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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阳起兵的历史真相（下）
通过近年来诸多中外学者对这一事件相关史料的重新研究，晋阳起兵的真相已经得到了澄清。海外的研究人员普遍认为：“有些重要情况可能是在唐太宗统治时期因太宗本人的坚持而编造出来的……根据从前被忽视的唐代初年的史料《大唐创业起居注》，历史学家已经能对唐朝创立史的传统说法中某些偏见和歪曲之处作出订正。”（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
国内的一些学者也认为：“由于官修史籍的不真实，晋阳起兵的内幕几乎被掩盖了。突出地颂扬李世民，而其他人则黯然失色，或者被埋没，或者被歪曲……同时，旧史籍里还塞进了一些虚构的情节，渲染李渊的荒淫无能，以衬托李世民的功德兼隆。”（赵克尧、许道勋《唐太宗传》）
新的研究结论指出，李世民在晋阳首义和唐朝创建的过程中并不像旧史籍所塑造的那么英明神武和居功至伟，而李渊也并不像旧史籍所描述的那么猥琐不堪。相反，“李渊此人雄才大略，读太原起兵时记室参军温大雅所记《大唐创业起居注》可知。从隋大业十三年太原起兵到武德九年玄武门之变以前，李渊一直是最高决策者和全局指挥者……只因玄武门之变后李渊的政权为李世民所夺取……贞观朝纂修《高祖实录》就把太原起兵说成李世民所主谋，统一天下也几乎全是李世民的功劳，李渊被诬为坐享其成”（黄永年《唐史十二讲》）。
事实表明，李世民很可能在贞观年间对相关“实录”的修纂工作进行了干预，从而篡改了某些重大的历史事实。而后来编修的国史以及承用国史的两《唐书》，包括更后出的《资治通鉴》皆因袭而不改，致使晋阳起兵和唐朝创立史的部分真相从此湮没不彰。
在众多学者的研究中，基本上都提到了初唐的一份重要史料——《大唐创业起居注》。
该书的作者温大雅是太原人，史称其“少好学，以才辩知名”，曾任隋东宫学士、长安县尉，后因父忧去职，回晋阳闲居，见天下大乱而不求仕进。李渊到太原后，和他成为朋友，并慕其文名而“甚礼之”。李渊起兵后，温大雅被任命为大将军府记室参军，“专掌文翰”（《旧唐书·温大雅传》）。
很显然，由这样一位晋阳起兵的亲历者所撰写的史料，其真实性肯定要远远大于唐朝建国后的那些官修正史。所以《剑桥中国隋唐史》称他为“唐朝建立的目击者”。
那么，这位历史现场的目击者到底都目击了一些什么呢？
前文说过，其实早在大业九年，李渊就已经有了起兵叛隋、建立帝业的念头，所以他才会在涿郡与杨广近臣宇文士及进行密谋，只是后来因时机尚未成熟而暂时隐忍。所以根据温大雅的记载，大业十二年，当李渊以安抚大使的身份进驻太原时，他才会“私喜此行，以为天授”。
大业十三年正月，李渊因兵败遭到免职处分并就地拘押。其实这个时候李渊就已经下定起兵的决心了。之所以没有发动，只是因为李建成和李元吉尚在河东，李渊投鼠忌器而已。按《起居注》记载，其实当时并不是李世民苦口婆心劝说李渊，反而是李渊主动对李世民说：“隋历将尽，吾家继膺符命，不早起兵者，顾尔兄弟未集耳。今遭羑里（古地名，今河南汤阴县北，为殷纣王囚周文王处）之厄，尔昆季须会盟津之师，不得同受孥戮、家破身亡，为英雄所笑。”
很显然，此时的李渊头脑非常清醒，他本来是想等三个儿子齐集太原后再起事，不料却突然遭到囚禁，所以他告诫李世民：如果情况没有好转，那么他们三兄弟就必须迅速集结、立刻起兵，不能坐以待毙，遭天下英雄耻笑。
所以当后来隋炀帝又赦免他时，李渊便对李世民说：“当见机而作！”随后立即行动起来，命李建成“于河东潜结英俊”，命李世民“于晋阳密招豪友”，积极建立起义的核心力量。
但是直到此刻，李渊还是没有动手。
因为他身边安插着两颗钉子——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
他们是隋炀帝杨广特意安插在李渊身边的两名亲信，目的就是监视和制约他。
李渊虽然是封疆大吏，但是日常能够调动的兵力也极为有限。按照隋制，原则上只有皇帝本人才有招募和调遣军队的权力，地方官吏如果擅自发兵千人以上，就要被处以死罪。所以李渊要想拥有足够的兵力起事，就必须获得王威和高君雅的支持，且必须有充足的理由征兵。但是，王威和高君雅都是对隋室忠心耿耿的人，要拉他们入伙几乎是不可能的，弄不好就会功亏一篑、引火烧身，所以李渊绝不能冒这个险。
如何才能获得充足的理由征兵并取得王威和高君雅的支持呢？
李渊一直在焦灼地等待机会。
大业十三年二月，马邑军官刘武周突然发动兵变，杀了太守王仁恭，占据郡城，自立为定杨天子。李渊笑了。
这真是天赐良机。他私下对王威和高君雅说：“武周虽无所能，却敢僭称尊号。万一他占据汾阳行宫，而我等又不能将其剪除，此乃灭族之罪啊！”王、高二人也觉得此事非同小可。汾阳行宫所在的楼烦郡（今山西静乐县）与马邑郡相邻，里面不但储积了无数钱帛，而且住着很多宫女，很可能成为刘武周的下一个攻击目标。所以他们极力要求李渊赶紧征兵，以讨伐刘武周。
李渊心中暗笑。他知道王威和高君雅急了，可他不急。他慢条斯理地说：“再观察观察吧，通知楼烦稍作防备就可以了，我们要以静制动，以免自扰军心。”三月中旬，刘武周果然攻破楼烦，并袭取汾阳行宫，将其中的宫女悉数俘获，献给了东突厥的始毕可汗。王威和高君雅大为震恐。下一步，刘武周的兵锋绝对是直指太原了。
可李渊依旧气定神闲。他召集众文武将官说：“命士兵戒严，加强城池布防，拨粮赈济流民。这三件事如今废一不可，其他的事情，就看诸位的了。”
早已急不可耐的王威和高君雅立刻拜请说：“今日太原士庶之命，悬在明公。公若推辞，谁能担此大任？”
李渊知道，现在招募和调遣军队的理由已经非常充分了，而且王、高等人的心情都比他更为迫切，只等着他一声令下了。可李渊仍旧面露难色，说：“朝廷有令，将帅出征，一举一动都要向朝廷禀报，接受朝廷节制。眼下贼兵在几百里内，江都却在三千里外，加上道路险阻，一路上又有其他贼兵据守，一来一往，不知要到什么时候。率领这支事事要听从遥控指挥的军队，抵御狡黠诡诈、来势凶猛的贼兵，就像是叫书生去扑火，能扑得灭吗？诸公皆为国之藩篱，应当同心协力，以除国难。大家都是为了报效朝廷，最好不要相互猜疑。我今天之所以召集诸位，是想商议一个最妥善的办法，并不是消极怯战、推卸责任。”
王威等人连忙说：“公之文韬武略，远近皆知，并且兼具国亲和贤臣的身份，应当与国家休戚与共。如果事事奏报，如何应付突发事变？只要是为了讨伐叛贼，专擅行事亦无不可！”
要的就是这句话。李渊心头掠过一阵狂喜。可他脸上却装出一副无奈之状，勉强同意了王、高等人的请求，下令征兵。
命令一下，旬日之间便募集了近万人，这支队伍很快就将成为晋阳起兵的主力军。李渊命他们驻扎在兴国寺，私下对李世民说：“纪纲三千，足成霸业！处之‘兴国’，可谓嘉名。”同时分别遣使至河东和长安，催促李建成兄弟和女婿柴绍迅速前来太原集结。
万事俱备。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如何收拾王威和高君雅了。
然而，王威和高君雅也不是等闲之辈——能成为皇帝亲信并接受特别任务的人绝不会是笨蛋。
李渊的举动已经引起了他们的强烈怀疑。
因为李渊把招募来的军队分派给了三个人：李世民、长孙顺德和刘弘基。李世民是李渊的儿子，没什么好说的。问题出在后面这两个人身上。他们是什么人？他们都是逃避兵役的罪犯啊！早就应该处决了。本来没有告发他们就算是很给李渊面子了，现在李渊居然把军队交到这种逃犯手上，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李渊到底想干什么？
王、高二人打算逮捕长孙顺德和刘弘基，以防生变。可他们的想法马上被一个人劝阻了。
他就是武士彟。
武士彟说：“这两个人都是唐公的座上宾，如果你们一定要动手，恐怕会激起事变。”王、高二人想想也有道理。如今刘武周和突厥人虎视眈眈，倘若这时候引发内讧，对谁都没有好处。于是他们只好暂时按捺下来。几天后，又有一个叫田德平的军官准备建议王威和高君雅调查李渊募兵的内情。武士彟知道后，又制止他说：“剿匪的军队全部隶属于唐公，王威和高君雅虽然挂着副留守的头衔，手中却没有实权，有什么能力调查！”田德平只好作罢。
可是随着局势的发展，王威和高君雅越来越觉得不对劲了。李渊的一举一动都让他们满腹狐疑并且心惊胆战。他们觉得李渊很可能要发动叛乱！王威和高君雅最后横下一条心，决定先下手为强。
由于当时的太原多日不雨，王、高二人就提出要在晋阳城南五十里处的晋祠举行祈雨大会，请李渊主持，准备在会上伺机将李渊干掉。
与此同时，李渊也一直在想办法解决王威和高君雅。双方都在暗中磨刀霍霍，是你死还是我亡，就看谁的出手更快了。
千钧一发之际，一个名叫刘世龙的当地乡长秘密来到李渊府上，把王威和高君雅准备在晋祠祈雨时动手的消息告诉了李渊。
刘世龙平日与高君雅颇有往来，所以他的消息应该是可靠的。李渊当即与李世民、刘文静等人紧急制订了一个行动方案。
大业十三年五月十四日夜，李渊命李世民和长孙顺德率领五百名士兵埋伏在晋阳宫城的东门。十五日晨，李渊召集王威和高君雅在宫城中的办公厅议事。众人刚刚坐定，刘文静就领着开阳府（禁军征兵府）司马刘政会来到厅前。刘政会的手里拿着一道诉状，大声禀报有事要奏。李渊示意王威和高君雅去接诉状，刘政会却说：“我要告的人正是两位副留守，只有唐公可以看！”
王威和高君雅猝不及防，顿时大惊失色。
李渊也装出一脸的惊诧，说：“怎么会有这种事？”接过诉状一看，立刻高声宣布：“王威与高君雅暗中勾结突厥，准备里应外合进攻太原。”
直到这一刻，王威和高君雅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高君雅一下就跳了起来，卷起袖子破口大骂：“这是有人要造反，故意陷害我们！”
可是，一切都由不得他们了。此刻李世民的士兵早已控制了宫城外的所有重要路口，王威和高君雅已经毋庸置疑地成了瓮中之鳖。刘文静、长孙顺德、刘弘基等人迅速冲上来，将王、高二人当场逮捕，关进了监狱。
至此，所有准备工作全部就绪。与此同时，李建成、李元吉、柴绍等人也正在马不停蹄地向太原赶来。李渊再也没有顾虑了，只要李建成等人一到，晋阳起兵的历史大幕就会轰然拉开。
这就是晋阳起兵的动因和真相。
根据温大雅的记载，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李渊绝非胸无大志、庸庸碌碌之人，而是“素怀济世之略，有经纶天下之心”（《大唐创业起居注》），并且是一位“勇敢的领袖、刚烈的对手和足智多谋的战略家”（《剑桥中国隋唐史》）。
也就是说，晋阳起兵的首谋之人，包括整个过程的组织者和全局总指挥，正是李渊本人。
但是在肯定李渊的同时，我们却不能轻易抹杀李世民在这次起义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虽然贞观史臣出于人所共知的原因美化了李世民，夸大了他的功绩，可我们在还原历史真相的时候却不宜矫枉过正。应该说，从“密招豪友”建立核心力量，到募集义兵组建军队，再到“伏兵晋阳宫”控制王威和高君雅，李世民在整个起兵过程中的表现都是可圈可点的。起码相对于来不及参加晋阳起兵的李建成和李元吉来说，李世民的首义之功就是他们无法相比的。此外，李世民所表现出的年轻人特有的锐气和进取精神，也恰与李渊老成持重、顾全大局的性格形成一种微妙的互补。
按照王夫之的说法，李世民的表现是“勇于有为”，而李渊的表现则是“坚忍自持”（《读〈通鉴〉论》卷二十）。
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正是由于李渊父子在起兵叛隋、缔造大业的进程中既能保持战略思想上的一致，又有性格和行为方式上的互补，才能确保起兵的成功，并迅速崛起于群雄之间，最终开创大唐王朝。
在钢丝上跳舞：李渊的崛起
李渊虽然以“勾结突厥”的指控逮捕了王威和高君雅，但是，任何指控都是需要证据的。李渊的证据在哪里呢？
李建成等人还在路上，所以李渊还不敢正式起兵。在此情况下，如果李渊始终拿不出证据，很可能会引起人们的怀疑，导致兴师举义之事节外生枝。
让李渊料想不到的是，在这个紧张而微妙的时刻，老天爷居然帮了他一个大忙。
准确地说，是突厥人帮了他大忙。
大业十三年五月十七日，也就是李渊逮捕王、高二人的两天之后，数万突厥骑兵突然呼啸南下，以闪电速度对晋阳城发动了一场奇袭。
由于晋阳守兵猝不及防，突厥人得以迅速突破外城，在北门与东门之间纵横驱驰，如入无人之境。面对来势汹汹的突厥骑兵，李渊喜忧参半。喜的是自己随口栽在王威和高君雅头上的罪名居然出人意料地坐实了，而今铁证如山，王、高二人就算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忧的是自己尚未举事便有强敌来犯，如果与他们开战，自己刚刚募集的这支军队就会被消耗掉。万一把老本赔光，还拿什么起兵？
情急之下，李渊决定唱一出空城计。
他一边命裴寂、刘文静等人在宫城（内城）各门暗中布防，一边下令将所有城门全部打开，将城头上的旗帜全部撤下来，同时严禁城墙上的士兵探头外看，严禁发出半点声响。
正在来回驱驰、耀武扬威的突厥人瞬间全都静了下来。
因为他们看见晋阳宫的城门居然朝他们完全洞开，而且城头上看不见一名隋军士兵，整座宫城悄无声息，寂静得让人头皮发麻。
突厥人不敢贸然进攻内城，也不甘心就此离去，于是一边在外城继续劫掠，一边仍旧对内城虎视眈眈。
李渊登上东南城楼，发现突厥兵虽然人多势众，但是往来驰骋、人员分散，于是命部将王康达等人率一千余人潜行至外城北门处设伏，准备袭击突厥散兵。一方面劫掠一些马匹，一方面做一些战略试探。
但是王康达的行动失败了。他们刚一动手就被突厥兵团团包围，一千多人大部分战死，王康达阵亡，只有一百多人逃了回来。军民顿时大为恐惧，于是把怨气全都集中到“勾结突厥”的王威和高君雅身上。李渊顺势将王、高二人当众斩首，既平息众怒，又彻底根除了这两个心腹之患。
城中的军队本来就不多，现在又损失了一千人，看来硬打是不行了，而且这出空城计也唱不了多久。李渊随即又设下一个疑兵计，命部队在夜色掩护下潜出城外，然后第二天凌晨再旌旗招展、钲鼓齐鸣地从另一个方向进城。
突厥人一看就慌神了，看上去这是一支援兵，而且人数还不少！满腹狐疑的突厥人又逗留了两天，却一直不敢进攻，最终在外城饱掠一番后引兵北去。
晋阳虽然暂时解围了，但是对即将起兵的李渊来说，北方的突厥人始终是他背后的一个巨大威胁。万一他挥师长安，突厥人趁势进犯太原，那无疑会使他陷入腹背受敌、进退失据的困境。所以，必须暂时向突厥人低头，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
李渊亲自给始毕可汗写了一封词义谦恭的信，说：“当今隋国丧乱，苍生困穷，若不救济，终为上天所责。我今大举义兵，欲安定天下，远迎君上还都，恢复与突厥和亲，就像开皇时代一样。如果能与我一同出兵南下，希望不要侵害百姓，金钱玉帛，皆为可汗所有；如果因为路途遥远不能南下，只愿和亲，也可坐享丰厚的财物。该怎么做，任凭可汗选择。”
写完后，李渊在信封上用了“某某启”的字样，以示谦卑。负责送信的官员看了那个“启”字觉得很不舒服，建议多给突厥人送一些财物，然后把“启”改为“书”。
李渊听了，大笑说：“这事你就不懂了，古人云：‘屈于一人之下，伸于万人之上！’况且‘启’字又不值钱，你连钱都舍得多给，还舍不得这一个字吗？”
东突厥的始毕可汗见信大喜。对他来讲，马邑的刘武周、朔方的梁师都、蒲城的郭子和都已经归附他了，如今太原留守李渊再来投靠，这就意味着隋帝国北部边境的军事重镇都已经向他豁然洞开了。日后一旦举兵南下，岂不是一路畅通无阻，如入无人之境了吗？
始毕可汗立刻给李渊回了一封信，表示全力支持他，可以给他提供士兵和战马，但条件是让他像刘武周等人那样自称天子，公开反隋。其实也就是让李渊向突厥称臣，成为突厥人的附庸。收到回信后，李渊的左右都很高兴，唯独李渊不以为然。他并不是不想获得突厥的支持，而是不想这么早就即位称尊，公然与隋朝决裂。
他的政治智慧告诉他——现在打着“尊隋”的旗号要远比“反隋”的旗号更安全，也更有利。
因为在胜败未卜、天下大势尚不明朗的情况下，“尊隋”要比“反隋”能获得更多闪转腾挪的余地和空间，而过早僭位称尊就会背负乱臣贼子的骂名，更会成为众矢之的。此外，李渊也不愿意像刘武周他们那样接受突厥的所谓“天子”册封，公开成为突厥人的附庸。道理很简单，与突厥人的合作本来就是迫于时势，不得已而为之的，或者说是只能一夕不能长久的。说白了，这是各取所需的政治一夜情。既然是一夜情，又怎么能大张旗鼓、广而告之呢？再说了，最起码在名义上，在现阶段，李渊仍旧倾向于把自己定位在隋朝的国戚和重臣的角色上。这样既不会过度伤害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道义感，又能为自己的叛隋起兵抹上一层“匡扶社稷、安定天下”的政治保护色，并且为壮大自身的实力赢得更多宝贵的时间。
有鉴于此，李渊认为自己目前最恰当的姿态应该是在隋朝与突厥之间取得某种微妙的平衡，既不与隋朝决裂，也不与突厥为敌。
换句话说，他必须在隋王朝与突厥人之间走钢丝。
而且还要在钢丝上跳舞。
裴寂和刘文静等人看见李渊迟迟不答复突厥人，万分焦急地说：“而今士众已全部集结，最缺的就是战马。胡人的士兵我们不一定需要，但是胡人的马却不能不要。您如果迟迟不接受他们的条件，恐怕他们会反悔。”
李渊依旧不同意，说：“你们再想一个折中的办法。”
六月初，李建成、李元吉和柴绍终于抵达太原。裴寂与李建成、李世民等人商议之后，一起向李渊提出了一个在钢丝上跳舞的办法：“废皇帝而立代王，兴义兵以檄郡县，改旗帜以示突厥。”如此则“师出有名，以辑夷夏”（《大唐创业起居注》）。
李渊笑了。
首先，宣布废黜杨广，拥立长安留守、年幼的代王杨侑。这样既能顺应天意人心，还能抢占政治制高点，挟天子以令诸侯，为造反披上一件正义与合法性的外衣。其次，有了这件美丽的外衣，就能堂而皇之地传檄天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缔结一个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争取不战而屈人之兵，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佳的结果。最后，为了获得突厥人在政治和军事上的支持，不妨在军队的旗帜上改用突厥人所用的白色，以此向突厥示好。
很显然，这是一套既务实又灵活，既不偏不倚又左右逢源的师出有名的起兵方案。李渊几乎原封不动地接受了。
他只修改了其中一个小小的细节。在军旗的颜色上，李渊既没有使用隋朝的红色，也没有使用突厥的白色，而是使用红白相间的双色。
在钢丝上跳舞！
李渊决定将这个政治理念贯彻到底。
大业十三年六月初五，在经历了一连串惊险和曲折之后，以李渊为首的这个政治军事集团终于在太原正式起兵。
隋亡唐兴的历史大幕就此拉开。李渊的战略目标非常明确，就是隋帝国的政治心脏——西京长安。要进军长安，首先必须攻克西河郡。
李渊把这个首战的重任交给了李建成和李世民兄弟，他说：“你们年轻，未经历练，先以此郡看你们的表现和作为，现在所有人的眼睛都看着你们，自己努力吧！”说完李渊又下了一道命令：除了往返路程之外，只给你们三天军粮。
这就是说——如果李建成和李世民在三天内拿不下西河，就意味着失败。
对初出茅庐的李氏兄弟来说，这绝对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而且更要命的是，他们率领的是一群根本没有经过训练的新兵。
然而，李建成和李世民还是信心百倍地上路了。一路上，他们与士卒同甘共苦，一发现敌情立刻挺身在前；士兵凡有盗窃乡民菜蔬瓜果的，他们就找到主人，给予赔偿，而且并不责罚偷盗的士兵；沿途凡是有父老贡献食物，他们一律与部众分享，从不独自享用；要是有人特别殷勤地送上牛酒等物，他们则婉拒说：“此隋法也，吾不敢。”
凭着这种廉洁自律和宽仁待众的作风，年轻的李氏兄弟迅速赢得了部众的拥戴，并赢得了远近百姓的心。
“义师”的风范和声誉立即传播开来，并且传播的速度比他们行军的速度还快，马上就落进西河官民的耳中，所以守城的隋军官兵毫无斗志，唯独郡丞高德儒企图据城顽抗。六月初十，义军兵临西河城下，云梯刚刚架上城头，士气高涨的士兵就蜂拥而上，不费吹灰之力就攻克了城池，逮捕了郡丞高德儒。
李氏兄弟当即将高德儒斩首，此外不杀一人，对西河官民秋毫无犯，让百姓各安其业。
初出茅庐的李氏兄弟不负众望，几乎是兵不血刃地拿下了西河郡，轻而易举地完成了他们军事生涯的处女作，同时也在开创李唐江山的征程上迈出了漂亮的第一步。
军队凯旋后，屈指一算，前后仅历时九天。李渊大喜过望地说：“如此用兵，足以横行天下了！”
首战告捷。李渊更加坚定了“南下关中、西取长安”的决心。
西河平定后，李渊随即开仓赈粮，远近各地的青壮年纷纷来附，每天有数以千计的人加入义军，很快部众便增至数万人。随后裴寂又打开晋阳宫的府库，献上米九万斛、彩帛五万匹、甲四十万领，以供军用。
人马、物资、粮饷都已齐备，李渊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给自己一个恰当的名分，同时也给所有追随他的人一个合适的名分。
对于现在李渊集团的每一个人来说，名分太重要了。有一个新名分，就意味着他们将与过去的人生彻底告别，与旧王朝一刀两断，从此拥有一个崭新起点，并且在即将来临的新王朝中拥有属于自己的位置。
大业十三年六月十四日，唐国公李渊自立为大将军，并开设大将军府，以裴寂为长史，刘文静为司马，唐俭和温大雅为记室，武士彟为铠曹，殷开山为户曹，长孙顺德、刘弘基等人为左右统军；同时以李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统率左三军；以李世民为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统率右三军；以柴绍为右领军府长史……
这就是李渊开创大唐王朝最初的政治和军事班底。
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就在这一刻选择了相同的历史使命，并且攒成了一个铁拳。
它能顺利地挥向长安，对旧王朝的心脏实施致命一击吗？
天才政治家：李渊的慷慨
大业十三年六月十八日，突厥大臣康鞘利奉始毕可汗之命来到了太原。除了带来可汗的慰问信外，他还带来了一千匹战马。
太原官兵顿时兴奋得两眼放光。
不过他们很快就兴奋不起来了。
因为这些马不是白送的，它们是康鞘利专程拉来卖的。
这情形跟我们今天的国际事务有些类似。世界上每一个战火纷飞的热点地区通常都有一些政治大国在台前幕后积极活动。表面上他们都宣称是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时不时还会敦促联合国粮食计划署给战争中的难民发放点粮食什么的，可他们热心掺和的目的无非是两个：一、扩大本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谋求政治利益；二、暗中兜售军火，牟取经济利益。
因为政治大国通常也是武器大国，所以每一个热点地区都是他们求之不得的军火市场。
现在康鞘利就是来兜售军火的。在冷兵器时代，突厥的战马无疑就是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斗机。
看着这些身形彪悍的“战斗机”，李渊的双眼也不能不放光。
但是这批货的价格实在高昂，要全部买下需要一笔巨款。
这笔钱李渊当然有，要全部买下不是问题。
可李渊不干。
因为以后花钱的地方还很多，李渊不想让自己的钱都变成突厥人的利润。
为此他想了一个办法——赊欠。
这在我们今天就叫分期付款、信贷消费。李渊只挑了其中最健硕的五百匹，把钱付了，然后对康鞘利做出一副囊中羞涩之状。他手下的官兵见状，以为唐公缺军费，纷纷要求自掏腰包把剩下的五百匹马也买下来。李渊笑着冲他们摆摆手，私下说：“胡人的马很多，而且贪得无厌，我们买完一批，他们还会拉来一批，你们买得完吗？我之所以只要一半，一方面是向他们表明手头紧，再一个是不让他们觉得我们的需求很迫切。你们放心好了，那五百匹我也要，只不过不付现钱，而是用赊欠的办法，不用你们花钱。”官兵们恍然大悟。
营业额只完成了50%，康鞘利犯难了：难道还要把这剩下的五百匹马千里迢迢地拉回去不成？那不仅麻烦死了，而且回去还会遭人耻笑。康鞘利犹豫了好几天，最后只好让李渊用首付五成、尾款赊欠的办法把一千匹马全都留了下来。
李渊心中暗笑，说是先付一半、尾款赊欠，其实尾款最后肯定是不了了之的。这真是一笔好买卖！
这一年六月底，李渊的麾下已经兵强马壮，随时可以举兵南下了。
可在南下之前，李渊必须确保大后方的安全，也就是防止突厥人和刘武周乘虚进攻太原。为此，李渊特意派遣刘文静出使突厥，表面上的目的是请求突厥给予军事上的支持，实际上是观察突厥人的态度和动向，同时防范和牵制刘武周。刘文静行前，李渊特意叮嘱他：“胡骑进入中国，对百姓是一大祸患。我之所以要向突厥借兵，用意就是防止刘武周为患边境。所以你要记住，与突厥联兵只是虚张声势而已，只要几百人就足够了，多了没用。”
刘文静心领神会——与突厥联合只是为了稳住他们，而不是真要倚重他们！
为了达到稳住突厥人的目的，刘文静抵达突厥王庭后，就给始毕可汗开出了非常有利的合作条件，他说：“一旦贵军协助我军进入长安，民众土地归唐公，金银玉帛归突厥。”
始毕可汗大喜。
这真是一笔好买卖啊！只要给李渊区区几百人就能换取长安的大量财富，突厥人何乐而不为呢？
始毕可汗当即遣使告诉李渊：这交易成了！他的兵已经上路了！很显然，李渊和刘文静是在“慷他人之慨”。因为长安的财富并不属于李渊，而是属于杨广。
但是这并不妨碍李渊把它当成一张空头支票开出去。
能不能兑现不知道，反正先开了再说。
后顾之忧都已解除，李渊终于可以全力南下了。
大业十三年七月初四，李渊任命李元吉为镇北将军、太原留守，把军政大权全部交给这个小儿子，让他镇守后方根据地。初五，李渊在晋阳誓师，发布了声讨隋炀帝杨广的檄文，同时传檄四方郡县。李渊在檄文中痛斥杨广，说他“饰非好佞，拒谏信谗”“巡幸无度，穷兵极武”，才落入“亲离众叛”的境地，并且导致“十分天下，九为盗贼”的可怕局面。最后李渊宣布，自己身为“典骁卫之禁兵、守封唐之大宇”的社稷重臣，目睹“四海波振而冰泮，五岳尘飞而土崩”的危亡之局，不得不“举勤王之师”，“废昏立明”，拥立杨广的孙子、时年十三岁的代王杨侑为帝，然后“放后主（杨广）于江都，复先帝（杨坚）之鸿绩”（《大唐创业起居注》）。
同日，李渊亲率三万精兵从晋阳出发，正式踏上帝业的征程。
李渊于初八抵达西河郡。一到西河，李渊马上就做了一件他认为最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收拾人心。
他一边慰劳百姓，一边给老百姓大举封官。据史书记载，李渊这天总共封了一千多个官。这也许是他一生中封官最多的一天，直到他后来当上皇帝，直接任命的官员全部加起来恐怕也没这天多。
这一天，李渊首先给当地所有七十岁以上的老人都封了散官，亦即有官称无官权的荣誉官职。接下来，李渊又不辞辛劳地给所有蜂拥而来的青年才俊一一封官。
凭什么知道他们是青年才俊，不是鸡鸣狗盗之徒呢？
据说李渊的办法是口询，也就是亲自面试。他一边询问对方有什么能力，一边大笔一挥，就在一张纸上写下与他能力相应的官职名称，然后这个人就算当官了。换句话说，只要你不是弱智或哑巴，能够随口说出你有什么才干，你就能获得相应的官职。所以一天下来，这座小小的西河城就有了一千多个大大小小的官员。
所有人都乐坏了，从来没想到当官这么容易啊！
所以这一天西河城的气氛热闹非常，个个欢天喜地，笑逐颜开。那一千多个青年才俊捧着那张轻飘飘的任命状回家后，估计很是自豪了一把，在人前人后肯定也没少得瑟。
用一千多张字条就收买了西河全城的心，李渊此举可谓高明。说白了，他无非是开了一千多张空头支票。再说得难听点，这又是慷他人之慨！要知道，大业十三年还是隋朝的年号，李渊自己尊奉的也仍然是隋朝的正朔，此时的西河郡虽然被李渊占领，可原则上还是隋朝的天下，所以——李渊封的理所当然都是隋朝的官。
不久后，义军相继占领霍邑、临汾等郡，每到一地，李渊皆如法炮制。左右忍不住规劝李渊：“会不会封官太滥了？”李渊的回答是：“隋朝廷就是太吝啬官爵，所以失去人心，我们何必效法？再说了，用官位收拾人心，岂不比用刀枪更好？”
九百年后，西方的马基雅维利说：“如果你正在夺取王权，那么，被人誉为慷慨是十分有利的……对于那些既不是你的东西，也不是你的老百姓的东西，你尽可以做一个很阔绰的施主……你慷他人之慨，只会为你增添名声，而不会对你的名声造成损毁。”（《君主论》）
很显然，在这一点上，马基雅维利绝对是李渊跨越时空的知音。
七月十四日，李渊率军进驻贾胡堡（今山西汾西县北）。此堡南面五十多里处，就是隋虎牙郎将宋老生重兵据守的霍邑（今山西霍州市）。在霍邑后面，则有隋朝名将、左武候大将军屈突通于黄河东岸的河东郡（今山西永济市）严阵以待，并与宋老生遥相呼应。
李渊父子和将士们都很清楚，摆在面前的将是一场真正的考验。
打霍邑绝对不可能像打西河那么轻松。
所以一贯谨慎的李渊并没有急于发动进攻。正巧又连续多日天降大雨，不利于攻城作战，李渊就趁这个间隙补充给养，命人回太原押运一个月的粮草过来。在等待雨停的这些日子，李渊并没有歇着，他对自己当前面对的战略形势作了一个综合的判断。
然后李渊想到了一个人。
一个牛人。
一个在当时的割据群雄中风头最健的义军领袖。
他就是李密。
李渊知道自己如果要顺利地西进关中，就必须稳住潼关东面的李密，就像从太原南下之前必须先稳住北方的突厥人一样。
为此李渊试探性地给李密写了一封信。
他知道李密这个牛人向来自视甚高，所以他已经想好了对付李密的办法。
果然，李密很快就回了一封牛皮烘烘的信。信中说：“我与兄虽不是同支，却是李姓同宗。我知道自己实力不够，只是承蒙四海英雄厚爱，推为盟主，希望你能从旁辅助，让我们同心协力，执子婴（杨侑）于咸阳，杀商辛（杨广）于牧野，岂不是好事一桩？”言下之意，你打你的西京，我打我的洛阳，咱井水不犯河水！
他还在信中补充说：“如果要签一份互不侵犯条约也可以，那你只能带几千步骑，亲自到河内郡（今河南沁阳市）来，你我当面缔结盟约。”
李渊见信大喜，李密的反应正是他最想得到的结果。他笑着对左右说：“李密自我膨胀，以老大自居。我正要全力进取关中，如果马上跟他决裂，那是多树了一个敌人，不如态度谦卑，拍拍他的马屁，让他更骄傲一点，帮我们把守虎牢的关隘、拖住东都的军队，让我们专心西征。等我们平定了关中，据守险要，养精蓄锐，观鹬蚌相争，收渔人之利，到时候再收拾他也为时不晚！”
李渊马上命温大雅回了一封信，说：“当今天下大乱，需要一位共主。这个人除了你，还能有谁？老夫已年过半百，志不在此，但我很高兴能拥戴老弟，攀龙鳞，附凤翼，希望老弟早应图谶，安定万民！你是盟主，但愿你看在我们同宗的分上，依旧把我封在陶唐故地，这样我就很满足了。”
李密见信，骄矜之情溢于言表，让人把信拿给将领们传阅，说：“连唐公都如此推举我，看来天下指日可定啊！”
李密从此对李渊大生好感，双方信函往来十分频繁。
李渊笑了。
就在这鸿雁往返、笔墨往来之间，他已经用廉价的糖衣炮弹成功消除了一个潜在的劲敌。或者说，成功地化敌为友了。
真正的高手往往是低调的，而且从不吝啬给别人戴高帽。
真正的政治家也往往是慷慨的，从不吝啬给人们开空头支票。
李渊就是这样的高手和政治家。
而无论是高帽还是空头支票，都具有一个相同的特征——廉价。
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古往今来的高手和政治家们都很善于把老子的这个哲学思想运用到实践当中，并且有所深化。他们的深化体现在——所“予之”的东西往往是廉价的，譬如高帽和空头支票；而所“取之”的东西则往往价值巨大，甚至无价，譬如人心与天下。
就在人们迷醉于廉价赠品的一瞬间，高手已经收获了人心，政治家已经玩转了天下！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隋末这场群雄逐鹿的生死游戏中，李密之所以快速出局，李渊之所以最终胜出，其原因绝非偶然。就军事能力而言，孰高孰低很难定论；但是在政治上，李密绝对玩不过天才政治家李渊。
走向长安
雨一直下。
从李渊带着军队来到贾胡堡时就始终没有停过。
军营中的粮草快告罄了，太原的补给却迟迟没有到。
出使突厥的刘文静也还没有回来，突厥人许诺的士兵和战马至今未见踪影。
于是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便开始在军营中悄悄流传。消息说——突厥人和刘武周正准备进攻太原。
这是真的吗？
李渊不愿相信它是真的。
可又不敢确定它是假的。
这支离开太原还没打过一场仗的军队，就这么在大雨、粮荒和流言的多重困扰中踯躅不前、人心浮动。连日来，李渊的心情也跟这雨水连绵的天气一样潮湿而阴郁。
最后李渊只好召开一个紧急会议，讨论到底是要打霍邑，还是要回太原。
与会的一些将吏提出了四条必须班师的理由：
一、我们的粮草快完了，而宋老生和屈突通遥相呼应、据险而守，一时半会儿绝对攻不下来。
二、李密虽然口头上说与我们联合，可这到底是不是一个阴谋还很难说。
三、突厥人贪而无信、唯利是图，刘武周历来与其狼狈为奸，所以他们企图进犯太原的消息不可不信。
四、太原是我们唯一的根据地，义兵的家属都在那里，不如先回去保住大本营，然后再从长计议。
此言一出，多数人都投了赞成票。
李渊不置可否，把目光转向一直闷声不响的李建成和李世民，说：“你们意见如何？”
此时此刻，他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两个儿子身上了。因为众位将吏的意见让他有些失望。
诚然，李渊也认为他们的说法有一定道理，万一出师未捷而老巢被占的话，那么后勤补给就会中断，将士们就会丧失斗志，队伍就会陷入进退失据、腹背受敌的困境。这种危险的确是存在的，李渊心里何尝没有相同的担心和顾虑？但是换个角度来看，义军自从大张旗鼓地南下以来，至今未打一仗、未下一城，倘若稍遇挫折就当缩头乌龟，那还奢谈什么平定海内、问鼎天下？到时候不但会遭天下英雄耻笑，而且好不容易凝聚起来的人心和士气也会溃散瓦解、功亏一篑！太原固然重要，可始终龟缩在老巢中就能高枕无忧了吗？恰恰相反，这更危险！因为这么做等于是在向隋朝的军队示弱，向突厥人和刘武周示弱，向四方群雄示弱！到时候这些人四面来攻，太原就能保得住吗？就算勉强保住了，日后还要不要争霸天下？要不要再度出征？如果再度出征，那么来自后方的突厥人和刘武周的威胁不是照样存在吗？除非永远龟缩在太原一隅，否则这个“前进还是后退”的问题就会像一场可怕的梦魇一样永远缠绕在李渊和所有人的心头。
所以，选择后退实际上是在逃避问题，而不是在解决问题。
既然这个问题不可能自动消失，既然前进和后退都存在危险，那么为什么不选择前进、放手一搏呢？
想到这里，李渊实际上决心已定。
但是这些话李渊不能说。
他必须让两个儿子来说。
所幸李建成和李世民没有让李渊失望。他们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四条反对班师的理由：
一、眼下遍地都是庄稼，何必担心断粮？宋老生轻率急躁，一战便可将其生擒。
二、李密一门心思守着东都的大粮仓，一直在与东都军队进行拉锯战，根本无暇做长远的打算。
三、刘武周表面上投靠突厥，背地里却和突厥人互相猜疑，虽然贪图太原，可他更担心自己的老巢马邑被人抄了后路。
四、我们之所以举义，就是为了奋不顾身拯救苍生，先入长安、号令天下！如今遇上小小的挫折就遽然班师，恐怕义军会一朝解体。我们就算困守太原一城之地，到头来还是一小撮盗匪而已，拿什么保命？
最后，李建成和李世民瞟了众人一眼，毫不客气地说：“定业取威，在兹一决！诸人保家爱命，所谓言之者也；儿等捐躯力战，可谓行之者也……雨罢进军，若不杀老生而取霍邑，儿等敢以死谢！”（《大唐创业起居注》）
这是李渊集团内部在军事战略上发生的第一次分歧。
李渊看了看这兄弟俩，又看了看他的一大帮文武将吏。一边两票，一边N票。他最终咬咬牙作出了决定——多数服从少数。
打！
自助者天助之。
或许是李渊父子的坚持最终也感动了上苍，七月二十八日，太原粮草运到。
八月初一，天空放晴。
八月初二，李渊命全军在太阳下曝晒铠甲、武器及其他衣服装备。
八月初三，天色刚亮，李渊率全军开拔，沿着东南山麓的小道直插霍邑。
“如果宋老生拒不出战，你们说该怎么办？”在路上，李渊问李建成和李世民。
兄弟俩胸有成竹地说：“宋老生有勇无谋，我们只要派小股骑兵在城下挑战，他没有理由不出战。假如他仍然固守城池，我们就散布消息，谎称他消极怯战，正暗中准备向我们投降。宋老生担心被同僚告发，不战也得战！”
李渊点点头：“你们的判断没错。宋老生没有趁我们被困于贾胡堡时发动攻击，我就估计这个人没多大能耐了。”
部队迅速进抵霍邑。李渊率数百名骑兵在霍邑东面数里等待步兵主力，李建成和李世民率数十名骑兵驰至霍邑城下，一边扬鞭挥手制造攻城假象，一边高声诟骂，试图激怒宋老生。
有勇无谋的宋老生果然一下就被激怒了，率领三万人分别从东门和南门出击。李渊急命殷开山召集后续的步兵主力进入战场，随后命李建成在城东列阵，命李世民在城南列阵。
为了一战消灭宋老生，防止他逃回城中据守，李渊决定佯装败退，吸引宋老生更远地脱离城池。
宋老生首先对东面的义军发起进攻。李渊与李建成假装受挫，开始往后退却。李世民与部将段志玄立即率骑兵从南面直冲宋老生军阵，攻击他的后面。
双方短兵相接，战斗异常激烈。李世民冲锋在前，一连砍杀数十人，手上的两把刀都砍出了缺口，鲜血溅满了他的衣袖。李世民甩甩袖子，继续作战。
在李世民的冲击下，宋老生的阵势开始散乱。李渊趁机命人在阵前大呼：“宋老生已经被活捉了！”
隋兵闻言斗志全失，瞬间溃散，宋老生不得不转身而逃。李渊率军追至城下，城内守军慌忙紧闭城门，放下一条绳索救宋老生。
宋老生攀上绳索，刚刚爬了几米高，李渊的部将卢君谔就从后面纵身跃起，将他硬生生拽了下来，随即一刀砍下了宋老生的首级。
这一战，隋军的三万人马全军覆没，李渊这边也付出了极大的伤亡。两军的尸体层层堆积在霍邑城外的原野上，一直绵延了好几里。
到了这一天的黄昏时分，略作休整之后，李渊下令军队开始攻城。当时义军还缺少大型的攻城器械，士兵们都是强行攀上城墙，经过一番鏖战，终于将霍邑攻克。
这是李渊南下以来取得的第一场胜利，虽然付出了一定代价，但是极大地鼓舞了士气。进入霍邑后，李渊开始论功行赏。军中负责授勋的官吏提醒他：“奴仆出身的人，似乎不该跟一般战士有同等待遇。”李渊说：“飞石流箭之间，不分谁贵谁贱，为何评定功勋的时候，却要分尊卑等级呢？应该完全平等，有什么功受什么赏！”
攻克霍邑之后，李渊迅速南下，一路势如破竹，八月初八占据临汾郡（今山西临汾市），八月十三日攻克绛郡（今山西新绛县），八月十五日进抵黄河东岸的龙门（今山西河津市）。就在这一天，刘文静和康鞘利也带着五百名突厥士兵和两千匹马赶到了。李渊大喜，对刘文静说：“马多人少，正合我意！”
终于站到黄河岸边了。望着奔腾咆哮的黄河水，李渊心中感慨万千，只要一步跨过黄河，就能进入关中直取长安了。
梦想中的皇皇帝业似乎已经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李渊面前。
就在这个时候，关于下一步的进军路线，军队中再次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
刚刚投奔义军的河东户曹任瑰等人认为：不要攻击屈突通重兵驻守的河东，应该从龙门直接渡过黄河，招降当地义军，同时夺取潼关北面的永丰仓。如此一来，在攻克长安之前就可以把整个关中握于掌心。李渊本人也倾向于这个意见。
但是他手下的多数将领却表示反对。他们认为应该先把河东郡这颗钉子拔掉，再渡河入关，以免后患。
谨慎的李渊决定暂不渡河，先与关中义军取得联络后再作打算。
八月十八日，李渊给当时关中势力最强的义军首领孙华写信进行招抚。六日后，孙华渡河前来晋见。李渊大喜过望，当即任命他为左光禄大夫，封武乡县公，兼冯翊郡（今陕西大荔县）太守。随后命左统军王长谐、右统军刘弘基等人率步骑六千，与孙华一起渡河，在黄河西岸扎营，等待大军主力。
临行前，李渊对王长谐说：“屈突通手下精锐不少，跟我们相距才五十余里，如今却不敢出战，说明他的军心已经动摇。可屈突通担心朝廷责罚，又不敢不出战。他如果渡河攻击你们，我就进攻他的老巢，河东就绝对守不住。如果他据城坚守，你就烧掉河东与黄河西岸连接的索桥（蒲津桥），阻断他的退路，到时候我从前面扼住他的咽喉，你从后面攻击他的背部，定可将其生擒！”
九月初七，屈突通担心腹背受敌，不得不派遣虎牙郎将桑显和率数千精锐骑兵，于深夜渡河，袭击王长谐的军营。王长谐猝不及防，接战失利。危急之时，孙华亲率骑兵前来救援，大破隋军。桑显和仓皇败退，为了阻止义军追击，渡河之后自己烧断了蒲津桥。
九月初十，李渊见时机成熟，遂率领大军将河东城团团围困。
可屈突通毕竟是身经百战的将领，义军多次攻城都被他击退。
李渊意识到这座坚城不可能轻易攻克，遂准备放弃河东，渡河入关，然而裴寂等人却坚决反对。他说：“屈突通手握重兵，固守坚城，就算今天绕开他，万一我们不能攻下长安，撤退时就会遭到河东的阻击，到时候腹背受敌，形势将万分险恶。不如先全力拿下河东，然后西进。河东是长安的门户，屈突通一旦战败，长安城指日可下！”
裴寂等人话音刚落，李世民马上又针锋相对地反驳。他说：“不然。兵贵神速，我们拥有连战连捷的余威和四方来附的部众，如果快速西进，长安必定震恐，很可能在他们来不及作出反应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把城池攻了下来。如果逗留在坚城之下，自陷于疲敝之境，使长安有充分的时间加强防御，而我们自己却白白贻误战机，一旦军心离散，那大事就不可为了！”
这是李渊集团内部在军事战略上发生的第二次分歧。
这一次，李渊既没有完全听从李世民的建议，也没有纯粹采纳裴寂等人的意见，而是双管齐下，兵分两路。
他命令各将领留下来继续围攻河东，而他则与李建成、李世民亲率主力渡河入关。
九月十二日，李渊一进入关中，各地隋朝官吏立刻望风而降，纷纷献出所辖郡县。其中，华阴县令李孝常献出了下辖的永丰仓，极大地满足了义军的粮草和物资需求。此外，京兆府所属各县也纷纷派遣使者来向李渊投降。
九月十六日，李渊抵达朝邑（今陕西大荔县东）。九月十八日，李渊命李建成、刘文静、王长谐等各军进驻永丰仓，并扼守潼关，防备东方可能出现的隋朝援军；同时又命李世民、长孙顺德、刘弘基等各军进攻渭水以北的泾阳、云阳、武功、盩厔（今陕西周至）诸县，从北面对长安包抄。
至此，隋朝的帝京长安已经完全暴露在李渊面前，几乎已成囊中之物。李渊走向帝座的道路只剩下最后一小段了。
尽管李渊进入长安后并没有立即称帝，可毋庸置疑的是，从现在这一刻开始，一切都已经进入倒计时状态了。
短短八个月之后，大唐王朝的一轮旭日就将彻底挣脱黑夜的禁锢，从崩裂的隋朝天空中喷薄而出，照彻寰宇。