有说服屈突通，反而被他一刀砍了。
当一个庞大的帝国轰然倒塌的时候，任何试图阻挡的个人努力都注定是微弱的、渺小的，甚至是徒劳的。然而，当一个旧王朝业已分崩离析，人人自求富贵唯恐不及的时候，屈突通在绝境中所表现出的坚定与忠诚却无疑是难能可贵、令人钦佩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屈突通不愧是隋朝的忠臣。
然而，我们后面就将看到，即便是这样的忠臣，即便一直在努力和挣扎，短短三个月后，屈突通还是无可奈何地归降了李渊。
也许这就叫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也许这就叫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在隋末的历史大舞台上，在竞逐“隋鹿”的四方群雄中，李渊绝对可以称得上天之骄子。
因为他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
所谓天时，也就是他起兵的时机把握得很好。如果太早，他有可能会像杨玄感那样成为最先烂掉的出头椽子；如果太晚，隋朝的大蛋糕就有可能被别人瓜分一空。而李渊起兵的时候，隋帝国的各方军队已经在野火燎原的大起义中陷入了各自为战的困境，再也无力调集优势兵力进行围剿，所以李渊的进兵就比较顺利。与此同时，西京长安尚未被任何一支义军占领，仍然向所有人（当然也包括李渊）敞开着。李渊在这个时候起兵并抢先入关，占据关中的形胜之地和长安的政治制高点，其时机可谓把握得恰到好处。
所谓地利，也就是李渊得到了太原这块宝地。这个地方是“陶唐故国”，与李渊的爵衔相契，所以从精神上给予了李渊莫大的鼓舞和必胜的信念，而对于一个准备开创帝王大业的人来说，这样的精神力量是不可或缺的。同时太原又是一座军事重镇，能在兵源、军需、给养等各方面给李渊的起兵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和坚实的后勤保障。
所谓人和，是指李渊在起兵之初，其麾下便人才济济。他拥有裴寂、刘文静这样的谋臣，又有长孙顺德、刘弘基这样的武将，同时又有建成、世民、元吉这三个虽然年轻，但是骁勇强悍，皆能独当一面的儿子。除此之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渊的女儿。这个后来被封为平阳公主的女儿既继承了父亲李渊精明务实的政治头脑，又继承了她母亲窦氏那种“巾帼不让须眉”的胆识和血性。在隋末唐初这个兵戈横行、以武力争胜的大乱局中，平阳公主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不可多得的女中豪杰、巾帼英雄。
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在李渊挥师南下、西进关中的同时，这位胆识过人、智勇双全的平阳公主在长安附近都做了一些什么。
大业十三年五月，即李渊起兵前夕，在长安任职的柴绍收到了李渊托人送来的一封密信，让他火速赶往太原。接到即将举事的消息后，柴绍既感到兴奋和喜悦，又感到了一种强烈的不安。他担心的并非起义能否成功，而是他这一走，他的妻子怎么办？
柴绍不得不向平阳公主吐露了自己的不安：“尊公举兵，我们一道同行不太可能，你独自留在这里又有危险，怎么办？”
“郎君只管速行，”平阳公主不假思索地说，“我一妇人，容易藏匿，会自己想办法，你不用担心。”
就这样，柴绍走了。
可是，平阳公主并没有远逃异地，也没有就近躲藏，而是做了一件让柴绍、李渊以及其他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事情——举兵。
她第一时间赶回位于户县（今陕西户县）的庄园，变卖了所有家产，然后用这笔钱开始招兵买马，积极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一方面响应李渊的晋阳起兵，同时又做李渊进兵关中的内应。
当时的长安附近已经有多支变民军在活动。其中势力最大的有两支，一支以李渊的堂弟李神通、长安侠士史万宝为首，部众一万余人；另一支是西域商人何潘仁的变民军，部众三万余人。除此以外的小股变民军还有李仲文（李密的堂叔）、向善志、丘师利等。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形势，平阳公主的判断和行动与他的父亲李渊如出一辙，那就是建立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平阳公主对形势的判断是：李神通反正是自己人，没有问题；李仲文等人势力不大，可以先搁在一边；当务之急，就是说服何潘仁，表面上与其结盟，实际上将其收编。
主意已定，她立刻派遣家童马三宝前去游说何潘仁，对他晓以利害。何潘仁听说李渊即将入关的消息后意识到，只有与平阳公主结盟才是他目前最好的选择，否则一旦李渊入关，关中绝对没有他的立足之地。
经过短暂的权衡之后，何潘仁作出了选择——归附平阳公主。
何潘仁归附之后，平阳公主当即命他与李神通联兵进攻户县，迅速将其攻克，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其后，平阳公主又命马三宝先后说服了李仲文、向善志、丘师利等部。至此，长安附近的变民军全都投到了平阳公主的麾下。李渊绝对没料到，他的兵锋尚未进抵关中，他女儿就已经在隋王朝的心脏附近狠狠插上了一颗钉子。此后，隋朝的长安留守频频派遣军队前来进攻户县，却屡屡被马三宝和何潘仁击败。
当李渊的军队一路势如破竹地向关中挺进的同时，平阳公主也在长安外围攻城略地，先后攻克盩厔、武功、始平等地，一时间声威大振。平阳公主治军严明，所到之处对百姓秋毫无犯，所以远近少壮纷纷奔赴到她的义旗之下，部众迅速增至七万人。
平阳公主随后将她在关中举义并节节胜利的消息送到了李渊的军营中，李渊大喜过望。李渊渡河之后，立刻命柴绍前往南山（秦岭）迎接平阳公主。李世民进军渭北时，平阳公主与柴绍率精锐一万余人北上与他会师。在围攻长安之前，李渊授予了平阳公主与柴绍“各置幕府”的权力，也就是让他们夫妻各自拥有自己的直系部队。
平阳公主所率领的这支部队，其番号就是“娘子军”。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有正式建制及正式番号的娘子军。而平阳公主也从此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女性军事统帅之一。
今天，位于山西、河北两省交界处的太行山脉西侧，有一座名闻天下的关隘，那就是长城第九关——娘子关。此关原名苇泽关，正是因为平阳公主曾率领娘子军驻扎于此，所以改为现名。
大业十三年深秋，长安上空乌云低垂。无尽的落叶在长安坊间恓恓惶惶地飞舞，像极了葬礼上漫天飘撒的纸钱。隋朝刑部尚书、京兆内史卫文升望着天空中越来越浓重的阴霾，忍不住发出一声凄怆的长叹。
黑云压城城欲摧。
长安城的末日就快到了，隋王朝的末日还会远吗？
卫文升最后终于在一片难以排遣的抑郁和哀伤中一病不起。
京兆内史就是目前首都长安的最高行政长官。如今这个身负重任的老臣倒下了，守卫长安的职责便落到了左翊卫大将军阴世师和京兆郡丞骨仪的肩上。当然，还有那个名义上的西京留守——年仅十三岁的代王杨侑。
瓦岗危机
大业十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夜。洛水。
一支军队正在夜色的掩护下紧张渡河，向李密驻守的洛口方向急速前进。王世充一马当先，神色凝重。这些日子他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李密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对手？
此人来到瓦岗不久就夺取了领导权，短短半年部众就发展到数十万，接连占据帝国的三大粮仓，让洛阳守军焦头烂额，令大河南北的官军闻风丧胆，被四方变军推举为盟主。和这样的一个对手过招，自己能有多少胜算？
王世充感到一片茫然。
是日深夜，王世充的部队进驻黑石（今河南巩县南）。次日清晨，王世充留一部分兵力守卫大营，亲率精锐在洛水北岸布阵。李密接到战报，立刻率部迎战。
瓦岗军刚刚渡过洛水，还未站稳脚跟，王世充就下令严阵以待的士兵发起进攻。结果瓦岗军大败，士卒纷纷落水，包括那个曾建议李密西进关中的柴孝和也在这一战中溺水身亡。
李密大怒，一边集合步兵残部，命他们退保月城（防卫洛口仓的要塞），一边亲率精锐骑兵直奔隋军的黑石大营。
结果就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场面：王世充追着瓦岗残部向北而去，准备进攻月城和洛口；而李密则带着骑兵往南去了，准备端掉洛水南岸的隋军大营。
双方好像要各打各的。
不过这么打，王世充肯定是吃亏的。因为李密的月城经营日久，城防异常坚固；可王世充的黑石大营却是昨晚刚刚建的，绝对经不起李密的冲锋。
果不其然，李密的骑兵刚刚攻上去，守营的隋军就慌忙燃起烽火。而且怕王世充看不见，一燃就燃了六柱。
正在围攻月城的王世充顿时傻眼了。他此次出征所带的粮草、物资、辎重可都在黑石大营里，要是让李密给烧了，那他就等于不战自败了。王世充不得不匆忙解围，回师自救。李密一看“围魏救赵”之策成功，立刻回头迎击王世充。
由于隋军仓促回师，奔跑之中早已散了阵形，而李密所率领的都是麾下最精锐的骑兵，此战王世充大败，损失三千多人。
这一战是王世充与李密的第一次较量，结果让王世充得出了一个结论——李密是一个可怕的对手。
洛水战败之后，王世充一直紧闭营门，一连十几天拒不出战。
说实话，他现在已经对李密产生了一丝恐惧心理。
前方的王世充按兵不动，东都的越王杨侗心里马上犯了嘀咕——皇帝把你从江都调到这里，可不是让你来度假的！何况又给了你节制各军之权，你王世充要是当了缩头乌龟，这仗还怎么打？
于是杨侗天天派使者前往黑石大营，说是慰问王世充，实际上是催他出战。
王世充迫于无奈，只好给李密下了一道战书。十一月初九，双方于夹石子河（河南巩县东南洛水支流）进行了一场大规模会战。此战李密全军出动，旌旗南北绵延达数十里。两军列阵之后，瓦岗军的前锋翟让首先对隋军发起攻击，结果一战即溃，迅速向后退却。王世充奋起直追，不料却一头钻进李密给他张好的口袋。
王世充刚刚冲到瓦岗军的中军前方，王伯当和裴仁基就忽然从两翼杀出，横切他的军阵，生生割断了他的后军与前军的联系，而李密则亲率中军猛攻他的正面。隋军被切成两段，首尾不能相顾，而王世充又三面受敌，士众失去指挥，霎时溃散。王世充拼死突围，扔下无数士兵的尸体，带着残部向西而逃。
从军事角度而言，瓦岗军的战斗力绝对是一流的，但是从政治上来说，瓦岗集团的内部却始终潜伏着一个巨大的隐患。
那就是——权力结构的不稳定。
说白了，就是谁也不服谁。
在这一点上，李密比任何人的感受都更加深刻。所以他不得不睁大眼睛，对周围的人和事始终保持着高度警觉。
大业十三年冬天，最让他担心的事情终于出现了。
有一小撮人正蠢蠢欲动，试图挑战他的权威。
准确地说，这是一个小集团。而这个小集团的核心人物就是瓦岗寨过去的领袖——翟让。
翟让从一把手的岗位上退下来之后，日子倒也过得轻松自在。他仍然挂着司徒的头衔，过去的弟兄们照样尊重他，衣食住行的待遇也一点都没变。
翟让本来就没有问鼎天下之志，对于权力也没有什么野心，所以退居二线后，一直很享受这种养尊处优、闲云野鹤的生活。他什么事也不用操心，又不愁吃、不愁穿，人生至此，夫复何求？翟让时常在心里发出这样的感慨。
然而，翟让可以满足于这种闲云野鹤的生活，他身边的人却不甘心翟让就此大权旁落。
跟着翟老大出来混就是图个大富大贵，而今老大你居然早早退居二线，把军政大权拱手送给了李密，这算怎么回事？你自己不要富贵不打紧，可弟兄们怎么办？跟了你这么些年，结果却竹篮打水一场空，这口气叫大伙如何咽得下？
所以翟让让权这件事，自始至终都让他的手下人想不通。
司马王儒信就一直劝翟让从李密手里重新把权力夺回来，自立为大冢宰，总揽全局。可翟让却一口回绝。一看翟让如此不争气，他的老哥、时任柱国的荥阳公翟弘马上跳了起来。这个翟老哥是个粗人，说话从来不绕弯，一开口就喊：“皇帝你应该自己当，凭什么要让给别人？你要是真不想当，我来当！”
翟让闻言大笑，把他老哥的话当成了笑料。这句话很快就落进了李密的耳中。在李密听来，这可不是笑料，而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李密全身的神经立刻绷紧了。此后他的左长史房彦藻又向李密禀报了一件事。房彦藻说他前不久攻克汝南郡（今河南汝南县）时，翟让曾向他警告：“我听说你在汝南得到了大量金银财宝，却全都送给了李密，什么都没给我！李密是我一手拥立的，以后的事情如何，还很难说啊。”言下之意，他既然可以拥立李密，当然也可以随时把李密废了。
房彦藻和左司马郑颋遂劝李密干掉翟让。他们说：“翟让贪财好利，刚愎自用，又不讲仁义，根本没把您放在眼里，应该早作打算。”李密说：“现在局势还不稳定，如果自相残杀，会给远近一个什么榜样？”郑颋说：“毒蛇螫手，壮士断腕，为的是顾全大局。万一翟让抢先下手，后悔都来不及！”
李密就这么下定了决心。
十一月十一日，李密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席，邀请翟让、翟弘和他儿子、司徒府长史翟摩侯、司马王儒信一同赴宴。席间有裴仁基、郝孝德陪坐，房彦藻和郑颋在往来张罗，翟让背后则站着单雄信、徐世勣等一干侍卫。众人一坐定，李密就开口说：“今天宴请高官，不需要太多人，左右留几个人伺候就够了。”说完，他左右的侍卫都走了出去，可翟让的侍卫却站着不动。
没有翟让的命令，他们不会动。
李密和房彦藻对视一眼，房彦藻连忙堆着笑脸请示：“今天大家要饮酒作乐，天气又这么冷，司徒的卫士们都辛苦了，请主公赏赐他们酒食。”
李密瞟了瞟翟让，说：“这就要请示司徒了。”
翟让一声干笑，说：“很好。”
随后房彦藻就把单雄信、徐世勣等人领了出去。宴会厅里除了主宾数人之外，就只剩下李密的一个带刀侍卫蔡建德。
众人寒暄片刻，菜还没上齐，李密就命人拿了一张新造的良弓出来，让翟让试射。翟让接过去，刚刚把弓拉满，李密就给蔡建德使了一个眼色。蔡建德突然抽刀，从翟让的背后一刀砍在他的脖子上。翟让一头栽倒在地，从鲜血喷涌的喉咙口发出牛吼一般的惨嚎。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蔡建德就已经把翟弘、翟摩侯和王儒信三人全部砍死。
外面厢房的单雄信、徐世勣等人听到号叫声，立刻跳起来夺路而逃。跑到大门口时，徐世勣被守门卫士砍伤了脖子。王伯当从远处看见，大声喝令卫士住手。单雄信等人慌忙跪地求饶，其他的侍卫惊恐万状地站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
李密很快走了出来，高声道：“我与诸君同起义兵，本来就是为了除暴平乱，可是司徒却专横贪虐，欺凌同僚。今日只诛杀翟姓一家，与诸位没有干系。”说完命人把受伤的徐世勣搀扶进去，亲自为他敷药。
翟让的部众风闻翟让已死，都准备各奔东西。李密先是命单雄信前去宣慰，随后自己单人独骑进入翟让军营，一再劝勉，终于说服了他们，然后命徐世勣、单雄信和王伯当分别接管了翟让的部众。至此，整个瓦岗军营的恐慌和骚动才逐渐平息。
翟让之死是瓦岗高层权力斗争的一个必然结果，也是集团内部矛盾的一次集中体现。
从表面上看，李密成功消灭了内部最大的一支异己势力，顺利收编了翟让的心腹和部众，使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得到了巩固。可实际上，瓦岗内部的隐患和不稳定因素并未就此消除，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因为经过这场流血事件之后，李密身边的将吏都变得人人自危，几乎每个人都在担心自己会成为第二个翟让。
一种看不见的忧虑和恐慌就像一场可怕的瘟疫一样，从此在瓦岗军中迅速蔓延。
从这个意义上说，翟让之死并没有为瓦岗的历史掀开新的一页，反而成为瓦岗从全盛走向衰落的一个转捩点。
虽然此后的瓦岗军在战场上仍然是所向披靡、胜多败少，但是败亡的危机却已经在表面的强大之下悄悄酝酿。
得知翟让被李密干掉后，王世充发出了一声怅然若失的叹息。
因为他知道瓦岗高层始终存在矛盾，尤其是翟让和李密，绝对不可能长期在同一个屋檐下共存共荣。所以王世充一直认为这是他消灭瓦岗的一个机会。他在心里默默把宝押在了翟让这边，希望翟让能把李密收拾掉，然后他再轻松地收拾翟让。
可结果却与他的希望截然相反。
通过多次交手和这段时间的观察，李密这个对手越来越让王世充感到可怕。他在一声长叹后，说了这么一句话：“李密天资甚高，做事聪明果决，来日是一条龙还是一条蛇，实在难以预料！”
李渊“匡扶帝室”
李世民进入渭北之后，远近各地的士民、隋朝官吏、变民首领络绎不绝地前来归附，史称“归之如流”。就在这些人当中，李世民精心挑选了一批才俊之士作为自己的左右手。房玄龄就在这时候投到了李世民的麾下。
房玄龄出身于官宦世家，自幼博览经史，在文学和书法上均有很高造诣。少年时代曾随父亲、泾阳令房彦谦游京师。其时国家安定，天下太平，人人都认为隋王朝一定会国祚绵长、江山永固。可房玄龄在长安逛了几天后，却从鼻孔里重重地哼了一声，对他父亲发表了一番时政感言，把人人称颂的隋文帝杨坚狠狠数落了一回，骂他“混诸嫡庶，使相倾夺”，到头来必定“内相诛夷，不足保全家国”。他父亲听了这番大逆不道之言，本来就已经吓得不轻，没想到房玄龄紧接着又说了一句：“今虽清平，其亡可翘足而待！”（《旧唐书·房玄龄传》）
最后这句灭九族的话彻底把他父亲吓得魂飞魄散。
房彦谦张口结舌地看着自己的儿子，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这些话是从他嘴里说出来的。
十八岁那年，房玄龄中了进士。当时的吏部侍郎高孝基见过房玄龄后，大为惊叹，忍不住对同僚说：“我阅人无数，从未见此少年，将来必成伟器，只可惜看不到他‘耸壑凌霄’的那一天啊！”
高孝基的确眼力不凡。这个年轻人日后果然成了唐太宗李世民最为得力的心腹重臣，并且最终成为初唐的一代名相，贞观之治的主要谋臣，被誉为中国历史上“十大贤相”之一，的确堪称伟器！
来投靠李世民的这一年，房玄龄还只是一个小小的隰城（今山西汾阳县）县尉。但是李世民在军营前第一眼看见他的时候，马上有一种一见如故之感，随即任命他为记室参军，引为智囊。而房玄龄也将李世民视为知己，从此尽心竭力地辅佐这位英主。
大业十三年九月末，李渊集团展开了一系列军事行动，开始缩小对长安的包围圈。刘弘基、殷开山率军六万，西进扶风（今陕西凤翔县），南渡渭水，进驻长安故城（汉长安）。与此同时，李世民率所部十三万人进驻阿城（秦阿房宫故址）。
九月二十七日，驻守永丰仓的李建成也奉李渊之命，率部从新丰（今陕西临潼县）直驱长安。
同日，延安郡（今陕西延安市）、上郡（今陕西富县）、雕阴郡（今陕西绥德县）全部投降李渊。
九月二十八日，李渊率大军从冯翊郡（今陕西大荔县）西进，沿途凡是隋政府兴建的离宫、别苑、园林等一律拆毁，所有宫女全部放归。
十月初四，李渊抵达长安，在春明门外扎营，各路人马全部集结，共计二十余万。李渊不断遣使到城下，向隋朝廷和卫文升等人表明自己“匡扶社稷”的立场，可卫文升不予理睬。
十月十四日，李渊下令军队开始围城。军中各部纷纷砍伐驻地周围的树木，修造了大量攻城器械。长安附近的林木因此而砍伐一空。
十月二十七日，李渊大军开始攻城。李渊下令：任何人不准侵犯隋朝宗庙以及代王杨侑和所有皇室成员，违者诛灭三族。
这场攻城战几乎是没有悬念的。虽然义军也付出了血的代价，比如刚刚归附李渊的孙华就在这场战役中阵亡，但是仅仅十多天后，亦即十一月初九，李渊的部将雷永吉就率先攻上了城墙。
当天，李渊的军队攻克长安。李渊命李建成和李世民封存宫廷府库，收取隋朝的档案图籍，严禁士兵烧杀掳掠。
十三岁的代王杨侑躲进了东宫，身边的所有侍从全部作鸟兽散，只有侍读姚思廉一个人留在杨侑身边。义军士兵攻进东宫，准备冲上大殿时，姚思廉挡在面无人色的杨侑前面，厉声呵斥：“唐公举义是为了匡扶帝室，尔等不得无礼！”
到了这一步，姚思廉为了保住代王的小命，也只好代表朝廷承认现实，老老实实陪李渊玩一场“匡扶帝室”的政治秀了。
李渊入城后，毕恭毕敬地把代王杨侑从东宫接到了大兴宫，然后自己住到了旧长安的长乐宫，以示君臣之别；同时废除了隋朝廷原来的所有法令，另行颁布了过渡时期的十二条约法。
李渊起兵的时候，西京的留守长官曾经挖掉了李渊的祖坟，捣毁了李氏五庙（天子可立七庙，公爵立五庙）。现在李渊进城了，这笔账肯定是要算的。此时的老臣卫文升已经在忧惧中一病而亡，剩下来的这些隋朝高官自然成了李渊报复的对象。
十一月十一日，李渊逮捕了西京副留守阴世师、骨仪等十多人，宣布了他们“贪婪苛酷、抗拒义师”等多条罪状，随后将其斩首。除了这十几个“首恶元凶”之外，李渊对朝中百官都极力加以安抚，对长安百姓也是秋毫无犯。
但是几天后军队逮捕了一个人，李渊马上下令要把他砍了。
因为李渊获知，早在他起兵之前，这个人就打算跑到江都向杨广告密，揭发李渊暗中募兵、准备造反的事情。
对付这种告密者，李渊当然不会心慈手软。
当这个告密未遂的人被五花大绑地带到李渊面前的时候，他并没有痛哭流涕、跪地求饶，而是扯着嗓子高喊：“公起义兵，本为天下除暴乱，难道不想成就大业，只为了一点怨恨就要砍杀壮士吗？”
这个死到临头还气壮如牛的人是谁？
他就是日后威震天下的初唐名将李靖。
李靖是雍州三原（今陕西三原县）人，祖父李崇义官居北魏殷州刺史，封永康公；父亲李诠任隋朝赵郡太守。李靖姿貌魁伟，从少年时代起就颇有文韬武略，经常对家人说：“大丈夫若遇主逢时，必当立功立事，以取富贵。”（《旧唐书·李靖传》）李靖的舅父是隋朝名将韩擒虎，每次与李靖论兵，皆大为赞叹，时常抚着他的头说：“可与言将帅之略者，独此子耳！”（《资治通鉴》卷一八四）
大业末年，李靖任马邑郡丞，察觉太原留守李渊行动可疑，估计有起兵之意，于是准备亲往江都禀报杨广，不料路过长安时，关中已经大乱，道路阻绝，不得不滞留于此，所以才会被李渊逮捕。
此刻，当李靖在屠刀之下喊出那番话时，李渊已经感觉此人定非无能之辈，而李世民更欣赏李靖的胆识，于是力劝李渊留下此人。
李靖就这么死里逃生，随后被纳入李世民麾下，从此踏上一代名将的辉煌征程。
攻克长安六天后，即十一月十五日，李渊奉代王杨侑即皇帝位，是为隋恭帝；同时改元义宁，遥尊远在江都的杨广为太上皇。
十七日，新天子杨侑授予李渊黄钺、符节，任命他为大都督中外诸军事、尚书令、大丞相，进封唐王，以武德殿为丞相府。
十八日，榆林郡（今内蒙古托克托县）、灵武郡（今宁夏宁武市）、平凉郡（今宁夏固原县）、安定郡（今甘肃泾川县）等郡皆派遣使节入京，尊奉新天子和新朝廷，实际上就是归附了李渊。
十九日，杨侑下诏：帝国所有政治、军事事务，全部文武官吏的任免，朝廷的一切法令刑赏，全部交由丞相府管辖；只有祭祀天地和宗庙社稷的事务，才向天子奏报。
同日，李渊任命裴寂为丞相府长史，刘文静为司马。
二十二日，李建成被封为唐王世子；李世民任京兆尹，封秦公；李元吉封齐公。
一场“匡扶帝室”的政治秀就这么轰轰烈烈地开演了。
虽然所有人都知道，十三岁的小皇帝杨侑只不过是这场政治表演中的一个道具，唐王李渊才是这个新朝廷真正的主宰，但是这场演出却不是可有可无的。
因为这是中国历史上每一个篡位夺权的人都必须遵循的潜规则。
更何况李渊比谁都清楚——自己称帝的时机还不成熟。
首先，真正的隋朝天子杨广还在江都。尽管他的政治威信和人气指数已经降到了即位以来的最低点，可毕竟他人还活着；而只要杨广还在一天，李渊就要尊奉隋朝的正朔一天，否则他就变成了篡位谋反的乱臣贼子，他的所有行为就丧失了合法性和道义基础。倘若如此，李渊就无法建立起一条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无法把旧统治阵营中的那些人全部团结到自己的身边。
其次，李渊只据有关中一隅之地。虽然他抢占了长安这个政治制高点，能在新朝廷的势力范围内“挟天子以令诸侯”，但是天下仍然四分五裂，大部分地盘要么被四方群雄割据，要么依旧掌握在隋朝的官吏和军队手中，最终究竟鹿死谁手还很难说。如果李渊在此时称帝，势必授人以柄，成为各种势力攻击的焦点。这无异于把自己架在火炉子上烤，显然是不明智的。
所以，李渊不能急于称帝。只有当杨广从这个世界上消失，而自身的势力足够强大，天下的形势也足够明朗的时候，李渊才可能把小皇帝轻轻抹掉，堂而皇之地登上天子的宝座。
李渊想，这一天应该不会太远。
要不要当皇帝？
一切都显得太平静了。
从大业十三年十一月初到十二月末，在长达一个半月的时间里，原本打得如火如荼的东都战场却忽然沉寂了下来。
这样的平静意味着什么？
连日来李密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王世充难道就甘心这么耗下去，光吃粮不打仗？
不，李密觉得王世充一定会有什么动作。
带着这样的疑虑，李密命人召来了最近刚刚逃奔瓦岗的隋军降卒。
“王世充在干什么？”李密问。
“最近他一直在募兵，一再设宴犒劳将士，不知道在搞什么鬼。”
李密盯着那几个降卒的脸看了很久，心里忽然掠过一阵惊悸。
“二十二三，月出半夜天。”李密不由自主地想起了这句农谚。也就是说，每逢下旬，尤其是在二十二、二十三这几天后，前半夜没有月亮，后半夜月亮才会慢慢升起。这就意味着，在每个月最后的这几天，夜里几乎没有月光。
今天是几号？
十二月二十四。
月黑风高夜？
杀人放火天！
李密全身的神经立刻绷紧了。
“我几乎着了王世充这小子的道了，”李密对裴仁基说，“你想到没有，我们这么久没有发动攻击，而王世充军营中的粮草将尽，他急于一战，所以才会一再募兵、犒劳将士，目的就是想趁月末天黑，偷袭我们的仓城！传令下去，在今天日落之前，必须完成防御部署。”
命令一下，郝孝德、王伯当、孟让等人立刻率部进入仓城周边的阵地设伏。
是夜三更，王世充的军队果然出现了。当他们进入王伯当的埋伏圈时，王伯当马上发起攻击，但是遭到隋军的顽强抵抗，王伯当反而失利。隋军进而开始攻城，瓦岗守将鲁儒率众力战，扼制住了隋军的势头。王伯当重新组织兵力再度攻击，终于大败隋军。王世充的麾下骁将费青奴战死，士卒被杀一千余人。
王世充连遭败绩，连精心策划的偷袭也彻底落空，顿时灰心丧气。
东都的越王杨侗连忙遣使慰劳。王世充大发牢骚，说他兵力太少，而且长期作战已经疲惫不堪云云。杨侗不得不又给了他七万人，才算堵住了他的嘴。
王世充得到了这支生力军，顿时有了底气，于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正月初大举反攻，终于在洛水北岸击败李密，迅速将部队推进到巩县北郊。这是王世充与李密交手数月以来取得的第一场胜利，令他不禁大为振奋。正月十五日，王世充命各军在洛水上搭建浮桥，准备乘胜进攻洛口仓。
然而人多不见得是好事。
军队数量的庞大与番号的错杂极有可能导致号令不一、指挥失灵。正在抢渡洛水的隋军现在就出了这个问题。还没等王世充下达总攻命令，先行架好浮桥的部队就率先发起了进攻。虎贲郎将王辩一马当先，率领部队一下就攻破了李密大营的外围栅栏。瓦岗守军顿时一片慌乱。
此时只要隋军坚持进攻，李密马上就会溃败。
可就在这节骨眼上，王世充却突然下令吹响收兵的号角。
因为他只看见大军在渡河的时候行动错乱、步调不一，根本不知道前方的王辩已经成功突破了敌人大营。
正在奋力突进的王辩听到号角声，不得不率部后撤。李密乘机带领敢死队发动反击，隋军大溃。为了争夺浮桥逃命，隋军光落入河中溺毙者就有一万多人，王辩战死，士卒各自逃散，大军瞬间瓦解。王世充带着自己的嫡系部队逃离战场，不敢回东都去见越王，只好北上河阳（今河南孟县）。
王世充就这样与唾手可得的胜利擦肩而过。
这天夜里，王世充的部队在横渡黄河时，突然天降暴雨，狂风大作，天气变得极度寒冷，士卒又冻死了一万多人。等到达河阳时，十几万的部队只剩下几千人。王世充把自己关进了监狱，以此向越王请罪。
得到大军惨败的消息后，越王杨侗也只能苦笑。要是在平时，一个败得这么惨的将帅早该被砍成肉酱了，可眼下，越王能杀王世充吗？
不能。
不但不能杀，还要慰劳他、犒赏他、捧着他、哄着他。
要不然怎么办？有王世充在，好歹还能牵制李密，还能把李密拒于东都之外；要是没有王世充，东都可能转眼就会被李密吃掉。
虽然王世充屡战屡败，可还是要鼓励他屡败屡战。
所以，越王杨侗不但丝毫不敢责备王世充，反而派使节前去向王世充宣布特赦令，又赏赐他金银、绸缎、美女，百般劝慰，让他回洛阳。
吃了败仗还能得到赏赐，不知道王世充有没有感动得热泪盈眶。不过既然朝廷如此厚爱，王世充也就实在没什么好说的，随后纠集残部一万余人回了东都，驻扎在含嘉城（洛阳北城内），只求自保，不敢出战。
李密连败王世充，士气大振，遂乘胜进攻东都，一举夺取了金墉城。李密命人将城门、城墙、官邸、民房等全部修葺一新，将瓦岗总部迁进城内，以此对东都进行威慑。随后，李密拥兵三十余万，在邙山南麓列阵，进逼洛阳上春门。
正月十九，杨侗命金紫光禄大夫段达、民部尚书韦津出城御敌。段达率部出城后，远远望见李密军容盛大，心中恐惧，未及接战便撤出战场。李密挥军进击，韦津兵败身亡。
眼看李密的场面越搞越大了，东都附近的一大批隋朝官吏赶紧率部投降了李密，而远近的义军首领如窦建德、朱粲、孟海公、徐圆朗等人也纷纷遣使奉表，鼓动李密登基称帝，属下的裴仁基等人也劝李密早正位号。
要不要当这个皇帝？
形势一片喜人，耳中一片阿谀之声，稍微不淡定的人，很可能就心花怒放地笑纳了。
可李密就跟李渊一样，他知道属于自己的春天还没到。
他还知道，劝他当皇帝的人基本上都是心怀鬼胎。
就说窦建德这帮人吧，他们如此殷勤劝进的目的，无非是想让他李密结结实实地成为隋朝的靶子，最好是把四面八方的官军都吸引到他李密身边，好让他们躲在背后茁壮成长。等瓦岗和官军斗得两败俱伤，他们再坐收渔人之利，轻松摘走胜利果实。
这就是他们的花花肠子！
至于说手下的裴仁基这些人，倒也不能完全抹杀他们的拥戴之意。只不过他们的拥戴也不可避免地掺杂了私心。因为李密要是当了皇帝，这瓦岗就成了一个朝廷，那瓦岗的老少爷们儿不也立刻跟着升格了吗？或许一不留神还能混个宰相尚书什么的当当，所以他们才会把小算盘打得哗哗响，一心想把李密鼓捣成皇帝。
这些小心思李密也都心中有数。
所以，面对所有人的劝进，李密只说了八个字——东都未克，不可议此。
李渊——最强劲的对手
大业十三年末，自称秦帝的薛举击败了李弘芝（自称楚帝）和唐弼（自称唐王），吞并了他们的部众，一时声威大振，号称拥有大军三十万。不久，薛举命长子薛仁果出兵进围扶风（今陕西凤翔县），准备与李渊争夺关中。
李渊立即作出部署，命军队兵分两路：一路由李世民率领，攻击薛仁果；一路由姜谟和窦轨率领，自散关（今陕西宝鸡市西南）出发，进攻薛举的根据地陇右（陇山以西）。在对付薛举的同时，李渊又命李孝恭率领一支军队，越过终南山（秦岭），向山南和巴蜀地区扩张。
十二月十七日，李世民在扶风大破薛仁果，并一直将他追到了陇山。薛举大为震恐，担心李世民越过陇山前来攻打，连忙问他的属下：“自古以来，皇帝有没有投降的？”
黄门侍郎禇亮回答：“远有赵佗归附西汉，刘禅入仕晋朝；近有萧琮，子孙迄今犹享富贵！转祸为福，古已有之。”
卫尉卿郝瑗急步上前，大声道：“陛下不应该问这种话，禇亮之言又是何等荒谬悖逆！从前汉高祖刘邦经历了无数失败，刘备甚至连妻儿都不保，但是最终都能成就大业，陛下岂能因为一次小小的失利就作亡国打算？”
薛举顿觉失言，干笑了几声，说：“我不过姑且试探一下各位的态度，并无他意。”随后便重重赏赐了郝瑗，并引为心腹智囊。
十二月下旬，平凉郡（今宁夏固原县）留守张隆、河池郡（今陕西凤县）太守萧瑀、扶风郡太守窦琎等人相继归附李渊。李渊旋即任命窦琎为工部尚书，封燕国公；任命萧瑀为礼部尚书，封宋国公。
与此同时，西路军的姜谟和窦轨进抵长道（今甘肃礼县东），遭到了薛举军队的阻击，结果兵败，不得不撤回长安。南路军的李孝恭进军秦岭以南，击败了盘踞在此的朱粲。部将建议将俘虏全都杀了，李孝恭说：“不行，要是把他们全杀了，日后谁肯投降？”随即将俘虏全部释放。此后李孝恭继续南下，从金川（今陕西安康市）进入巴蜀，檄文所到之处，有三十多州归降。
长安被李渊攻陷之后，屈突通唯一的感觉是——天塌了。
因为李渊一进城就逮捕了他的所有家人，显然是要以此为筹码，迫使他就范。
屈突通悲痛欲绝，可是他没有就范。当长安的那个家童哭哭啼啼地前来诉苦和劝降时，屈突通毫不犹豫地把他杀了。他要以行动向李渊表明——为了当一个隋朝的忠臣，他准备牺牲他的全部家人。
屈突通随后命桑显和镇守潼关，自己率军东下，准备投奔东都。
可他前脚刚走，桑显和后脚就打开关门投降了刘文静。
刘文静立刻命窦琮和桑显和率轻骑兵一路尾追，终于在稠桑（今河南灵宝市北）追上了屈突通。屈突通命军队列阵，坚守不动。窦琮再次打出了亲情牌，命屈突通的儿子屈突寿去阵前劝谕。屈突通远远地对着他儿子破口大骂：“此贼何来？昔日与你为父子，今日与你为寇仇！”随即下令左右弓箭手射杀屈突寿。
眼看一场恶战一触即发，桑显和策马飞奔到阵前，对屈突通的部众高喊：“京城已经陷落，你们都是关中人，离开家乡又能去哪里呢？”
桑显和的这句话立刻产生了令人震撼的效果。屈突通的部众互相看了看，然后齐刷刷放下了武器。
屈突通彻底绝望了。他下马跪地，朝东南方向一下又一下地叩拜，嘶声哭喊道：“臣力屈至此，非敢负国，天地所知，神明共鉴！”
随后屈突通被押解到长安，李渊大喜，对他极尽礼遇，并当即任命他为兵部尚书，封蒋公，兼任秦公（李世民）元帅府长史。
然后李渊就交给屈突通一个任务——回河东，劝降他的部将尧君素。屈突通带着复杂、沉重而又万般无奈的心情来到了河东。
在这样的情形下见面，这两个大男人忍不住相对而泣、涕泪沾襟。屈突通说：“我军已败，而今义旗所指，天下莫不响应，事势如此，卿当早降，以取富贵！”
尧君素悲愤莫名，说：“公为帝国大臣，主上将关中托付与公，代王更倚仗您保卫社稷，您怎能偷生投降，甚至还替别人当说客呢？公所乘之马，即代王所赐，公有何面目乘之？”
屈突通哀叹道：“唉，君素，我是力屈而来啊！”
尧君素说：“而今我力犹未屈，你何必多言？”
屈突通惭悚不已，只好黯然离去。
屈突通无功而返后，李渊军队加紧了对河东城的进攻。
尧君素决意死守。
其时道路断绝，尧君素为了把整个关中与河东的危急形势告知东都朝廷，只好写了一份奏表，然后命人制造了一只木鹅，将奏表挂在鹅脖子上，最后让木鹅顺流东下。
木鹅漂到河阳，被守军拾获，交给了东都的越王杨侗。杨侗见信，叹息良久，于是以朝廷名义拜尧君素为金紫光禄大夫，命人走小路将任命状送到了河东。
后来，东都守将庞玉、皇甫无逸等人归降李渊，途经河东时也曾一再对尧君素晓以利害，劝他投降，可尧君素始终不为所动。
再后来，他在长安的妻子又来到城下，泪流满面地对他说：“隋室已亡，天命有属，郎君何必自苦，自取祸败呢？”
尧君素在城头上大喊一声：“天下事非妇人所知！”然后亲手搭弓上箭，一箭射了出去。他妻子应声而倒，死在了自己丈夫的手中。
尧君素知道隋王朝气数已尽，每谈及国事，必泫然泪下，对将士说：“我是皇上（杨广）的藩邸旧臣，累蒙奖擢，今出于君臣大义，不得不死！城中粮食还可支持数年，等吃完了，天下事也尘埃落定了。倘若隋室覆亡，天命有归，我当自断头颅付与诸君也！”
尧君素情愿为隋王朝守节尽忠，可他的部众却不甘心成为隋朝的殉葬品。他们一直想叛逃，可尧君素军纪严明且统驭有方，所以将士们一直找不到机会。
河东城就这么坚守了一年有余。到最后，江都传来了杨广被弑的消息，而城中的粮食也快吃光了，每天都有人吃人的惨剧发生。部众们忍无可忍，不得不杀了尧君素，开门投降。
也许尧君素早就在等这一天了。
也许在他眼中，富贵和生命并不是一个人最重要的东西。比它们更值得捍卫的，是人的操守、信念和价值观。
为了捍卫他心目中的君臣大义，尧君素宁可用自己的生命献祭。
对今天的我们来讲，这似乎是一种典型的愚忠——一种毫无意义、不可救药的愚忠！
可是，就像我们不能以尧君素的“君臣大义”去要求并责备屈突通一样，我们也不能用“识时务者为俊杰”的标准来评价尧君素。
当然，像尧君素这样为一个不得人心、大势已去的旧王朝殉葬的做法固然不值得效仿，但是他勇于捍卫信念的这种精神本身却值得我们崇敬和仰望。
毕竟他的心中有一种高于富贵和生命的东西。其实不管这样的东西是什么，只要有这样的东西在，人性的高贵与尊严就能在苦难与死亡面前傲然挺立。怕只怕世上的人们丧失了这样的东西，并且还以丧失这样的东西为荣。
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说尧君素是一个旧王朝的殉葬品，还不如说他是自身信念的殉道者。这种人，不应该被历史遗忘。
大业十三年最后的那些日子，李渊的势力在急剧扩张。南面的巴蜀地区已经完全归附，而刘文静向关东（潼关以东）进军也大有斩获，短短时间内，弘农（今河南灵宝市）、新安（今河南新安县）以西的土地城邑全部纳入了李渊的势力范围。
大业十四年正月初一，隋恭帝杨侑下诏：唐王李渊可以“剑履上殿、赞拜不名”。这就是说，从此李渊上殿不需要解下佩剑，不需要脱靴，奏事时无须由侍臣唱名。中国历代权臣都曾经拥有过这种特权，远的不说，隋文帝杨坚在篡周前夕也享受过这样的待遇。
在新年的第一天，李渊被授予了这种特权，这似乎表明李渊已经向不远处的那个皇帝宝座又迈进了一步，同时也等于向天下人发布了一则政治预告——隋王朝寿终正寝的日子为期不远了。
正月二十二日，李渊任命世子李建成为左元帅，秦公李世民为右元帅，率诸路兵马十余万人进军东都。二月初四，李渊再命太常卿郑元璹进军南阳郡（今河南邓州市），命左领军司马马元规进军安陆郡（今湖北安陆市）及荆襄地区。
大业十四年的日历刚刚掀开，正在热火朝天竞逐隋鹿的四方群雄便不约而同地感觉到，一个最强劲的对手出现了！
他的实力之雄厚，声势之浩大，发展之迅猛，让所有参与逐鹿的选手都暗暗捏了一把汗。
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个问题——
下一个出局者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